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旋转中情思飞舞

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唱片？在黑暗的母腹中。我贴着子宫壁，惊奇地听那歌声并不发自这个孕育我的女人。母亲几乎天天都要听唱片。夜深人静，她未出世的女儿也在陪伴她，很安静，一点也不躁动。那个冬夜，留声机盖来不及关闭，女教师突然发作，腹痛难忍。黎明的曙光尚未露头，她的女儿已迫不及待呱呱坠地。这个世界，有上帝恩赐人类最美的礼物：音乐，还有那么多记录音乐的唱片。她要听！

那时候，音乐学院库存的老唱片以前苏联出品的居多。母亲是女中音，也唱一些次女高的作品。所以带回家的唱片，大多都是这个声部著名歌唱家录制的大碟。声乐系派给她的学生却有各种不同的声部，“逼”她兼听一些其他声部歌唱家的唱片。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声乐大师们轮流进来执教；我国派出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他们灌制了大量的声乐唱片，有艺术歌曲、创作歌曲，还有翻译歌曲。

那时候，留声机就放在母亲卧室的五斗柜顶。上面的秘密，小女孩踮着脚尖也看不见――谁在那里歌唱？她只好站在高高的凳子上，紧盯着唱针轻移唱片旋转出神，大人喊也不下来。小女孩喜欢侧头扭脸，凑得很近，去听唱针与唱片摩擦产生的“沙沙沙沙”的声音，它就像歌唱中一个特殊的伴奏声部，妙不可言，像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

听唱片的过程，我的音乐启蒙课刚刚开始。还不识字，已经记牢了许多中外歌唱家和作曲家的名字，如，世界上第一个录制唱片的歌唱家、意大利男高音卡鲁索；伟大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女高音苔巴尔迪、卡拉斯……还有郭淑珍、邹德华、李光曦、施鸿鄂……哪里数得过来呢？

“宝贝，你爸爸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晚间的一首催眠曲，刘淑芳歌声满屋飘荡，母亲拍着我，我拍着布娃娃。“睡吧，我的好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为什么她要像哭那样抽泣几声啊？带着这个问号，我朦朦胧胧进入梦乡……

有一天，母亲又抱回一大摞老唱片，封套都发黄啦。“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这是哪个女高音啊？这是中国“女高音”梅兰芳。哦，这个女高音和其他女高音可太不一样啦，还是男扮女装的呢。“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这是中国“男高音”马连良的《甘露寺》；“大雪飘，扑人面……”另一位中国“男高音”李少春唱的《野猪林》。后来读小说《水浒》，拿他当林冲的原型。

那段时期，音乐学院唱“洋”歌的必须学唱“土”歌。母亲尽听戏了，一字一句地学着唱片里的梅兰芳。听她捏细嗓子唱“看大王”，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母亲也很苦恼，那么一条宽厚粗壮的嗓子，“改造”起来费大劲了。我的嗓子比较纤细，有时跟着唱片模仿梅兰芳，听起来清丽婉转，母亲觉得有趣，经常逗我，来一个“看大王”。哪里唱得完呢？不过是一句两句地唱得比较像罢了。

戏曲听过去了，母亲又开始接着听曲艺。我们老家的四川清音唱片出了不少，“布谷鸟儿声声叫，啊哈啊哈，飞过山林往南飘……哈哈哈哈”。这是歌颂人民公社新气象的新作品，新词儿套老调，保留和运用了最具曲种特色的“哈哈腔”，母亲再度陷入苦恼，美声女中音不比花腔女高音，“哈哈腔”，无论如何打不圆。这回又轮着我给她作“示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清脆灵巧，珠落玉盘。

苦恼归苦恼，母亲承认，通过听唱片，学习中国戏曲、曲艺，再唱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歌曲和歌剧选段，语言的咬字正音、行腔归韵已颇有心得。

在红色风暴漫卷神州大地的年代，唱片里的内容更换了，唱片外的颜色也随之变化。黑色的胶木唱片渐渐被红色的薄膜唱片替代。“文革”十年间，唱片大多灌了样板戏和语录歌，后期还有大量少数民族风格的“主旋律”。

第一次听到钢琴伴奏《红灯记》，兴奋了好几天。这张唱片可能是那个阶段听得最多的音乐。《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听罢奶奶说红灯》、《光辉照儿永向前》……李铁梅的唱段耳熟能详，进进出出哼唱着，回味着。钢琴“立体”丰满的颗粒状音响，加上“线形”委婉的京剧唱腔，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不久，我已经能够把钢琴部分的前奏、间奏旋律，和唱腔一起通下来，拼贴对接天衣无缝。后来，京剧清唱也成了我的保留节目，在校园大出风头。

音乐，一面是藏在唱片里的世界，一面是露在生活中的故事。听唱片伴随着成长的过程，因为学习、工作的需要，更因为心灵的饥渴。唱片自身的技术含量与形态相貌也变幻莫测。数字化时代的唱片放进CD机，再也看不见唱针和唱片“亲密接触”的原形，再也听不见最初那种“沙沙沙沙”的声音，“伴奏”声部的缺失，似乎也少了几多意趣？爱迪生称唱片为“记”下的“声音”。我从小有个概念，唱针是笔，唱片是纸，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大师的艺术精华，他们的艺术生命在唱片里永存，看不见却听得见。“读碟”，一个“读”字，心领神会，耐人寻味。这就是唱片的神奇，神奇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