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全球供应链中的外包管理

外包的概念指企业整合利用其专业化资源，降低成本，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一种商业模式。全球供应链中的外包主要是指离岸外包。Olson最早对相关概念内包、外包和离岸进行了界定。认为外包即把某些业务转给公司的外部供应者，而不关心供应者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而离岸则是把某些业务转给国外供应者，而不关心供应者是来自企业外部还是内部。由于外包对工资就业等影响的敏感性，国际上一般以全球分包涵盖外包与离岸外包。其中离岸外包即国际外包，已经成为21世纪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之一。离岸外包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起初离岸供应商称之为辅助的应用开发帮助（supplement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help）。离岸外包指跨国企业或组织将非核心业务和部分关键业务剥离到其他国家的行为。离岸外包的外包商与其供应商来自不同国家，外包工作跨国完成。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外包商通常来自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西欧和日本；外包供应商则来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菲律宾和中国。

Mike W.Peng所定义的四个业务活动单元中也涉及到离岸外包和圈养资源（captive sourcing）。圈养资源指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但工作在企业内部完成。其定义在概念上类似于对外直接投资，具体如图1—3所示。

从图1—3中看出，即使对单一企业来讲，价值增值活动也可能遍及世界各个地区，通过利用最佳的区位优势和采用最好的方式来从事这些业务活动。

一般认为，离岸外包能够提供三个层次的价值：首先是节约成本，这主要基于接包国和发包国国内人力资源成本、生产成本等的差别。利用这种差异，可以降低客户成本结构。其次是企业能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该领域的知识渗透。随着客户要求的不断增加，接包企业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也能将利益传递给客户的用户。最后是业务流程再造和过程改善。

国内外学者对外包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外包的策动因素和实施外包战略的效应。

1.6.1 外包的策动因素

在外包的动因研究方面，何玉梅、孙艳青（2011）的研究发现，由于生产环节的难以监督和契约制度环境不完善产生的代理成本使国际外包水平显著下降，间接验证了为保证产品质量需要增大代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外包选择的理论假说。

景瑞琴（2008）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服务外包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生产分散化主要以FDI 为主。之后，国际外包在企业经营战略方面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使其越来越受到制造业企业的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外包又扩展到服务业，而且服务外包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鲁丹萍（2010）的文章认为服务外包产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价值增值高、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小、吸纳就业人数多等产业特点，服务外包对GDP的贡献是来料加工的20倍，通过服务外包所获得的GDP 增长是绿色增长。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张会清、唐海燕（2010）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低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低工资国家以节约劳动成本，而高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则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交易成本。曾铮、熊晓琳（2008）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成本和外包交易成本仍然是影响美国对外离岸外包决策的主要因素，成本因素对中国承接国外离岸外包数量的影响大于印度；同时，中国和印度在承接国际外包活动中存在竞争关系。

赵晓男、郭雪旸（2013）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交易成本劳动密集度和产业规模对国际外包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产品的劳动密集度较高，承接外包国家产业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就越偏向以国际外包形式组织生产，从而印证了国际外包的经济动因。霍杰（2012）则利用关税水平对海外生产组织方式选择的影响，论证了贸易自由化对于国际外包的驱动作用。任志成、孙文远（2012）运用简单的两国模型分析，发现跨国团队的培训成本和接包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国际外包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外包的动因研究方面，国内还有不少其他学者涉及。杨丹辉、贾伟（2008）对外包进行了定义。陈菲（2005）以及张芬霞、刘景江（2005）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提到了离岸外包的经济、技术和制度三大动因，他们认为经济动因不外乎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核心业务竞争力；技术动因则归之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制度动因则有母国和东道国双重政策的压力与动力。谭力文、马海燕（2006）认为在全球外包下，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必须重构企业价值链，并根据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微笑曲线分析了中国企业全球外包市场定位的基础，构建了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的战略框架模型，如图1—4所示。

李玉红（2006）同样从产品价值链理论出发，把外包归结为国际分工的变化。国际分工已不局限于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在于产品的整个价值链，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变为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战略对整个产品价值链进行分拆，基于成本或竞争的原因外包给不同国家的供应商，从而带动了国际外包的发展。

徐姝（2004）对市场、外包与企业这三种制度安排做了比较，如表1—1所示。

1.6.2 外包的效应

在外包的效应研究方面，国内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包的技术效应

郎永峰和任志成（2011）以我国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外溢的益处，提高了本土软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显著。黄烨菁（2009）结合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外溢的研究成果，分别就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发展中国家接包方的技术效应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对制造外包而言，价值链“模块化”以及产业网络形态的动态趋势是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对服务外包而言，用户导向的属性则决定了接包方在技术获取和自主创新空间中具备更加主动的地位。同时，黄烨菁和张纪（2011）结合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的动态特征构建南北方国家之间中间品生产合作的模型，从北方国家技术转移与接包方技术吸收能力建设两个视角探索了接包方发展创新能力的因素。卫平（2013）讨论了国际外包模式下承包企业与发包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类型及特征，并探讨了推动承包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造路径，进而提出与发包企业的长期战略合作是承包企业技术创新的间接动力。卢胜、刘林青（2008）指出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国家竞争优势不再按比较优势法则，而是按竞争优势法则来衡量。外包和知识产权相互促进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而该体系使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的焦点。因此，在全球外包中，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特别是专利战略尤其重要。牛卫平（2012）则从发展中国家承包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角度审视国际外包，落入国际外包陷阱就是承包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缓慢，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积累，与发包企业间技术差距和边际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并提出下图1—5所示的跨越国际外包陷阱的途径，以及“单脚”、“双脚”及“跳跃型”三种跨越陷阱模式。

胡国恒（2013）采用制度嵌入理论分析，发现相对劳动密集的国际外包具有成本敏感性，而制度质量向上竞争和要素成本向下竞争均导致国际生产的规模扩张，但前者形成可持续的交易效率优势并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后者形成不可持续的低成本优势且导致低端技术锁定。

2.外包与产业升级及竞争力

张明志（2008）在文章中指出，国际外包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产品内分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正逐渐从垂直FDI 为主导向国际外包为主导的方向演变。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国际外包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并快速切入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条。通过调整产业升级思路、提高交易制度的效率、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和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实现国际外包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刘志彪（2009）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要在全面提升制造业外包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服务业外包的国际机遇，实施制造业外包与服务业外包协同发展的策略，而不是现在就从世界加工厂全面走向所谓的世界办公室。利用服务业外包和制造业外包的关系，通过结构调整形成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链接机制，是解决中国地区发展非均衡问题，并相应地建立多层次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最佳工具。张向阳、李楠、孙艳青（2012）利用出口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外包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结果显示，国际外包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在短期内承接国际外包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但就长期而言，仅仅依靠承接国际外包则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起负面作用。姚志毅（2012）采用不完全契约下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国际外包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提出中国实施区域圈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吴盈盈、李东光、仲崇文（2013）提出发展服务业离岸外包对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汪素芹、贾志娟、曹玉书（2012）论证了承接外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资本（技术） 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程度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大。

3.外包与生产率

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 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有利于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刘海云、唐玲（200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我国工业行业中，外包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物质投入外包；高技术、低开放度以及大规模行业中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汪丽、贺书锋（2010）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外包和实物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都有显著正效应，服务外包正效应显著高于实物外包，并且服务外包正效应在1997年后明显提高。赵霞（2013）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承接国际外包服务对生产率的效应，结果显示中国承接国际外包服务对制造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金融业和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对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业也有显著的影响。魏悦、王敏（2012）则同样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对广东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不仅显示服务外包对广东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服务外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陈清萍、刘晴（2013）则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在短期和长期，国际外包对行业的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都具有负向影响。

4.外包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

宋玉华、周均（2006） 在文章中提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包作为一种资源组织方式获得了飞速发展，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到外部化的转变对发包国和承包国的就业与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出现劳动力需求逆转之后，外包的就业和分配效应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徐毅（2011）在文章中检验了国际外包对我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与斯托尔帕-萨缪尔逊定理所揭示的相反，外包贸易降低了我国相对丰裕的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孟雪（2011）则梳理了以经济视角研究全球外包的国外文献，认为国外文献原来集中于全球外包的静态影响，但最新的文献则考虑了经济主体对全球外包行为的动态反应，譬如贸易政策的改变、外包形式的选择以及外包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范爱军、尹文静（2013）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指出国际外包催生出的产品内贸易会拉大中国技术工人工资和非技术工人工资的差距，因而在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的基础上，也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样姚洁、张亚斌、雷日辉（2012）也论证了外包和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均存在明显的正效应。孙文杰（2013）通过实证验证了我国在承接全球价值链外包业务上存在面板门槛效应，当我国工业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环节低于或接近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时，承接国际外包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当承接国际外包环节明显高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时，则为显著的正面影响。张艳和桑百川（2013）指出国际外包有利于优化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拉动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大了对管理者、工程师以及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卫平、杨宏呈、潘明韬（2013）通过实证分析了行业要素密度差异视角下外包加大行业密集要素使用的效应，即资本密集行业的外包会抑制就业、降低工资，而劳动密集行业的外包则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