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心-边缘”理论综述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1.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随着区域经济不断优化，势必要求用发展理论来指导下一步的再发展，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就会不断地向前更新。而这种理论发展趋势的背后就会反衬出原有区位发展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区域发展局面。在如此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时代下，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1）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运用数学计量模型来测定和核算有关联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哈罗德-多马模型。20世纪40年代，该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同时提出，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此模型的概念和模型的内涵与外延都显示出，经济长效增长的根源来自资本的形成和长效累积。从传统经济学来看，要想扩大就业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只能通过不断地增加投资规模，从而造成生产企业的不断扩张，进一步使得供给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继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与财富。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认为，要使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获得均衡性增长，必然要求这一区域（国家）在一定时间阶段内使得区域（国家）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成本。

二是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型。1956年，索罗和斯旺等人对前期增长模型作了相应补充，随即得出索罗-斯旺增长新模型。该模型主要论点在于：通过合理匹配“劳动（labor）与资本（captain）”的比例，实现该区域内某一时段的均衡性就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与资本是会发生变化的，倘若劳动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资本的增长速度，那么劳动价格与工人工资的增长就会使资本效率有所降低，这个时段就需要对先进技术进行大力投资，从而改变区域增长持续力的结构。

（2）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主要是从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积淀出发，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作出发展方向探讨的一种理论。从本质来看，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了全面投资，从而能平衡发展区域内各经济部门。穆勒对“萨伊定律”作了重新解释：通过对经济部门中以同一比例来投资，进而使得其获得平衡性发展，最终实现生产能力与需求增加结构性的相互适应。纽曼（J.V.Neumann）等对其作出了进一步论证，将平衡性发展理论划分为三种不同形态：一是强调“投资规模为主”的理论；二是强调“起步基点、发展路线”的理论；三是强调“投资规模完全增长”的折中理论。

2.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世界经济与全球化贸易的不断推进，将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外部性（Externalities）、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等区域经济发展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而孕育和发展了新增长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

（1）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理论先驱诸如：保罗·罗默（Paul M.Romer）于1986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基于阿罗的干中学模型所建构出的知识溢出模型（Knowledge Spillover Model）及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Lucas）在1988年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中所论述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新增长理论的基点在于：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不是外部力量所能引发的，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要素（知识、技能、人力资本）所集聚的效果，使得资本收益有所增加和递增。可见这种理论主要是集中测算和建构“投资、知识、人力资本”，从而激励区域经济向前发展。

（2）区域创新理论。

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是相对于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而言的，可见这是创新体系在层次上的不同。对区域创新体系首先着手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而到了1992年，英国学者菲力普·库克（Philip Cooke）对RIS作了相应概念界定和内涵剖析。RIS主要是创新主体（由某一区域内的研究机构，如高等院校、专属科研机构、科研服务机构以及区域内地方政府所组成）、创新环境（创新组织架构、创新思维与思想的活跃度、创新人才机制建设等）以及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系统性架构，从而保障了运行机制的流畅，推动了区域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技术转动。

二、“中心-边缘”理论

“中心-边缘”的概念运用广泛，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中心-边缘”理论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准方法论”范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主要是由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所构成。本文所引入的“中心-边缘”理论集中体现在后两个理论体系之中，首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客观和具有可衡量性的理论分析及范式探讨，然后经过理论学者的外延和拓展，将其引入区域经济发展领域。

1.“中心-边缘”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对“中心-边缘”理论的拓展和理论脉络外延演进过程中，由于学科和学者个体的学术差异，相关研究结论呈现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其基本要点却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种种这些都昭示了对厘清和囊括“中心-边缘”理论的理论范围和研究过程有着莫大帮助，从而使得我们能在经济思想海洋中找到一片有助于“中心-边缘”理论快速成长的绿洲。现有“中心-边缘”理论是在前期多位学者（Immanuel Wallerstein，Prebisch，Frank等）的研究和扩展基础上所建构出的，据此可以推演出“中心-边缘”理论的理论图景和演进图。

“中心-边缘”理论共有四大主要内容：

（1）初始“中心-边缘”理论是依托某一理论前提，即在原先国际化分工明确基点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出现了边缘化发展的端倪。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这个时间点具体到1640年。对“中心-边缘”理论主要是以“两分法”来合理剖析。多位学者论述，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存在与之相对立的区域（国家）（中心与边缘所在），但需要明确的是，此时的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单纯局限在地理空间区位上，更为重要的是指出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状态。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心区域（国家）在全球化贸易过程中是掌握核心技术、生产资源以及金融资本等的核心主导角色，与之相反的是在后现代化世界贸易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的边缘区域（国家）。

（2）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间的结构性剖析即此研究的主干内容，研究重点在于深刻探究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动态协同性和区域间依存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个与之截然不同的层次分析法研究，势必造成研究的差异性，然而需要肯定的是要整合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动态协同性和整体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在一个长久阶段来看，势必要保持动态协同与均质化发展。同时，中心区域（城市群体、国家等）的核心主导地位或角色并非恒久不变，随着全球化进程、区域发展以及边缘区域向中心区域发生的进程，势必造成某一中心区域（国家）的主导角色的转移，下降为边缘角色，而与之相反的是一边缘区域（国家）转变，突破固有界限。从另一层面来看，区域（国家）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区域间势必发生异质性的分化，这就要求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强调依存关系。

（3）研究对象的重点范围是边缘化区域（国家）经济。

这里所指的边缘化区域（国家）经济是以欠发达国家为主体，研究者的个体从属性也在这部分国家中。当前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肯定全球化贸易的成长趋势，因而使得对“中心-边缘”理论研究要有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更多时候是站在边缘区域（国家）立场上来思考和探究世界发展趋势，以便研究者从边缘区域（欠发达区域）的视野下来寻求拓宽发展之路。

（4）走本土化之路，反对现代化理论的完全西化。

从理论渊源和理论时间论断来看，较为正式的“中心-边缘”理论的推出和完善比现代化理论要晚。发展中国家（或者称为边缘区域）的区域个性和发展差异性，势必造成现代化理论在这些国家（区域）的“水土不服”，从而影响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前景。再加之这些国家（区域）内部的民族意识的不断开放与内部解体，使得一部分专家学者探究到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从本质考究，边缘区域（国家）的欠发达经济发展形态，并不单纯是由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所引致的，而是根源于中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过度压榨和剥削。但必须重视的一点是，以期通过整体性“西化”来走出边缘化角色定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要想使得边缘区域能向中心区域迈进，换句话说，要使中国边缘区域能走向中心区域，势必走中国化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好地利用本国国情来走向中心区域。

2.“中心-边缘”理论与“核心-外围”理论辨析

尽管“核心-外围”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在字面上比较相似，但是从理论内涵、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来看是不相同的两个理论。

传统地理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在某一均质空间下，随着市场竞争的完全性以及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商会作出的市场经济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未能恰当地解释和论证产业集聚以及空间增长极发展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地理经济学才将空间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学研究，进行原有地理经济学的交互性探讨。同时建构了以规模报酬、市场竞争度和增长运输成本为变量的数学模型，从而最终架构出“核心-外围”模型，以期能实现对产业集群的动态性研究。

从上述对新空间地理经济学派的“核心-外围”理论的论证逻辑分析可知，其与本书所论述的“中心-边缘”理论还是存在差异性和异质性：

其一，两种理论从属于不同分支学科。“中心-边缘”理论从本质来看是结构主义学派所引致的，因此可以将“中心-边缘”理论划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中心-边缘”理论的理论渊源是研究和探索边缘区域（欠发达国家或区域）以工业化和后现代性发展路径来向中心区域（发达国家或区域）迈进的过程。而“核心-外围”理论从属于新经济地理学派，此学派最终归纳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可见其是空间地理学和传统经济学学科融合后的新学科体系。同时从时间阶段来看，空间地理经济学派所构建的“核心-外围”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间比“中心-边缘”理论（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晚了近50年。

其二，二者的研究视野不同。被划归为发展经济学初始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理论分析研究主要是通过全局性视野（全球、全区域）来探究“中心-边缘”形态社会发展格局，在此所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发达区域（国家或者工业区），而“边缘”指的是欠发达区域（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心”与“边缘”区域的角色存在相互依附性，而且“中心”与“边缘”的角色定位是会发生转变的。相比较而言，空间地理经济学范畴下的“核心-外围”理论探讨的是某一区域内不同分区间（核心区和外围区）的空间地理经济。而这里论述的“空间”并不单纯是指实质上的区位空间，强调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空间，因此本研究不会将区域利益、时间和真实空间处境考虑在内。

其三，二者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本书所论述的“中心-边缘”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结构主义来进行一定的价值向度性判断与界定，因而基于前期价值判断，将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进而依托规范分析来探究这二者间的不均衡平等性发展格局，从而使得边缘区域能有效地向中心区域合理递进。与此同时，在对“中心-边缘”理论的应用研究过程中还会对经济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论证。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由空间结构因素所建构的“中心-边缘”理论模型通过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或者外延数据的定量性实证化探究，进而将其纳入数理推导模型，从而恰当地论证了某一区域空间内部产业集聚机理，重点探究了区域内部产业集群的系统动态性过程，同时也分析了促使产业发生集聚效应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见，发展经济学派的“中心-边缘”理论与空间地理经济学派的“核心-外围”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直接联系，本质上也不存在相互继承关系，客观来看这二者应该是从属于相互平行学派的两个理论。

三、结语

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有机推动力。中心区域的发展离不开边缘区域人、财、物、力的协调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中心区域势必将区域集聚效应辐射整个区域。中心区域由于在经济要素、经济地位以及政府优惠政策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其发展更为迅速；边缘区域在要素劣势等其他条件下要趋向中心化，势必通过发展路径推动区域经济平稳而又常态化发展。随着河北沿海区域之间区域化程度不断增强，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会出现动态化转变与竞争。

从“中心-边缘”理论内涵可知，研究某一区域可将其划分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但是在此发展过程势必发生“边缘—中心—边缘”的互动性转变（集聚—扩散—再集聚），这昭示了河北沿海地区区域发展形态下的结构性转变。本章节主要阐述了哈罗德-多马模型、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平衡发展理论以及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增长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的理论内涵。从“中心-边缘”理论的前提、主干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本土化研究等方面拓宽该理论的研究宽度；在学科归属、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层面上对“中心-边缘”理论与“核心-外围”理论进行对比辨析，发现这二者之间只是相互平行的关系。这为下文河北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和产业结构分析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点和理论分析工具，继而帮助我们探讨河北沿海区域经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对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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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程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模式》，载《城市问题》，2008（9）。

[2] 参见陈王、龙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载《经济导刊》，2010（9）。

[3] 参见蔡洁丽：《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商贸》，2012（21）。

[4] 参见孟庆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与机制》，载《开发研究》，2001（2）。

[5] 参见张佑林：《长三角经济过度竞争剖析》，载《经济学消息报》，2004-03-05。

[6] See J.Tinbergen：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msterdam，Elsevier，1954：45-65.

[7] See B.Balass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Homewood Irwin，1961：26-27.

[8] See J.Viner：The Customs Union Issue，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50：36-38.

[9] 参见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250～2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0] 参见伍贻康、周建平：《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19～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11] 参见伍贻康、周建平：《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19～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12] 参见张幼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156～17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3] 参见张晓静：《欧盟经济一体化中区域政策的效果研究——兼论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启示》，载《国际贸易》，2007（7）。

[14] 参见孙占芳、张环宇：《欧盟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载《特区经济》，2007（10）。

[15] 参见冯学钢：《欧盟一体化及其对中国“长三角”地区旅游业联动发展的启示》，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4）。

[16] 参见田素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载《上海经济研究》，2000（4）。

[17] 参见孙烽：《再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载《国际经贸探索》，2001（1）。

[18] 参见孙烽：《再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解释》，载《当代财经》，2000（9）。

[19] 参见华民、王疆华、周红燕：《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2）。

[20] 参见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载《经济论坛》，2004（15）。

[21] 参见吴克烈：《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与我国区域经济理想模式》，载《世界经济研究》，2000（1）。

[22] 参见汤碧：《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3）。

[23] 参见东艳：《南北一体化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7）。

[24] 参见东艳、冯维江、邱薇：《深度一体化：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趋势》，载《当代亚太》，2009（4）。

[25] 参见东艳：《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轮轴-辐条”双边主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载《财经研究》，2006（9）。

[26] 参见马强：《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路径及趋势》，载《宏观经济管理》，2007（9）。

[27] 参见程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分析》，载《江苏商论》，2008（4）。

[28] 参见程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模式》，载《城市问题》，2008（9）。

[29] 参见刘纯彬：《一个天方夜谭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关于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载《中国软科学》，1992（3）。

[30] 参见王爱春：《港口经济与京津冀的联合及发展》，载《经济论坛》，1995（4）。

[31] 参见张可云：《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载《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4）。

[32] 参见崔和瑞：《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及发展对策》，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

[33] 参见刘晓春、白婕：《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问题和对策》，载《安徽农业科学》，2009（21）。

[34] 参见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合作途径探讨》，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2）。

[35] 参见孙翠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载《环渤海经济瞭望》，2007（3）。

[36] 参见吴群刚、杨开忠：《关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考》，载《城市问题》，2010（1）。

[37] 参见刘晓春：《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5）。

[38] 参见郭岩峰、王晓利：《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考》，载《特区经济》，2011（11）。

[39] 参见魏然、李国梁：《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06（12）。

[40] 参见钱智、季任钧、陈和平：《论冀京津合作中的问题、机遇、方针和措施》，载《中国软科学》，2000（8）。

[41] 参见戴宏伟、马丽慧：《借势与造势——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河北产业结构优化》，载《经济论坛》，2002（18）。

[42] 参见魏后凯：《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2008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做的大会发言》，引自文魁、祝尔娟：《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3] 参见杨开忠：《浅议京津冀区域发展》，载《前线》，2004（12）。

[44] 参见陈柳钦：《京津冀三省市产业发展比较分析》，载《经济前沿》，2004（10）。

[45] 参见窦宗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型研究》，天津，天津大学，2007。

[46] 参见窦宗军、宋辉、李彦彪：《京津冀区域及环京津地带产业现状及发展》，载《中国统计》，2006（9）。

[47] 参见吴敬华：《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载《城市》，2009（12）。

[48] 参见周立群、邹卫星：《京津冀地区差距、因果累积与经济增长》，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6）。

[49] 参见张素敏：《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地区差异分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

[50] 参见张亚明、王帅：《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其协调发展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08（2）。

[51] 参见曾珍香、段丹华、张培、王欣菲：《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载《改革与战略》，2008（1）。

[52] 参见冯忠江、王卫、梁彦庆：《系统论视角下的京津冀区域和谐研究》，载《改革与战略》，2009（1）。

[53] 参见李曼：《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天津，天津大学，2005。

[54] 参见李立华：《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战略研究》，载《宏观经济研究》，2004（12）。

[55] 参见景世民：《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载《理论探索》，2005（6）。

[56] 参见景世民：《关于推进环渤海经济圈快速发展的对策探讨》，载《经济问题》，2005（11）。

[57] 参见肖金成：《环渤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港口的分工合作》，载《开放导报》，2005（2）。

[58] 参见肖金成、李娟、孙玉：《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及城市群功能定位》，载《环渤海经济瞭望》，2007（12）。

[59] 参见陆军：《京津城市经济区空间双核心的形成条件》，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1（3）。

[60] 参见陆军：《论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的空间扩散运动》，载《经济地理》，2002（5）。

[61] 参见宋要津、吕志敏：《河北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8）。

[62] 参见李媛媛、孙文生：《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分析》，载《统计与决策》，2006（10）。

[63] 参见魏然、李国梁：《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06（12）。

[64] 参见韩利红、母晓萌：《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载《求索》，2010（5）。

[65] 参见母爱英、王叶军、单海鹏：《后经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路径选择》，载《城市发展研究》，2010（12）。

[66] 参见魏后凯、邬晓霞：《“十二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2）。

[67] 参见孙久文、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

[68] 陈红霞、李国平、张丹：《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及其优化整合分析》，载《城市发展研究》，2011（11）。

[69] 参见李国平：《京津冀北地区协调发展的目标定位及其战略构想》，载《北京规划建设》，2009（5）。

[70] 参见刘卫东：《京津冀滨海节水产业带建设探讨》，载《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3）。

[71] 参见纪良纲、晓国：《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载《河北学刊》，2004（6）。

[72] 参见王宪明、王立平：《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研究综述》，载《商场现代化》，2006（26）。

[73] 参见王宪明、回建：《关于京津冀都市圈中北厢区域发展问题的思考》，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74] 参见张雪梅、孙武志：《加快区域现代物流发展　促进京津冀一体化》，载《商场现代化》，2005（12）。

[75] 参见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与北京的功能定位》，载《北京社会科学》，2008（6）。

[76] 参见陈娟：《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要素比较研究》，载《北方经贸》，2012（9）。

[77] 参见余迎新、李子彪、闫凌州：《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联盟研究》，载《中国市场》，2007（44）。

[78] 参见张换兆、霍光峰、刘冠男：《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比较的实证分析》，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

[79] 参见李冰：《京津冀都市圈县域经济功能定位研究》，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08。

[80] 参见董国利、侯彦温：《京津冀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研究》，载《中国经贸导刊》，2010（18）。

[81] 参见熊凤平：《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人才流动分析——基于河北视角的研究》，载《特区经济》，2007（5）。

[82] 参见刘邦凡、李玲：《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电子治理与京津冀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载《环渤海经济瞭望》，2007（1）。

[83] 参见：陈万钦：《河北沿海城市带发展构想》，载《领导之友》，2011（5）。庞立平：《着力实现河北沿海经济与腹地的互动发展》，载《领导之友》，2011（5）。孙世芳、闫永路：《坚持四个统筹　加快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载《领导之友》，2011（1）。杜鹰：《促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意义重大》，载《中国产业》，2010（12）。李海楠：《环京、沿海：河北迎来“黄金发展期”》，载《中国经济时报》，2010-12-08。刘慧：《河北沿海战略欲补齐发展落差》，载《中国经济时报》，2010-12-08。杨世新：《河北加快推动工业向沿海转移》，载《现代物流报》，2010-11-08。吴绍冰、郑惠华：《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亟待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载《河北经济日报》，2010-03-09。刘秀兰、韩红莲、张红程、王洪祺、肖桂芹：《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对策研究》，载《宏观经济研究》，2008（12）。王永华：《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优势整合战略研究》，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5）。胡宝菊：《建设河北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与环渤海地区崛起的关系》，载《商场现代化》，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