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民生状况的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质量的提升，不应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学校系统内部，更要放眼于学校教育赖以存在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及时代变迁的“场域”中。加大教育投入，着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办学条件毋庸置疑，但教育能改善人民群众民生境况的民生功能不容忽视。^[8]学校教育不过是特定文化主体价值或意义确立、认同、传承的特殊过程，尊重人的社会存在和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文化规约性，以此作为理解“教育价值”和“教育质量”的客观依据，是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质量应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一）关注少数民族群众民生改善取向的教育诉求

主体的教育需要直接影响其对教育的价值认同及行为选择。教育对民生改善的意义，核心在于提升民生改善主体综合素质，发挥民生主体改善民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学校教育供给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民族成员的现实需要，是制约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的深层机制。诚然，民族群众“上学与不上学没有多大区别”“教育无用论”等认识虽具有片面性、短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真实的教育价值观。改善民生既是教育的应有功能，也是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性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有赖于教育普及成效的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样需要以民生的进一步改善为基础。民生改善不仅为少数民族成员接受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社会、家庭物质保障，也会激发群众新的教育需要，并逐步体认到学校教育的“有用性”，认同接受教育乃是改善生活的必要条件，继而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观念保障和可及的对象。现实中，当上学读书与人民群众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相矛盾时，各种形式的辍学、失学、学业不良等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读书上学的价值和意义在普通百姓看来，就是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过一种更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倘若教育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当他们看不到读书上学的“好处”时，学校教育即使“免费”甚至“补贴”，也无法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认同。

（二）深化教育扶贫在民生改善中的先导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民生改善具有内在的依存关系。忽视教育发展与民生改善的依存关系，是民族地区诸多教育问题凸显的症结。虽然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但人的观念有先进落后之别。治穷必须先治愚，只有人们观念发生转变，社会才能真正进步，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而人们转变观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作为开启心智、转变观念有效途径，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作为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智力支持和动力保障，也是增强群众民生改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重要途径。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针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增值、思想观念塑造、生产技能提升的综合性教育治贫活动，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先导作用，全面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教育固有功能在扶贫领域的延伸与拓展。^[9]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整体素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这也是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和实现方式。因此，确立民生改善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对改善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民生改善的跨越式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贫乏的精神世界的最好选择，在精准扶贫中具有先导性作用。通过教育转变落后观念，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发展是教育民生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教育精准扶贫的根本所在。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的进一步改善，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综合素质提升和主体性的发挥，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同样应重视民族群众的民生诉求和教育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把促进民族平等和民生改善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使命。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理解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人力资本、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等相关理论揭示了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作用机制，更明确了教育对劳动者个体收入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因而，通过教育的改革来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有效的，更是必需的。

（三）全面推少数进民族地区的早期双语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实施双语教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和既有研究表明，语言障碍是义务教育质量低下和各种失学、辍学问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区分双语教育的不同目的取向及实践策略，是双语教育有效实施的前提。依据双语教育实施的目的，少数民族地区现行的双语教育可分为以传承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目的的双语教育和以提高学生汉语水平为主要目的的双语教育。现实中，由于过分注重双语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实施双语教育中过于强调“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承担着保存传统文化价值的使命”^[10]。事实上，历史上各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取舍是个长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缘于普通民众眼里的实际利益驱动。从我国双语教育政策执行的历史实践来看，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着眼点不在于把语言作为民族认同标记的“精神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而是关注“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价值和效率”^[11]。同样，今天在我国某些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不应简单地与民族认同画等号。语言民族主义轻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往往是少数社会精英而非普通民众在极力“挽救逐渐式微的方言”，其结果“便意味着将以旧社会的传统来对抗现代化所带来的变故”^[12]。因此，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必须兼顾语言的教育需求和文化功能，实现民族双语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

（四）优先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是学校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学前教育公平是基础教育公平的起点和保障。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儿童平等享有优质基础教育的权利，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把积极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政策作为重要抓手，着力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加强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有效衔接，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是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教育缺失、民族文化差异等制约基础教育发展质量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优质有效的学前教育，不仅为少数民族留守儿童顺利进入学校打下良好的语言、习惯基础，更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缺失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良好的学前教育，不仅可以为少数民族儿童营造良好的早期生活环境，也为今后学校教育成功打下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学前教育应避免学前教育学校化、知识化的误区，应使学前教育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乐园。笔者建议，在进一步办好义务教育的同时，逐步向下延长少数民族地区普及教育的年限，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和迫切需要。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优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提供必要的早期教育补偿。当然，优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普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学前教育纳入现行义务教育的体制。

总之，教育必须关照教育对象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生存的需要，二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教育还必须从两个现实条件出发，一是教育发展的社会条件，二是教育发展的人性基础。办教育离不开其依赖的社会条件，谈教育不能无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人的发展的制约性。所以，教育的本质可以说是“沟通个人本能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13]。教育问题从来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教师的问题，更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只有明确什么是“好的教育”，才能真正把教育办好；只有关注什么是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期望的“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对教育才会真正满意。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引，理论脱离实践也是需要警惕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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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山东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2016～2017年度专项课题“基于政府服务创新的欠发达地区学师资源配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刘航：《柳海民.教育精准扶贫：时代循迹、对象确认与主要对策》，《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4期。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落实优先发展，提高保障和改善教育民生水平》，《发展研究》2018年第7期。

[4] 韩家慧：《民政部：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两年下降22.7%》，新华网，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30/c-1123634905.htm，2018年10月30日。

[5]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三）：民族性三十年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53页。

[6] 檀慧玲等：《关于利用质量监测促进基础教育精准扶贫的思考》，《教育研究》2018年第1 期。

[7] 查志远、檀学文：《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8] 张晓燕、孙振东：《论教育的民生功能》，《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5期。

[9] 段从宇、伊继东：《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要素及实现路径》，《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5期。

[10] 万明刚：《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法规体系建构到教育教学模式变革》，《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11]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1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4～115页。

[13] 单中惠、王凤玉：《杜威在华教育讲演》，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