第二节 急性间歇紫质症

1974年，法国人邦苏桑（Bensoussan）断定卢梭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紫质症起因于人体紫质（又称卟啉，Porphyria）的代谢异常，紫质借助于特定酶的催化为人体制造血基质，一旦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紫质会在体内积累，因其对身体器官，特别对神经组织有毒性^[23]，患者会出现腹部症状（便秘、呕吐）、神经症状（疼痛、四肢麻痹、说话困难）和精神问题（抑郁、被害妄想）。邦苏桑参考医学研究，兼顾卢梭思想的多面性，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依赖感与对独立生活的渴望，希望得到他人的爱戴与一次次的寻求隐居，对美德的热爱与现实中的无力，爱怜小孩子却丢弃自己的孩子。^[24]邦苏桑重新理解卢梭的身心问题，质疑政治化的解读方式，“他的历史形象与阅读方式有关，也涉及病痛与思想的关系，这是思想界所忽视的”^[25]。

卢梭思想的统一性历来争论不断。1782年，狄德罗在《尼禄与克罗德的统治》（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里批评他言行矛盾。^[26]革命年代，这一问题又被提起，1789年的《卢梭颂歌》将他的矛盾视为天才的标志或写作的新方向，能突破人类精神的限度，“一个人从相反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打破神秘的崇拜，不然哥伦布就不会发现新世界”；1790年的另一篇《卢梭颂歌》却视之为荒谬的尝试。^[27]法国革命后，在关乎国家政治道路的辩论中，这一问题受左右之争的影响，右派思想家丹纳（H. Taine）、法盖（E. Faguet）指责卢梭思想分裂，进而否定以革命改变社会的合理性，而卡西尔（E. Cassirer）努力维护他的思想的一致性，1912年，巴黎高师学者朗松（G. Lanson）在《卢梭研究会年鉴》上为他辩护：

那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进展，受所有外界变化的影响，也受情感波动、外在激励或阻碍所引起的错乱的影响……他是情感化的人，有想象力，又是幻想与欲望的玩偶，自尊心强、爱好享乐、热情浪漫、渴望冒险、抗拒规则、不愿牺牲、行动力不足，能放弃不能争取……坦诚、高傲、腼腆、多疑，对于迟来的上流生活，他既兴奋又不愿忍受。^[28]

根据邦苏桑的研究，卢梭的症状如下（带^*标记的为笔者补充）：

表1-1 卢梭的身体症状^[29]

续表

表1-2 卢梭的神经问题（运动神经、感觉神经、中枢神经和感觉器官及括约肌）^[30]

续表

表1-3 卢梭的精神病症状^[31]

现代医学家沃登斯多姆（Waldenström）统计了急性间歇紫质症发作时各类症状的出现概率，对于诊断卢梭的病有参考意义^[32]：

表1-4 间歇性紫质症发作时各类症状出现概率

邦苏桑的解读并非确定无疑，却是新方式，希腊医生安德鲁斯索斯（Androutsos）据此解释卢梭的尿潴留，加多（Gardou）赞许他以多重证据确诊卢梭的病。^[33]另一方面，邦苏桑的诊断又受质疑。首先，他依据的是杜福尔（Dufour）编辑的《卢梭通信集》，未参考牛津大学《卢梭通信全集》（以下简称《全集》）。^[34]《全集》收编的信件和档案共计8386件，能复原历史场景，杜福尔只收集了4148封信件，关于卢梭的情节有断裂。其次，紫质症患者的尿液在光化学反应后呈红色、紫色、琥珀色或红褐色，卢梭未提及这个问题，所以邦苏桑的诊断缺少直接证据，即检测尿液中是否含有过量的卟啉。^[35]再次，发烧、腹疼、呕吐等并非紫质症所特有，也可能是其他疾病的症状，如酒精中毒、受凉、劳累过度等。^[36]最后，邦苏桑提到卢梭家族成员的存活率：祖父大卫·卢梭二十四岁时娶了苏珊（Suzanne Cartier），生育十四个子女，三儿三女存活。^[37]18世纪婴儿的存活率普遍不高，半数孩子十岁前夭折，所以此类事实不是卢梭母系家族患病的确切证据。

由于论证的缺陷，邦苏桑的结论未获得广泛认同。法兰西学院院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不了解邦苏桑的研究。1961年，斯塔罗宾斯基发表短论《卢梭的病》：“他的才华、对病痛的诉说与对死亡的态度，让他的人格成了一个谜；‘卢梭的病’是有风险的问题，如果要对之有所断言，我们会让历史文献证明我们希望看到的，但这个问题不会有实质的进展。”随后，他列举了多位医生的诊断：忧郁症（Pinel，1800），郁闷的偏执狂（Esquirol，1830），自甘堕落（Morel，1880），被害妄想症（Möbius，1889），精神衰弱（Pierre Manet，1900），强迫性、痉挛性的神经衰弱，以及动脉硬化引起的大脑萎缩（Régis，1900），癚妄或极度兴奋（Sérieux & Capgras，1909），精神分裂症（Demole，1918），潜在的同性恋倾向（Laforgue，1927），（尿毒症引起的）中毒性癚妄（Elosu，1929）。这些诊断让问题复杂得难以接近，所以斯塔罗宾斯基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一个不在场的病人超出了研究范围，我们能做的是重视他的感受，复原他怎样观察病痛，批评他的人又是怎样描述的。”^[38]1971年，斯塔罗宾斯基又出版《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对卢梭的病论述简略：“他的品性是思考来源，也是疯癫的原因，品性本身非病态，但过度或分裂就会导致病情发作。”^[39]斯塔罗宾斯基承认他受疾病困扰，但拒绝解读故去之人的健康问题。2011年年初，我向他请教，提及邦苏桑的观点，他在回信中强调文本的意义：

先生：

我收到您的来信，但不能确切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我有一些作品要出版，已拖延很久。我不了解邦苏桑的研究，尤其要说明的是，我觉得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研究，不能超越对卢梭身体问题做简单推测的阶段。要阅读文本，如果不读他的书信，就不能对隐蔽的病理生理问题做新的推测。证据出自文本，其他的一切都是难以证实的。一定要回归到卢梭谈论其身体和健康的方式上，不是去寻求事实意义上是什么情况。所谓“事实意义”，是根据我们当前的知识，这些知识仅以相似性或可能性为基础。真诚祝愿您的研究顺利。

让·斯塔罗宾斯基

2011年1月9日^[40]

得益于索邦大学的卢梭专家拉米诺的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疾病史专家克洛德·瓦克曼（Claude Wacjman）。拉米诺熟悉我的研究计划，除了鼓励和赠书之外并未发表观点，2011年秋卢梭问题讨论会之后，他将我介绍给瓦克曼，之后我们多次见面，讨论过法国医学史的源流、个案研究的困难等问题。对于邦苏桑的结论，瓦克曼有所保留：“只有当患者的症状（身体、神经和精神问题）与紫质症完全吻合时才能确诊。”但得知英国医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经验后，他认为这一问题有继续研究的意义，“借助于坚持不懈的努力，科学才能进步”。

1950—1970年，《英国医学杂志》持续报道紫质症病例，法国有一批专著和博士论文，举办了三次研讨会（1960年、1962年、1963年），瑞士、德国和美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对这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具备了实验基础。^[41]1966年，英国精神科医生麦克尔平（MacAlpine）和亨特（Hunter）认定“疯子国王”乔治三世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症状包括腹疼、痉挛、身体僵直、灼热感、失声、视力模糊、心跳过速、多汗、失眠、幻觉等，一生中病情五次发作，每次发作后康复期很长。^[42]对一个去世百余年的病人盖棺论定，两位医生极为谨慎，努力在临床经验与历史档案之间寻求确切的联系，查阅的资料包括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维里斯（Francis Willis，宫廷医生）47卷手稿，兰柏宫图书馆王后议事会的10箱档案（Queen’s Council Papers，Lambeth Palace Library），哈尔福德（H. Halford）的记录和贝克尔（G. Baker）的日记。^[43]

之前，英国医学界对乔治三世的诊断不一，有躁郁症、短暂性精神错乱、癚妄性游走等。^[44]麦克尔平和亨特的结论动摇了那些以反常的精神和脆弱的人格贬低英国国王的论断，并获得医学界的支持，“此类研究对医学和史学都有意义，他们有系统的医学史知识”，二人之前思考过历史上的疯癫问题，完成了资料汇编《三百年疯狂史》（Three Hundred Years of Psychiatry）。^[45]1972年，英国史学家约翰·布鲁克（J. Brooke）重新撰写乔治三世的传记，讲述了一个国王在病痛中治国的故事，英国王室对之认同，威尔士王子为之作序，柏奈（Bennett）写了剧本《乔治王的疯癫》，后拍成电影。^[46]乔治三世的历史形象得以改观：他诚实又肯吃苦，维护清教传统和宫廷的体面；他是急性子，意志坚定，以至于固执；喜欢收集植物标本，支持科学事业，创立了皇家学会展览；热爱艺术，礼遇文人，曾到约翰逊博士的阅览室拜访，鼓励科学进步，授予研究者年金。但他生于多事之秋，北美殖民地独立、法国革命、拿破仑当政等接踵而至，与中国外交关系提上日程，1787年、1793年、1816年三次遣使访华，但成果不多。他的疯癫为报刊所嘲讽，18世纪英国思想界对王室和政治权威的讽刺风格与此有关。

1776年7月，乔治三世即位十六年后，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但建国者讨伐的不是制定殖民政策的议会，而是乔治三世，“他的所作所为像暴君，不适合担当自由民族的首领”。美国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视之为建国者的策略，他们强调国王暴政，是为掩盖不道义的叛乱：

《独立宣言》定本中没有“议会”一词，考虑到此前几十年的争议，不是国王引起的，是英国议会，这样的遗漏可谓意味深长……对于殖民地而言，英国议会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受到怎样的限制？这是问题的要害，《宣言》却未提及英国议会。^[47]

贝克尔未追溯这一问题的原因，而威尔士王子认为问题在于殖民地的民众不了解他们的国王，“如果国王到北美视察一番，情况或许不一样”^[48]。但也不尽然，乔治三世的病痛使他成为公共舆论中的丑角，君主威严不再，由此影响了英国的舆论风格和政治结构，国家权力向皮特任首相时的议会过渡。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文章《遗传：皇室疾病》，介绍英国人的相关研究，而这启发了邦苏桑。^[49]2009年，我读到了他的作品《卢梭的病》（1974年版），并想确证他至今是否还坚持原来的观点，但他二十年前已去世。之后，经由他的侄子南锡医院神经科医生达尼埃（Daniele），我联系到他的女儿芭贝特夫人（Babette），她证实自己的父亲生前对医学和史学的持续关注，及其受《时代周刊》启发的细节：

我父亲看到了《时代周刊》上一篇关于英国皇室疾病的文章，其中提到的症状与卢梭的问题相似。他进一步研究，并完成了《卢梭的病》。在卢梭问题上，他已经投入了三十多年，是杰出的研究者，他不是医生，也没有从医资格，但他对医学有兴趣，所以看到英国人的研究后能有所悟。因其独到的观察，日内瓦的卢梭研究会（我相信没有记错）认可了他的成就，并授予他荣誉。

邦苏桑不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唐突诊断，他继承了法国的思想传统。法国医学界、史学界和文学界素来关怀故往人物的身心关系，而疯癫，尤其是那些有批判性或诗意的疯癫关乎现代人的处境，所以萨德、莫泊桑、凡·高、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曾是分析的对象。中世纪，疯癫是为人瞩目却又不想靠近的景观，疯人在游荡中吐露的话语像先知的预言，糊涂无常，但他们受神的保护，来去自由。启蒙时代，现代理性改变了疯癫的内涵，它是与世俗道德不相容的病态，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缘。1798年，巴黎比塞特（Bicêtre）医院的负责人皮内尔（Pinel）出版《疾病的哲学描述和医学分析》，1801年他在《对精神错乱的医学和哲学分析》里确定了疯癫的诊断标准。1802年，他根据在巴黎萨尔柏特里（Salpêtrière）医院的从医经验完成《临床医学》，从此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50]皮内尔的研究是现代理性与疯癫分道扬镳的起点，疯子开始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病人，得到系统的治疗和道德关怀。科学理性窃取了现代话语权，疯癫只能归属于精神病院，它的广阔地域在理性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狭小。

在工业时代，实利主义压迫着理想，童工、矿难、买空卖空、原料造假、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代代积累，钢铁、水泥、煤炭及其变体极力地贿赂人性，剥夺自然所赋予它的质朴与动乱练就的勇气，使之看似彬彬有礼，但内心冷漠。人性若不从，物质霸权就合谋驱逐它，在道德意义上孤立它，待其反击就说它是现代思想的异端。有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人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不愿做厚实墙壁里的一块砖，一种有用的无用或无用的有用，却在恍惚与沉闷中传来一阵阵物欲的笑，污浊迫人心，高贵的情感在滑落，判断力恍惚，快乐变得轻浮，愤怒变得随意。这是现代制度对自由意志的腐化，使之麻木，使之顺从，又使之心满意足地活着。狂野的心灵、诗意的心灵，还有那些生来就不安分的心灵，他们要反抗，但在坚固的制度面前，收获的是虚无，而失落后的迷茫更深切。

在迷茫的时代精神里，法国的精神病人多起来。奈瓦尔是个擅长描写异象奇观的诗人，不时会陷入躁狂，不分白天黑夜到处游走，消失几天后疲惫地归来，精神从迷狂中归来后往往能收获一些神秘、瑰丽的诗歌。他多次被送入布朗什医院，布朗什（Esprit Blanche）医生继承了皮内尔的理念，致力于区分源于道德困境的轻度疯癫和源于身体问题的重度疯癫。^[51]奈瓦尔进入乔治·桑的小说《康素爱萝》（Consuelo，1843），其中的阿尔贝忧郁沉默、独立不羁，说的话像晦涩的玄学，却充满诗意，康素爱萝视其为出自造化之手的正义化身，一个有同情心的博爱者。法国的思想传统能将狼狈不堪的疯子变成诗人，奈瓦尔式的疯癫才会有存在的道德空间。

疯癫的现代意义日渐完备，它与世俗道德、科学艺术的新关系得以形成。皮内尔和布朗什强调社会对疯人的责任，以科学的方法治疗，在道德意义上理解他们，使之回归社会；乔治·桑以救赎的情感理解内瓦尔，思考善良敏感的心灵在工业时代的心理困惑。而对于奈瓦尔，个体生命对于悲苦命运的抗拒是诗歌之源，他的《奥蕾莉娅》里有一个奇异的世界：“1840年，残酷的疾病初次发作，我的新生开始了，幻觉一次次出现，清醒时，一切都在我的眼里变化，每个凑近我的人都变了样，光线的游戏、色彩的组合也变了样。”^[52]《幻象集》里的诗篇《阿尔忒弥斯》有心灵癫狂时的迷离与梦幻（阿尔忒弥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狩猎女神，品质圣洁，是少男少女的保护者）：

第十三个回来了……仍然还是第一个；

这，永远是唯一的一个——或者是唯一的时刻；

因为，你就是女王，噢，你啊，第一人还是最后一人？

而你，你是国王吗，唯一的或是最后的情人？

……

那不勒斯的圣女满手握着腾腾的火焰，

紫色心形的玫瑰，圣女茹杜乐的鲜花；

你可在空旷的天穹中找到了你的十字架？^[53]

1855年1月26日，奈瓦尔在巴黎老灯笼街（Rue de la Vieille-Lanterne）的护栏上自杀，疯狂的诗意终结于一根绳子，之后草草安葬于拉雪兹公墓。他的病自少年时代就有征兆，1836年夏末悲剧正式开始，“有时亢奋，举着标枪走，随时要向人投过去”，身体消瘦，时常发烧，医生用蚂蟥吸血。1839年有九个月病痛不断，也就是他所谓的“第一次发作”。1841年3月16日被送进布朗什医院，3月21日又因“剧烈的躁狂症”而被送到那里，3月31日有所恢复，6月5日又去治疗，诊断为不治之症，“从快乐一下子到忧愁，在痛苦里突然开心，有时一边笑，一边哭”。8月11日，布朗什医生对奈瓦尔的病情绝望，为其穿上束身服。12月8日，他一度失去理智，不久神志清醒。1843年11月头痛得厉害，12月严重感冒。1853年2月6日入院两个月，期间写作《西尔维娅》。1853年9月，新闻记者雅南（Jules Janin）致信奈瓦尔的妻子，说他彻底疯了，“癚妄发作，又那么温和、优雅……美妙的东西散落在他的才华的灾难里，让人以忧愁的兴致去倾听”，10月14日剧烈发作，“奇怪的神经兴奋又一次把我困了一星期”。1854年8月26日入院治疗“精神错乱型热烧”，第二天转往布朗什医院，9月末出院。^[54]病情反复，生活像一个不断幻灭又重生的梦。有一次病发，奈瓦尔被人放在行军床上，“苍天在我眼前轰然洞开……古老的神祇出现，我看到了七重天”；他被人强行穿上束身衣，半夜醒来，他觉得自己是神，能为人治愈病患，“这个想法驱使我伸手去抚摸一些病人”^[55]。顽劣的病痛与极强的艺术创造力并存，奈瓦尔的问题是什么？

凡·高生前的艺术创造力同样与病痛相随。青年时代，他心情愉悦，学画不容易但热情十足，对周围的人充满感激，对未来有美好的想象。自1881年，生活日渐惨淡，他的痛楚与奈瓦尔相似。1888年5月，凡·高致信他的弟弟西奥·凡·高：“可怜的弟弟，我们神经衰弱，是因为过分纯粹的艺术家生活，也是致命的遗传后果，我们来自一个蒙受神经衰弱之苦（源于久远的过去）的家族……听到你去拜访格鲁比（Gruby）医生的消息令我忧伤，但你去了也让我放心。”^[56]西奥三十四岁去世，一个猜测是他患有梅毒和难以解释的神经问题。关于凡·高的猜测更多：梅毒、铅中毒、酒精中毒、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极度亢奋、极度悲观）、梅尼埃症（Maladie de Menière，眩晕、耳聋、耳鸣、耳胀）。1991年劳弗图斯（Loftus）和阿诺尔（Arnold）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凡·高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营养不良和过度饮苦艾酒加重了病情，对于他的痛苦，这是合理的推测，所有有案可查的症状与该病相符，他的家族情况是额外的证明，六个孩子里的三个有相关症状。”^[57]

凡·高的身体话语：

1881年4月，你离开后的一天，我一直躺在床上，与梵根特医生长谈过，他是个聪明而实际的人，我喜欢偶尔和医生谈谈，以便确定是否一切安好。（第123页）

1881年12月，我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一直不舒服，异常悲哀。偶尔头痛或牙痛，苦恼欲狂，我忧惧了一星期，不知如何克服。约有三天时间，我兴奋又焦急地躺在床上，清楚地感受到我的活力离弃了我。（第148页）

1882年5月，我全神贯注地工作，又病了几天，过去两周我一直觉得虚弱，好几个晚上都发烧，我焦急得无法入睡。我强迫自己继续工作，因为这不是生病的时候，目前我在医院。过去的三个星期，我一直因失眠、发烧和膀胱的毛病而受苦，我不得不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得不吞服许多奎宁药丸。西奥，我软弱无力，需要彻底的休息。几天以来，我第一次坐起来，但愿我身体健康。可喜的是，我对素描的爱好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感情复苏了，我再度燃起个把月来没有碰过的烟斗，那感觉像重获一个老朋友。（第172、173、181、184、187、188页）

1882年11月，去年夏天的毛病完全消失了，但这几天一直被严重的牙痛困扰，有时影响到右眼和右耳，神经质大概也该负点责任。（第229—230页）

1883年2月，我这几天很虚弱，也许是着凉的缘故，眼睛偶尔觉得非常疲倦，昨晚眼腺分泌物很多，睫毛黏在一起，视力模糊，眼睛和脸看起来像在酒宴上痛饮了一番，生命转成洗碗水的颜色，像一堆灰烬。一个人处于此种日子里，总希望有个朋友来陪伴，能澄清沉重的雾气。（第233页）

1883年8月，也许是发烧，或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我不舒服。想起你信中的话，我感到局促不安，昨夜失眠了，我的抗拒力减灭了，被一股无限大的虚弱湮没。我的虚弱是真实的，现在正变化为肩膀间和血管里的痛楚，或者只是神经过度紧张的结果。（第255、258页）

1883年10月下旬，他们说我神经不正常，我知道那不是实情，我深知我的毛病。（第283页）

1883年12月，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不舒服，从着凉到焦虑等各种小毛病，若不能改变，一定会更糟。人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我们被赶入其中，在我清醒不眠的夜晚，或在暴风雨的荒野上，或在微光沉寂的黄昏里，我的思绪就会游荡。（第294、297页）

1885年11月，我的胃对食物没有消化作用，我一天比一天消瘦，我忙着看牙医，我已失去或可能失去的牙齿不在十颗以下，这让我有超过四十岁的模样。我必须照顾我的胃，从上个月起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又开始连续咳嗽，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我开始不安，嘴巴痛起来，我尽快吞下食物，若我过度忽略自己，便可能与死神碰面，或更糟的是变成疯子或白痴。医生告诉我务必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的健康完全崩溃了。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小毛病，但作品不必然受其牵累，相反，神经质的人更敏感、更细致。（第359、362、365页）

1888年2月，我的胃非常虚弱，在巴黎时好多了。近些日子病情很糟，但我不着急，那只不过是去年冬天异常状况的后遗症，我的血液循环又恢复正常。（第390、392页）

1888年5月，上星期我牙痛，痛得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工作，几乎不吃也不喝，所以十分虚弱。（第399页）

1888年6月，我病得愈厉害，变得愈疯狂时，就愈是艺术家，一个创造力丰富的艺术家。（第423页）

1888年10月下旬，不久前我感觉自己要生病，如果开销不得不如此下去，我一定会生病。（第451页）

1888年12月14日，凡·高在亢奋和高烧的情况下割下一只耳朵，31日健康好转。（第455页）

1889年1月，我好几天都不能写字，现在好了，最令我不安的是不眠症。我在对抗这个毛病，我的办法是在枕头和床垫里塞入味道强烈的樟脑丸。（第456、459页）

1889年5月，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们像我一样，病发时也听到奇怪的声音，眼中的事物似乎变了形。初次发作时的恐惧感不见了，一旦你知道那是疾病的一部分，便容易接受。我的问题是视觉与听觉的毛病同时来袭，开始时在一日之间转成癫痫症。震惊使我软弱得一步也走不了，此时我最希望永远不再清醒。（第475页）

1889年8月中旬，我写起信来十分吃力，头脑紊乱，多天以来我一直处在严重的梦呓中，跟在阿尔勒（Arles）的病发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因喉头肿胀，四天无法进食，病情发作的一刻，我正在多风的田间作画。我不顾一切地画完了，你看到的是更阴沉色调的尝试，融混着绿、红与橙黄。（第482页）^[58]

关于凡·高和奈瓦尔的问题，确诊有困难。他们若忍受此类痛苦，相关的问题是：紫质症与艺术创造力有何关系，它在什么条件下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奈瓦尔的象征主义诗歌里的意象是不是他的真切感受，而非杜撰的修辞？1889年6月，凡·高完成的名作《星空》中螺旋式的浓烈色彩是刻意追求的风格，还是在病发的眩晕中他看到的变了形的世界？螺旋色彩在他的画中时常出现，特别是其生命后期的作品，包括1888年的《罗恩河上的星空》（Nuit étoilée sur le Rhône）、1890年的《有柏树和行星的路》（Route avec un cyprès et une étoile）、1889年的自画像。凡·高的风格是创作技术，还是生命问题？在历史上，有些事确实发生过，但文字的记忆功能失效，当后代人要复原时，与之相关的一切却是模糊的，这是现代历史研究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疑现代理性的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疯癫与权力的隐喻。一般意义上，关于世俗权力的解释学注重权力的起源与合法性、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而福柯将解释学的范围扩及个体生命与权力制度的关系，辅以具体的物象（禁闭场景、规训用具），他对于历史人格（有才华的精神病人、权力体系用以彰显威严的受刑者）的关怀与同情使之观察到疯癫的原始意义与理性话语的专制性，在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发掘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视野“生命政治”。哈贝马斯称之为新范式，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传统的“博学—实证主义”，能揭露现代社会的秘密，“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足以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启蒙的前提”^[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