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土有识人士与边界意识之关系辨析

（一）有识人士与本土有识人士

有识人士，即有见识或有见地的人。本土有识人士，即以地域范畴为划分标准，在地域范畴视野下，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人群的有见识或有见地的个人或群体。这种区别就犹如“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基本区别。^[4]之所以把此类个人或群体称为本土有识人士，系该类人在特定地域范围和特定时期内，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动态事物具有敏感或者敏锐的洞察力，并且能够通过自身的践行活动，将其洞察力转换为可以引起更多人关注或者共鸣的文本认知共识，抑或问题认知共识。因此可将有识人士或者本土有识人士理解为，能够在意识或者舆论导向层面对社会产生积极引领作用的个人或群体。而本土有识人士的引领作用，也体现着一种地域性民力认知的彰显。然而，虽然思想意识没有天然的地域隔离，但彰显思想的个人或群体却有着不同的地域性籍贯区别。因此，在对一些特殊问题，特别是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问题时，本土有识人士对其天然生长环境下动态事物的认知度，至少要比外界有识人士熟悉许多。也许，本土有识人士的认知意识不成系统，也不够科学，但其在地域属性上的本地人身份，也必然让其对本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有别于外界人士。这也是本土有识人士和有识人士在对“本土”的认知上，能够体现出来的最基本区别。

（二）边界、意识与边界意识

边界，英文主要表述词为“Boundary”“Border”或“Frontier”，是一种对事物进行二元分层的基本评判标准。在二元分层理念里面，边界是二元关系的中介区别载体。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由于学科背景不同，所表达的认知内涵也是多种多样的。就如有研究认为，性别之间的边界，是一种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性别关系进行个性、各自的空间、社会以及心理维度进行描述的一种行为。^[5]亨廷顿将文明看作塑造社会和心理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文明间的分层是亨廷顿划分危机与冲突的地理边界标准。^[6]詹姆斯·多尔蒂等人认为，“在更广泛的空间关系背景下，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边界的意义，而改变的基础是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7]。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大卫·B.卡特（David B. Carter）和罗彻斯特大学学者H.E.戈尔曼斯（H.E.Goemans）认为，新国际边界建构的参数基础应该是特定群体的认同感。可靠的边界应该是基于军事战略和战术考量的，具有更广泛示范性和看似合理的边界。其目的是减少国际争端和战争。^[8]在本研究中，研究的主题学科背景是边疆学视野下的边界问题，因此其概念认知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就此，笔者采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伦·梅吉尔对边界界定的概念。其根据近现代以来的边界制度的多样性特征认为，边界被赋予了多种术语，其中有如“Borders”（边界）、“Boundaries”（界线），抑或“Frontiers”（边疆）等表述方式。由此，阿伦·梅吉尔认为，“Borders”是指“所有介于一个政治国家与这个国家之外的领土的空间界线”，而对“Boundaries”和“Frontiers”而言，“他们被看作是某种彼此间的辩证对立”^[9]。所以，本研究中指涉的边界术语是“Borders”的概念，而非“Boundaries”和“Frontiers”的内涵。

意识，英文主要对应词为“Consciousness”或者“Awareness”。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Consciousness ”有三层含义，即清醒状态、知觉；觉察、感觉、意识和观念、看法；“Awareness”是知道、认识、意识和兴趣的意思。^[10]因此，在朱迪斯·M.杰森（Judith M. Gerson）和凯西·佩斯（Kathy Peiss）对性别关系中男女意识的几种类型界定中，“Consciousness”或者“Awareness”两词均是混用的。^[11]所以，对于意识一词，在本研究中，具体指代意境和意思是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和认知。

边界意识，是和边界与意识自然融合起来的特殊认知行为。对于“边界意识”的界定和认知，由于学科属性的不同，其指代的含义也是差异明显的。在当前的研究现状视野下，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以及国外相关文献数据库进行查阅后发现，学界对“边界意识”的探讨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12]就与本研究主题相关性很高的历史学、边疆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而言，涉及的研究有：张文对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的考察^[13]，马小军对边界意识与国际体系的融入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14]，林开强对清朝疆域边界意识的探讨^[15]，王丽娜等人对西南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和身份认同进行了相关分析^[16]，赵现海对明朝北疆边界意识的探讨^[17]等。其中，张文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对古代中国的边疆意识的探讨，即其认为古代中国在“天下观”思想主导下，中国传统的边界意识是一种“有边无界”认知，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意识观；马小军的探讨虽然认识到了边界意识的重要性，但其并未对边界意识的具体含义做出解释；林开强和赵现海的虽然都讨论中国明代和清代的边界意识，其实质也仅是对明代和清代北部边疆的界线形成的宏观性考察，也并未涉及对具体边界意识的探讨；只有王丽娜等人的研究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做了具体的界定与分析。

综上可见，边界意识是一个学界研究的常用概念，其是认识相关学科方法论研究的关键主题。这种关键性在对边疆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因此，有学者认为，“以领土认同的产生和演变作为研究现代边界问题的出发点，缺乏分析边界在社会认知和各层次的（国家的、地区的、地方的）领土认同中的作用，是无法理解边界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的”^[18]。拉铁摩尔认为，“地图上的界线只是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表现”，所以，“一个帝国可以凭借有意识操作或无意识的趋势延缓其自身向外的发展”，“抽象的观念应当让位给实事求是的认识”。另外，对于现代国家划界的认知，他认为，“边疆这边的社会和国家必须考虑到边疆那边的民族的社会和国家。界线的划分就是承认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对他们不能以命令的办法来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19]。

可见，对边疆学视野下的边界意识有清晰的认识是何其重要。那何谓边界意识？对此，王丽娜等人认为，边疆学视野下的边界意识是指，“边境居民围绕国家边界所形成的意识”，具内容包括“对国家边界的认知与对国家边界的态度”。^[20]对此，笔者认为，其仅是一种对边界意识的微观认识，其边界意识的载体仅是指代边境居民对所居住边界地带的国家建构认同。所以，在笔者研究的视阈中，边疆学视野下的边界意识指：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实体内的公民，抑或国民，对其国家领土边界事务中的历史掌故、地理风貌、民族志俗、边政辖治沿革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对相邻国家边界事务沿革和风土人情变迁的了解与认知行为。这种国家公民对国家领土边界事务的认知，包括社会认知和各层次的（国家的、地区的、地方的）疆土认同。进而各层次对边界事务的认知意识又可划分为领土、领海和领空意识。

（三）本土有识人士与边界意识之关系

对边界、意识和边界意识的词义展开必要的整合分析，主要基于本文研究的主旨要义是解读和分析人的思想意识行为。而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是比较难以评估和量化的，因此，只能对其基本词义和表意指向做出较为具体的界定和分析。不过，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特殊地缘结合体的边界意识，其具有明显的指向意义，即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而专门有针对性地对传统的边界事务做出有利于划界的评估和调查行为。这种专门评估和调查行为中所遵循的思想理念即为边界意识。另外，本土有识人士作为边疆地区的“局内人”，他们对于边疆地区，特别是边界地区事务的了解，乃至对边疆人的那份与众不同的爱国情怀，对处理边疆问题乃至边界事务的方式方法和传统惯例，都明显比边疆外的“局外人”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研究边疆，特别是研究边疆危机时期的边界问题，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的相关记录文献，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参阅或者参考材料。但研究不仅仅限于对文献的参考和使用，更需要对文献中作者的写作立意和表达思想有所了解和解析。而文献中作者的写作立意和表达思想，即为作者最基本的意识彰显。所以，研究边疆，特别是研究边界问题，作为“局内人”的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的边界意识，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过程中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