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出与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作为我国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各个阶段示意如表1—1所示。

表1—1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渊源阶段示意表

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较长三角、珠三角而言发展缓慢，有较大差距，但是不同的专家学者还是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政策主张。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最早构想，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提出了包括廊坊、唐山等城市在内的“首都圈”或京津唐地区的协作与发展规划。到了“八五”期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河北、天津的八十余位专家，开展了首都及周边地区生产力合理布局研究，他们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提出了相应的生产力布局具体实施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与省计委开展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围绕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联合的有效途径和对策。河北省正式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是在1996年，目的是充分利用河北环抱京津、濒临渤海的这两大优势，以推动河北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都认识到了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研究综述

1.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升温，以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先后发布的两份《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为标志，有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讨论日渐增多，并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三省市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成果逐步落实到政府规划层面。“十一五”规划中，京津冀区域成为重点发展区域和滨海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反思这股热潮，恰恰说明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足，尤其是作为我国三大传统经济区之一，明显落后于其他两个区域。因此，在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热潮中冷静思考、深入分析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深层次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对于京津冀区域的研究范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确实处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定研究对象——京津冀区域的范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主流来看，有三个大致的界定：A.北京、天津及外围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廊坊、唐山、保定、张家口与北京交界的部分县市。其实该地区的规划主要是以北京为中心考虑的，也可以称之为“首都地区”“大北京”等。B.京津冀北地区。也常被称为“2+8”模式，由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北部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石家庄、沧州八市组成。这个区域已经展开了一些具体层面的操作，2004年2月，在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下，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加进了石家庄，确立了“2+8”的合作框架。C.京津冀地区。涵盖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全部的大区域。从理论研究来看，完整的京津冀区域概念正在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以吴良镛教授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发展。在2002年所做的一期报告中，他提出了“大北京地区”的概念和“两带三轴”的空间布局结构，其核心规划的区域还是京津冀北地区。到了2006年所做的二期报告，他提出了着眼首都地区，树立“新畿辅观”，虽然说还是带有京津冀北核心的意味，但实质上已经把研究范围扩充到了整个河北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京津冀区域的范围无疑以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全省为宜。

2.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必要性研究

刘纯彬[29]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京津冀本来就是一个联系密切的城市群。从元代开始，历经八百年，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河北则是北京及周边城市的重地。事实上，京津冀是一个整体，共处同一环境，共用同一水电路，共争同一市场，只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使之形成了现在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各种资源浑然一体、纵横交错的客观事实，又表明这是一个相对独立又极易开发的经济区域。他建议通过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来解决上述问题。王爱春[30]认为，地处渤海湾中枢地带的京津冀有许多其他经济区域无法比拟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可以以港口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逐步向内地扩展。张可云[31]依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京津冀都市圈企业主导型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矛盾，并且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的企业合作。崔和瑞[32]从全球范围分析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运动已遍布全世界，并且明显在加快步伐，呈现出“区域重叠，区内套区”的特点。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部分，逐步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刘晓春、白婕[33]从地域格局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津冀要发展就必须整合，将京津冀分割成三块是造成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差距扩大的根源，我国北方地区急需一个经济拉动中心，而从经济实力、区位优势等方面考量，只有京津冀都市圈才能担此重任，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必然选择。

3.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34]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包含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取消对商品流通的限制，实现贸易一体化；第二阶段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一体化；第三阶段是区域内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达到政策一体化；第四阶段所有的贸易、要素、政策全面统一，实现完全一体化。他们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的现实进行分析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已经走过了贸易一体化阶段，目前处于要素一体化的阶段，并且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其中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制定重点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采取“多点、结网”的发展模式。孙翠兰[35]从宏观、微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原因，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吴群刚、杨开忠[36]通过对2005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京津冀区域内部主要经济指标和三大经济圈的贸易依存度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京津冀区域现状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对外开放程度低，人口发展形势严峻。未来数十年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人口发展的重要变化期，同时也是协调产业与人口、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等关系的重大机遇期。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实现产业与人口发展的有机衔接。

4.京津冀区域空间一体化研究

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以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为主要代表。吴良镛借鉴国外大城市地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从区域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京津冀区域城市问题的可行途径。他在所做的一期报告中提出：以京津“双核”为轴，以唐保为两翼，根据需要与可能，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寻求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在沿交通轴合适的发展地带，布置“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将交通轴、“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融入区域生态环境中，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塑造区域人居环境的新形态。在其二期报告中，他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将河北省南部囊括其中，提出了“新畿辅观”的设想，在整体上提出“一轴三带”的总体规划（以京津为发展轴，以沿海港口构成的滨海新兴发展带、传统的山前发展带和山区生态涵养带为三带），同时强调文化整合的重要意义，提出三地充分发掘文化优势，建立协调发展、生态良好、宜居的首善之区。

另外，戴学珍所著的《京津空间相互作用与一体化研究》（2005）一书，从一体化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提出了京津市场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如京津区域市场存在市场壁垒，区域市场不完善等。并相应提出了京津市场一体化措施，如取消各种隐性或显性的地方关卡、附加条件等限制条件，破除区域市场消极壁垒，组建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构等。

5.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主要存在问题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低层次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这一产业发展格局是造成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刘晓春[37]认为，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京津冀在地域上没有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很少从区域利益出发考虑统筹兼顾；第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区域内缺乏整体合作的理念和合力；第三，京津冀产业发展落差过大，过于悬殊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导致合力经济梯度的形成迟滞；第四，区域内缺乏一套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制，这必然会导致整个区域内公共管理的失调。郭岩峰、王晓利[38]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地在发展定位上具有较大的趋同性，以及三地发展的产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发展定位上的趋同性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出现无序竞争，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发展产业的相似性，不利于优势互补，投资和建设严重缺乏规模优势，没有形成整体的竞争力。魏然、李国梁[39]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存在以下制约因素：第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体水平不高，其中河北的经济实力较差是其中一个主要障碍；第二，“极化”现象明显，区域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导致了人才呈现单向流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第三，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彼此间缺乏合理分工，普遍存在“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布局倾向。南开大学钱智、季任钧、陈和平[40]强调，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缺乏、三方合作模式不明确、三地利益一致的合作项目未启动以及基于整个区域考虑的合作并不多，是影响京津冀合作的主要问题。

6.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

很多学者对京津冀地区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地区间政府竞争状况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出了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安排以及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引导和规范京津冀地区区域政府竞争的政策性建议。其中，以下学者的观点特别值得关注。

戴宏伟、马丽慧[41]提出，京津冀在要素禀赋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产业结构梯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与整合，但由于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不同，其所拥有的要素种类、数量与质量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区别并很难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几个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地区进行区域协作，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京津冀可以充分利用产业梯度转移这一客观规律，根据自己在生产要素禀赋、市场前景、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特点，确定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调整目标，根据技术和产业梯度进行产业合理转移，实现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赢”局面。

魏后凯[42]在剖析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型分工格局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的观点，并围绕如何构建新型分工格局提出建议。产业分工分为三个层次：部门之间的分工、部门内产品之间的分工、同一产品产业链之间的分工。京津冀区域应不断地推动产业分工模式的转化。同时，京津冀是典型的双核结构，其一体化程度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而言比较低，需要包括基础设施、空间结构、政策的协调。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的战略问题。

杨开忠[43]系统研究了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认为：京津冀区域制度安排不足，要建立三地政府间协调合作机制，打破目前两市一省的行政格局；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方面，提出要制定正确的产业群导向，提升产业园区的层次，还要采取“一轴两翼多中心网络模式”优化支撑产业创新和升级。

陈柳钦在《京津冀三省市产业发展比较分析》[44]一文中运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京津冀三次产业结构、产业的增长速度、产业竞争力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京津冀区域产业非均衡发展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差距。阐述了京津两市作为首都和直辖市，在加工生产和金融、保险等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河北第一产业的种植业有天然优势，但在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科技等新兴服务业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并指出了京津冀区域内部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趋同现象。

窦宗军等人[45][46]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研究，并运用模型对经济及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对策。吴敬华[47]认为应把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并从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同时强调三地要在旅游、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

很多学者就京津冀产业结构和生产力配置、基地建设一体化展开多角度的研究，认为：为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京津冀各个城市应依靠科技进步，利用现有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提高区域的竞争能力；深化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内产业分工协作，加强区域内产业集群建设，打造京津冀区域内产业的亮点，加强区域内交通体系构建，推动三地生产要素快速流动。

7.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

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优势互补发展与区域协调等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与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多，其中以下学者的论述值得特别注意。

周立群、邹卫星在《京津冀地区差距、因果积累与经济增长》[48]一文中依据因果累计效应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提出了地区差距扩大化的形成机制，认为市场机制推动了因果累计效应；京津冀地区差距扩大化原因之一是区域发展战略和地方政府偏好；行政格局是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化的重要背景。文中还探讨了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十一五”时期京津冀地区发展的重要取向，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本地资本的投资效率、优化政府投资”等。周立群、邹卫星对京津冀区域的研究侧重于京津冀地区的差距形成原因和影响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其中对京津冀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结构关联度做了定量分析，得出了很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结论和观点。

张素敏[49]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利用相对差异系数对京津冀的人均实际GDP进行比较，找出存在差异的地方，并将京津冀的经济差异性与其他区域进行了比较。张亚明、王帅[5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京津冀的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并指出了形成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相关战略措施。

曾珍香等人[51]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以京津冀为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冯忠江等人[52]从系统论角度出发，选用六大系统指标对京津冀区域协调状况进行了评价，得出了三地发展不协调的结论，并针对此不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李曼（2005）[53]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中通过对其人口、环境等分项进行分析找出不协调的地方，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

早在“八五”期间，北京市计委就邀请了河北省、天津市八十余位专家，开展了《首都及周边地区生产力合理布局研究》，广泛深入地探索农业、畜牧业、林果业、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力、交通、通信、旅游服务和乡镇企业联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提出了推进上述产业和行业合作的途径，并对京津冀的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提出了生产力布局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河北省计划委员会与省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围绕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针对京津冀三方的比较优势、联合与合作的障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联合的有效途径和对策。1996年，河北省正式提出了“两环开放带动战略”，旨在充分利用河北濒临渤海、环抱京津的优势，推动河北经济快速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既是京津冀发展的新亮点，更是重点。因此，在对京津冀区域研究中，自然不能缺少对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的研究和探讨。例如，祝尔娟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与总体战略架构——兼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意义》一文中提出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给滨海新区的产业发展确定了发展方向和目标，对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全市的经济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环渤海地区一直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关系紧密，很多学者由此展开论述。例如：李立华[54]指出了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要突破行政区的限制，合理分工，京津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区位竞争力，促进环渤海一体化；景世民[55][56]认为要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国际物流中心和高科技知识经济主导区域，必须制定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建设一体化的市场和交通体系，建立区域城市体系和协调体系；肖金成[57][58]从机遇与挑战两个方面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进行分析，认为需要明确环渤海的整体功能定位，强化它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陆军[59][60]提出城市规划与城镇布局一体化，建立以京津为核心，以河北省为腹地的高等级、高层次的城市群体或城镇网络，以缓解京津两市因过度膨胀而引发的地区规模等级压力与城市病；宋要津、吕志敏[61]提出技术开发、利用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京津冀地区具有科技体系完整、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机构密集和科研开发深度强等优势，但京津冀三省市技术水平的明显差异，决定了该区域必须尽快改善区域科研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8.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

李媛媛、孙文生[62]从基于科技竞争力的视角，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京津冀地区整体科技竞争的实力较大，区域内蕴含一条极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同时拥有八大产业区，并且聚集了各类科研人才，使得三地有相互借力发展的空间。魏然、李国梁[63]则认为，京津冀区域内的互补性包括生产要素互补、旅游资源互补、交通设施互补以及产业结构互补。韩利红、母晓萌[64]认为，京津冀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例如：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交通网络发达；共同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生产要素禀赋具有互补性；各具产业优势，存在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具有初步合作基础，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发展平台。母爱英、王叶军、单海鹏[65]通过对后经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的内外环境分析认为，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都市圈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腹地。

9.京津冀区域的空间结构演化

魏后凯、邬晓霞[66]认为，京津冀都市圈有可能从“双核”发展到“三核”。随着河北省曹妃甸的加快开发开放，唐山很可能成为河北省的经济中心，与北京和天津共同成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孙久文、丁鸿君[67]认为，大量数据表明，北京的城市发展状况基本符合杜能模型，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已呈现人口核心区在空间上逐步扩大，经济核心区与人口分布同步，城市化进程加快，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陈红霞等人[68]认为，京津冀区域人口和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一方面，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呈现东南集中特征，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分布以京广、京九、京哈铁路等为依托，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强向心分布；经济发展呈现空间均衡的分散化趋势；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比较发达，随着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心变化，区域内部各地区对外交通需求建设的空间分布也有所改变。最后，综合考虑京津冀区域人口、经济、城镇和交通体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地区发展定位，她认为“三轴、四区、多中心、网络化”是京津冀区域空间整合发展的可行方向。

10.关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问题

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69]认为，京津冀地区应当按照“优势集成、高端引领、协同共赢、点轴支撑、跨越发展”的“20字”思路，加速提升该地区整体科技实力，发挥对全国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刘卫东[70]认为，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之一，可以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将耗水量大的工业布局推向滨海以便大规模利用海水，建设滨海节约淡水产业带是解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短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纪良纲、晓国[71]认为，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王宪明等人[72][73]指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的实现途径重点是推动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利用京津两市金融支持基础雄厚、科技人才众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这些特点，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向产业链条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张雪梅、孙武志[74]认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形成适应区域现代物流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未能形成符合区域现代物流业要求的跨行业、跨地区、复合型的物流产业、产业基础和基础条件。

11.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他诸层面研究

关于如何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关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各个层面的推进技术和方法以及制度安排等问题的研究，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中论述最丰富的部分。

例如，李国平在《京津冀区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中提出：京津冀区域科技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为指导，全面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着重解决重大共性科技问题；集成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强化高端引领作用，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建设重大产业创新基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互动共赢的区域科技发展机制和点轴支撑的区域科技发展布局，全面提升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努力建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中枢、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先导区、国家知识创新核心区、产业技术创新示范区。突出“优势集成、高端引领、协同共赢、点轴支撑、跨越发展”的发展思路，提出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为：依托科技、产业与资源优势，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为出发点，实现“四个显著提升”，即创新投入水平显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科技合作发展程度显著提升；实现“两个完善”，即企业为主的创新体系完善、产业技术创新集群完善；突出“两个地位”，即全国科技引领地位和东北亚创新中心地位。强化全国科技资源集聚区地位，为率先建成创新型区域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如，孙久文等人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与北京的功能定位》[75]一文中提出，北京应该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创新中心、高素质人才培养中心、交通中心、京津冀区域旅游中心、“十一五”期间京津冀产业引进和转移中心、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管理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北京在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交通构建、市场培育、环境保护、旅游发展等领域的具体操作办法；提出了北京在京津冀地区的城市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建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设想；提出了北京市域空间结构调整的建议以及若干具有创新意义的、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另外，很多学者对京津冀区域物流、区域科技创新、区域政策协调、区域人才流动等内容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少学者就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区域物流一体化实现模式。有学者[76][77][78]认为：为了提升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各地政府要转变管理观念，建立科技创新的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学者[79][80]提出：壮大县域经济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京津冀都市圈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针对京津冀区域人才流动，有学者[81]提出：要统筹区域发展，增强落后地区的人才集聚能力；发挥离散效应，促进“一轴、两核、三区”集聚模式的发展；协调区域间利益，推行人才投资收益的合作机制；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大投资力度、改善政策环境、加强基础建设，从而美化人才环境，优化人才培养、服务和流动机制；要培养成熟的供求主体、完善人才市场供求机制，要营造公平的用人环境、完善人才市场竞争机制，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完善人才市场价格机制。刘邦凡、李玲[82]从京津冀三地“行政区经济”现象出发，指出了以电子治理为模型和范式规范、调控经济一体化，从电子治理的经济视角分析了制造业管理变革的迫切性，并对三地制造业市场环境、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改变及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建立了新型的制造业虚拟组织的区域协调机制。

12.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与著述还很少。主要文章包括：陈万钦的《河北沿海城市带发展构想》，庞立平的《着力实现河北沿海经济与腹地的互动发展》，孙世芳和闫永路的《坚持四个统筹加快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杜鹰的《促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意义重大》，李海楠的《环京、沿海：河北迎来“黄金发展期”》，刘慧的《河北沿海战略欲补齐发展落差》，杨世新的《河北加快推动工业向沿海转移》，吴绍冰和郑惠华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亟待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刘秀兰等人的《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对策研究》，王永华的《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优势整合战略研究》，胡宝菊的《建设河北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与环渤海地区崛起的关系》等。[83]这些文章都认为，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应该成为推进河北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点。但以上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细致。可以说，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或系统的成果。

三、结语

总的来看，国内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已经非常丰富，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目前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分析如下：

第一，对京津冀区域内部关系的厘定，即如何确定京津冀经济区域的有效范围颇具争议，而争议的起源则是因为该区域现实的经济联系还处于相对松散状态，使人们很难清晰地看出未来的发展究竟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实现联合。

第二，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研究过程中，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鼓励和支持作用，国家政策和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和战略实现的坚实保障，在区域一体化战略中，政策规划无处不在，战略规划本身也是政策表现的一种方式。通过公共政策的引导、鼓励作用，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挥支撑作用，壮大区域经济实力。

第三，虽然近些年政府部门、学术界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还不够系统化，学者们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理论运用各执一词，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在具体的实施运作当中“理出多门”。

第四，对于京津冀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政府间行为仍然以互动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互动约束的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独特国体、政体和独特国情的大国来讲，政府间的博弈行为具有普遍性。目前，对政府间博弈行为即利益的传导变化过程和相互约束效应还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