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康传统家规家训的生成

在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比较落后的古代,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文化圈的每一次扩大,几乎都与移民分不开。古代的安康位于文化边缘地带,加之土旷人稀,这为各地移民自由占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故山川之险、蜀道之难并不能阻挡移民的涌入。

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关中,部分居住在今华县的郑国人逃往河南,部分则南迁来到汉中盆地建南郑邑。这是史书中关于向陕南移民的最早记录。秦灭楚的过程中,陕南人口骤减,于是关中流民大量迁徙于陕南,《华阳国志·蜀志》中就有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到四川及陕南定居的记载。汉初,由于陕南经济渐趋繁荣,关中等地流民持续流徙陕南,使陕南人口又有了较大增长。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为避战乱,中原及巴蜀流民迁徙于汉水流域。南宋初年,张浚为川陕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自关中撤退的军民,部分被安置在汉水流域六郡。明清时期,陕南这块秦巴之间的荒蛮之地涌入了上百万的移民,使陕南山区的开发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明初,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也被强迫迁徙贫瘠之地,其中有些富民以逃荒为名,辗转来到川陕鄂交界地区。为加强对秦巴山区的管理,正统年间(1436—1449),明政府在秦巴山区实行“禁山”,对流民“禁不许入”。成化十二年(1476),明宪宗解除“山禁”。此后,流民源源不断地进入陕南,从成化十二年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秦巴山区落户入籍形成高潮。

明末清初,天灾、兵燹持续肆虐,秦巴地区人口急剧下降。清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康熙时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朝一百余年的实施,一场涉及闽粤、湖广、江浙、湘黔等十几个省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运动基本完成。在移民过程中,陕南成为容纳移民数量较多的地区。据史料记载,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间,兴安州所属六县“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乾隆四十七年,陕西巡抚毕沅奏称:“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巡抚卓秉恬奏称:“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南江等县,陕西紫阳等县,至湖北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到了嘉庆末年,聚居于南巴老林山区的流民已是数以百万计。移民的持续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安康的人口结构。据乾隆《兴安府志》、叶世倬《续兴安府志》载,来到安康的移民以湖南、湖北、四川籍客民最多,其次是河南、江西、安徽以及广东、福建籍客民。清嘉庆年间兴安知府叶世倬《春日兴安舟中杂咏》写道:“分符曾忆到南荆,鴃舌蛮音系我情。今日入秦仍入楚,秦山大半楚人耕。”清道光时紫阳知县江开的《紫阳竹枝词》描述了紫阳县境内“老户”与川楚移民数量对比的情况:“前明正德年辛未,设县分疆尽陡坡;老户只存三十七,至今川楚客头多。”光绪年间编纂的《旬阳乡土志》称:县内“五方之迁居者,楚郧为多,西安府次之”。

明清两代的移民运动,使安康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相对封闭落后的安康地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以湖广、闽浙为主体的移民的迁入定居,不仅促进了安康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促成了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有关“明清川陕大移民”的论述引自陈良学:《明清时期闽粤客家人内迁与秦巴山区开发》,《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81—85页。。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克难奋进的创业精神也成为安康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安康传统家规家训》所涉及的12个家族,其祖上都是从外省迁入安康的。如汉阴沈氏家族,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因致仕宦游至江西瑞州,后至四川泸州。明天顺五年(1461),沈寿官(字株山)由川迁陕,定居陕西兴安府汉阴厅(即今安康市汉阴县)。安康谢氏家族,先世居福建龙岩之上坪,顺治八年(1651),其十五世祖谢世显始迁武平。乾隆十五年(1750),其祖上一支由武平迁陕西兴安府安康县岚河口,安康谢氏家族自此开基。其子孙传历四代后,因有兄弟七人而分为七房,除居于当地外又迁岚皋、紫阳、白河等地。安康谢氏在续修家谱时依据武平祖籍家谱中所载20字字辈续补了新的20字字辈,使二者合在一起成为一首完整的40字字辈诗,即:“鼎世有元玉,曰仁裕俊英。克贤承先德,宏业绍凤鸣。经国继永盛,成家道益明。懋才开景远,启秀庆隆平。”如今,该支谢姓族人已传至“先”、“德”辈以下。白河黄氏原系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双井乡人氏,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的后裔。清乾隆十五年(1750),江西双井堂黄氏家族黄存仁携眷迁移,从湖北英山沿汉江逆流北上,定居于白河,历经266年、13代繁衍,已发展成为一万余人的大家族。镇坪饶氏始祖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7)自江西饶州府余千县笔架山迁入今陕西镇坪境内,至光绪四年(1878),已历十九世。汉滨区袁氏,祖上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明末移安康石梯铺袁家山,清初又迁至牛蹄东铺银杏坝(后称袁家台)创业发展,迄今已传至第十七代。石泉、汉阴冯氏源出上党郡(今山西长治西),宋元时分支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湘乡一支又于乾隆年间迁入安康紫阳、汉阴,继而拓展到石泉县内。平利尧氏,宋时由吴入楚,始居于武昌府兴国州长庆里,其中一支在清代迁入今安康平利境内。因此,安康的传统家训也是移民文化的重要成果。

儒学在中原兴起之时,安康属楚地。汉武帝独尊儒术,首次把儒学提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也是在汉武帝以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教育开始制度化、定型化。儒家学说在安康的传播、研究和阐扬,也大致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兵燹频仍,儒学不振。因兵祸、天灾,安康古代文教方面的史料多亡佚无考。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曾被誉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的安康,其文教事业在唐宋时代才达到了一定规模与水准。

据现存史料,至元十四年(1277),金州知州唐天骥创建了安康州学。元代出现了安康史志所载科举中试第一人许应可。明朝建立后,学校和科举制度更加严密。洪武初,石泉县学、安康县学、平利县学、旬阳县学相继建立。至成化、嘉靖年间,白河、紫阳县学也相继建立。至此,安康所辖六县县学全部建齐。清朝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严定学规。清初,安康儒学基本维持明代的水平,未建新学,但通过财政拨款或发动地方缙绅捐资的形式,对因兵燹、洪水灾害造成毁坏的县学进行重修。雍正以后,安康带有官办背景的书院教育在整个陕南地区比较活跃。乾隆年间,安康建起了安康县文峰书院、旬阳县敷文书院、平利县锦屏书院、紫阳县仙峰书院、石泉县石城书院、白河县天池书院、宁陕县太乙书院。到光绪二年(1876),又建成了岚皋岚河书院、镇坪三山书院,这标志着安康县级书院也已建齐。这一时期,除了县级书院外,还出现了由士绅学者捐建的书院。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安康名士张鹏飞创办的关南书院。其教育教学理念为:“本之经以厚其基,扩之史以宏其材,正之濂洛关闽以端其趋,游之诗骚古文以雅其情。”清代安康各级书院聘当地名贤硕儒为山长,研习教授儒家经典、圣贤之道,以兴贤育才为首务;学习方法主要是独立钻研、相互问答,山长答疑解惑。

学校和书院的兴起,官学和私学的互动,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安康士民阶层中的传播,也极大地促进了安康文教尤其是科举事业的发展。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75年间,安康谢氏家族就出了四位进士:谢玉珩,嘉庆二十五年二甲二十八名;谢裕楷,光绪九年三甲七十一名;谢德昭谢德昭: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殿试金榜定为陕西白河人,生平事迹不详。,清光绪十八年三甲一百一十九名;谢馨谢馨(1870—1952),字崇山,号伯南,派名谢俊崇。祖籍陕西岚皋,随父定居白河县南康家坪。光绪癸巳(1893)恩科举人。光绪乙未(1895)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签分云南省通海县任知县,后任定远、蒙自知县。1997年,安康从民间征集到谢馨的乡试朱卷,是极其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光绪二十一年二甲二十五名。另有七人中举,实属陕南望族。

儒学的繁荣,也培养出了一批安康籍循吏。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推谢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谢玉珩。谢玉珩曾与张鹏飞共师乡贤董朴园(董诏)。董谓张“博而才”,谢“拘而谨”。谢玉珩进士及第后,分发四川,历署新宁、德阳、昭化、绵竹、达县知事。将赴蜀时,其父告诫:“当为蜀民造福,不义之财,分文不取。”在川期间,谢玉珩勤政爱民,深得川人拥戴。新宁文事不举,他于四乡设义学,常携笔墨书籍躬往劝导,奖掖学业优秀者,果有张姓生员乡闱告捷,时人誉为“破天荒”。绵竹任上,遭遇道光四年大灾,谢玉珩全力以赴救灾散赈。先清户口,分极贫、次贫,据门牌发给米票。设两局,极贫归赈济局,次贫归零赈局。贴出安民告示,约日散济,每次领五日粮,民无拥挤守候之苦。为劝化乡民,谢玉珩用乐天体,编五、七言俚句俗歌,张贴街市通衢,妇孺皆能成诵。邻邑并有抄录,传为家训,地方一绅士录为一册,题名《谢公宦蜀政治录》。离任新宁,士民攀留,四境奉送万民伞。谢玉珩归乡后不再为官,受聘为关南书院讲席。治学精博,谨于言,慎于行,不自骄矜,人称良师。

儒家文化在安康的传播对涵养安康地域文化性格有积极作用,对安康传统家规家训也有深刻影响。安康传统家规家训都强烈地投射出儒家文化精神,各家训中多有儒家术语,诸如“春露秋霜不忘水源木本之报”,“百行之原,莫大于孝”,“敬以持己,恕以接物”,“视听言动,决去非礼”,“喜怒哀乐,务求中节”,“庶身可修,而家可齐”,“择师不慎,贻害匪小”,“父子之间不责善”,“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志节贵乎坚贞”,“置业毋容以勒掯,人过不可以显扬,用财须审乎义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出仕不可不清”,“致君泽民,吾儒分内事”,等等。

儒家文化精神的核心,就个体而言,包括仁(泛爱众和博施济众)、义(合乎正义或公益)、礼(对他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认可和尊重)、智(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信(言论和行为真实无妄)、忠(尽心为人)、恕(推己及人)、孝(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悌(敬重长上)。儒家思想中的这些个体性道德规约贯穿于中华伦理发展历程中,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在安康传统家规家训中也得到了全面体现。就思想内容来看,安康传统家规家训重在阐述敬祖孝亲、忠君爱国的家国之道;以民为本、爱民利民的德治之道;不愧于天、不怍于人的立身之道;政明策清、廉洁奉公的为官之道;教化立家、勤俭兴家的治家之道;琴瑟和鸣、互敬互让的夫妻之道;择师要慎、蒙学要严的教子之道;守法纳税、戒赌戒讼的公民之道;自省养身、勤学强身的学习之道;清白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世之道;广结良善、禁绝匪僻的交友之道;友善热诚,以和为贵的待邻之道……这些内容,实为具体化、生活化了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