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意识(East Asian Awareness)

历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东亚经济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注25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对以明清时期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经济作了一个概括，主张把亚洲历史归纳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中国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亚有种“中心—边缘”的关系，由此，中国获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银供给的巨大份额，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注26。显然，由于古代东亚地区在经济领域形成的“朝贡”制度和国际贸易、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的儒家、佛教文化传播，在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中华法系以及王朝法统思想等，为古代“东亚意识”(East Asian Awareness)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学者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提出“东亚文化圈”的概念，“我们发现在古代的东亚地区，其实是一个可以沟通的区域，文化背景相差不大，所以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彼此可以进行各种交流，国界似乎不是很重要。这种地理上、文化上的共同体，我们可以称做‘东亚文化圈’”^注27，并认为“汉字、儒学、律令(法制)、科技(特指医学、算学、天文、历法、阴阳学等)、宗教(尤其是佛教)”五个要素在东亚地区是共通的。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欧洲支配了19世纪的世界；20世纪，则是美国和欧洲共同支配的世纪。基于这种支配地位，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家一直将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他们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东亚或其所谓“远东”地区)与西方相比都是有欠缺的。正是这些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使欧洲拥有了一种主动的、内生的发展优势，使欧洲肩负了文化开化的使命，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反过来讲，东亚地区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作为欧洲和北美各帝国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结果，而被陆续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东亚各国中，除日本外，中国、韩国和东南亚都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绝对从属地位。在国际分工方面，东亚居于下游的地位，几乎完全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东亚区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是日本在《美日安保协定》的庇护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很快便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后由于“汉江奇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东亚“四小龙”及后来的“四小虎”异军突起，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刮目相看；晚近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经济以年均GDP增长超过8%的高速度不断前进，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东亚学者的自我反省和探究，许多东亚学者以及热爱关心东亚的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以西方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真理为真理、以西方典范为典范的思考方法，开始关注东亚自身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实际，以及自身传统文化与经济起飞的关系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重新萌生了现代“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对西方一元化价值观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伴随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而总结出来的东亚模式。所谓东亚模式，是指东亚工业新兴国家和地区由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内部社会变革的具体形式。这种形式是与已成定论的欧美现代化模式不同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出现，引起了世界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民在1983 年提出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已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了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东亚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根源是在基督教，东亚现代化的根源则可以在对儒家思想的创新会通中找寻。在此意义上，东亚学者在研究、分析“东亚模式”的同时，总是提倡东亚的主体意识，并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元价值观提出批评。

关于东亚意识的概念和内涵，中国学者张立文、李平等给出了明确界定。张立文认为：“东亚意识是东亚地区人民自我觉醒的意识，它包含着主体意识(或曰独立自主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注28李平认为东亚意识是指“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内在性地以儒学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儒学对本地区的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此影响下形成以东亚地区为主体的一种意识……东亚意识包括主体意识、人文意识、共生意识和多元意识”^注29 。

总体说来，东亚区域各国(和地区)有共同、共通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历史与文化上的共同体。站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化哲学角度，“东亚意识”本质上乃是一种源自区域认同的历史反思，既包括对东亚地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位置的理性认知，又体现为对近代“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意识。东亚意识是具有深厚底蕴、悠久历史的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强调通过地区合作，以寻求共同经济利益、维护共同的传统和价值观。^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