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大服务业测算结果及分析

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价值创造额指数及价值创造效率指数的编制结果见表2-5。为了检验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映效果，延续前期指数报告的方法，我们以单季度的第三产业GDP为基础，运用前环比指数计算法构建了第三产业GDP指数。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三产业GDP指数的波动趋势见图2-7。

结合表2-5和图2-7可以看到，首先，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大服务业价值创造指数整体上保持了小幅上升的趋势，2013年第四季度，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达到历史高点322。自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累计涨幅已达222%，总量达2007年第一季度的3倍。其次，价值创造效率方面，与2012年相比，2013年大服务业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延续前期下跌趋势，这表明大服务业运行效率下降的趋势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从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的相对走势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说明我国大服务业新增投资效率较低，未来大服务业可能产生类似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从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和第三产业GDP指数的相对走势来看，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在绝大多数季度位于第三产业GDP指数上方，这说明大服务业上市公司价值创造额从总体上看增长速度超过第三产业GDP增长速度。但是，最近3个季度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位于第三产业GDP指数下方，这说明从2013年第三季度开始，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的增长速度低于第三产业GDP增长速度。

对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的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大服务业股东、债权人、政府及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分配所得在企业新创造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及变化趋势，为政府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提供参考。图2-8是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构成分析图。首先，从2007年以来所有的季度均值来看，员工薪酬所得占比最高，达到34.41%；股东获利所得占比次之，达到30.34%；政府税收所得占比排在第三位，为29.89%；债权人利息所得占比排在最后，为5.35%。其次，与2007年季度均值相比，2013年大服务业分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2007年，大服务业中股东获利所得占比最高，达到41.00%，到2013年下降至27.59%。2007年，大服务业中员工薪酬所得占比为28.17%,2013年大服务业中员工薪酬所得占比大幅上升，达到35.81%，在四类分配主体中占比最高，升幅约为7个百分点。政府税收所得占比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2007年的26.82%上升至2013年的31.02%。总的来说，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中员工薪酬所得、政府税收所得和债权人利息所得占比均有上升，股东获利所得占比大幅下降。综上可见，大服务业中员工薪酬、股东获利所得和政府税收所得占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的比重比较均衡，与大制造业企业相比，大服务业企业政府税收负担较轻，股东获利能力较强。这有利于大服务业加快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表2-6和图2-9描述了大服务业四类分配主体价值创造构成指数的变动趋势。从表2-6和图2-9可以看到，从总体趋势来看，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大服务业员工薪酬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100点上升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385点，最高达到502点。这表明在此期间大服务业员工薪酬出现了大幅上涨，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涨幅达285%；大服务业政府税收指数则呈现出“前增后稳”的走势，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大服务业政府税收指数稳步上升，之后基本保持平稳；大服务业股东获利指数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第四季度达到历史低点，之后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走势，即2009年第一季度起，大服务业股东获利指数出现恢复性上升，在2011年第二季度达到高点后进入下降通道，最近4个季度走势相对稳定；债权人利息指数在2008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期间达到前期高点，然后低位运行，继而快速增长，表明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对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按股东、政府、员工和债权人占比进行构成分析，可以揭示大服务业中各类主体的分配格局，但是，分配结构分析相当于存量静态分析，并不能展现大服务业各类主体所获价值创造额在时序上的动态变化趋势，不能揭示大服务业中各类主体分配所得在不同宏观经济形势下的波动规律。为此，本部分对大服务业中四类分配主体所获价值创造额进行了指数化处理，得到四类大服务业价值创造构成指数：大服务业股东获利指数、大服务业政府税收指数、大服务业员工薪酬指数和大服务业债权人利息指数。

综上可见，大服务业中员工薪酬、政府税收和股东获利占比相当，从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大服务业价值创造额在四类主体之间的分配结构变化较大。与大制造业类似，员工薪酬的上涨速度超过其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是金融危机后大制造业股东获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增加劳动者报酬的方式不具有持续性，会影响股东的投资积极性，从长远看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