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赏赐与君幸臣第

另外两种常见的表述涉及皇帝的赏赐与临幸臣子家。关于赏赐,有以下记载:

高祖对卢绾“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汉34/1891)

文帝时邓通“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汉42/2100);“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93/3722、3723)

武帝时韩嫣“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汉93/3724)

武帝对卫青“及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汉55/2472)

武帝对金日磾“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汉68/2960)

宣帝对杜延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汉60/2665)

元帝对石显“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汉93/3729)

成帝对史丹“重以旧恩,数见褒赏,赏赐累千金”。(汉82/3379)

成帝对张放“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赏赐以千万数”。(汉59/2654)

成帝对张禹,(禹)罢丞相“就第,……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汉81/3349)

哀帝对董贤“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赏赐昭仪(董贤女弟)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汉93/3733~3334)

图〇六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金饼

正常的俸禄收入之外,汉代官员还会获得皇帝的赏赐。学者将赏赐细分为定期赏赐、庆典赏赐与功劳赏赐三种。另有学者对东汉的赏赐物做过具体推算。虽然据计算,宣帝即位后,一次性赏赐给霍光的金、钱相当于他180年的俸禄[25],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不过,这还属于功劳赏赐。对上述宠臣的赏赐,与功劳无关,往往亦非定期与庆典赏赐,只是针对个人的“非时之赏”,全凭皇帝个人感情好恶。数量动辄“累千金”,按黄金一斤=五铢钱1万的比价核算[26],相当于五铢钱1千万。西汉时品秩最高的丞相月俸为6万钱,累计获得的赏赐相当于丞相166.7个月(13.8年)的俸禄。若按照中二千石月俸2万折算,则等于500个月(41.7年)的俸禄。而当时一般人的家赀不过数万(数金),“中家之訾”最多也不过十多万(十多金)。[27]千金相当于数十到数百中家的资产。

还可从赏赐的角度做些比较。文帝即位后,奖赏平定吕氏立功的大臣,周勃不但益封万户,还受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28]。数额惊人,因其事关刘氏王朝兴亡,不重赏无以表达感激。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对诸侯王或特殊场合,如霍光拥立宣帝,很少有赏赐千金以上的。[29]武帝时兴事,朝廷花费巨大,仰赖桑弘羊想方设法保证财政收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弘羊功莫大焉,也不过“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30],相当于钱百万。《汉书·王嘉传》,哀帝时王嘉奏封事,批评对董贤滥赏无度,以元帝“赏赐节约”为比,指出一次在上林苑,老虎惊出,威胁元帝,“(冯)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86/3494)。此次贵人救驾,解元帝性命之忧,不过赏赐五万钱(相当于五金),不足丞相1个月的俸禄,比起其他诸帝对宠臣的慷慨赏赐,吝啬很多。正因如此,保证“府臧内充实也”,可以应对内忧外患。其实,元帝朝并非没有佞幸,只是最得宠幸的宦者石显,“无外党”,主要在宫内活动,加上元帝本人很少滥赏,此问题并不突出。

实际皇帝对宠臣的赏赐,不限于金钱,还有田宅、奴婢、器物,甚至包括墓地、东园秘器等。哀帝给董贤的赏赐,《汉书·王嘉传》中王嘉所上封事(86/3496)及《佞幸·董贤传》中记述颇详,可见一斑。赏赐宠臣,除去数量多、种类杂之外,另一特点就是没有制度化,随意任性。从文献看,东汉时,皇帝对大臣的赏赐逐步制度化,分为春赐与腊赐,赐物的数量亦与秩级、官员类别等对应[31]。这种做法的出现,应该始于西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赐律”,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如赐衣、赐米、赐棺、赐酒、食等,以及官与爵之间如何对应[32],虽不见赏赐场合的规定[33],亦可略知这类行为制度化所达到的程度。与此相对应,赏赐宠臣,永远在制度规定之外,除了皇帝个人的喜好,难以找到其他确定的缘由。

这类赏赐是一种公开的举动。物品的出入需要少府及其下属机构经办,物品的运送更是要穿街过巷,无法躲开长安居民的眼睛,皇宫与某位臣下府第间频繁的物品流动,乃是两人亲密关系的公开展示,众人侧目与议论随之而起,更是自然。大臣之所以能够知晓此事,甚至上疏劝谏皇帝,自然不是皇帝事先通报所致,物品的出入会牵动诸多官员,街头巷尾的目见耳闻,都会提供讯息。哀帝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结果引起京兆尹毋将隆的上奏(汉77/3264),恐怕就是如此。

关于皇帝驾临宠臣家,有关记载如下:

文帝对邓通“文帝常燕饮(邓)通家”(汉42/2100);“文帝时间如(邓)通家游戏”(汉93/3723)

景帝时对周仁“景帝再自幸其家”(史103/2772)

武帝对张汤“汤尝病,上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史122/3141、汉59/2641作“自至舍视”)

成帝对张禹“永始、元延年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第),辟避左右,亲问禹以天变”(汉81/3351)

成帝对王凤“凤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云云(汉98/4024)

皇帝驾临臣下家为何能成为宠臣的一种外在标识?《汉旧仪》:

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从西门入。即薨,移居第中,车驾往吊,赐棺、敛具,赐钱、葬地。葬日,公卿以下会送。(39)

据此,一旦丞相生病,皇帝要亲赴丞相府问疾,病卒,还要去丞相自己的住所(第)中吊唁,并赐棺木、葬具等。制度上只有丞相享有皇帝探病的待遇,其他大臣均无。《汉书·陈万年传》载,丞相丙吉“病甚,上(宣帝)自临,问以大臣行能”(66/2900)。此事当发生在五凤三年(前55年)正月丙吉死前不久,即是其例。现存《汉旧仪》并无皇帝探视御史大夫以下官吏病情的规定,因此书已佚,所存为辑本,容有疑问。不过,当时确有如下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二千石也要上谒问疾[34]。成帝即位后,张禹以帝师“赐爵关内侯,……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而(张)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成帝不许,“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禹惶恐,复起视事”[35],张禹虽曾为帝师,身为中二千石官吏,并能出入宫掖,可处理尚书收到的上奏皇帝的文书,位高权重,但当时尚不是丞相,成帝虽然“敬重师傅”,也只是派侍医与使者探视,自己未尝亲自到其府第问疾。我们知道,成帝热衷于微服出宫,经常与张放、淳于长等游行,遍及长安周边,此种行径在鸿嘉、永始年间为盛[36]。这种癖好不会突然间迸发,早年恐怕亦有此兴致,只是没机会实现。张禹称病,只是遣臣下探视,当是碍于故事或惯例的束缚。而张禹罢相后生病,成帝却曾车驾临问,当是因他“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礼遇视同丞相。此外,霍光与王凤病重时,也都曾享受到皇帝驾临府上探问的待遇。[37]两位虽然不曾任过丞相,但均是中朝手握权柄的大将军,位极人臣,也不能算是出格。

正因为皇帝不轻易到臣下家,尤其是非亲非故,位秩不高的臣下[38],邓通职不过太中大夫[39],当时尚属“宦皇帝者”,非吏而无秩,后来有了比秩,也不过比千石[40];周仁为郎中令,中二千石;张汤身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均非丞相。皇帝驾临其府第,才会成为展示君宠的一种标识。

图〇七 汉代车马出行图

皇帝出行,即便是规格最低的“小驾”,属车也要9辆,加上皇帝的乘舆,动用的车马也要有几十辆,还有骑马的扈从,浩浩荡荡,队伍恐怕少说也要绵延一里长,蔚为壮观[41]。难怪秦朝时刘邦到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的排场,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乎!”日后造反的种子或许就是此时埋下的。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羽围观,激起了项羽欲取而代之的念头[42]。看看东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太守车马出行图,便不难想象皇帝外出的场面。通常是部分臣下定期进宫朝见皇帝,而突然变为皇帝到邓通之类的宅第,有时甚至不止一次。御史大夫位秩虽仅次于丞相,依当时的故事,病无法视事时,皇帝也不会临问,武帝时张汤却获此殊荣:浩大的队伍穿街过巷,临幸某位臣下的府第,沿途百姓侧目、闾里惊诧。带来的荣耀自然非同一般,时人心目中,会留下此人与皇帝关系超乎寻常的印象。

史书中还有一些直白的表述,如“尊幸”“贵幸”“爱幸”“亲幸”“隆贵”“亲密”“宠爱”,笼统而乏细节,亦是对君臣间亲密关系的表述,这些往往是与上述说法并用,具体情况见文末附录二,兹不具引。

图〇八 汉代车马仪仗铜俑

这些描述亦可视为史家用来表示皇帝与臣下亲密关系的套话,未必是确指,几种表达方式之间亦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甚至可以互换。具体到现实中,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几种情形都有所体现,也许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不那么显眼,却更为持续的表征,莫过于登录出入宫中人员的“门籍”[43]。哪些人因恩宠,而非依制度经常出入宫禁都会留下记录,更难逃经手的卫士、门卒与郎等的侧目,四下散布也是后者乐此不疲的消遣,为朝野所知只是个时间问题。由《肩水金关汉简》所存出入金关使用的传、致实物,门籍的大概亦可推知。宣帝时,为掩饰自己在宫中谋划大政,卫将军张安世“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汉59/2649),就是反向利用门籍,通过请病假出宫,借门籍证明自己不在宫中,洗清参与议政的嫌疑,来“匿名迹远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