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简说

“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文苑列传·边让》东汉末,议郎蔡邕向大将军何进举荐边让时说:“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及就学庐,便受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使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引自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边让》,中华书局2012年4月版,第2122页。,本义指家庭教育。在今天看来,家训就是家庭或家族成员所遵守的道德准则与行为准则,对家庭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与实际成效有重要影响。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一,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更进一步把家庭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强调:“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太平。“修”与“齐”的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好办了。“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关系是家庭血缘关系的放大,社会不过是家庭的扩展。而家训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实质上是伦理的教化功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正是家人、子弟通过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的自律和家庭的和睦,这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引自陈延斌:《论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江海学刊》1998年第2期,第120页。因此,修身齐家、敦品正行就成了传统家训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内容。第二,古代家庭是以父权家长制为主体的宗法制结构,其特点就是“家或家族通过立子立嫡的继承法而代代相传,而家训则是家庭、家族得以代代延续的文化基础”引自朱贻庭:《今天,重建家训文化何以可能》,刊于2014年10月13日《文汇报》。。甚至可以说,家训不仅是一个家庭、家族代代延续的文化基础,而且也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文化。“家和万事兴”是传统家庭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也是传统家训文化建设的内生性的根本动力。它以别具特色的教化功能和教化方式促进了家国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巩固,保证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

中国家训文化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也属罕见。中国传统家训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从家训的作者看,既有君王帝后、达官显宦、硕儒士绅,也有农夫商贾、普通百姓。从家训的内容看,几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家长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之谈;既有历代先贤大儒语录教导的汇编,也有名人模范事迹、美德懿行的辑录。从家训的形式上看,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据学者统计,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117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以及在民间比较流行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阐扬个人体会,或总结学术感悟,有继承,有发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家训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引自谢扬举:《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刊于2014年12月29日《人民政协报》。存世家训,其内容可分为三种:一是世家大族、官宦门第的家训,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嵇康的《家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司马光的《家范》、袁采的《袁氏世范》、方孝孺的《家人箴》、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及《曾国藩家训》。二是耕读传家、书香门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家训,如陆游的《放翁家训》、吕坤的《近溪隐君家训》、黄为训的《训子言》、傅山的《家训》、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及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等。三是普通家族、家庭经由族谱或庭训传承下来的家训。就家世和内容来看,安康传统家规家训多属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