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华侨汉学的视角初探
刘小枫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
“汉学”这个指称已经扩大为泛指所有在中国之外、用外国语文研究中国的学科。过去并不包含在“汉学”（其原意指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内的“现代中国研究”，如今也成了“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本来主要指称西人学术的“汉学”，现在实际上包括相当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这些中国学者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随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用英文发表学术成果，其学术研究完全融入美国文教体制，问题意识也受美国学界意识形态牵制，但因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又与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确实有所不同——为行文方便，我暂且称这类中国人的中国研究为“华侨汉学”。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国家，受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华侨汉学家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汉学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是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作，这个书名实际隐含着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550页篇幅（按中译本计）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透彻解答。作者邹谠是中国人，但本书出发点是美国利益，实际上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让我们感兴味的问题来了：作者会有国家利益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影响到作者的学术判断吗？无论如何，这本书应该是我们了解华侨汉学的难得范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得博士学位，“文革”爆发那年起任该系教授直到退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版于邹谠获得教授教席三年前（1963），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于敌对状态，外加冷战意识形态风云密布，该书力图为美国利益作出学术贡献，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作者采取当时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2]，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错误决策。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自然包含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虽然作者是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却未见有为尊者讳之嫌。[3]因此，该书虽然明显在为美国政府总结对华战略意识的失误，我们也可以当作一面棱镜来读，在认识美国的“国家理由”的同时，认识我们中国自己的“国家理由”。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一直写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惨败为止。引人兴味的是，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的历程纠结在一起。虽然这并非邹谠教授当年的外交政策研究的问题意识着眼点，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回顾这段中美关系的恩怨，该书就成了政治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个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代问题。
如果从中国的国家理由来读《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会涉及重新认识作者设立的论述框架。作者当年基于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出来的若干具体教训，比如：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愿望、美国政治家对中共的认识，以及美国陷入中国内战的程度和结局等等，都会因视角的敌我变化而需要重新认识。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送照会，提出了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这一声明被美国政治家看做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有人甚至将这一政策声明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美国的国家精神具有“道义上的优势”[4]。《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考察美国最终“丧失中国”这一对美国人的“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真正的创伤经验”[5]，由此构成了全书的基本论述框架。声明的两点要求成了“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中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6]，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这两个目标最终未能实现。
如果从中国的国家理由角度来看，这一论述框架的立论并不符合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萌发？）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已然在竭力扩大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占有中国的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7]所谓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对中国领土没有图谋，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先到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实际表明，美国的大国意识刚刚在萌生。事实上，这种意识直到二战初期仍然并不强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的论述主线支撑了我们的这一论断：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担当“道义”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清楚知道，“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8]。美国没有适时地和切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如邹谠教授所述，最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没有阻止日本逐步侵占中国——1941年12月8日，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向日本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9]，换言之，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足足四年。我们知道，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给在上海的外国使团和外商机构看的面子战（一行仓库是著名例子），从军事角度判断，行家一开始就知道是得不偿失的战役设计。
第二，对二战后的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10]。对这一次美国为何没有履行“义务”的决策分析，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重心所在，其中的纠葛颇值得细嚼慢咽。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支撑性论点实际上相互矛盾：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据说具有一个“长远目标”，这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书中以第一部分（含三章）的标题形式“使中国成为大国”来突出美国的这一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两次放弃武装干涉中国事态（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的原因，都是“基于一种广泛的、共同的看法，即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11]。
我们的问题是：美国真的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可以看到，美国自己尚未想要成为一个“大国”，二战才把美国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必须注意书中仅蜻蜓点水提到的情形：美国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时在美国被迫两线作战的阶段。此时，美国自然有理由担心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鉴于扭转欧洲战场局势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战略目的是为了拖住日本。“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提法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让我们兴奋和感激：在1943年冬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建议，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组成“四警察”机构，“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12]——实际上，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建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因能与西方首脑一起开会而兴奋，此时日军正发起新一轮中南战役，委员长再次不顾战场态势，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最能说明“使中国成为大国”这一提法的真实意图的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压制日本精锐的关东军，美国与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连邹谠教授都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象征着对中国的‘背叛’、对共产主义的‘绥靖’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13]。其实，早在30年代末，美国就与日本做过类似的“不道德的秘密外交”，“背叛”过中国。
中国并未凭靠美国而成为“大国”，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与装备精良的美军在朝鲜半岛上打成平手而自己成为“大国”——美国有的政治家曾公允地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不过，对我们来说，即便这样也未必完美。中国出动志愿军之前，美国已经动用第七舰队介入台海，最终实现了对中国内政的武装干涉。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以至于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演讲时竟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笔者在电视上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句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许他突然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注释
[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所谓“条件—反应”模式，参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前言”，2~3页。
[3]改革开放以后，邹谠教授是最早回到大陆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侨教授之一，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
[4]《美国在中国的失败》，512页。
[5]摩根索语，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序”，2页。
[6]《美国在中国的失败》，2页。
[7]海约翰的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无掩饰，参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512页。
[8]同上书，512页。
[9]同上书，44页。
[10]同上书，304页。
[11]同上书，304页。
[12]同上书，54页。
[13]同上书，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