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格尔的经济思想

上面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一开始就喜欢从社会、政治及历史来看宗教问题,则他的兴趣会逐渐转入到经济的研究,乃是极自然的事。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他特别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感兴趣。他系统地阅读了英国报纸及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其经济思想散见在下列各种著作中:

1. 《黑格尔早年神学著作》,主要是1795—1800年当家庭教师时期所写关于宗教、道德、政治方面著作。1907年由诺尔(H. Nohl)主编整理,在图宾根出版。

2.詹·斯图亚威特(1712—1780)《经济学》德译本《序言》,作于1799年2月19日至5月16日。

3. 《耶拿实在哲学》两卷,1802—1803、1804—1805年在耶拿大学讲稿。

4. 《伦理学体系》,1802年在耶拿著。

在关于自由的学说上,黑格尔是卢梭的尊崇者。在政治学说方面,黑格尔研究过孟德斯鸠的学说。他的君主、立法、行政三权辩证结合的思想是受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在讨论《法哲学》时将可谈到),在经济学说方面,黑格尔把劳动问题提到中心的地位,则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他并且对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唯心辩证法的加工。

马克思曾指出:黑格尔“认识到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所以是真实的人——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这就是说,黑格尔虽在观念中已达到了把劳动认作人自己证实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本质,不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所认识的并承认的劳动乃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页。也可以说,由于黑格尔当时还未作脑力和体力劳动严格区别,他可能认为劳动能陶冶人,培养一个独立主动有学养的人。参看《精神现象学》论主奴关系部分。

黑格尔与亚当·斯密的著作接触后,在思想发展上起了一个转折。黑格尔把劳动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方式,把劳动当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我发展的推动力。黑格尔给劳动下的定义是:“劳动是对象的消灭。”“劳动是有目的地消灭客体。”再明确一点说,劳动不是“消灭一般的客体”,而是改变它,“代之以另一个客体”引自黑格尔:《伦理学体系》,见拉松本《黑格尔的政治和法哲学著作》,柏林,1923年版,第420页。。从这定义可以知道,黑格尔已初步隐约地看到劳动是改造客体的关键。其次,黑格尔后来在《逻辑学》中所讲的“目的性”这一范畴已不完全是神秘的目的论,诚如列宁所注意到的那样,有其一定的注重劳动和实践的内容,即“目的之活动……是为了通过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外部现实性形式的实在性”《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关于劳动过程,实践和活动,黑格尔提出三个三段式的公式:1.需要→劳动→享受;2.占有物质资料→劳动活动本身→占有产品;3.劳动→工具→机器。

由需要(欲望、冲动)通过劳动(自己使自己成为事物,自己使自己成为对象)而达到享受(意欲的满足,对象的消灭或否定)的过程,他叫做劳动在主体中的辩证法。这就是说,在人的主观需要与达到享受的目的之间须通过劳动,打破那直接的自然状态,异化自己,对象化自己,事物化自己,克服对象,使自己返回到自己,得到实现,成为真正的人。

由占有劳动对象、资料(占有原料必须加工),通过劳动活动本身而占有产品(生产产品、劳动成果)的过程,他叫做劳动在客体中的辩证法。第一环节,劳动的对象或资料是自在或潜在之物,在劳动过程中才真正成为自己的对象。这是必须尊重的现实性。在劳动的对象中,不可任意改变的自然规律起着作用。人必须扬弃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倾向,服从劳动工作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只有在认识它和承认它的基础上,劳动才富于成果。另一方面,对象是对方、对立者。通过劳动,取消它的对立性,改变它,使它取得一个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变化,是劳动在异己的,有自身规律的材料之中所取得的结果。

上述两个劳动的辩证法过程的主要思想,不外是说,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必须经过劳动。劳动是人由自在发展到自为的关键。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的本质,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动力。

黑格尔反复强调了劳动的社会性。

人的发生、发展的道路,人之所以为人,人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劳动。人成为有普遍性的东西,亦即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以及人的社会关系,都起源于劳动。劳动使得人不是直接性的东西,而是中介性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黑格尔的公式是:

黑格尔说:“人制造工具,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工具是人的意志的最初表现。不过这个意志还是抽象的意志——只表现了民众对他们的工具有一种骄傲感。”黑格尔:《实在哲学》第2卷,J.荷夫迈斯特编,莱比锡,1931—1932年,第197页。最初,手工工具与劳动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工具逐渐发展改善的过程中,后来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劳动成果与劳动者本身的需要逐渐疏远,分裂开。这种分裂的过程表示了技术的改善和提高。技术的改善和提高基于社会的分工,而技术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社会进一步的分工。与高度的、细致的社会分工相结合,各劳动部门互通有无,社会联系日趋频繁。

黑格尔在论证劳动的社会性和分工时说:“每一个人劳动收获的内容或成果超出他自己的需要,他为多数人的需要而劳动。每个人因此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而他自己的许多特殊需要的满足又是许多别人的劳动〔成果〕。”黑格尔:《实在哲学》第2卷,J.荷夫迈斯特编,莱比锡,1931—1932年,第214页以下,并参看第1卷第236页以下。

黑格尔是从劳动的技术改进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着眼来说明劳动的社会性的。因为劳动的技术愈进步,劳动的分工愈细致,于是个人劳动与个人需要的满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样,就增加了这个人的劳动与那个人的劳动之分工互助、相互依赖的社会性。

他特别指出技术发明的社会性:“和一般技术水平相对立,个人的劳动技术是特殊的,区别于一般技术水平的。他尽力使自己的技术比别人好,能发明更有用的工具。但是他自己的特殊技术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的〔allgemeine公众的〕技术,是一个公共的〔公众的〕发明。别人可以学习他的技术。这就取消(扬弃)了它的特殊性,它立刻就变成公共的财富。”同上书,第215页。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劳动的重要意义。劳动分工与技术提高的社会意义,都是就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而言。这里可以表明,黑格尔看见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必然性,进步性及社会性的优点;但另一方面,他也看见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伴随而来的病态和不良后果。对于这些病态和不良现象,他没有采取浪漫主义式的悲叹世风,歌颂原始社会,提倡回到自然,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开倒车的道路。

对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阴暗面,黑格尔的看法可归结为“工人生活的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这就是说,他看见了人征服机器,也看见了机器对于人的反作用。参加机器劳动生产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缺乏个性,缺乏真正人的生活和教养。黑格尔说:“由于劳动的抽象化,他们(工人)会变成更加机械、更加呆板和缺乏灵活性。精神的、充实的、自我意识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动作。自我的力量本应包含在丰富的、广阔的兴趣中;而这却失掉了。”《实在哲学》第1卷,第237页。他又指出:“在机器生产中……人常会有这样的幻觉:总以为人施展权力控制自然,并且以为在自然之内,人可以长久保持他的个性或自由。但事实正与此相反,自然也向人本身报仇。通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从自然那里所赢得的,好像只是表面上人征服了自然,但人越是多征服自然,人自身就越是变成更加卑小,因为他距离自然越远,他不是以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自然打交道。……人的劳动越是机械化,则他的劳动价值越少,并且他必须更加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劳动。”《实在哲学》第2卷,第232页。这里,黑格尔看见并说出了“人征服了自然,自然也要向人报仇”的辩证道理。但是他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也没有说出“资本家掌握生产工具、机器,奴役和剥削工人,工人也要向资本家报仇”的道理,不过这一点也可以多少从他的话中暗示出来。尤其当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主人奴役奴隶,奴隶也反过来“变成主人的主人”的颠倒过程时,已从辩证观点抽象地隐约谈到奴隶、被压迫者要向主人、压迫者报仇的道理了。不过黑格尔这里所了解的奴隶向主人“报仇”的手段,仍然是埋头劳动,通过劳动获得教养,掌握现实,使主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受到“架空”,有事只好依靠奴隶,以致大权旁落,“变成奴隶的奴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用“阶级斗争”“控诉”“起义”的手段来报仇,黑格尔是达不到的。

这里,黑格尔的意思是说,人利用机器、征服自然,人反而成为机器的奴隶。人的生活变成了像机器那样死板、缺乏灵性、非人化,失掉了人的本质。这种认识可以导致返回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反对工业化的浪漫主义,倒退到封建社会的农村牧歌生活,也可以导致怜悯工人生活的人道主义,提倡慈善事业。但这不是黑格尔的道路。黑格尔采取了通过国家机构进行政治调节或改良的资产阶级道路。

此外,黑格尔已经初步意识到了贫富、劳资两极的分化和矛盾。他已经从高度的分工和机器生产中看出了“大富大贫的对立出现了”,“工厂和制造业的继续维持,正建筑在一个阶级的贫困上面”《实在哲学》第2卷,第277页。

后来,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还说过:“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虽然有过多的财富,它不会感到足够富裕的。这就是说,它不会认为他所占有的财产已经足够了的,因而愿意用来防止过多的贫困和过多地创造贱民(穷人)。”《法哲学原理》,第245节。他的这种说法,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尽管富裕,但仍不能防止贫困和贱民的增多。但是他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没有看到其阶级剥削的本质。因此,他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就充分地体现出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他认为国家政府的措施活动可以部分地缓和贫富的对立,至少国家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的健康,即使其内部有这种局部的对立。意思是说,贫富悬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用不着闹革命,而应由国家自行调整这种矛盾。他企图采取新兴资产阶级宪政来维护贵族与人民的联合的君主立宪的政府以调节贫富悬殊的矛盾,正足以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黑格尔要解决非人化的“人的异化”问题。他认为这种非人化的机器劳动是一种新形式的权威性(教会的政治的压迫是旧形式的权威性),也是一种人的外化或异化。人的外化有双重意义:1.外在于人,个人对它无能为力,把它看成没有办法的现成世界;2.人的本质的表现——外化、异化——归根结蒂是自己搞出来的(人自己搞出来的,建立一些非人的东西)。但是黑格尔抽象地从相信“世界精神”、相信人类理性、相信人类前途和矛盾进展的观点出发,来应付这种根本性的问题:

1.他认为外化或异化终归可以回复到自我意识的主体,通过外化、异化,而终归可以过渡到返回自己、保存自己、提高自己的必然过程(失掉自由又重新获得自由)。

2.生硬外在的实体终归可以转变为主体——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终归可以统一。

概括一下青年黑格尔的思想:

1.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是从观察和反思某些历史、经济、文化现象和事实得出的一些想法和反应,还没有形成体系,有其素朴性和启发性的萌芽状态的辩证法思想。

2.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时期的评价和认识,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德国学者中还是具有比较值得赞扬的、公正的见解。

3.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是唯一用唯心辩证法初步分析英国产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并且还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问题和启蒙思想问题初步作了唯心辩证法的加工。


(原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