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题解】

本卷主要谈君道与用人，共包括《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五篇。

《明暗》论君主之明暗，以人君之兼听与偏信为其明暗的标志，将其与国家治乱对应起来。批判“骄臣隐贤”的现实，感叹“思善之君、愿忠之士”，“虽并生一世”而“终不得遇者也”。而其所说“当涂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仇”，更是上承《贤难》的主旨。

《考绩》论官吏功绩之考核。文章将功绩考核作为君主最为急切的任务：“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文章明确提出：“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批判当时百官“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职（原讹作“听”）所以数乱荒”的局面，主张“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各级官吏应“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同时，对“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的社会乱象也予以严厉抨击。

《思贤》专论用贤。文章强调“养世之君，先乱任贤”，“国之乱待贤而治”，而“尊贤任能，信忠纳谏”则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本。用贤又与识才紧密关联，因而期望“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官民必论其材，论定而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本政》论为政之本。“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由此层层追溯：阴阳以天为本，天以民为心，民以君为统，君以得臣为本，臣以选为本，选以法令为本，法又以君为主，故“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归结起来，“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期望君主能够选贤任能、慎择其人，“治世之德，衰世之恶，常与爵位自相副也”，“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同时，面对衰世群臣“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衰世之士“志弥洁者身弥贱，佞弥巧者官弥尊”的现实，依然发出“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的忧愤！

《潜叹》感喟奸邪妒能、贤不得用，主旨与《明暗》《思贤》相近。所谓“潜叹”，既是潜深之叹，也是潜贤之叹，更是潜夫之叹，其意气情感之浓郁愤激，颇类似于《韩非子·孤愤》，“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与《孤愤》之“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情感精神，一脉相承。至于“奸臣乱吏无法之徒，所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咸使不相得者”，“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等等，更是潜夫式的“孤愤”。

另，《考绩》云：“圣汉践柞，载祀四八。”汉高祖即位在公元前202年，后此三百二十年当为该文作时，即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前后。张觉由文中所称“武猛”，与《后汉书·孝安帝纪》建光元年（121）冬十一月“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相应，考定为安帝建光元年（121）冬十一月以后作，“写成于公元122年”，似证据不足。“武猛”之名，早见于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后汉书》亦屡见，难以为本文作时之证据。

要之，本卷集中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人才思想，也贯穿着“贤难”之愤，所谓“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士（“士”字原脱）独抑于下也”。胡大浚先生说：“王符之所以就用人问题一再发泄，既有胸中块垒，也抓住了东汉败政的一个核心。”（《译注》）所论深得个中实际。进一步说，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