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缅贸易关系的特点

通过对清代中缅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的研究,我们发现清代的中缅贸易较之明代有所不同,呈现新的特点。

1.清代的中缅贸易更加发达

明代中缅之间的贸易往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清代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明代中缅之间的贸易量不如清代。以明清两代中缅之间的大宗商品棉花为例,在16世纪初(明朝中叶),每年从缅甸输入中国的棉花大约有500万斤;而19世纪初(清朝中叶),每年从缅甸输入中国的棉花则高达1000万斤。[25]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时期,中缅两国在边境地区经常发生摩擦,除了正统年间王骥“三征麓川”和万历年间中缅战争这样的大型战争冲突之外,小型冲突也是时有发生,加之缅甸国内当时的局势也是动荡不安,这些都极大地干扰了中缅边境贸易的正常进行。反观有清一代,除了乾隆中后期与缅甸发生过短暂的战争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两国在边境地区都相安无事,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保证了中缅贸易的顺利发展。

其次,清代中缅两国之间的陆路商道比明代要多。据史料记载,明代中缅边境之间存在着4条商道,[26]到了清代,中缅之间的陆路商道增至6条,后经英国驻曼德勒政务官威廉斯在1863年实地考察,认为中缅之间存在着13条陆路商道。[27]实际上中缅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双方间存在的贸易路线远不止这些,但上述史料至少说明了清代中缅商道比明代更为发达。

最后,商队的壮大,商帮的形成以及商人会馆的建立也说明了清代的中缅贸易比明代更加发达。明朝时期,商人来往于滇缅商道,为了提防土匪、猛兽和瘴气的侵害,一般结伴而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西南夷风土记》就曾记载:“贾人出关,必结十人为伙,投宿山林,号曰‘打野’,……瘴疠凶恶,鬼蜮横行,十人出关,必死者过半。”[28]清代入缅经商的滇商队伍不断壮大,一般是由三百至四百头牛,或两千匹马组成的庞大商队,[29]且这些商队按其所走路线形成了“硔硐帮”、“回回帮”、“奔龙帮”等不同商帮。[30]滇缅商道沿线多个城镇都有这些商帮所建的商人会馆(即云南会馆),为商队的出行提供必要的帮助,有力地促进了中缅贸易的繁荣。

清代在缅华侨人数的激增也体现出清代中缅贸易比明代更加发达。明清以前,移居缅甸的华侨人数还很少。到了明代,虽然在缅华侨人数有了一定的增加,但真正在缅从事商业活动的却不多。清代“永历入缅”和“清缅战争”这两件大事的发生,促使在缅华侨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在缅甸或开矿或经商,其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相比前代都有了扩大和发展。中缅陆路贸易以及上缅甸的商业、矿业基本上都被在缅华侨所控制,他们在上缅甸的经济贸易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促进中缅边境贸易的繁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中缅海路贸易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陆路贸易始终在中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一是明洪武四年(1371),朝廷下令“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31]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缅两国海路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再次颁布旨令“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32]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患问题得以解决,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明穆宗才被迫下令有限度地放开海禁。事实上,有明一代,海禁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一直得以实行,只是有时候执行得比较严格,有时候执行得比较宽松而已。二是中缅之间的海路贸易航线偏离了主航道,无法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明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的主航道是从福建、广东两地的港口出发,经交趾(越南北部)、暹罗(泰国)或占城后到吕宋,再由吕宋转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地。在这条主航道上,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输入棉花、香料、宝石等东南亚特产。虽然中国的商船也停靠下缅甸的港口城市进行海上贸易,且这些地方一度十分繁荣,但其终究不在这条海外贸易的主航道上,无法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

清朝入关以后,继续执行了明朝的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清王朝颁布“禁海令”,严禁商贾出海交易,并申明如有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地方文武官员如有包庇纵容者“一律革职,从重治罪”。[33]顺治十七年(1660),又进一步颁布“迁界令”,将福建和广东沿海的居民内迁四十到五十里,并在沿海各省“立界”,规定“无论军民,有私自越界者,皆斩之”。[34]清朝的海禁政策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中缅海路贸易,但确实对它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缅贸易都是以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为辅。这种局面直到清朝晚期滇西回民起义之后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滇西回民起义导致一向繁荣的中缅陆路贸易完全中断,中缅贸易只能通过海路进行。加之此时英国殖民者占领了下缅甸,大力经营下缅甸对华的海上贸易,中缅之间的贸易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陆路贸易开始逐渐衰退,海路贸易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如光绪五年(1879),考察缅甸的黄懋材观察到棉花、玉石等商品大量由海路运往广东的具体情况:缅甸“土棉尤多,每岁贩入滇者十数万驮,其运海口者尤数倍于此。至于玉石诸宝,则产于孟拱、孟养西北一带野人山内,商贾择其质之美者购之,因缅地无良工,贩运至粤雕琢成器。近世海道便捷,故取陆道贩运者寥寥无几矣”[35]

3.清代的中缅贸易深受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

明朝时期,英国殖民势力还没有将触角伸向缅甸,所以明代的中缅贸易没有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清顺治四年(1647),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缅甸沙廉建立商馆,开始将侵略触角伸向缅甸,经过三次英缅战争,英国最终完全占领了缅甸。英国对缅甸的殖民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缅甸国内的经济,而且对中缅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英国对缅甸的殖民入侵,导致缅甸王室流失了大量的海关税收和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造成了国家财政危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缅甸王室开始对棉花、玉石等大宗商品实行王室专卖。缅甸国王低价从棉农手里收购棉花,再高价卖给中国商人。这种垄断政策直接损害了中国商人的利益,许多中国商人被迫关闭在缅甸的店铺,离开缅甸。

其次,英国殖民势力入侵缅甸以后,企图借助缅甸这一跳板将触角伸向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这种侵略行径必然激起西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云南“马嘉理事件”发生后,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李翰章就向清廷上书,指出英国殖民者“垂涎我省,非一日矣,……其以传教、通商为名,断无好意”。[36]清朝政府为防止英国殖民势力以“传教”、“通商”名义侵略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加强了对中缅边境贸易的管控,很多正当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大受影响。对此有时人评价道:“自英据缅甸,影响所及,……近十余年内,在缅腾关间之商号,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37]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自英国殖民统治缅甸以后,中缅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