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禅宗一脉相承

刘立夫^[1]

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最大的变化就是“人间佛教”的兴起。与传统佛教相比，人间佛教无论在思想性格，还是在形态结构上都有着新的内涵和特点。这场现代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自太虚大师首倡于民国初期，经过佛教四众弟子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两岸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人间佛教“模式”，今天仍然处于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定型”。但从中国佛教的整个历史和世界佛教的视野来看，现当代人间佛教并非突如其来的“新生事物”，它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仍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同时，人间佛教也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家内事”，而是佛教融入现代社会、走向全球的“时代主题”。所以，结合历时与现实、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角度来讨论人间佛教，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佛教的发展脉络，更有助于把握人间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定位。

一 “人间佛教”与“佛教”同义

严格地说，人间佛教是中国现代汉传佛教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又是针对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衰敝而发。

当年太虚大师最先提出的是“人生佛教”，意在强调佛教为社会、人生服务。太虚大师当年曾针对与世隔绝和流于旁门左道的“超亡送死”之明清佛教的积弊，提出佛教的目的并非让人脱离现实，为“死人”服务，相反，人生佛教就是为世人的需要而建立，能够教人养成善的思想和善的行为，促进人类不断进步。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还力图从学理上追本溯源，以《增一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为经典依据，认为非鬼神化和人间正行的佛教才是佛陀创教的本怀。也就是说，“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是同一个意思。台湾佛光山的星云法师甚至认为，人间佛教不是哪一个人的佛教，不是因为六祖说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把人间佛教归之于六祖大师；也不是因为太虚大师说了“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就把人间佛教推给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是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道、每一个人的理，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净化和升华，是佛陀的本怀，凡能圆满涅槃之道的教示，都是人间佛教。也就是说，佛教和人间佛教完全同义，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只是表示过去中国佛教的教行有偏差，突出“人间佛教”就是要使佛教回到“正法”的轨道上来。换言之，“人间佛教”正是佛教的本义。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在大陆首倡“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为回应“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赵朴初提出：“本着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全国各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开创佛教徒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新局面而勇猛精进。”这里点出了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赵朴初同时指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是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又说要成佛必须先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但不能满足于做好人，而是追求“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行”，人间佛教的最终目的是利益国家和社会，实现人间净土。赵朴初也认为，“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而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内在精神，是佛陀的本怀，是《增一阿含经》中“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的精神写照，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中“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的思想体现。赵朴初先生实际上是基于大陆佛教的现状，从“爱国爱教”、发挥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上来定义人间佛教的。

可见，人间佛教的革新，与其说是理论的“创新”，毋宁说是现实的选择，即针对佛教的现状而对佛教的教理、教行有所取舍。人间佛教强调的是佛教现实关怀，要对人生、社会、国家有贡献，能够救时代之急，解时代之需，只有这样的佛教才会有生命力。所谓“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连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何谈成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间佛教秉承了大乘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即世间求解脱”的应有之义，人间佛教与佛教同义。

二 “人间佛教”是“禅宗”精神的延续

如果回溯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会更能理解现代人间佛教的“中国特质”。中国佛教的源头在印度。尽管中国的佛教徒皆尊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一例外地信奉佛教的“三学”“四谛”“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基本教义，但是，在具体的理论形态和表现形式上，则与印度异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大不相同，加上印度佛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大小乘混杂、“法门”众多，因而中国的佛教徒不可能完全照搬印度佛教的模式，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融会贯通，用自己的方式“说己心中所行法门”。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也就是“中国化佛教”或“佛教中国化”，是印度的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晶。

什么是佛教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包罗盖广的命题。大而言之，佛教中国化即是佛教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举凡政教关系、寺院经济、三教交涉皆与此相关。至于中国佛教所涵盖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学、伦理道德、民间风俗、绘画雕刻、建筑造像、饮食服饰等等，都是佛教的中国化。如果要做规约化的处理，那只能以中国的佛教宗派为代表，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等隋唐八大宗派。如果还要简约，那就非禅宗莫属了。由于禅宗在保持印度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老庄化和儒家化，接受了儒家的世俗伦理和道家的自然主义，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成了最为彻底的中国化佛教，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的特色，生命力也最为旺盛持久，在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相继衰微的情况下，其法脉却能传承不绝，故自唐宋以来，凡言佛教，必言禅宗。

严格地说，现代人间佛教并非禅宗那样的宗派佛教，但人间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佛教的旗帜，也是因为人间佛教能够像禅宗那样，关注当下，重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此而言，现代的人间佛教与历史上的禅宗精神可谓一脉相承，人间佛教即是禅宗在当代的发展。

众所周知，人间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特定的时空背景相关的，但这并不能否认人间佛教与传统佛教之间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发展性。连续性是指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佛教的历史继承关系；统一性是人间佛教与佛陀的教义相通，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发展性则是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三者综合，其经典表述就是印顺法师所说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

就“契理”性而言，人间佛教并没有在印度佛教或中国佛教之外再创造一个“新佛教”，而是回归传统，追求佛教的本真。就“契机”性而言，人间佛教的最大特色则在于其历史的断裂与重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人间佛教无疑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迫于内外交困、正法崩坏的产物，是近现代佛教革新派力图恢复中国佛教生命力的一次漫长旅程。而这场佛教的革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禅宗优良传统的复兴。太虚大师曾指出，“中国佛教特质在禅”，其“人生佛教”的纲领亦主要本于禅宗的真意。在太虚看来，人间佛教的建设应以禅宗的复兴为关键，“非由禅宗入手，不能奏改善世道之效”。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人间佛教运动完全可以溯源于“六祖革命”与禅宗的长期实践。这一看法也可以从禅宗的经典中找到确切的答案。诸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在由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既在孤峰顶上，又在红尘浪里。”“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随所住处恒求安乐。”“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穿衣吃饭，尽是佛事”等等，这些禅宗祖师的言论，道出的正是具有人间佛教理念的基本主张，太虚大师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人成即佛成”与之若合符节。

事实上，现当代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多是禅门弟子，他们在弘法利生事业上奉行的还是“契合祖师本怀的法门”。赵朴初先生总结出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其中的“农禅并重”出自禅宗，而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广义上仍然属于“接地气”的“世间法”，三个传统都具有人间性的特点。

赖永海教授在《人间佛教与慧能南宗》一文中提出，人间佛教与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思想特别是慧能南宗禅的思想是一致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佛教，可以而且应该走禅宗和人间佛教肯定现实人生之价值和意义的道路。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唐宋以来的禅宗作为现当代人间佛教的前身，或者说，人间佛教可以被视为禅宗在现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延伸或发展。当然，历史上的南宗禅与现代人间佛教是存在阶段性差异的，二者所依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二者所依之佛“理”相通，而时代之“机”迥异。现代人间佛教不是要机械地重复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而是与时俱进，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演绎“己心中所行法门”。

三 “人间佛教”的地域性与国际化

佛教作为一种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地方性宗教，在其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宗教，其国际化进程远非始于20世纪，而是从其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在两千余年的佛教传播史中，佛教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印度为中心，经西域北传至于中国内地，又经斯里兰卡南传至泰国、缅甸及中国南部。第二阶段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扩散，此一阶段传播的主体是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第三阶段自19世纪以来，佛教从东亚、南亚以及中国西藏等地向包括北美、欧洲、非洲、澳洲等地区的广泛传播，今天还在继续。

现代人间佛教作为汉传佛教的一部分，也在不断国际化。当年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构想时，也吸收过南传佛教甚至基督教的一些思路，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在实践上并没有成功。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台湾地区的“四大山头”在迅速崛起，并皆以“人间佛教”为旗帜，其影响力也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台湾人间佛教的国际化传播主要体现在：一是大力推动了中华佛教的全球传播，并成功引起了西方世界对汉传佛教的重视；二是继承太虚提出的建设国际佛教联合组织的遗愿，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推动佛教与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各大宗教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从全球视野来审视人间佛教，可将其视为世界宗教“入世化”运动的一部分。西方宗教所谓的“入世化”，与中国汉传佛教的“人间化”异曲同工。事实上，在汉传人间佛教兴起的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曾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佛教主张。如日本铃木大拙的“新禅学”、日本创价学会的“人间革命”、越南裔僧人一行禅师在欧美所倡导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安贝卡（B.R.Ambedkar）博士在印度领导的百万不可接触者“改宗运动”，以及缅甸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权运动”等等，都是佛教开始参与现实社会、参与世俗事务的体现。佛教从传统的“厌世”“舍离”的态度转向介入社会的整体倾向，借用宗教社会学的观点，正是佛教走向现代的体现。可见，“人间佛教”是世界佛教回应现代社会变化的共有倾向，现代佛教的入世化、生活化并非中国所独有。

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大宗教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如16世纪西欧的路德、加尔文所领导的“新教”改革，19世纪伊斯兰教的现代化改革等，这些宗教改革运动虽初衷不同，但改革的结果无一例外地促进了宗教的世俗化，适应了现代化的挑战，进而促进了宗教自身的发展。20世纪产生的人间佛教正是世界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相比而言，汉传佛教的革新，其历史要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地方。

前文已经提到，人间佛教肇端于“六祖革命”。惠能南宗禅基于大乘佛教的真俗不二、出世入世不二的教义，倡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直指人心，主张即世间求解脱，使禅与生活融合为一，从而使禅宗走上了入世化的道路。禅宗基于“烦恼即菩提”的大乘精神，拥抱世俗的价值，改变了印度佛教舍离厌世的价值倾向。这种态度的改变，不仅是禅宗对儒家伦理与人文精神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始佛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风貌。从世界宗教入世化的整体看，禅宗是汉传佛教真正入世化的源头，而现当代人间佛教则是禅宗入世化的延续。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也走向入世化的佛教流派，汉传人间佛教既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更为广大的人群基础。可以预见，借助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机遇，通过佛教界“走出去”的战略，“人间佛教”将会进一步扩大影响，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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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立夫，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