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卫延安》到《历史的脚步声》——论杜鹏程的创作历程

赵俊贤

 

杜鹏程，中国当代的杰出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及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声》。身后所出版的《杜鹏程文集》囊括了作家所有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以及散文、文学评论等全部文学作品。

《保卫延安》是杜鹏程的成名之作、扛鼎之作。问世于1954年，距今已60多年。各种汉文版已印行三四百万册，至今仍在读者手中流传。它还有英、俄、朝鲜及越南等译文本面世。这说明它经受了一定跨度的时间筛选与考验。中国当代文学史学者概括“文革”前十七年的8部优秀长篇小说为“保（《保卫延安》）、林（《林海雪原》）、青（《青春之歌》）、山（《山乡巨变》）”与“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一创（《创业史》）”，以历史顺序，《保卫延安》列于开山地位。

《保卫延安》整体地、真实地、有深度地、艺术地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要的军事活动——国共两党所开展的延安战争，它必然具有自己的历史性生命力。也许，后辈会对这场战争做出如此如彼的争论，或这样那样的评估，但这场重大战争是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之，《保卫延安》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性，也就不会为世人与历史弃之不顾。

《在和平的日子里》首发于1957年8月号《延河》。此后，杜鹏程精益求精、反复锤炼，尽力延展、扩大篇幅、增加容量，直至1977年12月，先后出版了3种版本。它是中国当代文坛第一部反映建设时期生活的悲剧，是“文革”前17年文学中的奇葩。

《历史的脚步声》发表于1977年10—11月合刊号《延河》。这是作家在“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其文学创作程途中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杜鹏程以自己具有巨大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为自己筑起一座文学山峰。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牢固的一席之地。

苦难童年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1921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县苏村一户贫穷的农家。父亲杜保城，曾当过乡村杂役，于杜鹏程三岁时病逝。母亲杜赵氏，守寡抚养“独苗”杜鹏程。

苏村距离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故里仅有数里之遥。距司马迁庙也只有15里路程。杜鹏程和他的伟大同乡诞生于气势盖天、万古不废的黄河之滨。伟大黄河母亲的乳汁哺育了作家，黄河母亲的品格也注入了作家的灵魂。黄河，仿佛自天而来，无始无终，无垠无涯，浩浩荡荡，浑黄凝重，穿峡越谷，奔突不倦，她是那样的雄浑开阔，她是那样的宏伟庄严，她是多么的慷慨轩昂，又是何等的粗犷坚强！

杜鹏程和伟大的司马迁同样，血管里奔腾着历史巨人黄河的波浪！韩城市自修大学校歌高扬，“古有司马迁，今有杜鹏程”。诚然，这未必是说老杜与太史公可以并肩辉煌，而是表达了家乡民众对同乡的仰慕与颂扬。

老杜是韩城大地的儿子。他从这里起步。这里的城市建筑古色古香，农村的民居，令人叹绝。深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氛围熏陶了他。韩城民谣曰：“上了韩原坡，举人比牛多。”这里曾出三员状元，又有三代宰相。真乃人杰地灵。

杜鹏程因黄河而自豪，黄河因杜鹏程而增添了色彩与厚重。

杜鹏程的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普通农村妇女，但又是能承受巨大苦难的坚强无比的女性。剥削、灾荒、饥饿、痛苦摧残着她，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她难以喘气。但是，她吃苦能干，求生能力令乡邻刮目。杜鹏程的父亲去世后若干年，几个伯伯叔叔和其他亲人都相继去世，母亲一手料理了一件又一件接踵而至的丧事。杜鹏程的一个叔伯哥，无法生活，只好逃奔外地去卖苦力。杜母收留并抚养了三个堂姐妹，还千方百计送儿子上私塾。这样，杜家仅有的几间破屋与两三亩薄地都变卖一空了。

1929年，杜鹏程八岁。这就是陕西灾荒史上著名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大旱从天而降，穷苦人无力抵抗。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陕西人口900多万，饿死、病死和逃奔他乡的竟达200多万，占四分之一。饿殍遍野，哀声动地，是农村的真实写照。甚至连瘟疫而死的尸体都有人去吃。那人吃人的惨景，给杜鹏程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杜鹏程的母亲百般无奈，只得忍痛把三个堂姐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把儿子送进基督教办的孤儿院以求活命。

孤儿院是慈善事业，只能勉强维持孤儿的生活。一日三餐是发霉的小米稀饭。夜间睡在阁楼的木板上，有的小伙伴病饿而死好多天，院方还没有抬走掩埋。杜鹏程曾和死去的小孩挤在一块儿睡过觉。这样恐怖的环境，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心灵产生何等影响，不难想象。这些孤儿，实际上是童工，替牧师扫地、挑水、干杂活，也读《圣经》、祷告。

旱情解除，孤儿院随即解散。杜鹏程因背诵《圣经》背诵得快，被送进教会学校念书。这一段生活，对杜鹏程的人生影响很大。一个十岁的孩子，虔诚地跪在那里祷告，流着眼泪向上帝忏悔在人间犯的“罪恶”。杜鹏程把有病的母亲扶着去听牧师传道，以表示他皈依的诚心。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杜鹏程真诚的信仰破灭了。牧师布道时活灵活现讲过，基督站在某一座山峰上，他的信徒跪在旷野里，基督动情地向天父祷告之后，大家立刻便有丰足的食物了。有一天，杜鹏程回到家里，母亲有病在身，又好几天没有吃饭。杜鹏程跪在炕下，像牧师所讲的那样祷告，祷告罢就去看面缸。一遍又一遍地祷告，一遍又一遍看面缸，始终没有见到奇迹出现。现实是最好的老师，饥饿比上帝更有说服力。杜鹏程从此和上帝“绝交”，又去寻找别的人生道路。11岁那年，母亲把儿子送去上私塾，读了一年多，“四书”还没念完，家庭经济委实难以维持，母亲只得把他送到县城一家店铺去当学徒。在旧社会，一个寡妇，贫穷的农村寡妇，要养儿育女，要挑起家庭的生活重负，这需要多么坚实的双肩和顽强的意志与毅力。

走向熔炉

12岁的杜鹏程到韩城县城去当学徒。这是他独立走向生活的开端。穷困无助，逼着杜鹏程寻找人生的出路，探寻人生的出路，又逼着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杜鹏程当学徒的店铺对面有一家书店，对有人生志向的少年颇有诱惑力。由于他在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所以较浅古文书籍可以似懂非懂地看一些。他把书店里那些流行的民间小说，诸如《三国》、《水浒》以及剑侠小说囫囵吞枣地读了很多。这令少年杜鹏程对人生产生了种种疑问。他问老板：当完学徒做什么？老板的回答是学徒满师可以当店员，将来可以分股金，如果一辈子干下去也有可能当上老板。竟是这样一条人生之路，有了点新文化而又追求光明的少年杜鹏程，对此人生设计厌恶至极。

当学徒无工资，杜鹏程无力养活贫病交加的母亲。于是他离开店铺，于1934年到1936年间，到离家二三十里路的一个乡村学校半工半读。学校除了供饭食，还发一元五角的工资，而一元钱就可以买一斗粮食，他的母亲不至于饿饭了。在这里，少年杜鹏程的工作不多，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有疑难问题还可以向老师们请教。

这三年可以说是杜鹏程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启蒙时期。这个学校里有相当多思想进步的老师，有的还是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向杜鹏程及相关的少年讲述近百年来中国的屈辱史、反抗史，还经常介绍新文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杜鹏程在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接触了左联和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如巴金的《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哭诉》等。这些作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少年杜鹏程。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彷徨的青年，他们经由各自不同的道路在寻找前进的方向，有的走向了革命征途。虽然，对于革命前途，他们未必非常明确，但总是给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广大青年心里放了一把火，那就是对旧世界的愤怒之火，也为他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那个时候，陕北红军特别是刘志丹的部队特别活跃。有几次，刘志丹的部队进入村镇，学校不少人由于不理解而跑走了。杜鹏程留守学校，他亲眼看到了红军，看到了他们与贫苦农民的接触，也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红军的神奇传说。他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来，地下党员老师给杜鹏程他们讲，红军经过长征，党中央到达陕北；又讲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以及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杜鹏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潮流影响下，开始接受爱国思想和对革命的向往，他联系到自己童年的非人生活，懂得了苦难的根源在于万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腐败的中国统治者。

1937年，抗日战争点燃烽火。时杜鹏程16岁，正是热血少年。共产党员老师在学校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杜鹏程参加了这个组织，还当了一名队长。他整天到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爱国主义的火炽烈地在青年心里燃烧，这使杜鹏程终生难忘。在党员教师带领下，韩城成立了一个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少年书报社”。入社的都是一些受党影响的青少年，属义务性质，只给吃饭，不发工资。共产党员老师介绍杜鹏程去那里当送报的工友。这里有很多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他们整天卖书、读书。杜鹏程此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等许多书籍，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日寇的步步进逼，我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奋起反抗，还是当亡国奴，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最为尖锐的问题。那是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在怒吼、在觉醒、在反抗。只要有人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人们就禁不住义愤填膺，乃至痛哭流涕。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奋起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这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通告就贴在杜鹏程所在书店对面。望着招生广告，杜鹏程的一颗心无法平静，热血在胸中沸腾。他意识到，他这穷人的孩子，除了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无他途选择。

决心既已下定，高山大海不可阻挡。经一位共产党员老师的介绍，1938年夏初，杜鹏程和一位同学结伴，一同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母亲含着热泪，拿出四块钱，送他上路。他二人跟一个经常到延安一带卖棉花的老乡在大山和森林里走了整整七天，有时一天才吃一顿饭——这是一片十分荒凉而人烟稀少的地方。

杜鹏程终于到达延安，投入到党的怀抱，投入伟大母亲的怀抱。

1938年，杜鹏程的人生历史展开崭新的一页。他认为，从此他真正的生命开始了！杜鹏程凝望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他心潮澎湃无法平静。

初到延安，杜鹏程被分配到八路军随营学校念书。它是“抗大”分校，其中大多是来自全国的十几岁到20岁左右的青少年，大家都穿上八路军的灰军装。学校设在农村里，条件很艰苦，住在破土窑，学习场地在老乡的磨坊里。但对杜鹏程这个从幼年起不知幸福为何物的孩子来说，不需要什么适应过程。学习、站岗放哨、参加军事训练，紧张而艰苦的军事生活，每时每刻在杜鹏程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精神特别愉快和充实。不久，组织上把年纪小的同学挑出一批，送到培养地方干部的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到1938年底结业后，杜鹏程被派往陕甘宁边区距延安180里的延川县农村从事实际工作。

那时青年都向往着到前方去打仗，因此杜鹏程来到人烟稀少的山村，思想有些波动。当他走进贫穷的小山村时，心里发凉：“难道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我生平工作的起点就在这里？如果让我在这里待上三年五载甚至一辈子怎么办呢？”正在杜鹏程东张西望胡思乱想时，村中的老乡来了。他们自豪而热情地告诉杜鹏程，这个村子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东征时住过，现在群众上冬学、夜校的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杜鹏程当时对老乡所讲内容非常惊讶，但并不曾深刻理解。他对陕北这些普通农民的光辉历史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缺少理解。

杜鹏程在农村干各种各样的日常工作，诸如帮助乡政府：开路条、扩兵、征粮、收军鞋、开荒种地……也帮助老乡写信、算账。

1942年，组织调杜鹏程回延安上延安大学，参加大生产运动；还在整风运动中，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把他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杜鹏程后悔自己在农村的三四年向农民群众学习不够，研究农村实际生活不够。但这一段农村生活毕竟对他的人生发生了积极影响。这几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对陕北的农民有了初步了解，初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虽未曾深入研究，但这些初步的生活积累，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有关陕北农村的生活描写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塑造陕北农民形象，为他运用陕北语言，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杜鹏程的书本知识有长足进展。他除继续努力阅读能借到的文学作品，还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阅读范围与兴趣。他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热衷。此后，杜鹏程终生对哲学和历史的热烈爱好，就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

杜鹏程在延安大学学习期间，较为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还努力学习过英语。他进一步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的作品，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些阅读，使他开阔了思想境界，增加了知识积累，提高了认知水平。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杜鹏程被调到延安边区被服厂当基层干部。这个厂有很多红军老干部、老八路军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女同志，有很多人就在这里工作。党中央对这些今天是工人来日可能要肩负革命重任的人们的学习很重视。厂里要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理论，杜鹏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负责办墙报。和这些革命资历长的老同志在一起工作并共同生活，对他影响很大，同时他也了解了不少革命故事。

杜鹏程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他的阅读更加自觉，同时，也有意识地去观察人，去做调查研究。在这些活动中，对老杜的日后创作而言，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的工作。这就是他给工厂的红军老战士和八路军老战士，几乎每人都写小传。这小传，当年是为了向他们学习所用，尔后，却对文学创作特别是人物创造发生了积极作用。

正是在工厂的这一时期，杜鹏程的兴趣从社会科学转到文学方面来。他萌发了终生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他抓紧点滴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名著，如《红楼梦》，如高尔基的作品，如苏联其他革命文学作品。同时，杜鹏程开始练笔：他写散文、短篇小说，写好后一篇又一篇地抄在自己用散纸订的本子上。他向当时延安出版的报刊投稿，写一些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有的稿件，居然为报刊所采用。比较篇幅长的是一篇写著名的女劳动模范的报告文学，为《解放日报》所刊用。

杜鹏程在工厂前后三年多，各方面提高较快。1945年10月，杜鹏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

孕育巨著

1947年初，西北新闻队伍要扩大，到处物色干部。组织上看到杜鹏程对文学有兴趣，而且经常写点东西，就调他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这年3月，在杜鹏程工作调动之际，伟大的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正是这一场伟大战争的历史性真实再现。杜鹏程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斗。读者有兴趣地发问：在战争开始之际，杜鹏程就有了创作念头，因而在战争中有意识地积累生活呢？还是在战争结束后反思时，才发生了创作欲望？

杜鹏程如此回答：“当时，我在延安边区被服厂工作，上级调我去边区群众报社。我还未办理调动手续，战争的动员与准备工作开始了。中央被服局要我先完成一项疏散任务。让我疏散军用物资，疏散军鞋、军衣、军被、子弹带等，从延安向瓦窑堡转移。政府把杜甫川的600多头毛驴调给我，我成了‘毛驴司令’。当时，我已意识到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战争。我那时已写过不少小文章，已立志搞文学创作。我想，如果我一直在后方，一直和民兵参与战争，我就从这个角度表现这场战争，写大部头的作品。和我一起搞转移、疏散的有农民，也有工人，工人实际上就是被服厂的已组织起来的工人游击队。如果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战争，我就写工人游击队。”“这项工作干了半年左右。任务完成后，战争开始了。我去追赶已经转移的边区群众报社。我到了报社，和胡绩伟、闻捷、柯兰他们在后方转移，印刷厂‘坚壁’了，报纸也无法正常出版了。1947年6月以后，我和胡绩伟他们上了前线。我成为随军记者。我去了二纵队，即后来的第二军。这时，我就决定从正规军的角度，正面反映这场伟大战争。”

作家杜鹏程有了这个打算，和没有这个打算大不相同。为了积累生活，作家不满足于同一般随军记者一样待在部队指挥机关写新闻、发稿，而是一头扎到连队去，和基层官兵一起战斗。他在部队坚持写日记，一两百万字的战争日记就是在战壕里、在膝盖上、在炕头上、在碾台上完成的。在生活中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这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而言，情形大不相同。生活过程不同，创作结果也不同。

1949年，西北解放战争结束。整个解放战争，比全国人民、比党中央预想得快。实际上，三年多解放了全中国。亲身经历这场战争，杜鹏程感触很深。

杜鹏程随部队进军新疆，战争还未结束，他就开始小说写作了。那时，他住在喀什，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品，其紧张程度，其劳苦强度，非同一般。

创作《保卫延安》的动因在于记录部队的艰苦奋斗故事，以缅怀先烈、警示后人。《保卫延安》现存的手稿如此说明创作缘起：

开头的话

讲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英勇善战这种故事的人，实在不少了。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一篇故事呢？说起来话长：

 

1947年3月，部队从晋中出动，过黄河保卫毛主席的时候，我到二纵队×旅×团第一连当文化教员。后来又调到营部当工作员。部队从陕北打到西安，从西安打到甘肃、青海，过祁连山，以后万里进军，通过塔里木盆地的戈壁沙漠，一直进军到帕米尔高原……（引者删节）在帕米尔高原上保卫国防，在塔里木盆地上参加生产。战士们常常说：“把咱们打仗的事情编起来吧！这是蛮有味道的。”战士们这样说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部队有些新同志他们听了部队过去艰苦奋斗的故事，会受到一番教育。第二，老战士希望把这个故事编起来，一方面回忆过去艰苦奋斗的战争，可以增进今天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信心，一方面把我们部队那些活着的和牺牲了的英雄们的名字和事迹记下来，大家推我来编。

 

杜鹏程开始准备写成报告文学，认为这样的文学作品有价值。当初他把这项任务估计得太简单了，一鼓作气用8个月时间写出100万字。写作中，战争日记帮了大忙。从延安撤离写到进军帕米尔高原、全国解放，写了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杜鹏程写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仿佛阵亡的战友就站在眼前，有时一口气写一万多字，写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觉，握笔的手指竟磨出了老茧……

但是写完一遍再去读，作家自己也感到大失所望。写得松散冗长，自己也感到零乱、肤浅，缺乏感染力。他感到，作品写成这样，和这场伟大战争太不相称了。

作家认定：必须大改，或者说重写。作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是下功夫加工，写成像样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西行漫记》那样；另一种做法就是，这么好的题材，用艺术手段处理价值就可能更高。也就是说，改写成小说。

《保卫延安》初稿实际上是素材长编。或者说，是战争日记的整理本，最多也只能看作是报告文学的毛坯。当时要改写为成熟的报告文学已属不易，若加工为长篇小说其难度更大。尤其是在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国家文学整体水平不高，可资借鉴的文学作品不多，而杜鹏程本人又缺乏创作大部头文学作品的实践积累。将战争日记长编改写为长篇小说，其实质是将现实生活概括、提炼、升华为艺术，这个工程甚为艰巨。

“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作家杜鹏程并不畏惧，而是知难而进，下定决心，攻克艺术的堡垒。决心，只是一个态度，一个决定，乃至只是一个激情的表达。岂知实际动手操作，困难接踵而至。

要将纪实作品改造为小说、改造为艺术作品，艺术创造的规律必然发挥作用：什么主题呀、人物呀、结构呀、细节呀……都相继出现。初稿写了许许多多真名实姓的人，写小说就不可以了。纪实作品受真实事件限制，现在则要突破它。改写要求人物集中，作品要以写人物为主。初稿写出200多人，必须压缩，先压缩至60多人，后来定稿时有名有姓的人物有30多人。

在修改过程中，决定重点写几个人物。原来写了不少团长、政委，后来决定只写政委李诚；原来营长写了很多，后来集中写张培；连级人物集中写主人公周大勇。再围绕他写五六个战士。初稿中有名有姓的战士几十个人呢，改写时，还想过以彭总为主人公，小说的气势就宏大了，但是对彭总不熟悉，掌握的资料也少，如这样改写，将会走向举步维艰。作家熟悉部队基层，熟悉连队，熟悉战士，因之，确定以周大勇为主人公，使作品的改写、使艺术创造走上了正轨。修改稿的第三稿就是以周大勇为主人公，围绕他再设计了几个战士，然后向上再设计营、团、旅、纵队及至彭总，如此设计，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基本形成。

确定周大勇为主人公，主人公的性格设计就成为核心的艺术任务。这一任务的实质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如何概括、深化，而使周大勇成为艺术典型形象。诚然，不可以把作家所熟悉的众多连长的性格特征叠加在周大勇身上，而是要通过人物的鲜明个性体现出尽可能深化的连长性格特质。使得周大勇既是现实部队中随处可见的连长，又不同于部队中的任何一个真实的连长。直言之，就是摆脱新闻真实的连长周大勇，而走向艺术真实的连长周大勇。

在战士形象中，作家重点刻画王老虎。在现实生活中，王老虎实有其人。是边区有名的战斗英雄。杜鹏程当年在边区的几家报纸上，发表过数篇关于他的通讯、特写及小故事。王老虎不幸于1947年8月6日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杜鹏程对这个战士非常熟悉又十分钟爱，作家不愿接受他阵亡的残酷现实，在小说中写他活了下来。在长篇小说中，除过彭总，王老虎是小说唯一用了真实姓名的人物。作家在小说中如此处理，是因为他深切地怀念这位英雄战士。

作品初稿中，炊事员写了七八位，后来集中写了孙全厚这位老兵。这当然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并非现实生活中某一人物的照搬。长篇小说中描写沙漠行军中，为了战士多吃一口饭，而老孙自己不去吃饭因疲劳、饥饿而死，这一场面，写得非常真切感人，成千上万的读者在阅读这一场面时，为之掩卷而泣。

在作品初稿中，基本上没写敌军。但是，在改写为小说时，不得不出现敌军，特别是敌军的将领。小说既是写延安保卫战，必然有战争的双方，只写我方，不写敌方，作品的内容显然不完整。在战争年月，杜鹏程管过俘虏，和敌军将领谈过话，也浏览过相关的一些资料，但作家对他们毕竟了解不深入，不真切。所以，在长篇小说中，对于敌军人物，仅作为我方人物的陪衬去处理，而没有作为艺术典型去追求。

彭总这一形象，在初稿中即已出现，但显得概念化且单薄，即缺乏细节刻画，人物缺乏血肉感。修改中，作家创造出战士心目中的彭老总，塑造出作家心目中的彭老总。杜鹏程说，他见过几次彭老总，有感性认识，但这太肤浅太一般。他尽最大可能搜集彭老总的有关资料，杜鹏程将见诸边区报纸的关于彭总的资料尽可能搜罗齐备。如小说中关于彭总和老乡、和小孩相处、交谈，来自报纸的报道。如写彭总的话，也有所本，“敌人的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骄傲自满是要打败仗的”（指敌将领钟松）。这些话出自西北野战军总结。这总结报告由参谋长起草，而彭总审阅时添了上边那几句话。

关于彭总的描写，也有来自作家独家所得。沙家店战役中，彭总判断敌人分三路进攻，事后证明，彭总这一判断十分准确。这个细节，是部队的一位参谋长告诉杜鹏程的。参谋长见杜鹏程写小说，而且知道要写彭总，就主动讲他去汇报时听到彭总的判断。他是王震司令员派去见彭总的。王司令员很着急，想早点消灭钟松，彭总的话实际上批评了王司令员，这个内容，和作品关系不大，回避了。人物要写出性格，彭老总很严肃，除了下两盘棋，没有别的嗜好。这是统帅，是真实人物，不可随意乱加东西。这不同于虚构人物。

要将写实作品改造为文学作品，除过集中与联想的手段外，必须借助于虚构。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典型人物；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真实。

在改写过程中，杜鹏程逐渐培养起艺术想象力，逐渐锻炼出虚构的本领。最为精彩的虚构，是长篇中第五章五万余字。这一章节把打仗活动写得很充分。其情节的生活原型是，在榆林战役中，某连队的一个排掉了队，人们原以为被敌人消灭了，岂知几天后这个排回到部队了。本来情节很简单，而在小说中予以虚构予以铺排、渲染，形成这相当精彩的一章。它写了伏击、奔袭，写了突围，对战争写得相当丰富、多彩多姿。这一章原稿中没有，三、四稿也没有，在第五稿中才出现，第六稿予以充实完成。做如此艺术处理，西北战场的指战员可以接受，他们觉得这样的奇事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中、沙漠的特定空间有可能发生，人们觉得非常可信，绝不会感到虚假。小说和报告文学不一样，不必要求确有其人其事。

初稿中，对战斗写得千篇一律：战前准备、战斗打响、打扫战场。修改时，对战斗做了多样的设计。对书中的战争做出不同的艺术处理：青化砭战役，那非正面表现打仗不可，蟠龙镇战役则虚写，陇东高原战役只写了政治委员与连长的生活活动，从上到下摆开写战争的只有沙家店战役。读者讨厌千篇一律，不能一写战争就是叮叮咣咣干一阵子，必须变换手法。作品原来写的时间跨度长，后来修改时集中到半年时间里，从撤出延安写到收复延安在望。

修改时还有一个重大改动是，原稿用第一人称，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出面。这有好处，显得亲切可信，但也有局限性：不便于作全知全能的表现。由于原稿是第一人称，作者写得激动时，就跳出来发议论。读了原稿的人提意见说，这样写重复太多，作者本人感到很激动，读的人未必有这种感受，而且随心所欲地站出来发议论，使得作品内容零乱，有损于连贯，不利于一气呵成。经过长期思考，杜鹏程认识到这个意见是中肯的，接受了它。后来改了，作者不再直接作为书中人物站出来发议论。但是书中作者的议论还是保留了不少，这主要是由景生情，由人生情，由事生情，作者难以割舍。书面世后，有评论家赞赏这种议论，命之曰抒情性议论。但有的评论家不接受，予以否定。见仁见智，不可强求一律。不过，读者可以看得出，作家委实是有感而发，忍不住要发，不吐不快。事实上，作者在修改中已将大量的议论割爱了，删掉了。

作者在改稿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可资借鉴的资料太缺乏。共和国成立之初，毛选尚未出版，关于陕北战场的上级指示，只可间接查到只言片语，难以看到完整的文件与电报。至于文学书籍，主要借鉴苏联所出版的若干部描写战争的长篇小说，如《战争与和平》、《毁灭》、《青年近卫军》，等等。当年，杜鹏程面临的客观条件非常困难，他主要是凭着热情、凭着对战友、对烈士的缅怀，凭着对人民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推动创作。他在创作中的毅力令人感动。成功来自毅力，是他的执着信念。他克服困难的精神也令人肃然起敬，后来我们看到的《保卫延安》手稿，并非全部修改稿的几次完整保留，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数以万计的手稿需要用架子车去拉，一个人是扛不动的。手稿所用稿纸并非正规的稿纸，而是在边陲地区可以搜集到的大小不一、厚薄不匀、颜色各异的各式各样的纸张。后来“文革”中搞大批判的人将其装订成卷宗，是便于翻阅了，但纸张依旧参差。

世人只知道没有杜鹏程就没有《保卫延安》，但大多数读者并不知晓诗人、杰出文艺理论家及编辑家冯雪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形成与鼓吹上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49年冬草就于祖国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之侧的喀什城。“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地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17万字，又把17万字变成40万字，再把40万字变为30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直到1953年终，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1954年夏出版了。

1953年杜鹏程将《保卫延安》打字稿寄给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及《文艺报》主编的文艺界前辈冯雪峰。冯其时工作非常繁忙，他是真正地从百忙中挤出时间专注于阅读这部书稿。在作协开会时，他坐在会场里低头看书稿，在东四大街的有轨电车的颠簸中，他聚精会神地埋头读书稿。他在东四附近的人行道上，腋下夹着这部书稿边走边思索，毫不在意北国寒风的刺骨侵袭。据他夫人说，夜阑人静家人入睡后，他静坐写字台前阅读书稿，及至深夜炉火熄了，手脚冻僵，大声咳嗽，以致重感冒、发高烧。家人要送他去医院，他却激动地说：“这位作者在哪里住着？现在，我很想和他谈一谈。”他的夫人说：“凌晨四点了，你到哪里去找人？”

冯雪峰为这部优秀之作而激动、兴奋，几乎到了逢人说书稿，无时不思索书稿的痴迷地步。是他向《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希望在出书前刊物选发几章。杂志社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为《保卫延安》的出版，做了有力的前期宣传。用今天的话语讲，该是“造势”之举吧。

冯雪峰几次约杜鹏程到家中长谈。当他得知杜当年32岁时，激动地说：“真是很不容易。”不过，冯雪峰对作品的不足也严肃直率地指出，提出了大量可贵的修改建议。有时讲话毫不客气，不顾忌对方的情面，杜鹏程生前和我闲聊时回忆，冯雪峰有次指着书稿讲：“你的第六章第六节的第一句话，描写无定河。你写‘无定河呜呜地向东流去’！你去看看中外伟大作品，看看《战争与和平》，看看《静静的顿河》，看看《阿Q正传》，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去描写！这种写法是中学生作文的水平嘛！”杜鹏程听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马上表示：“那就暂时不出版，让我多改几年。”冯雪峰却说：“不必了。你的小说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水平，目前也只能这样出版。当然几十年后，时代的文学进展了，你也可能会有新的修改能力。”

冯雪峰在《保卫延安》面世的同时，在《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发表长达2万字的评论《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论文高度评估长篇的成就：“这部作品在英雄史诗上的成就，在我们创作上就有一种新纪录的意义，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进我们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文革”后，《保卫延安》重见天日，杜鹏程为了纪念这位辞世于黎明前的先驱，将其长文以《论〈保卫延安〉》为题刊于卷首，以作序言。

《保卫延安》甫一面世，立即洛阳纸贵，在全国形成《保卫延安》热，杜鹏程热。全国军民争相阅读，学校、部队、机关争相邀请杜鹏程去作报告。作家委实忙不过来，他的战友不得不代他去演讲。

和平流年

《保卫延安》出版后，杜鹏程离开新闻部门，调西安作协成为驻会专业作家。杜鹏程没有因为《保卫延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自赏、驻足不前，而是开始了新的文学追求。他清醒地意识到，共和国已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必须和共和国同步前行，方能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新的成就。

生活是创作的原料与动力。杜鹏程决定到铁路工地去深入生活。他先到广西黎湛（黎塘—湛江）线，后来到宝成线，在这里生活时间较长，收获也最大。他还去过三门峡工地，去过西韩路（西安—韩城），在成昆线的大渡河边也待过一段时间。大庆油田和一些重要的建设工地他也跑过，还去过农村生活。直到1966年他才回到西安作协大院。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杜鹏程在宝成铁路工地深入生活，正在酝酿表现工业生活的长篇巨著，而西安作协及其主办的文学杂志一再要求杜鹏程拿出新作。他反复斟酌，将正在创作中的长篇的部分章节改写为一个独立的中篇小说，交付刊物发表。

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首发于《延河》1957年8月号，计4.7万字。1958年（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已扩充为9万余字，结构上由初版的11章改为6章29节，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新版，增至13万多字，1977年12月刊行本，作者又做了不少修改。仅从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去看，就不难想象作家从事这项修改工程所付出的巨量劳动，所经历的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在和平的日子里》开中国当代文学悲剧审美作品之先河，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一朵奇葩，是杜鹏程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里程碑。

中篇凝聚着深沉的悲剧思想，它反映了作家对时代与社会认识的严峻与深刻。中篇所反映的工期延误、优秀干部小刘壮烈牺牲，这种悲剧主要并非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阻力。这种阻力包括梁建的思想蜕化引起的指挥失当、常飞消极怠工的恶果以及流氓捣乱等，而主要原因则在领导干部梁建身上。

阎兴任工程队党委书记兼队长，梁建为副队长。在战争年代，他们二人是战友，情谊深厚，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领导工程建设时，却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冲突。从工程建设而言，阎兴暂时失败，其所以失利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老战友梁建的消极思想与工作缺失，小刘之死又是因为情同亲人的老上级梁建的过错。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根源在于梁建，毋宁说在于小生产者的劣根性，这更加强了悲剧色彩及其深刻性。

中篇的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它所包孕的更为深广的意义。梁建是小生产者思想意识与势力在革命建设队伍领导层的代表人物，他从风头主义走向消极怠工干扰着和平建设事业。我国原本是一个小生产者势力如同汪洋大海的国家，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可低估它的破坏作用。《在和平的日子里》所表现的悲剧象征着我国建设事业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命运。

中篇的思想悲壮深沉而不悲观消极，它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读者毫不怀疑，以阎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正在昂扬前进，工程胜利在望，小刘虽死犹生，崇高精神永垂不朽。他鼓舞着人们为正义的事业勇敢奋斗、无畏献身。

《在和平的日子里》创造了几个鲜明的艺术形象，就其中思想艺术成就最为卓著者，当推艺术典型梁建，梁建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典型创造史上的重大突破与收获。

梁建是一个蜕化变质过程中的干部，他是小生产者或曰小农意识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梁建典型的思想价值、认识价值必将愈来愈为文学史家所认识与重视。

梁建形象的艺术创造也取得成功与超越。他是一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干部，但在小说中出场后即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这一痛苦深刻的变化又是在工地短短的极不寻常的十天生活中所发生。这增加了人物艺术创造的难度，但作家遵循人物自身的逻辑去刻意塑造，在艺术上取得成功，这更加显示出这一成功之难能可贵。

杜鹏程在创造梁建时主要是强化人物的复杂性与进展的反复性，避免了平面化、单一化，梁建的性格内容是通过复杂的现实生活即赶工期、战洪水的紧张繁重的工地劳动生活实现的，也是通过多种多样的人物关系实现的，诸如通过他与上级、同级、下级的关系，与工人群众的关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亲朋的关系去展现其性格内容。

梁建思想性格发展的总趋势是蜕变、走下坡路，但此间也有过“振作”奋起的努力，也就是说，人物的变化有一定起伏，这更符合人物发展的逻辑。

杜鹏程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对艺术结构做了目标更高的新探求。较之《保卫延安》有了重大超越。长篇属于单线经向结构，又以人物形象体系为中心组成纬向结构，而经向结构与纬向结构的统一，构成《保卫延安》独特的结构系统。《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中篇，它不具备长篇史诗结构的宏伟，但在艺术上却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中篇已不再是以基本事件为结构轴线，而是以主要人物的命运冲突为结构轴线，已不再是单线式结构，而是网络式结构。

中篇的结构轴线，乍看是故事情节，是人与自然的对抗，深入观察却并非如此。应该如实地说，是主要人物的命运冲突。主要人物命运冲突的起承转合形成作家构思的轴心，而人与自然斗争的故事是这一轴心运转的背景。

这一结构主线的提炼与形成为小说结构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结构框架的完成却是由于作家借重网络式的构图。中篇由三重递进的网络层组成作品的整体结构：第二章织起人物关系的一重网络；第三、四章结成第二重人物关系的网络；第五、六章结成了最后一层网络。这个网络结构使得整部作品气势雄浑、波澜迭起而又迂回曲折，加强了作品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

荒诞岁月

在和平的日子里，现实生活未必皆和平，尤其在政治思想领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党员作家杜鹏程皆不可置身于外，必须投入运动之中。但他依然在运动之余抓紧时间进行自己的有关建设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

然而，狂飙突起。1959年的夏秋之交，庐山发生了一场狂风暴雨。战功赫赫的彭德怀元帅因为民请命而受到错误批判。《保卫延安》和杜鹏程无可避免地受到株连。庐山会议后，本书停印。

1963年命令停止出售与借阅：

 

文化部1963年9月2日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立即遵照执行……

 

次年，又发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 [64] 文群密字291号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一声令下，烟火冲天；有的地方还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直到看到烧为灰烬为止，生怕有‘胆大妄为之徒’，偷走一本，从而谬种流传，祸延子孙后代！”

杜鹏程在遭受庐山冤案株连而处于难以言状的政治压抑岁月里，以惊人的胆识、勇气与毅力，于1963年完成60万字的长篇小说《太平年月》（暂定名）初稿。正在进一步加工时，1966年6月十年内乱不期而然地席卷中国大地。

杜鹏程首当其冲。“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们吐唾沫，抛石头……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赠给国家。吃每一顿饭，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请罪’，在恶声辱骂中，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人家规定好的‘请罪词’……”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1967年12月29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十年浩劫中，杜鹏程的身心备受摧残。由于他心地宽广，终于以病弱之躯挺了过来。他的一位同事说：“老杜的心真大，在‘五七’干校时，他白天要和几个老作家一起接受批斗、参加劳动，晚上别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老杜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蚊帐也被蹬开，早晨起床，他的背心前胸后背沾满蚊子的血渍……”

杜鹏程对他个人在“文革”中的非人遭遇并不十分在意，但对广大群众所受的苦难却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他在和笔者交谈中，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件事。“文革”中他在火车上碰到一位农村的支书领着一群孩子外出讨饭，怀里还装着所在村党支部的介绍信。农民还取出介绍信，让老杜过目。老杜每谈及此事，总是痛苦地反复发问：“难道我们的先烈浴血奋战，我们流汗搞建设，就是为了让支书带领孩子们外出讨饭？这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要这种革命干什么？”

历史壮歌

杜鹏程的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声》，在《延河》1977年10—11月合刊号发表。这是作家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他的创作历史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保卫延安》及其作者的平反决定公布于1978年底。这就是说，在平反的一两年前，作家杜鹏程已在人民昂扬的斗争精神鼓舞下，主动地冲出精神上的囹圄，骑着战马驰骋于文苑了。应该说，这是作家可贵的政治热情与坚忍的拼搏精神的反映。

《历史的脚步声》比起作家“文革”前的作品，内容更为深沉凝重，艺术上更为雄浑娴熟，如果从艺术手法上的革新和艺术表现力的角度讲，这个短篇的价值不亚于名著《保卫延安》和《在和平的日子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外域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的文学思潮与创作流派的汹涌而入，由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的趋新厌旧，乃至由于评论界的浮躁情绪，这个短篇小说不曾在文坛和读者界激起应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诚然，作家属于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杜鹏程属于“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文革”后则有了新的代表性的作家出现。读者注意力的转移乃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历史老人毕竟有一副博大、无私而公正的胸怀。她经常在滔滔逝川中重新审视既往的人与事。近年来，当代文学史工作者在不同场合有人回顾、怀念《历史的脚步声》。这说明：它在共和国的文学史上会留下它应有的一笔文字。

这个短篇小说不只是作家自己创作史上的一个新突破，而且对我国的军事文学也做出了新贡献。作家升腾于时代的思想高度，以如椽彩笔绘制了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飞渡祁连雪山的艰苦卓绝、无比悲壮的历史图画，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人民英雄颂歌。短篇对历史军事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处理有所启示，在军事文学的艺术展览馆里增添了方田柱、赵兴国这两尊成功的雕像。它的成功有力地说明解放战争乃至其他战争题材并非成为遥远的过去。在苏联，表现国内战争、卫国战争的军事文学创作一个个高潮奔流不绝、接踵而至，而且尚无衰减的势头，从此也可以取得佐证，我国历史军事文学创作也可能方兴未艾。

杜鹏程在“文革”后为什么将创作思绪集中于解放战争？显然，这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文章“合为事而作”，是对现实生活的一次艺术的发言。历史题材的艺术处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以时代精神烛照历史，将当今时代的情绪、愿望与心声灌注和消融于艺术形象之中，处理得当，历史题材也会有强烈的现实感，反之，现实题材也会与生活产生隔膜。杜鹏程以饱经“文革”沧桑的严峻而热烈的眼光看取解放战争题材，因而使得现实与历史两条长河合流。他认为，“文革”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灾难，而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性破坏是其恶果之一。他通过《历史的脚步声》颂扬战争年代人与人的同志式的、真诚的、纯洁的革命友情，颂扬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高尚情操。这正是“史为今用”，是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

《历史的脚步声》对人民军队里同志间革命友情与无畏献身精神的赞颂，是通过合情合理的人物关系设计与人物关系的运行即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实现。这个短篇出场的主要人物有四个，即：人们亲切地尊称为“老骨干”的驭手方田柱、指导员赵兴国、通讯员常建新以及师长高书凯。“老骨干”是师长的老部下，而赵兴国与常建新，则是当年的老饲养员即“老骨干”从战场上捡来的两个“小鬼”，两个穷苦而无家可归的少年。这四人之间的感情颇为特殊，他们之间没有无原则的私情，只有革命队伍里的战友之情，却也有较之一般同志更为亲密的私人情谊。

同志们的无私友情，给予历史性的进军以巨大的力量，无畏的献身与自我牺牲精神，是我们的革命事业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简括地说，颂扬忠诚的同志关系与伟大的献身精神，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这篇小说记录着作家对苦难深重而悲壮伟大的祖国历史的清醒认识，也凝聚着作家对席卷神州的旷古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深切沉思，燃烧着作家忧国忧民的热忱。在这历史与现实的交流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作品底蕴所包含的深沉寓意：这不只是人民军队的一次历尽千难万险的进军，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历史进程的写照！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此多灾多难，如同进军祁连雪山的部队一样，要斗恶水、抗暴风、战冰雪，付出难以计数的牺牲代价，但同时也同进军的部队一样，能够排除万难，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也许正是《历史的脚步声》的警策与战斗作用所在。如果说《保卫延安》以探寻伟大历史事件的底蕴见长，《在和平的日子里》以阐发人生向何处去的哲理取胜，《历史的脚步声》则以深远的象征意义给读者以启迪和审美享受。

这个短篇小说的价值不只在于思想上的新突破，而且在艺术上也有新发展。

作家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粗犷壮美的艺术风格。无论何人只要读过一遍这个短篇，就会为它的雄伟气势和悲壮气氛所感染。从局部去看，它比《在和平的日子里》气氛更加悲壮。若近看，它像黄河的汹涌而凝重的浪涛紧紧相连挤压过来，像连绵不绝的山峦向眼底奔涌；若远远回首望去，它是一个磅礴不尽、险峻巍峨的整体。它的底蕴仿佛沸腾的金属熔液在地下奔突，它的人物如同石雕，粗犷、浑朴、厚重；如同生活中的人，真实、鲜活、明朗，而比生活中的人，更加具有概括性。

在短篇中杜鹏程以巨斧砍削出一位英雄的雕像：

 

有一个骑马的战士跌在雪坑里，马的整个躯体已经看不见，只露出两只小小的尖耳朵；而牢牢坐在马背上的骑士——那挺直的钢铁铸成的身子，英勇的姿态，坚毅的头颅，谁能相信他已失去生命？不，只要骑士猛勒缰绳，双腿猛磕马腹，那匹无畏的战马，便会迎风长嘶，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地去冲锋陷阵。可是，这不过是我们的心愿罢了。他，离开我们了，永远不能和我们一道为这世界效力战斗了！可是，这位冰雪铸就的人，冲着正北那作为路标的坚强身姿，直指着部队前进的方向。你看，就在他身旁不远的雪坑边沿上不就是成千上万战士的脚踩开一条路吗？步兵、炮兵，像潮水似的顺那条路往前奔流。过往的战士，有的行注目礼，有的奉命鸣枪致敬。枪声在千山万壑里引起回声。

 

这是一尊何等壮烈、奇丽而崇高、肃穆的英雄雕像！

作品以强烈、艰险而巨大的自然灾难性的景物描写，烘托了进军的坚定、无畏、韧强与豪迈。那河水，汹涌翻滚，夹着许多大冰块的水流，是墨黑色的。你还没有来到跟前，它喷出的寒气，就逼得你喘不过气来。然而，英雄们却要坚毅勇猛地涉水而过。那山上的狂风暴雨是，“狂风呼啸着从北方排山倒海似的卷过来，飞沙走石，天地间一下子便昏暗了。千山万壑轰响着撕裂人心的吼声。满世界都是闪电光。这电光，不在头顶，不在高空，而是在地面上，在人们的胸前、脚边，在战马腹下，穿梭似的闪烁着、击打着、爆炸着，震得人头昏眼花，神经麻木！转眼间，万箭似的急雨，直向人身上射来；不一会，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下来；鸡蛋大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叮叮当当地打在兵器上，打在行军锅上……”然而，英雄的指战员就在和暴风、电闪、雨雹的搏击中行进！这些景物细节的勾勒点染，突现了钢铁般的部队的品格，突现了进军的钢铁般的坚强不屈的作风。

作家的粗犷壮美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在这短篇小说里，是和气势雄浑的写意手法相联系的。作家用笔不求工细，写人力求灵魂毕呈，状物力求现其神态，人与物并非秋毫咸俱，其神魂震撼读者心扉。这个短篇的写意特征不只在于写出作品中人与物之神，而且在于写出中国历史之魂，民族之魂，中国时代之魂。这使得作品的意境博大而深远。

“文革”结束后，长篇小说《太平年月》的草稿从群众组织的办公室转回杜鹏程的手中。其时，全国有十几家出版社争相索要书稿。他们说，略做文字加工即可，不必大改。但老杜不是轻易交稿的作家，他自己如不满意，绝不付梓面世。渐渐地，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心情也平静下来，他着手重新构思《太平年月》，这等于推倒重来。等于在“文革”后新的思想认识状态下重写。

但是，经过十年浩劫，杜鹏程身体每况愈下，反复奔波于宅第与医院，而他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又过高，他的改写工作艰难而迟缓。起始，他自己动笔改写，后来则口述录音，由他人加工整理。这样苦苦地劳作了数年，他终于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晚年的他已无力完成这一改写工程了。

这时，他陷入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之中，而在他去世前数年，他逐渐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除过在医院病榻的时日，他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出席一些短会，做点可长可短的发言，为青年人的书写序……以此打发有限的时光。对于《太平年月》的夭折，他在弥留之际说：“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辈人的悲剧。”

1991年10月底，杜鹏程疲劳不堪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追悼会上，应一位普通读者的要求，不要奏哀乐，要奏响“英雄交响曲”。这位读者，是作家杜鹏程的知音。

杜鹏程一周年祭日，韩城市人民为他举行公祭。老杜的陵墓坐落于象山之阳。象山，仿佛一头昂然奋行的巨象。老杜安息之地，恰如一只硕大无比的圈椅，象山在这里从东向西天然形成一个半圆，南面开放，面对太史公庙，面对万古不废的黄河。

杜鹏程从韩原出发走向人间、走向文坛，现在他的英灵又回归韩原。老杜完成了人生交响乐的一个旋律，一个英雄悲壮的旋律。

赵俊贤 西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资料

1．杜鹏程：《保卫延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延河》1957年8月号。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77年版。

3．杜鹏程：《历史的脚步声》,《延河》, 1977年10—11月号。

4．冯雪峰：《论〈保卫延安〉》,《保卫延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5．赵俊贤：《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6．杜鹏程原著，赵俊贤缩写：《保卫延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7．赵俊贤：《〈保卫延安〉创作答问录》,《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8．杜鹏程：《杜鹏程文集》（4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陈纾，余水清编：《杜鹏程研究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