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公的属官

西汉三公之所以能行使议政权、监督百官执行权，是以设有大量属官了解情况，提供材料，参与谋议为前提的。由于太尉不常设，汉武帝以后之大司马性质已发生变化，而御史大夫属官属于监察制度，所以这里只介绍丞相府的属官。

一、长史与司直

西汉丞相府中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属官乃长史和司直，均由皇帝任免。

长史：设二人，是丞相的主要辅佐。《通典·职官三》：“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按丞相府一般属官总称“掾史”，“众史之长”就等于众属官之长，地位大体相当于御史大夫寺的两丞：丞及中丞。从辅佐长官的角度言，叫“丞”；从众属官之长言，叫“长史”。身份其实一样。可能因为丞相地位高，御史大夫地位略低，所以主要辅佐分别叫“长史”“丞”，以示区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在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禄比丞相”之后，便“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此长史与丞可通之证。此外，长史秩千石，在司直设立前，是属官中俸禄最高的。不过，据《史记·田叔附田仁传》，曾“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则长史原来秩二千石，似乎与万石之丞相的主要辅佐身份更相当，比稍后设立秩比二千石的司直地位略高，也较合适，不知后来因为什么缘故降为千石。

值得注意的是长史之职掌。从“众史之长”，“职无不监”言，无疑是丞相府的总管。帮助丞相管好府中三百多名属官，70这是对丞相极大的支持。不过从史料中更多看到的是他们拥有以下职权。

首先是在重要问题上为丞相出谋划策。《汉书·张汤传》：为御史大夫，有人盗发孝文帝园陵“瘗钱”。张汤想归罪丞相庄青翟，“丞相患之”。手下的三长史（一人是“守长史”，正式长史仍二人）“合谋（对庄青翟）曰：……汤……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丞相从其计，搜集张汤犯罪证据。事发，张汤自杀。汉武帝后悔，“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这里涉及的虽仅是丞相私人安危，但据此可以推断，在重大政事上长史也必定要与丞相“合谋”。这里还可举一证。《汉书·爰盎传》：盎见丞相申屠嘉，“曰：‘愿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之，吾且奏之。则私，吾不受私语。’”由此可见，日常“公事”之程序应是先由长史、掾了解情况（此处为听取爰盎口述），然后“议之”，丞相再据以“奏之”。长史出谋划策的作用十分明显。

其次是在重大事务中作为丞相府的高级代表进行处理。《汉书·酷吏咸宣传》：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范围相当广，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不可胜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师古曰：“出为使者督察也。”所谓督察，就是督察郡国长官加紧逐捕。《汉书·成帝纪》：山阳铁官徒苏令等起义，经历郡国十九，声势甚大，“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持节督趣逐捕”。师古曰：“趣，读曰促。”在他们督促下，“汝南太守严捕斩令等”。这和上面的“督察”意思完全一样，而为三公职掌“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的一个具体化。不过一般情况下为督促郡国提高统治效率，派出“掾史”“丞相史”就够了，而现在因为起义声势比较大，只有派出地位高的长史，方能促使郡国长官重视，并有效地监督他们。

这一指导思想同样见于司法上。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建、《文三王传》梁王立、《王嘉传》《外戚孝元冯昭仪传》，凡诸侯王及外戚犯法，因为地位特殊，除本应由大鸿胪丞或廷尉等案治外，丞相长史也往往参加，起监督作用，有时御史中丞也参加，和督促郡国逐捕所谓盗贼的情况无异。如梁王立犯重罪，“丞相长史、大鸿胪丞即问，王阳病抵谰……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送陈留狱”。江都王建犯重罪，“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有司请捕诛建……”后一材料中之“有司”，当即前一材料中的“丞相、御史”。可见，在这里丞相长史除了监督外，还直接了解案情，给丞相、御史大夫在这类重大案子上向皇帝提出处理意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建议，这也是长史作为丞相主要辅佐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

司直：汉初无此官，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设立，一人，秩比二千石。职掌是“佐丞相，举不法”。71设立原因史书不载。考元狩五年正是对匈奴三大战役之后，国家“用度太空”，义纵、王温舒等酷吏受重用，特别是御史大夫张汤当权，“好兴事，舞文法”，各种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步发展。72在这种情况下，估计丞相府政务繁杂（如经张汤奏请实行的新政策如算缗、告缗等，都得由丞相府执行），长史也会忙得不可开交，为保证百官坚决执行新的政策、法令，设立司直专门负责检举他们的不法行为，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说，司直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的统治需要。

值得研究的是，当时负责检举不法的已有御史中丞，后来又设立了司隶校尉，司直与他们如何分工呢？我以为，司隶校尉偏重在通过直接发现百官的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如行驰道中、73在京师活动违犯禁令等。74御史中丞在汉初则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75也就是通过发现公卿给皇帝所上言事文书之违失处，进行举劾。而司直和他们不同，似乎主要是通过审阅日常经过丞相府的各类文书，发现不法行为，进行纠举。

《汉书·孙宝传》：迁司直，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荒田数百顷，将百姓早已开垦的官田也算在其中，然后隐瞒真情，“上书愿以入县官”，汉成帝“有诏郡平田予直，钱有贵一万万以上。宝闻之，遣丞相史按验，发其奸。劾奏立、尚怀奸罔上……”在这里，孙宝应是在诏书通过丞相府下达执行时开始发现矛盾的。《翟方进传》：为司直，“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方进部掾史复案，发大奸赃数千万”。这里的复案，当指有关官吏原来已揭发这些人的罪行，文书通过丞相府时，翟方进根据文书又派掾史复查，结果查出了更多罪行。《鲍宣传》：上书称“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又《后汉书·马严传》：上书批评东汉初选举不实说：“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将两条材料结合在一起，便可看到，郡国选举应上奏文书，陈述选举理由，然后司直审核文书，调查被选举者的情况，验证文书所言的虚实。如果司直审核认真，郡国当然得“皆慎选举”。

概括地说，司直的职掌便是佐助丞相举劾官吏的犯罪或违法行为，这和长史总管府事、出谋划策、作为高级代表外出督促官吏提高统治效率等作用，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说长史是丞相的左膀，那么司直便是右臂。所以，司直极受丞相重视。76不过，也正因司直主要是通过审阅文书来举劾不法，所以当尚书机构发展，全国不少文书逐渐转向首先上呈尚书，由尚书审阅、举劾之后，司直作用便逐渐缩小。东汉初年且被废除。

二、各曹掾史

除长史、司直，丞相府其他属官全由丞相自行任命，叫辟除。他们总称“掾史”。如《汉书·丙吉传》：拜丞相，“于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翟方进传》：丞相薛宣，“常诫掾史，谨事司直翟君”。77

这些掾史分曹办事，可分以下四类。

第一类负责管理丞相府本身事务。如西曹，负责人事任免。《汉书·丙吉传》：为丞相，手下驭吏“醉欧（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这里的“主吏”，显然是主府内之吏。《游侠陈遵传》：为公府掾史，“日出醉归，曹事数废。西曹以故事適（谪）之。……故事，有百適者，斥。满百。西曹白请斥。大司徒（原丞相）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也是西曹主府内吏之证。所以《汉旧仪》卷上曰：对丞相“百石属不得白事，当谢者，西曹掾为通谢”。为什么要西曹掾通谢？就因为府吏归他任用，百石属没资格见丞相白事，连承认办事出错也由他先通禀。又《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府“西曹主府史署用”，也可作侧证。

又如主簿，负责府中杂事。《汉旧仪》卷上：“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无钟铃。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如《汉书·王嘉传》：为丞相，汉哀帝诏诣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按嘉封新甫侯）。’……主簿复前进药……”又《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府“黄阁主簿，录省众事”，亦其侧证。所以，据说在西汉，“两府高士，俗不为主簿”，78当即因职掌繁杂琐碎之故。

第二类负责朝廷官吏之任用。如东曹，即掌其事。《汉书·丙吉传》：为丞相，匈奴侵入边郡，一吏建议：“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预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琐科条其人”。及宣帝“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这是地方长官之档案在丞相府东曹之证明。又《薛宣传》：先后为御史中丞、郡太守、少府，谷永上书荐他为御史大夫，称“宣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就丞相府言，具体恐怕就在东曹。《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府“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亦其侧证。又《三国志·毛玠传》：东汉末，曹操为丞相，玠与崔琰为东曹掾，“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文帝（曹丕）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虽然当时曹操的地位和一般丞相不同，但东曹掌朝廷官吏任用，作为制度，应是沿自西汉。西汉丞相权重，这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类给丞相出谋划策。如议曹，当掌其事。《汉书·翟方进传》：拜丞相，以李寻为议曹。寻“数为翟侯（按翟方进封高陵侯）言事”。79又《匡衡传》：杨兴向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建议“召置莫（幕）府……与参事议……”史高“辟衡为议曹史”。虽非丞相府议曹，亦可作侧证。

这种出谋划策之重要，可以郡议曹一例做参考。《循吏龚遂传》：为渤海太守，有治绩，宣帝征至京师。议曹王生为遂划策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龚遂从其言。既对，“天子说其有让”，拜为水衡都尉。估计丞相府议曹，作用应大体相同。

此外，丞相府还有奏曹，见《汉书·匡衡传》。从东汉太尉府奏曹“主奏议事”80来推测，应该是偏重为丞相奏事出谋划策之官。《汉书·兒宽传》：为廷尉文学卒史，不受重视。“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以宽为奏谳掾。”此事虽未涉及丞相府奏曹，却可看出奏事时出谋划策的重要性。而且从兒宽这件事看，“奏谳掾”职掌当与奏议有关，可以作为理解丞相府奏曹的参考。

第四类分职负责司法、税收等具体事务。《汉书·酷吏严延年传》：“少学法律丞相府”；《赵禹传》：为丞相史，被丞相视为“文深”，“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后“与张汤论定律令”，可证丞相府有精通律令、掌管刑法的官吏。《翟方进传》：浩商兄弟杀义渠县长妻子六人后逃亡，“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薛宣传》：“广汉郡盗贼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则丞相府又有逐捕犯人与盗贼的官吏。又薛宣为丞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所谓辞讼，一般指钱财婚姻方面的争讼，久者可拖若干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81是丞相府也当有专掌其事的官吏，方能处理。《汉书·沟洫志》：汉成帝时丞相史杨焉通修堤之术，被派出与河堤使者、将作大匠等一起治理黄河水患；后又有丞相史孙禁提出治水方略，可见丞相府还有水利专家充掾史。关于官吏分职负责，我们还可以举出《汉旧仪》卷上的宝贵材料：

……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复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82

这段话中一科所补“南阁祭酒”，南阁或许就是丞相听事的黄阁，南阁祭酒似指主簿。其证有三：

1.南阁很可能即黄阁。按黄阁本当作“黄”。《汉书·公孙弘传》：拜丞相，起宾馆，“开东以延贤人”。师古曰：“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史、官属也。”黄应即南，其门南向而开，供掾史、官属出入，与宾馆的东不同。《南史·王莹传》：梁武帝时，“既为公，须开黄。宅前促，欲买南邻朱侃半宅。侃惧见侵，货得钱百万，莹乃回向东”。83证明直到南朝，黄应向南，而向东是特殊情况。又《宋书·礼志二》解释“三公黄”的道理说：天子是朱门，“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以示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由此可见，丞相听事阁，从门的颜色说，叫“黄”；从门的方向说，叫“南”。前引《汉旧仪》之“南祭酒”，在《艺文类聚·职官一》中正作“南祭酒”。

2.《宋书·百官志上》：晋、宋有东、西祭酒。“夫祭祀以酒为本，长者主之，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高功者并为祭酒焉。”可见祭酒有主事者之义。如《汉官仪》卷上：西汉五经博士十四人，“太常差次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汉官解诂》胡广注：“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也。”84如南即黄，则南主事者祭酒即黄“录省众事”的主簿，可能性很大。东汉许慎曾为太尉南祭酒，85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下说：“谓太尉府掾曹出入南者之首领也”，又说“黄即南”，“言南以别于他曹”。则这个南“首领”除了黄主簿又能是谁呢？

3.上引第一科所补官吏，“西曹”与“南祭酒”在一起，性质应相近（第四科所补，贼曹、决曹并提，性质相近，即其例）。而和西曹性质相近的，正好是主簿。因二者均主府内内勤事务。86一主人事，一主众务，乃三公亲信，故往往连称。《后汉书·舆服志上》记“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有“门下五吏”，功曹（即西曹）之下即主簿。《袁安附袁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黄巾军起，汝南太守赵谦击之，其门下官吏首为功曹封观，次为主簿陈端。汉王延寿“桐柏庙碑”碑阴题名皆南阳郡吏，“功曹史安众刘瑗”后即“主簿蔡阳乐茂”。87后两条材料虽为郡吏，但从《舆服志》记载看，公卿吏当无大异。汉代功曹或西曹位在主簿上，故题名功曹均在前。晋宋以后主簿地位逐渐超过西曹，然迁转仍往往相连。《晋书·郭舒传》州“辟为西曹，转主簿”。《习凿齿传》州“辟为从事……转西曹、主簿”。《宋书·沈演之传》“州辟从事史、西曹、主簿”。《沈昙庆传》辟“州从事、西曹、主簿”。现在第一科所补官吏，西曹却与“南祭酒”连在一起，而且要同以“德行高妙，志节贞白”，即有节操，忠于辟主为标准，再加上全部四科所补，没有作为三公“股肱近臣”之主簿，88很不合理。根据这些，再联系上两点，我认为，推定“南祭酒”可能是主簿的另一称呼，还是有理由的。

以上是第一科，补门下官吏。

二科所补议曹，已见上第三类官吏。要挑选通晓经术的人充任，也是汉代风气。前引兒宽事，据说他所作奏章以经术为指导，得到汉武帝欣赏，竟促使本来只重法律的张汤“由是乡（向）学”。第四科所补“贼、决”，指贼曹、决曹，大概就是前论第四类掌管刑法，逐捕犯人与盗贼的官吏。《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府“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汉书·薛宣传》：县“狱掾”以廉吏被举，死赠“府决曹掾”，均其证。但三科所补“四辞八奏”则不甚明白，不知是不是当时官场熟语。不过由于第四科是补贼、决曹掌管刑狱、盗贼诸事，则此处“四辞八奏”应指掌管丞相府贼、决两曹以外具体政务的官吏。而据《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记载，这些具体政务大概有户口、农桑、辞讼、交通运输、货币盐铁、仓谷等。西汉丞相府或许也是如此。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上引三科充任这类官吏的条件是“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复问，文中御史”，表面看来，这只和“辞讼”吻合，为什么充任掌管户口、农桑、仓谷等事务的官吏，也要以“法令”“决疑”“复问”为条件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须先了解丞相府分职负责的诸曹究竟干什么事，它们与中央、地方有关机构如何分工。

必须明白，原来丞相府分职负责各项具体政务的各曹，一般并不直接判案、捕人等，89而是和宰相“出则监察而董是非”之职掌一致，只对中央和地方直接理事的有关机构进行监督。如发现违反律令、诏书，便由分职负责，熟悉有关法令、情况、材料的掾史去检查；如发现统治效率不高，便由有关掾史去督促。

如《汉书·韦玄成传》：父韦贤封扶阳侯，死，玄成不愿袭爵，“以病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乃派“案事丞相史”去检查。照说这事本归九卿之一的大鸿胪直接处理，但因他没能力解决，矛盾上交，方由丞相府派熟悉业务的掾史去案验。又如上引《翟方进传》浩商兄弟杀人，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等并力逐捕，说是“并力”，其实是嫌司隶校尉等效率不高，要派有关掾史去“督察”。他如史书常见“丞相、御史案事之吏”90“（丞相）掾史案事郡国”，91也都是各曹存在监督职责的反映。

懂得了丞相府各曹与中央、地方有关机构的这一分工，对于上述第三科提到的“法令”“决疑”“复问”等，也就不难明白了。原来它只不过说这一科人材要具备以下条件：熟悉有关法令；要能正确地解答中央与地方有关机构就此提出之疑难问题，如被派出案验有关机构违反法令之事，例如婚姻、钱财判决出错，要善于对已经中央或地方机构传问过的人进行“复问”，以弄清真相，依法处理。如此而已。而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清楚上面提到的户口、农桑、货币、盐铁、仓谷等政务与具备“法令”“决疑”“复问”等条件并不是不协调的，因为中央和地方有关机构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出于私心，或由于不熟悉法令，不了解情况，因而出错，经人揭发，丞相府需派具备这些条件的掾史去案验，是常发生的。前面引的汉成帝时丞相司直孙宝对红阳侯王立欺骗皇帝行为，“遣丞相史按验，发其奸”一事，就是一证。其事因涉垦田及少府陂泽，估计本归少府经手，但他没发现弊端，而孙宝发现了。孙宝派出的丞相史，大概应分职负责相当于东汉“户曹”的事务，最后把罪行揭发，有力地起了监督作用。

附带一说，上面《汉旧仪》丞相四科之辟，没有提到“东曹”，估计也不会在“四辞八奏”之中，很不应该。或许因为东曹掌管朝廷官吏之任用，十分重要，一度曾由朝廷任命也未可知。

最后，还得指出，丞相府各曹除了作为丞相手下办事机构，主要起监督百官执行的作用外，由于分别负责具体事务，熟悉法令，了解情况，当丞相将要“入则参对而议政事”之时，他们准备材料，甚至通过长史、司直或当面出谋划策，自亦是当然之事。这一方面的作用，也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