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的结项成果，《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昆山识玉》一书出版在即，著者刘戈教授将写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虽与丝绸之路及新疆的历史文化研究有缘，却完全不识回鹘文，从未涉足古代回鹘文契约的研究；只是曾经担任过刘戈《回鹘文买卖文书译注》一书（中华书局，2006）的审读编辑，对她多年来孜孜不倦进行探索的内容与精神都有些许了解，加之她的夫君郭平梁研究员生前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曾嘱托我继续关注她的研究工作，所以勉力试撰此文，以充代序。

八年前《回鹘文买卖文书译注》一书出版后，中外学界的反应是积极的，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和该省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两项优秀成果奖。对该书的价值，中央民族大学的张铁山教授曾发表文章予以评介，颇为中肯、详细，兹不赘述。我这里仅就著者从事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的意义及方法谈一点粗浅的感受。

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古回鹘文文书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也是认识新疆历史文化、了解民族交融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相当数量的文书流散海外，俄、德、法、日等国专家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而我国各族学者主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急起直追。多年来，中外学者都有一些重要成果发表。其中，辨识作为记载当时该地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书面形式——古回鹘文字，应当是这项研究不可或缺的最基础的工作。但是，历史变迁，世事沧桑，古回鹘文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消失，它和现代维吾尔语言文字在字形拼写和语汇、音读、语法等方面有了很大不同；另一方面，语言的传承性又使得古回鹘文与现代维吾尔文有许多相通之处。研究古今文字之通、变便成为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历史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记得1997年我访问法国巴黎时，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哈密顿教授曾邀请我与古丽比亚研究员去他居所小叙，他所谈的中心内容便是辨识古、今维吾尔语言文字的异同是一道“门坎”，如果迈不过这道“坎儿”，就很难真正进入研究古回鹘文文书的殿堂。因此，中外一些专家，都将古回鹘文书体形态特征与年代的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如q形态问题，加点与x、γ区分的问题，t、d、s、z的混用问题，“楷体”“半楷体”问题，这些特征与书写年代的判断问题等，尽管有些共识，但基本上还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以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颇难掌握回鹘人于公元九世纪中西迁之后，其语言文字传承变异的规律。现存的文书资料，书写人不同，风格、年代、地域各异，似乎很难寻找出一条普遍适用的标准来衡量。

依我浅见，刘戈教授的优势，一在于她对所掌握的中外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做了细心、完整的归纳和比较、分析，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决，而是注意吸收其中合理成分，又善于发现其中的矛盾因素；二在于她是在整理（译注）回鹘文契约文书的基础工作中，采用了亲自摹写大量文书的方法，力图体会与恢复古回鹘人的书写实践，琢磨其书写的习惯与形态特性，这就比单纯的辨图识字又进了一层。本书附录三的原契约复印件与摹写本的对照图，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两点，我认为都是应该赞许与值得提倡的。语言文字是人类进行交际最重要、基本的工具，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因此，某一时期、某个民族、某片地域使用的语言文字，应该会体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风貌、风格、风尚，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是，有个性特征的“人”是使用语言文字的主体，他们也必然会受到社会变动、族群和人群交流、地域侵润的影响，受到心理、学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呈现出“异常”现象。如果绝对化地一以律之，便不免产生差池。例如用笔书写文字（而非标准化刊印），其字形是否“规范”，与书写者的文化水准、性格、习俗，与书写工具以及书写时的情绪、环境等等，都有相当大的关系，自创有之，出格有之，错讹亦不免有之。尤其是古人的情状，今人很难揣摩，这就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与困惑。刘戈教授摹写文书的过程，自然也是努力靠近古回鹘文书书写者的一种尝试。所以说，文书年代的判断，主要应依据其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法律制度、经济特征、人物关系、地理环境），而不是单纯的凭借其书写形态与语法特征，更不是今人主观套用、评定的“书体”。

昆山识玉，玉汝于成。总之，刘戈教授在古回鹘文契约的整理研究上，已经做出了让学界瞩目的成绩，也正在继续艰苦探索之中。我在衷心祝贺她取得许多进展的同时，也期待着她有更多更新的成果不断问世。

柴剑虹

201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