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历程
隋朝末年，瓦岗寨英雄聚义，举起了造反的旗帜。为首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大号知节，小名一郎。从《隋唐演义》和《说唐》上看，这个人的心地很善良，只是粗鲁些，气力虽大，“三斧头”以后，就往往败下阵来；而且，他也很能分清敌友，不像李逵那样“杀到性起时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在旧戏里，他滑稽突梯，很是可爱，和混世魔王这个称号，实在是很不相称。
把这顶帽子移赠给某些“海上闻人”，那才名实相副，铢两悉称。他们在上海“混”了几十年，在租界里作威作福，强抢豪夺，被残害的人民，不知有几千几万；至于开赌场、贩毒品，以及后来的组织特务武装，扰乱江南，受害的人就更不可胜数了。
去年我在香港，看到一本台湾出版的《杜月笙先生传》，说他家世清白，生有异禀，从小聪慧好学。虽是惺惺惜惺惺，但实在太不顾历史真实了。老上海都知道，杜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家在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其父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1888年即清光绪十四年，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因为是旧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鬼生日）生的，取名月甡（如果把甡字拆开，月也半了）。后来改名为镛，号月笙，那是飞黄腾达以后的事了。
杜四岁丧母，六岁时，其父杜文庆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孤儿，依靠外祖母抚养。舅父是个木匠，生活也很艰难。所以，杜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后来能签写杜月笙三个字，真也算是聪慧的了。
“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就是杜月笙的童年生活。他伸手讨过饭，舅父朱扬声曾给他钱去贩卖大饼油条，但“寡人好赌”的他不仅常常把本利输光，而且有时摸舅父的钱，结果被赶出了大门，“到处流浪”。他从高桥流浪到了上海滩，那时，他已有十三四岁了。
他先投靠在十六铺一家水果行当账房的伯父杜阿庆处，由阿庆介绍进另一家水果行当学徒；做不上半年，不得老板的欢心，被轰出了门。回到高桥，在一家肉铺里当下手，又因为赌博，被停了生意。这样，再度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租界开埠已逾半个世纪，“洋场”的热闹地段还只在西藏路以东这一片。今天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当年是新开的跑马场（原来在河南路附近，名曰“抛球场”，而新闸路则称新马路，是有钱人乘马车兜风乘凉的地方，可见那一带还很空旷，是当时一片田畴的郊区）。
最繁荣的地区是十六铺，那里是法租界和南市交接的地带，真正是“华洋杂处”、藏垢纳污之区，水陆码头集中，从外洋和内地运出运进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大商号林立，水果、海鲜、山货等批发商号鳞次栉比；小街巷里，则满是小赌场、小烟馆、公开和秘密的妓院，以及吸烟、赏“花”的所谓花烟间。因此，这一带也是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沉渣麇集的地方。
杜月笙在这群人里，先是向他被赶出的宝大水果行讨些烂水果，再到码头停泊的水果船上捞些新鲜的，在小街巷及烟馆等处叫卖。生活当然很凄苦，偶然剩几文钱，还要和三朋四友一起赌博，衣衫褴褛不必说，夏天常常赤膊短裤。在这一时期，他得了两个诨名：“水果月生”和“蜡光月生”。
这样混了一两年以后，“资历”有了，自然也学得了一些“门槛”，结识了不少人，还参加了码头上的什么“八股党”“十股党”之类的集团，和他们一起欺骗敲诈初到上海的农民，偷盗码头上的行李。有些船员夹带的私货，他们兜揽代为接送，农民运来的蔬菜、西瓜等等，他们强迫要介绍卖到某一行店去，骗取佣金。
当时，十六铺码头有个“大亨”陈世昌，小名福生，早年曾在赌台上套红绿签子（用竹签套红绿线诱骗路人上当的一种赌博玩意儿），因此，以“套签子福生”闻名。他看到杜年纪轻，又很机灵，就收他为徒弟。从此，杜才算正式“在帮”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很讲究“辈分”的。我们的“圣人”，孔、孟、曾、颜四大家，他们的后裔，每一代有一个字排名，而且似乎四家都通用。到了近代，已排到“昭、宪、庆、万、祥”几个字。比如，我在《大公报》的老朋友孔昭恺同志，他的“昭”字辈，就比孔祥熙的“祥”字大了四辈，尽管年龄较轻，却是这位财神爷的老祖爷爷。而在名人中，姓曾的有曾昭抡同志，姓孟的，北洋军阀中有孟昭月；在祥字辈中，我有一个亲戚叫孟祥玉，是位女同志。可见，不仅是四家通用，而且是男女一律的。
清初的秘密组织，袭用这个办法，定出一套行辈制度，以便层层控制，秘密活动。当然，两者泾渭分明，不能相提并论。“圣人”的后裔是公开题名，是光荣的标志，帮会则是秘密的“论资排辈”。
在青帮（即安清帮）中，听说从清初以来，有二十四辈，最后的几辈是元、明、兴、礼、大、通、悟、学，以下还定什么辈就不清楚了。总之，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字辈算是很高的辈分。听说，在上海的“大”字辈，只有樊瑾成、张锦湖、曹幼珊、高士奎等不到十个人，就全国来说也如“凤毛麟角”。袁世凯的大儿袁克定，次儿袁克文，都说是“大”字辈
，也“在帮”，但并没有听说他曾公开收徒，大概是一个荣誉“衔”吧。上海的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也曾被吹捧为“大”字辈，其实，他并非青帮中所谓“三宝先祖”的嫡传，而是清朝末年在租界洋泾浜的地痞，以“关羽”为号召，广收门徒，自成体系，是“帮”中所谓的“空子”。所以，他也有“孝悌树人，正心吉祥”等二十九个字的“排辈”。而陈世昌则是“正宗”的“通”字辈，杜月笙是他的徒弟，自然是“悟”字辈了。辈分不高，但从此以后，他有了靠山，施展“本领”更加有恃无恐了。
杜进一步变为“大亨”，是在他巴结上黄金荣以后。为了说明这一段过程，得先把黄这个人作一简单的介绍。
黄是苏州人（一说是南通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比杜月笙整整大二十岁。他父亲曾当过苏州衙门里的“捕快”（捕捉盗匪的）头子，后来流落到上海，一家大小，住在南市的贫民区。黄金荣年轻时，曾在文庙路上一座寺庙里当过小和尚，也曾在城隍庙的裱画铺做过学徒。开天花长了一面麻子，人称“麻皮金荣”，这个绰号，直到他被徒子徒孙们尊为“黄老太爷”的时候，一般市民，背地里还这样叫他。
以后，他父亲开了一家小菜馆，他当伙计，从此结识了一批南市的流氓和法租界的巡捕包探。由他们帮忙，他于二十四岁时“考”进法租界捕房，当见习包探，由于年轻力壮，心狠手辣，深得捕房头目法国人石维也的赏识。他利用这个力量在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聚宝”茶楼，收徒弟，集喽啰，欺压良民，为租界作耳目。从此更受重视，步步高升，由探目、督察员而督察长，俨然是租界当局中的华探头目了。1925年他年老“退休”，由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维礼聘为“高等顾问”。以后，他一心经营他的社会“事业”，广收门徒，并经营从戏院到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场、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几乎全是他开设的，或者是别人开设由他强取豪夺据为己有的。
最“发财”的生意，当然是包揽鸦片及其他毒品的运销。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大批毒品运来，毒害中国人民。各地军阀，特别是西南、西北各省军阀，也强迫人民广种罂粟，制成所谓的川土、云土等，与舶来的“大土”一起流毒各地。
现在的青年同志，是很难想象旧中国鸦片流毒到什么程度的。在我的儿童时代，就看到家乡小城镇内，也到处是烟馆，那些官宦、缙绅人家，更公开摆设烟榻、烟具。客人来了，先请登榻“香”一筒，仿佛今日的“进”一支香烟一样。广州、汉口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前夕，还鸦片公卖，甚至以霓虹灯装点招牌，招徕顾客。山西、四川的土著军队，士兵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烟枪）；西南的一些苦力，也大都染上了烟瘾，抬轿子的要先呼几口才能上路。最使我触目惊心的，鄂西有些山区县份，中学生的宿舍里，也个个备有烟具。这种敲骨吸髓、乌烟瘴气的惨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被肃清，一扫而空。
当时，各地的新旧军阀，都视鸦片为聚敛的重要财源（蒋介石就主要靠“特税”筹集内战军费的），而不论是舶来的，或由各地土产的，都以上海租界为主要的集散中心。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抢夺上海地盘而发动的江浙战争（亦称齐卢战争），曾被称为新的“鸦片之战”，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鸦片的收入，是多么大的财源。
而黄金荣正是当时包揽一切鸦片销售、运送的一霸。他过着一呼百诺、挥金如土的生活，主要也靠从这上面“日进斗金”。
举例来说，在江浙战争前，当时的淞沪护军使（上海最高军事首领）何丰林和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邀集一些富商，集资一千万，组织了一个聚丰贸易公司，名为经营地产，实际是从事鸦片的贩营，为了得到黄在租界的庇护，也算上他一股。一年之间，营利即达五千万元以上，黄凭空分得了“红利”二百余万元。
那时，杜月笙早已由陈世昌推荐，成为黄左右的一名得力部下，经常参与提运烟土，并和其他势力进行“串联”；听说这次黄入“股”聚丰公司，得了这笔横财，就得力于杜的奔走联络。论功行赏，黄“酬”给了他十万元，从此，杜才成了“大亨”，开始有了一点呼唤风云雷雨的本钱了。
大约就在这前后，出现了另一个角色，此人叫张小林（后来改“官名”为“寅”，字啸林。“寅”年属虎，大概取意于虎啸于山林），1877年出生于浙江慈溪，早年随父迁居杭州。辛亥革命前曾进过浙江武备学堂，没有卒业，乘时局混乱之际成为兵痞。后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师，并开了一间茶馆，聚赌抽头，勒索乡人，逐渐团聚同类，广收门徒，成为杭州的一霸。他和当时的浙江省长张载扬曾在武备学堂同过学，因此，相互利用，并因而结识了浙江军阀卢永祥，受卢、张的差遣，经常来往于杭州、上海间，押运并代为销售鸦片。他曾在上海三马路开设一个旅馆，并广交“十里洋场”的各派流氓。张也由陈世昌的介绍，和杜月笙一见如故，一同出入于黄金荣之门。齐鲁战争后，卢永祥、张载扬下台，他在杭州失去依靠，就迁来上海，把“十里洋场”作为巢穴。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黄、张、杜“三大亨”的局面。
我在1922年到1926年间，在无锡读中学，只听说上海有一个黄金荣，不仅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要依靠他的势力，维持租界的治安，连各省军阀，也纷纷聘请他为咨议、顾问，竭力和他交好。直到国民党的势力到达江南以后，才听到有海上“三大闻人”的说法，开始是“黄、张、杜”，后改为“黄、杜、张”，不久，又变成了“杜、黄、张”。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杜的声势日益突出，骎骎乎凌驾他的前辈之上。
假使把这“三大闻人”作一比较，年龄是黄最大，杜最小；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也是黄最早，杜最迟。黄、杜都目不识丁，张似乎较有些文化，而且字也写得颇像样，以前杭州灵隐寺等名胜常有“张寅”的题额。但在性格、表现上，张最粗鲁，动辄用粗话骂人；他所收的徒子徒孙，“九流三教”无所不包，“有教无类”。杜最有“雄才大略”，表面文弱，像个老儒生，而所收的徒弟，上至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下至那些横眉怒目的“金刚”，乃至社会名流、报社记者，凡在社会浮面活跃的，尽力网罗。他还能“量体裁衣”“量材录用”，对有些年龄较长或社会地位较高的，则纳为“朋友”，不归入徒弟之列。还延请一批过时政客、下野名流，月致巨金，礼为上宾。所以，有人送他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堂前尺五楼。”是把他比作孟尝君、春申君一流人物了。
举一件小事，可见他手段之狠毒。他的第四个小老婆，家乡来了一个表兄，曾几次相会。有人向他告密，他不声不响，叫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硬把那个表兄拉到郊外，斩断了两条腿；把接送他们相会的汽车司机，用石灰弄瞎了两只眼睛；把这个四“姨太”幽闭在住宅顶楼一间小屋里，关了十几年。直到她的儿子1947年结婚时，经人说情，才被放了出来。被关闭时是一个青年少妇，出来已是白发婆婆了！
写小说、史传的，往往“有话便长，无话则短”。如《三国演义》，写曹操大兵南下，吞并荆州，直至火烧赤壁，兵退华容，写了一二十回，时间不过几十天。而从诸葛亮病逝后，刘阿斗还在位一二十年，几回书就“表”过了。苏州评弹，更强化了这个手法，有所谓“关子书”。比如，《珍珠塔》写方卿两次见姑娘，直至姑嫂相会，时间不过一天，有些老艺人，却要表演三个月到半年之久。而有些不重要的情节，“一表而过”，一天可以说完好几年的事情，称为“弄堂书”。
我在这一节里，写这位“闻人”的出生，童年生活，直到他升为“大亨”“闻人”的全过程，还旁及其他两位“闻人”——黄金荣、张啸林的概貌。有些地方，只是粗粗写了几笔，或者一笔带过，也算是一回“弄堂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