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君臣鉴戒第六——提请臣子以史为鉴

【原典】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①，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②，卒令不闻其过，遂③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④！”

【注释】

①合契：默契。②钳口：不敢进言。③遂：于是。④嗤：耻笑，嗤之以鼻。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国家无论是安定还是混乱，是危险还是安全，君与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君主如果能够接受忠直的建议，作为臣子也能够直言相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但是臣子却不能在一旁匡正辅佐，不想国家灭亡是不可能的事情。帝王一旦失去了江山，那么臣子的家同样也不能保全。像隋炀帝，他做事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样他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导致国家灭亡，不久大臣虞世基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我与其他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原典】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①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②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③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④，苟求悦誉⑤？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⑥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注释】

①於士澄：原为隋将，后降唐。②大理丞：大理，大理寺，即最高法院。大理丞，隋时大理寺的副职。③逗遛：地址不明，形迹可疑。④谄佞：奉承，谄媚。⑤悦誉：得到君上的欢心和称誉。⑥囹圄：监狱。

【译文】

贞观四年，当太宗谈论起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征对答说：“过去在隋朝，我听闻有盗窃案发生，炀帝于是就派於士澄追捕，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便抓起来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是偷盗凶手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就将他们在同一天全部处决。大理丞张元济觉得其中有蹊跷，就查阅相关的文书，发现在盗窃案发生的当天有六七个人原先就关在别的地方，偷盗案件发生之后才被放出来，面对严刑拷打受不了痛苦，才被迫承认行盗。因此张元济进一步调查推究，当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的行踪不清楚。官吏当中有人认识这些人，能够证明九个人里有四个不是盗贼。相关部门认为炀帝已经下命令将其斩决，就没有将事情的真相上奏，最后将这两千人全部斩杀。”太宗说：“这不仅仅只是隋炀帝的暴虐无道，他的臣下们也没有尽忠职守，他们应该将实情上报，因为怕惹来杀身之祸，岂能够谄媚奉迎，讨皇上欢心？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败亡？现如今我依靠你们一同匡正辅佐，狱中才能够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原典】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①，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②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③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④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⑤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注释】

①惟善是务：凡是好事，就认真去做。②福祚：江山基业。③桀、纣：桀，夏末代国王。纣，商末代国王。④颜闵：指孔子的弟子颜回、闵损，二人以德行著称。⑤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名蒋。公元前477年秋，鲁哀公被鲁大夫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贵族）赶出国外。不久回国，死于有山氏。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我听闻周、秦两朝在刚刚平定天下的时候，其治理国家的方法是相同的。周朝推行的是仁政，积累功德，因此可以将其大业保持八百年。但是秦朝却胡作非为，荒淫无道，因此历经两代帝王后就灭亡了。难道这不是所谓的行善可以福祚绵延，作恶就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闻桀、纣是帝王，他们的行为就连凡夫俗子都感到羞愧，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是君主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同时这也是帝王应深感羞惭的事。我常常以这些史例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并且时常告诫自己，担心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被人耻笑。”魏征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一个人十分健忘，他换了住所就将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原典】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①平②，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③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④，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⑤，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⑥，今又平殄⑦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⑧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⑨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⑩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注释】

①高昌：西域国名。②平：征讨平定的意思。③忠謇：正直的言论。④张子房：即汉初大臣张良。⑤废嫡立庶：这里指汉高祖刘邦打算废掉妻生的太子盈，立妾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⑥圣德光被：君王的恩德像阳光一样普照天下。⑦平殄：平定消灭。⑧管仲、鲍叔牙、宁戚：三人都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⑨寡人：古时帝王、诸侯的自称，意谓寡德之人。⑩公：对人的尊称。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于是就在两仪殿招待满朝文武。席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说：“如果高昌没有丧失臣子应有的礼节，又怎么会遭受灭亡呢？每当我平定一个地方之后，都会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千万不可骄奢淫逸，接纳忠言以纠正自己的过失。国家的治理就需要任用贤能的人，远离阴险谄媚的小人，不能听信小人的谣言而误解了正人君子，做事情谨慎，国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征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最初他们在创业时都有所警惕，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建议。等到天下太平后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听不进逆耳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要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后来，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更何况如今陛下功德卓越，高祖怎么能够和您相提并论。您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泛传播，如今又平定了高昌，时刻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这真的是国家幸事啊。以前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同喝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鲍叔牙站立举起酒杯说：‘希望主公不要忘记当初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也不会忘记自己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当初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宁戚也不会忘记。’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如果我和管仲、宁戚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太宗皇帝听后对魏征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原典】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①，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②。”《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③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④，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⑤，外竭股肱，和若盐梅⑥，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⑦，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⑧，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⑨，古欤⑩？’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⑪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⑫可以无礼于下哉？

【注释】

①元首：这里指人的头。②容敬：容仪端庄。③丛脞：细碎，无雄才大略。④以石投水：把石头投到水中，遇不到什么阻逆。借喻君臣关系协调。⑤心膂：聪明才智和浑身力气的统称。⑥盐梅：盐味咸，梅味酸，皆为调味所需。比喻国家需要各种人才。也用来赞美做宰相的人。⑦俊乂：有才德的人。⑧伊尹：商初大臣。⑨反服：穿丧服。⑩欤：疑问词。⑪诈忠：虚假的忠心。⑫安：疑问词，相当于“怎么能”。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书说：

微臣听闻君主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头脑，臣子就好比一个人的四肢，只有一起同心协力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个体。头脑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虽然君主圣明，想要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大臣的辅佐。《礼记》上说：“百姓将君主当做是自己的心，君主将百姓看作是自己的身体，内心端正才能够身心健康舒畅，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书经》上说：“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君主无能，臣子懒惰，万事不成！”因此，君主将大臣抛之脑后，自己一个人能将国家治理好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自古以来，君与臣之间想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好比将一块石头抛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但是让水顺应石头流动却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所有贤能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内国君尽心尽力，在外大臣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当，就好比汤中有盐的咸味和杨梅的酸味，坚固得就如同石头一般，能够有这般境界，不是依靠高官厚禄，而是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在凤凰台游玩的时候，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供使唤，于是就自己将带子系好。难道周文王朝中全是贤能的人，而如今开明的时候就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君臣间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项羽曾经从韩信的手中逃亡。商汤给伊尹以礼遇，于是在伊尹的帮助之下成就了霸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之战立下立帝功业。夏桀如果当初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一位贤良的大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对他的仁德加以称赞，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之前的朝臣被放逐后，依旧为原来的君主服丧，这样的情况在古代有过吗？’子思说：‘古代帝王在任用贤能的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因此量不在朝，依旧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而现如今的君主，用人的时候恨不得将其搂在怀里，辞退的时候就恨不能推下深渊。不起兵讨伐就算不错的了，谈何服丧之礼呢？’”齐景公问晏子：“一个忠心的臣子对待君主是什么样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分封给臣子土地，加官晋爵，臣子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能为谁去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忠言如果不被接受，最后有难而死，这是妄死；臣子如果不直言相谏，等到君主死了才去相送，这是一种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了，晏子站在崔府的大门外面，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就只有君主一个人死了吗？我同样也会去死。’那人又问：‘是过来送别的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君主为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君主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死，不是他的亲友，又有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将门推开进去之后，抱着齐庄公的遗体失声痛哭，之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将臣子视为手足，臣子就会将君主视为心腹；君主将臣子当做犬马，臣子就会将君主看做陌路人；君主将臣子视为粪土，臣子就会将君主视为敌人。”臣子虽然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但是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待臣下无礼呢？

【原典】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①，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②，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③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④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注释】

①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也指政治才能。②衡轴：这里指中枢岗位。③乱庶：作乱的民众。④日慎：谨慎。

【译文】

我私下观察朝中身任要职的大臣，有的曾经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重要的职务，还有的是参与朝政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建立卓越的功绩，在当时都是优秀的人才。他们身居重要的地位，责任重大。虽然朝廷交予的任务繁重，但是对他们不够信任，这样有时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疑虑，有疑虑，就很容易让人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忠君报国的节义就树立不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能振兴纲常名教，如此一来想要巩固太平基业，将大唐七百年的国运保住，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之前贤明的君主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陛下对大事处理宽厚，反而对微小的事情处理严格，有的时候甚至还大发脾气训斥人，难免会带有偏见。这样做的话朝中的事务是不会处理好的。君主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况且刚即位就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好比河水将堤坝冲垮，泛滥成灾，一定会有不少人受到伤害，那么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君主一旦将不好的事情开了头，下面就会不断出现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会大乱。《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应该要了解他的优点。”如果因为讨厌一个人就将他的优点抹杀了，那么做善事的人定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包庇他所有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如果君主发起火来，作乱的人很快就会收敛。”古人发怒是为了惩罚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像尧、舜这种圣明君王的本意，也不是禹、汤这样贤明的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因此孔子说：“鱼一旦失去了水就会死亡，但是水中没有了鱼依旧是水。”所以，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总是小心翼翼，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国家的治理怎么能够不深思熟虑呢？

【原典】

夫委大臣以大体①，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②，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③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注释】

①大体：重要的，关系大局的。②辜：罪。③矫伪：骗人的事。

【译文】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理国家最普遍的道理，同时也是处理政事的正确法则。如今在委派任务的时候，对大臣格外重视却忽视了小臣；在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又怀疑大臣而轻信小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样的做法，想要天下大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另外，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如今有的时候命令小臣办大事情，有的时候又委派大臣去办细微的小事情，小臣身处在他不该管理事务的范围内，而大臣又失去了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大臣或许会由于小事情而受到惩罚，小臣或者因为大事而受罚。身处的职位和要承担的责任不相符，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又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这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吗？小臣不能让他们处理重要的事情，大臣也不能因为细小的事务就将其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极力为自己辩解，就误以为他是不肯服罪；不为自己辩解，就认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

【原典】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①，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②，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注释】

①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杼，织布的梭子。借喻流言经多次重复就会令人相信。②稷、契：古代主管农事的官。

【译文】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但是大臣们却有所避讳将嘴巴紧闭，这就是没有尽全力。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如果得当，即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选拔的官员如果不得当，即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能够做到充分地信任别人，又如何去要求别人忠心呢？虽然有时臣子会犯错误，但是君主这般对待也不算得当！君主对臣下既然不信任，就会认为臣下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君主就一定会有让人觉得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说话让人琢磨不透，君主就不会放心。”君臣之间互相不信任，何天谈下大治。现在各位大臣天各一方，距离遥远，对于那些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相信的人，就我所知道的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难道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什么人不能任用；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这难道仅仅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是普通人结交为朋友，必要时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即使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是如同鱼和水关系的君臣之间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遇到小的事情怎么会改变志向，遇到小利益的诱惑就变心的道理呢？这或许是因为臣下不够忠心，也或许是因为君主时常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刻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以陛下的智慧和如今的成就，如果能够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实现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原典】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①，仰企前烈②。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③，肤皆庶几④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⑤，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注释】

①克己为政：克制自己的私欲，努力治理朝政。②仰企前烈：仰慕效法前代圣贤。③称首：作为首要之务。④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⑤戎狄：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问特进魏征：“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常常将他们放在首要位置，以此来激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道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呢？”魏征回禀道：“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如今都在做。在我看来，对内陛下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所有的功劳都是陛下的。安抚百姓让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些方面来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希望陛下在德与仁这两方面自强不息，一定可以做得到。”

【原典】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①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②，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③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④。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⑤，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注释】

①司空：唐时司空为大臣崇高的虚衔。②才行：才能德义。③化及：即宇文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为右屯卫将军。④弑逆：杀君，反叛。⑤玄感：即杨玄感。隋相杨素之子，曾为大将。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皇帝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至今君主在开创基业之后，往往都是到子孙的手里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由于幼主小的时候生长在深宫，一直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假，治理国家的安危。因此当政期间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将所有的过错都推之于君主，我觉得应该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依靠祖父、父亲就能够做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年幼，下面的官员又没有才能，国家危亡的时候不能够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着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到高官显位，但是宇文化及没有考虑应该怎样报答，反而叛逆弑君。难道这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想要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让他们不要犯下严重的过错，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二人都是在隋朝大臣中蒙受天恩厚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了，这又是为何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懂得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因此古人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