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跳五猖中阴阳五行说及道释的配置

跳五猖祭仪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载体，传递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其一，以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说，构筑全仪。五正身面具、服饰等按五行属性，施以五色，入坛后东、南两神分占东北、东南两位；西、北两神占西南、西北两位；中央神不占中央位。这样，重要的正南和正北两位便空了出来，正南位却让给了象征祠山大神张渤的“抬刹”（即神刹），而正北位却让给了中央猖神。如此一来，东、南、西、北四神，虽不占方位的正向，总体之子午连轴线、阴阳两边还是分了出来。《淮南子·本经训》载：“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形）类。”全仪就是在古人设定的宇宙天体里，在“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演跳昭示，以祈天人感应，和合阴阳。不仅如此，具体在神脚的安排和演跳上，也有阴阳之分。同占西方阴位的和尚、判官，一文一武，一弛一张，分别显示出含蓄文静和豪放威武的脚色特征。《周易·系辞下》所谓的“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但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全仪祠山神张渤的抬刹占正南位、中央神占正北位所寓的内涵。南方按五行配伍的法则，为天干丙丁，火属；南方按地支配伍为午，亦火属；按五行相克的原理，“水能克火”。张渤治水事迹昭著，导水克制南方属性的火（旱），是符合五行配伍法则的。中央神占正北位，北方为壬癸，水属；地支为子，属冬，亦水属。而中央神天干为戊己，土属，属土用。“土能克水”，防水患于未然，也是符合五行配伍的辩证法则的。广、郎地方千余年间，正是水患频仍之地，张渤正是因为治水而受到人们的称颂。此仪正是拟通过“五行配伍”的法则，天人感应，以祈水患、旱灾平息，风调雨顺，岁岁年丰。所以，此仪自入坛各神占位开始，神刹置正南，中央神端坐北方正位的方桌上，神武威严，仪式尚未开始，已给人精神上极大的振奋和鼓励，增强了人们对未来战胜困难的生活信心。

春秋时期古人多认为天道人事互为影响，即所谓的“天人之际”。发展到战国时，这一思想推衍并理论化，最终形成了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一学说形成后，不仅笼罩着秦汉之世，自唐而宋明，已成为古代汉民族及部分少数民族普遍认识、判断事物的主要思想依据。祀张仪式的跳五猖，便是在这一学术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完成了对它的编创和演出。

其二，融合道释。如上述，跳五猖已把“天人合一”的观念演绎得十分精当、完美。但因道、释两教在民间的深入，编创者还把象征道、释两教的道士、和尚，纳入演跳的形式中。和尚示释，道士示道，劝世善行，主人之祸福；土地主一方平安，谷物丰歉；判官主世人之生死，均与人们命运息息相关（彩图4），试图以此拓展其仪的思想内容和信众的层面，同时也丰富其仪的表演。可见其仪不仅具有传承性，道释融入则又说明其内容的拓展与包容性。

把不同宗教里的僧、道，纳入其仪，有根据吗？佛道两教虽初期有所排斥，自唐而宋，历代两教领袖人物，对三教不断有主张融合合一的议论和宣扬。至明中叶，皖南家喻户晓的《目连戏》，在“十友见佛”一出中，释迦如来才会有“自家牟尼是也，与李老聃、孔仲尼并列三教”。如此，跳五猖中同时出现巫、傩、道、释，村民是能接受的。

跳五猖全仪因以厚重的“阴阳五行”构筑，所以道、释两教进入，终不能形成此仪的主体，全仪无道、释法事，坛场也无符箓的使用和两教的诵经及法事，敬神如祀祖。全仪只见有本土古代文化巫、傩与阴阳五行祀张的紧密结合，村民祈神佑安的愿景，是在祠山张渤率五猖麾下完成的。和尚、道士，甚于门司，在仪式中只起引领众神的介体作用，已被边缘化。

跳五猖祭仪深刻地反映出明清而后皖东南及苏南胥河沿岸，民间信仰与习俗较完整地保存了张渤信仰文化多元共生的形态（彩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