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走向更高智慧的文明

在文明的理解方面，世俗性与神圣性、科学与宗教的区分仍然是最为关键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重分野所引发的种种设问和思考，如同光与影、明与暗构成的阴阳双鱼，投射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文明过程难以分离的两种面相。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纯粹的神圣是不存在的，“神也需要人，没有祭献供品，他们也会死的”。正是世俗的养料（人们的供奉、祈佑、仪式、戒律以及符号、意义、象征的泛化作用）滋养了一个神圣世界。所以，“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也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思考，譬如，现世与彼岸、真实与想象、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理性与非理性、客观与主观等，成为科学知识赖以展现的基础范式。对于同一文明过程而言，科学与宗教孰先孰后，是一个真正的假问题。“如果说哲学与科学都产生于宗教，那是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以科学与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或如罗素所言：“在思想的领域内，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重新确认文明的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议题并予以思考。

文明是否已走入一个新的周期？从以往看，文明的两大面相（譬如世俗性与神圣性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扭结、彼此消长，对文明的基本趋势和运行周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我们正在目睹文明两大面相的前所未有的表呈——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全面恶化，如何使文明赖以生息的生态家园得到修复和延续，旧式现代性的选择既看不到前景也找不到归途；在个人与社会的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化经济能够自发形成合理秩序和美好生活的神话早已破灭，自由与计划、市场与国家、私有与国有等老问题被重新提出和思考；在推进人与社会的权利方面，民主政治普遍面临困境，其理想化的价值性更像一个赘物，在形式化、程序化、工具化上可能还有修补的余地，在许多情形下难以与权利、公意、民意有实质性的关系；在社会生活方面，风险已经风行世界，最没有意外的是意外本身，科学理性、专家对策带来的希望与失落常常令人喜忧参半；在社会认同与共识方面，几乎所有的文化都面对着价值、理想、信仰的挑战，不同文明都必须对同一个问题做出回应——冲突还是对话（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此，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是一种过程的集合体，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思维的非至上性与至上性、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以及人与社会在相互生产过程中同生共在等论述，可以从中获得新的思想感悟。

总的说来，随着现代性以来的各种方案频频触礁，世俗理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遭遇了腹背尴尬：一方面，从世俗理论自身孵育出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话语（叙事终结、文本解构、社会碎化、意义消解、玩弄碎片等）营造出的亢奋，难以掩饰的是沮丧、颓败、落寞的道白。另一方面，宗教思潮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最低谷，约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如果世俗理论不能为自我、人生和社会提供令人信服的回答，也就意味着宗教将获得认同、价值和信仰的更大空间。我们因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宗教？”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表达：“如何对待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提问印证的是一个问题——我们时代的文明究竟何去何从？身在其中的人们绕不开这个问题，因为，文明的兴衰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安全已经形成了直接的关系。面对这个新与旧的分水岭，共同生活的人们无法回避一种新型现代性的选择，须以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寻求更高的智慧，来回应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共同性、利益共同体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