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邢小利

 

1978年5月11日，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文化部、卫生部联系，柳青从西安动身到北京，被安排到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治疗。住院不久，“文革”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1977年底才从江西流放地回到北京，刚恢复工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就来看他。俩人是老朋友，他们1940年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彼此很能说得来。1972年，柳青被“解放”后在北京躲病，他很惦记老朋友林默涵，托人找到林的夫人，问林的情况，林的夫人说她也不知情，只知仍在狱中。这次历经十年“文革”重逢，林默涵回忆，“别来多少事，相见反无言”；在场的柳青大女儿刘可风事后记述，“劫后余生，也许想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四只深不见底的眼睛静静相视许久许久，出我意料，最后，竟然是共同慨叹：‘我们读的书太少太少！'”

“我们读的书太少太少！”这是共和国作家柳青和文艺评论家林默涵的“共同慨叹”。

柳青对林默涵说：“出了‘牛棚’，我把各朝代的野史读完，把不同人编的中国通史对照分析后，深感知识欠缺。”刘可风说她听了柳、林这番对话，“我倒吸一口气：‘他们俩还叹息知识不够。何况我等。'”（刘可风：《九年日夜》, 2013年未刊稿。以下引自刘可风的文字，均出自该稿，不再一一注明）

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柳青的晚年。柳青晚年最值得人们重视的就是他的读史与反思。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队伍中，柳青算是一个有文化、文化相对也比较高的作家。但是他的读书，50岁以前，多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书，也读过一些理论和历史，但也多是当时流行的或时髦的书，如领袖著作和《联共（布）党史》一类，阅读视野不够开阔，思想深度也不够。“文革”后期，从1970年开始，他开始重点读历史书。50岁以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的柳青，虽然也参加革命斗争二三十年，经历过诸多的艰难困苦，人生之路虽然也不十分平坦，但总体上还是顺风顺水，是向前的，向上的。这样，他的思想也就无暇他顾，精神也就比较放松，一门心思搞创作。“文革”几年中，他的灵与肉都在现实的烈火中备受煎熬，他不能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能不思考许多以前未曾思考的问题。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往往需要在历史中寻找解答，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也能照亮未来。他说，“去年、前年（指1972年、1971年。引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历史，家里成了历史研究室了”（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14页）。他读中外古代史，重点读现当代史，读二战史，苏联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读史论，也读史料。读史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过去太无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过去一天就是写东西”，读了一些史书以后，“对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807页）。一个敢于创作“创业史”歌颂“新事物的诞生”的人，能在读史之后慨叹自己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责备自己“太无知”，该是何等的沉重！也是何等的清醒！读史之后，柳青必有许多心得体会，必有许多醍醐灌顶和大彻大悟。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读史的焦点是解读现实，反思现实，思考未来。柳青不愧是一个深入生活的作家，不愧是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他的反思，带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和深沉的生命体验，绝非纸上谈兵。他反思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反思纳粹的崛起和灭亡，反思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思考“文革”，思考民主与法制，思考党的建设，思考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思考当代文学包括他的创作，也思考如何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以及一些省地的行政区划如何划分更好更为有利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文革”几年的读史和反思，使他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对他来说是空前的高度。可惜的是，这些4反思和思考，未能形诸文字，他的绝大多数反思和思考，只是以谈话的形式，以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遗言的方式，说给了他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当时身边几个信得过的友人。当然，也有未及言说的思考。他在他的晚年，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具有人类普遍价值和意义的人。

一

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柳青在“文革”开始几年他的遭遇，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读历史，又为什么慨叹他以前“读的书太少太少”。

 

1967年，柳青51岁：

1月1日，早晨，从西安来的“造反派”，闯进了中宫寺，柳青的家几乎被洗劫一空。把柳青一家老小八口人，强行揪回西安，安置在西安市大学东路42号共青团陕西省委院内一个简易楼上的两间破旧狭小的平房里。四邻有一个醋厂，一个牲口棚，一个公共厕所。各种污秽气味使柳青的哮喘病频发。柳青此后的工作安排在传达室，分发报纸，拉电铃。

1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成立。夺权当天，光天化日之下，造反队干将、作协西安分会通讯员张某在作协院子里一脚踢倒柳青，勒令他在会议室前的道路上下跪。

1月6日，抄家、挨斗。

1月10日，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

1月17日，第一次游街示众。

1月24日，第二次游街示众。

1月28日，第三次游街示众。

1月29日，被押回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示众。

2月11日，被西安工农兵文艺总部揪去批斗。

3月8日，长安兵团来斗。

 

1968年，柳青52岁：

1月12日，为检查事，挨造反派某人一拳。

1月15日，为不上早操，背老三篇事，挨造反派某人一耳光。

2月16日，被造反派某人打。

5月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柳青被打成“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现行反革命”。

10月的一天夜里，柳青准备自杀。他把白天准备的一根电线接在灯头的火线上，另一头握在手里，平静地躺下，盖好被子。在胸前放上一张写好的纸条，上面写着：“1．我的历史是清白的；2．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3．这是我保卫党性，反抗迫害的最后手段。”然后把一脚伸到地面，希望瞬间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的脚一接触地面就被打回来。数次以后，握着火线的手被电流击烧得发出焦煳味道。结果自杀未遂。想死都死不了。

 

1969年，柳青53岁：

春节，《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来看柳青，柳青还在“牛棚”，他见柳青家里光景凄凉，放下20元钱和一袋大米。

4月，柳青妻子马葳，从西安市内走到长安县韦曲一农村，坠井身亡。时年41岁。

 

1970年，柳青54岁：

1月，柳青被下放到陕西省杨梧五七干校。柳青此时已由原来的哮喘病发展为严重的肺心病，他让儿子搀扶着去干校报到。干校领导不敢收留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第三天，仍让孩子把他搀扶回西安，住在小南门外的家里。这一时期，柳青的工资被扣发，家里每人每月只发给15元生活费。

4月至9月，被抢救11次。到了医院，医生护士还不敢收治，因为柳青是“阶级敌人”。妻子离世后，柳青身旁所有的就是几个孩子。哮喘是一种过敏反应，哮喘病人最怕能引起过敏的一些气味。一边要工作一边还在照顾父亲的刘可风感叹：一次犯病以后她的父亲“对气味变得越加敏感”，“杀人的老天爷！为什么我们住房四邻安置了一个醋厂，一个牲口棚，一个公共厕所。当时大家烧饭都用烟煤，经常烟气缭绕。有风的时候，一阵醋味；风向变了，也许是公共厕所味，也许是牲口棚的味；没有风，那就更糟，所有的气味混合在屋里屋外，气味的天罗地网，把他一次次送进医院”。

刘可风回忆，为了给父亲治病，“我曾经去过一次‘省斗批改领导小组’，请他们开个介绍信，让医院接收他。那个接待我的工宣队师傅严厉地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他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定性，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他现在推一推就是阶级敌人，拉一拉就可能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回去要好好做他的工作，让他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认真交代自己的问题，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刘可风回忆，“过不了几天，父亲就犯一次病，大多在空气十分沉闷的夜里。看见他吸气时，肩膀吃力地向上端，两侧锁骨凹进一个大坑，两眼发直，嘴唇青紫。我把弟妹们叫起来，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无论睡得多熟，他们都会从床上跳起来，有的抱被子，有的去借平板车，最小的弟弟抱着枕头往外跑。父亲说不出话来，勉强用手势指挥着，使大家的行动有条不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非铁石，孰能无思？在这样的情境下，柳青怎能不发问，不思考？

思考，表明有疑问。反思，表明疑问由当下延伸到久远的过去。无论是思考还是反思，都表明一个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晚年是一个人相对成熟的生命阶段，是人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结晶期。可能人的大半生都是摇摆不定的，漂泊不定的，少年、青年甚至中年都在寻找自我、确立自我或丧失自我，而晚年则会踏入归途，走向回归之路，生命一定要回归自我，风吹向风，水流入水。经过半生或多半生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沉淀，看不清的可能逐步看清了，想不透的可能慢慢想透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个人生命和精神的本质最能显现出来。读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的精神需要。像植物吸收养分一样，需要什么就吸收什么，人的精神需要什么，他就会读什么书。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能反映一个人此时此地的精神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此时此地的价值取向、思想倾向以及格调和趣味等。从柳青的晚年看柳青的精神，可以明显感到他积极追求真理，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自由。追求真理与坚持真理不同，坚持真理表示一个人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追求真理表明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并不满意或有所质疑甚至有所否定，试图在追求真理中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是对一个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最低要求，而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这却是一个最高评价。

早年的柳青关注现实，“深入生活”。晚年的柳青则不用深入生活。这就是生活，是日常的也是最为真实的生活。

这使我想起早年学习柳青的创作方法、一生服膺柳青并认柳青为老师的陈忠实，他在《白鹿原》创作完成之后经常谈的一个创作体会，就是“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陈忠实所说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很长时间捉摸不透。后来几经与他讨论，我明白了他说的“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话来表达，“随物宛转”就是“生活体验”，“与心徘徊”就是“生命体验”。陈忠实说：“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如同生命形态蚕茧里的‘蚕蛹’羽化成‘飞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有了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蚕蛹’才能羽化成‘飞蛾’。”（陈忠实：《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载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长篇小说选刊》特刊第11卷）

仅从字面上理解，当你准备“深入生活”或“深入生活时，”表明你原来是在“生活”之外，是外在于“生活”的，所以才要“深入生活”。而进入“生命体验”，一定是内在于“生活”的，人就在“生活”之内，才会有所谓的“生命体验”。

柳青1952年到长安县的时候，他的想法用他的话来表述，是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今天的人把他的行为概括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前述“文革”期间柳青所过的“生活”，应该是柳青前半生都没有预料到的。经历或者说“体验”这样的“生活”，他是被动的，无奈的，拒绝的，当然也是反抗的。但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活生生的生活，他不想“深入”也得“深入”。这个时候的柳青，显然不用“深入生活”了，他只要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本身之内，所有看起来是外在的“生活”也就都会成为他内心的生活，“生活”就会深刻地触动并刺痛他的内心，教育他，启迪他，醍醐灌顶，让他豁然开朗。这个时候的柳青，显然也不用“改造思想”了，他的思想必然进入空前的活跃之中，进入异常复杂的运动之中。“思想”会按照它的逻辑自由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思想解放”、“解放思想”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思故我在”，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一个有思想者情怀的作家和知识者来说，这个用滥了的话在这里显得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当一个作家真正进入思想活动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是自由的。尽管身体可能还不自由。一个作家，一个8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精神的自由。想我所想，思我所思。是自己敢想，自己敢思，上天入地，没有阻挡，没有禁地。冯友兰在1990年7月11日为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写的《自序》中说，他夫人去世时，他写了一首挽联，其中有“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语，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这个“第八十一章”是哪一章呢？原来是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呜呼！冯友兰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直至全书完结，到了1990年写“总结”的时候，作者才“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冯友兰在《自序》中接着说，“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冯友兰的女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蔡仲德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校勘后记》中说：“《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冯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其写作开始于1988年初。写成则是在1990年6月，当时，冯先生已九十五岁。”冯友兰在这个“《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说：“真正的哲学不是初级的科学，不是太上科学，也不是科学。”他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并且指出：“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晚年，也进入了“精神的自由”状态。

“学问”、“学识”这两个词，都有一个“学”字。“学”是什么？就是读书。“学”当然也是知识，而知识从读书而来。“学”然后才能“问”，“学然后知不足”，就有了问题，有了疑问，有了“天问”。“学”然后才能有“识”，知识，主要是见识。

面对这样的生活，柳青确实不能不慨叹：“我们读的书太少太少！”“我过去太无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柳青确实需要读书，更广泛地读书。在书中，在中外历史中，寻找解决他的许许多多“天问”的答案。

二

从可以查到的较为确切的资料中，我们看看柳青一生的读书情况。

第一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性读书。

柳青早年的读书，主要是为了学习。读的书虽然较杂，中外都有，但基本上是近现代的文学书，思想侧重左翼。

1930年，柳青14岁。这一年夏天，他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只读了一个学期。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自传《反正前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并经常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游行。

1934年，柳青18岁。上半年，他在榆林中学读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数月卧病在床，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英文提高很快，有了阅读一般英文书籍的能力。从上海信购开明版的全套英汉对照小说，其中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斯托姆的《茵梦湖》，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艾丽西娅日记》等。读英语文学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泰西五十轶事》等。由于读了大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引起他对文学的兴趣。9月，柳青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高中。课外常读英文《字林西报》，想当翻译。星期天常去省立图书馆，看美国《亚细亚》杂志和英国的《左翼评论》等。大量阅读使他对文学的兴趣又超过英文。

1935年，柳青19岁。他是上海《立报》的长期订户，是《文学》、《译文》、《大众生活》的热心读者，开始向外投稿。

第二时期，因创作需要的实用性读书。

柳青的创作需要用革命领袖的思想来指导和分析生活，所以读一些革命领袖的著作。为了提高艺术修养，也读一些文学名著。

1943年，柳青在米脂下乡期间，读《斯大林选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雨果《悲惨世界》等。

1962年，柳青一边写作《创业史》第二部，一边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哲学著作。他参照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研究了一遍。着重研究了有关规律、阶级、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时，为了深入探索艺术创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结合创作实践，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心理学和美学。他想通过这些学习，进一步加深对这个世界和文艺创作的认识，以便把《创业史》后几部写得更好。

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柳青的晚年，他的读书，完全是为了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追求真理，寻求精神的自由。

1970年起到1972年，柳青大量阅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七〇年开始，我能下床以后看了一些书，这些书我过去没有认真看过。过去中学时代学的那些课都忘光了。这两年，在1971年、1972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看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几种版本，比较了观点。去年一年看了好几个朝代的演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全是演义。有这样一种想法：我过去太无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指出要学习历史，要学习社会，而我自己过去没有认真地看过这些东西。过去一天就是写东西。在农村里活动，没有这么完整的时间看书。这几年我没有到干校去，没有去劳动，成天在家吃药打针，有机会看这些书籍。”（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6月号）

1972年5月初，柳青专案组组长带一人到柳青家，通知关于柳青的结论出来了，其历史清白，得到“解放”。这样，从5月至8月，柳青的行动自由恢复，由大女儿刘可风陪同，带着于1971年前后写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到了北京，一是躲病，二是想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在北京期间，柳青托人借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的回忆录、由洪科翻译的《回忆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苏联谢·马·什捷缅科写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印行的美国拉扎尔·皮斯特腊克写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书，认真阅读。

此后，他通过各种关系，找来或借来许多当时不易见到的内部发行的或英文版的著作来读，古今中外，主要为历史的、政治的著作以及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等。

读书与反思成了柳青晚年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

三

柳青晚年，由于常年患病和“文革”中的各种折磨，身体越来越差。他自知来日无多，《创业史》四部无法完成，他要把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想”留给世人，但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形诸文字公开发表，他就以谈话的方式，告诉在身边照顾他的大女儿刘可风以及少数信得过的朋友，或以片段的笔记，记下他的所思所想。

刘可风回忆：“最初，父亲没有想到他的《创业史》写不完。”病情危重时，为了写完《创业史》，他多次向医生恳求：“让我再活两年吧！”“哪怕两年，就两年我也满足了。”随着病体渐衰，有一天，他预感不祥地说：“写不完的话，写一个后续故事交代，把我的主要思想讲一下。”“小说的高潮在最后，矛盾冲突总爆发肯定在第四部，只有完成四部才能比较完整表达我的思想，现在还差得太远，连一半也不到……”，“要是真的写不完……怎么得了呀！”病情的发展，一次次摧毁了他的希望和信心，后来，他意识到肯定写不完了，郑重其事地要求刘可风：“把我的原话记下来！”刘可风的日记是个人的随想，以前，没有意识到记录他的某些话，此时顿觉后悔，手边常有笔和纸，为什么没有想到呢？1971年，他就说过：“我的主要思想都已经给你讲过了。”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刘可风把他没有来得及表达的思想告诉后人。还说了一句：“不要哩哩啦啦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要突出一个人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想，有深度。”他说：“中国有一些人很推崇卢梭写传记的态度，真实，不粉饰自己的过去，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也是，写这种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说：“我仔细回忆了我的一生，除了拍电影拍了我劳动的镜头外，我一生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参加队里的劳动，身体太坏，他们三番五次做工作，非要拍。我说我不劳动嘛，让人说我骗人呢。他们又让组织反复动员。我坚持几次，最后还是没有扛住。”他力求自己的言行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而这件事自觉是一个污点，说起时心情显得很沉重。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笔者摘其要者，大致归纳如下几个方面。相关材料来自刘可风的《九年日夜》（2013年未刊稿）和笔者与李旭东闲谈所记。刘可风是柳青的大女儿，1964年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1970年3月毕业。从这一年开始，刘可风常在柳青身边照顾。李旭东比笔者年长，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厅副厅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笔者受聘为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厅的电影电视剧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常与李旭东一同审看电视剧，我们很谈得来。李旭东与柳青是陕北老乡，其父辈与柳青关系熟而近。李旭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就曾骑自行车到皇甫村拜访柳青。“文革”中柳青住团省委院子时，他也常去探望。后来在陕西省京剧团任创作员时，为把《铜墙铁壁》改编成京剧，他与柳青多有接触，曾写过《与柳青谈戏》一文，收入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柳青文集《大写的人》一书。柳青“文革”中从“牛棚”出来以后，对身边几个亲近的信得过的人断断续续谈过他的一些看法和思考。据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回忆，李旭东是他父亲所谈对象之一。李旭东在和笔者同审电视剧时，由于知道笔者是“作协”的，而柳青当年也是“作协”的人，就和笔者常谈柳青。若干年中，他说了不少柳青当年私下和他说的话，这些话在令笔者惊异的同时，也改变了或加深了笔者对柳青的一些认识。从李旭东那里听到的一些柳青的谈话，有的笔者还记在了日记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从李旭东那里听来的一些柳青的谈话和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在刘可风的回忆录《九年日夜》也看到了，而在刘可风回忆录中看到的柳青谈话和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有的则听李旭东讲过，由于是相隔数年分别听到或不期然而看到，笔者相信，李旭东和刘可风所言的柳青谈话和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两者可以互证，而非一人独说的孤证。

1．对世界历史的反思

1971年，刘可风借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该书196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汉译本，系内部发行，柳青看完后对刘可风说：“爸爸非常感谢你，看了这本书，是我晚年的一次享受。”

刘可风回忆，她的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他的思考和感想，仅有的少量随笔录，关于二战中苏联、德国的历史就占了较大篇幅。比如，对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的现象，柳青记录了一些知识界、教育界、科技界人数变化的数字，然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永远是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律发展，决不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犯反规律。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意志，有时可以造成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每日每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坚持真理的人，能够有多少呢？能够坚持真理而不碰碎自己，那就要善于坚持真理，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的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

 

关于纳粹的文化政策，柳青写道：

 

1933年5月10日晚上火炬游行，午夜上万名学生游行到菩提树下大街一个广场，把火炬扔到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那晚共焚两万册书。其他城市接着也开始了，烧的都是德国和外国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书。

9月22日，在戈培尔领导下根据法律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文、音、美、剧、电、广、新七个协会，“使各方面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之下”。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水准的文化，竟发生那么令人恶心的退化。没有一个还在人间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姆斯曼带头下移居外国。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就是被迫保持缄默。

而相反的，当了德国剧协主席，一个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竟然说：“凡是有人向我提到‘文化’这个字，我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

 

柳青对刘可风说：“一个搞文化的人，听见人家提起‘文化’二字，就想掏出左轮手枪，你看有多么可笑！”

关于斯大林，柳青说：

 

希特勒1938年伪造红军将领的文件陷害红军将领这件事，不仅仅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而且达到了试探斯大林这个人的目的，看看斯大林对他的部下是否信任。

一个领导人对部下的信任包括丰富的内容。简单一点来说，包括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部下透彻地了解，即所谓“深知其人”，相信部下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并非对领导个人的忠诚（对个人的忠诚，一般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任）。

第二，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正确性的十分自信。这样，他的部下只要有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就会对领导人忠诚，即所谓的“自知之明”，就是认识到自己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如果明知自己不正确，又怕部下不跟自己，这就不会产生信任，只能处于经常的怀疑状态。

斯大林正是这样的悲剧英雄。

由于他的权力来得不正当，就是说他不恰当地掌了权，个人不断地受到挑战，这从根本上影响他对干部的信任。他口头上要求人们对共同事业忠诚，实际上要求对个人的忠诚。他知道只要维护对共同事业忠诚，就不可能对他本人忠诚，因为人们都知道列宁晚年不赞成斯大林掌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苏联共产党人死在斯大林手中。

希特勒伪造内战时的红军英雄屠哈切夫斯基元帅、雅基尔大将和加玛尔尼克上将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要除掉斯大林。事情发生以后，如果这里不包含个人成分，如果只要求三将领对共同事业的忠诚，那么就不可能清早逮捕，当晚处决。忙什么？为什么不留着活口，清查他们的余党？这证明斯大林纯粹从个人角度出发杀人。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三将领不仅不是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而且不是想除掉斯大林的人。他们是既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也忠于当时的总书记的人。所以雅基尔在刑场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件事在德国纳粹间谍机关看来，太笑话了。所以，希特勒狂妄地说：苏联是一所破房子，他只要在门上一踢，房子就倒下来了。

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的徒子徒孙希特勒，只有小聪明。他不懂得领袖、人民、制度等确切的含意。他不懂得他踢的是伟大的苏联人民，这是永远伟大的、真正万岁的，至于斯大林本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而已。

 

关于德国，柳青说：“1939年，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引者注）说过，德国革命是最成熟的。然而两年以后，同样的德国工人和农民穿着希特勒的制服，开抵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统治农民、工人、工商业者、教员、学生，他们都就范了。统治思想家，没有就范的，都跑了。要统治思想就变成没有思想。”

柳青写过这样一段话：“苏联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带有一种超国家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会强制实行‘国际团结’，即使损害了某一个‘兄弟国家’的利益，也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对‘苏联老大哥’有利，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利。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办事，已经有几十年，并非今日始。”

柳青说斯大林：“渐渐给自己搞到上帝和上帝的唯一代表，皇帝所具有的特权，不允许有一点反对，因为他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开始用最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处决反对者。这提醒了希特勒伪造证据陷害红军的高级将领，说他们为了推翻斯大林和纳粹勾结起来了。

“斯大林后来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不仅在苏联是唯一绝对正确的，在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也是这样。在外国党里，有不同意他的人，也不允许。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把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一个奴隶制度，一切只服从一个人。”

柳青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许多现象，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的经验也是站不住的。我们的错误是从夸大个人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的。”

斯大林逝世后，有对他功过三七开的说法。“文革”中，柳青写了一段话给刘可风看：“对任何历史人物或现代人，都不能笼统地分‘成’，说是三七开或二八开，而是应该分阶段来看。人是发展的行动体，而不是物体，不能拿数学上的比例来分解人的行为。”

他解释说：“条件在变，各种关系也在变嘛，当然对斯大林也一样，要分阶段看。”

柳青读过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的英文版《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1978年5月，北京外文书店的同志到北京朝阳医院病房看望柳青，柳青问能否找到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的《仅仅一年》英文版本（中文译本1980年9月才由外文出版局出版）。北京外文书店的同志很快给他找来，他拿起就放不下。陪同看病的大女儿刘可风回忆，“他头朝墙躺着，两手捧着，不大翻身。我不时给他盖盖被子，倒水，催他吃药，我发现他眼泪大滴大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流，枕巾上已经湿了巴掌大的一片。平时，我看书总是不断给他讲讲感想，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会认真地指拨我。这次，他几乎不允许我提起这一话题，一放下书，便给我重复《仅仅一年》的内容，他痛斥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政策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荒谬现象。他说：‘东欧人民总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比东欧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过得好？'”接着他说：“我认为这一现象，关键在于‘民主制度’。东欧这几年政治和经济一定会波及苏联，威胁苏联的社会平静。我想，引起苏联国内一系列变化是可以预测的。”柳青还亲自译出书中的一段文字让女儿看。

柳青对刘可风说：“阿利卢耶娃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如果党内和人民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

柳青说：“资本为国家所有，用‘国家利益’任意消费国家资本，资本不是按劳分配，而按地位分配，一些人得到特殊待遇——别墅、医疗、高工资、汽车、服务人员……苏联想建成顺民的共产主义，就是现在的结果。中国这样走下去也一样。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必须建立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教育和改造人民、改造社会的民主制度。”

2．对中国历史，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

关于中国历史，柳青对刘可风说：“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再延续五百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杀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釜底抽薪，想统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希特勒也是这样。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的思想、政治禁锢在极端保守、闭关的范围内，一下子就是两千多年，使中国从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落后地区。

“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以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读了三联书店1953年出版由黄绍湘写的《美国简明史》，一段时间，柳青几乎天天都在谈美国。他谈得最多的人物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得最多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生，宪法的产生过程，两党制的形成，总统的任期，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

柳青比较熟悉美国的历史，他有时还用英语背诵杰斐逊执笔写的《美国独立宣言》。他说：“这是我在榆林六中学习英语时背下来的。”他谈到杰斐逊在美国宪法制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更多地谈到社会主义民主。他说：“没有民主还能称为现代国家吗？““没有民主精神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柳青对刘可风谈到解放后的一些政治运动，说到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柳青在很多谈话中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渴望：“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怎么能保证执政正常、有效和准确地进行？没有人民民主，连党内民主也没有，很可能出现一种现象：执政集团中这帮人上来，那帮人下去。”

柳青说：“俄罗斯有很长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的政治历史。中国这种历史更长。从秦始皇算起，约有两千二百多年。这个历史过程，给两国造成了各自的特征。”他说：“现在，对一般概念的民主和人道的蔑视，必然要导致残酷手段，不管目的是崇高的或者卑污的。”又说：“未来，终究有一天，人民要探讨民主和人道在我国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我看这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在人民群众中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领导，启发群众，而不再是无休止地重复一种思想条文，即使这种思想是科学的，更不用说是不科学的和矛盾百出的。”

柳青讲：“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一种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根本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形成了不同的时代，有些是相反的时代——不管国王、皇帝、总统、主席本人愿意不愿意，他所采纳的政策作为后来判定他的历史功罪的唯一依据，不管陛下和阁下如何自吹。请看看19世纪的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的。19世纪的美国主要的是国家扩张和个人发财，许多人从各大洲移民到美国去，不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而是为了发财。除了黑人，移民去的大部分人好过了。

“在19世纪，追求自由思想的大多往法国跑，所以，英国和俄国的古典大师们在法国交了朋友。”

柳青写道：“在当代，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是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怀疑，不能异议。这是因为他（她）掌握了权力，可以置人于死地。

“下一个时代，他（她）可以变成历史的丑角，大家任意谈论上一个时代关于他（她）的笑话。”

尽管历史上已经有过千百次这样的事实，人们还是继续重复着。

“什么时候才不会再重复？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现象。在民主的情况下，任何幼稚的人和凶恶的人，都不能凭借权力胡作非为！”

柳青说：“民主与法制，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在世时奠定它的基础，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体会最深。它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奋斗。”

刘可风记述，当柳青与她说着这样一些在当时很不合时宜的话时，她说：“爸，你不觉得你的这些想法离经叛道，有点危险吗？”

柳青说：“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回，而且时间只有几十年。我不能与世沉浮，只能以十分稳健的步伐，足踏实地地走这只有一回的路程。谁也不要想使我盲目跟他走，不管他是历史人物还是当代人。不是出于自觉，我不迈步，宁肯站着多看看，看得更清楚些。”

1978年5月，柳青对陪同他看病的大女儿刘可风说：“如果《创业史》写不完，我真想写一本回忆录。这可能比小说有意义。现在大量的回忆录是上层人士所为。我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最基层，每一项政策的公布和实施，我熟悉人们的反映和乡间每一天的变化。我要根据我的经验和认识说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我们迫切希望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只能是人民自觉自愿的要求，决不能把人民驱赶到共产主义，也绝不可能建成‘顺民’和奴隶的共产主义。我用苏联和南斯拉夫做对比，南斯拉夫没有按照苏联模式搞经济建设，铁托走了自己的路。在南斯拉夫宪法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不能用国家的利益破坏个人的幸福。’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国家的利益只能由国家宪法来保证，不是由某些个人保证。”

柳青对铁托和南斯拉夫走自己的道路做法很赞赏，他对刘可风说：“南斯拉夫采取了社会自治的方式，成为党内理论的观点，必须在党的大会上通过，否则任何观点都仅仅代表个人。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看法和意见的权利。”柳青在这里表达了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渴望。

3．对合作化运动的反思

1954年春天，柳青开始写作《创业史》。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从8月号起，改名为《创业史》第一部，至11月号全部载完。《创业史》第一部脱稿时间是1959年10月3日下午4时。同年11月，《收获》杂志第6期发表《创业史》（第一部）修改稿。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创业史》第一部单行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0万册。《创业史》是柳青呕心沥血、下功夫最大、用心最多的作品，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

这部作品柳青计划写四部，全程反映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具体写哪些内容，柳青在写作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出现的变化和问题，也有所变化。柳青写入《创业史》中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当时，在他下去“深入生活”的时候，是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开展和即将全面展开的一个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运动。在现在看来，柳青的创作，没有与其描写的对象拉开必要的距离，他是紧跟时代的脚步近距离地描写生活。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其作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为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为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此后，从1957年到1958年，这个运动按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和它的运动逻辑不断向前发展，1958年10月全国农村又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一直实行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被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创业史》第一部写的是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的是试办初级社。柳青动笔写《创业史》的时间是1954年春。1952年的年底，皇甫乡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还处在互助组的最初阶段。1954年的3月10日，柳青所生活的长安县王曲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才宣告成立，这是在《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也是长安县第一批建立的第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看到，柳青基本上是紧跟生活的脚步写作的，几乎没有时间的沉淀。生活中刚发生了什么甚至有的事情正在发生，他就写什么。这样写的优势是作品能有比较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但对于一个长篇小说来说，某些“新事物”未经过岁月的沉淀，特别是小说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歌颂“新事物的诞生”的基调，仿佛往后的历史将按照预先的规划和想象运行，套用当时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又显得太过冒险。好在柳青是“深入生活”的，他是了解生活的，知道生活的真相的。在未深入生活和初步进入生活的时候，互助合作运动最初的宏伟蓝图感染了柳青，各地热火朝天的宣传和鼓动景象也鼓舞了柳青，所以他一心要写这个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事物的诞生”，这个伟大的乌托邦实践。但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向前发展，他的深入生活而得到的对生活真相的了解，他的虽然不是完全彻底的现实主义而是革命加浪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是在某一时刻，甚至可能在后来的每时每刻，都提醒他要把一味歌颂的高亢调门降低下来，最初的单向度的创作思维在与现实发生剧烈碰撞的过程中也开始有了弯度，并产生一些复杂的同时也是冷静的思考。

柳青计划写作中的《创业史》四部，前后大致有两个大的内容构想。一个是最初的构想，这个构想大约形成于他创作《创业史》之初至第一部写成；一个是后来的构想，这个构想最早可以考证到1960年的七八月间。第一个构想，见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版说明”，这个“出版说明”为柳青亲自所拟，其中是这样介绍的：《创业史》“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第二个构想，一是见于他的一次谈话，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柳青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开会期间，与编辑家和评论家江晓天谈话时，谈到《创业史》四部的创作，他对江晓天说：“第四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写了。”（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另一次见1973年他的一次公开讲话。他说：《创业史》“第一部大家已经看见了。第二部试办初级社，基本上也快写完了，没有多少了；第三部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前后两个构想，最大的区别在第四部：原来准备写的“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变成了“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人民公社”没有了或者说被取消了。

从中可以看出，柳青当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即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还是认可的，而对“人民公社”则保留看法了。也就是说，柳青通过他对《创业史》所写内容的构想，透露出他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认可，止于高级社成立，也就是止于1956年。后边的“史”，他就不想写了。

写什么和不写什么，表明了柳青对问题认识的变化和深化。柳青在他的晚年，还通过与亲人和友人的谈话以及其他方式，表明了他对合作化运动的反思。据李旭东对笔者所谈，柳青认为从高级社起至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冒进，违背了党最初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计划，包括农业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最初的计划，最初的计划是用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完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在“左”倾方针指导下急躁冒进，贪多图大，农村基层干部在没有得到有力培养和整体素质没有得到充分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在没有得到集体化带来的好处而缺乏自觉自愿的情况下，硬性以运动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对农民、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伤害很大，由此带来的许多弊病和问题影响深远。

柳青与刘可风多次讲：我在“第一部的结局”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

 

1953年10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和‘左’倾的错误。”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向全体党员，提出了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任务：“……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懂得只有实行党在过渡时期中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的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并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第一版）

 

后来几次修改，他都始终保留了这两段文字。

柳青说：我的书是1960年出版，总路线是1953年制定的。那时，情况早已经变了，不是按照总路线的方针，十五年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全部合作化了，人民公社也建立了两三年。

“过了这么多年，我为什么写上这两段话？是为我写第四部留下的一个‘口’。”

刘可风问：“第四部写什么？”柳青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这样，我就说的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的明显些。”“我说出来的话就是真话，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

《创业史》本来是要描写整个合作化运动并歌颂这个“新事物的诞生”的，到了“文革”后期，柳青考虑的则是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认识深化了，变了，创作思想明显地也变了。

柳青有一天对刘可风严肃地说：“把爸爸的这段话准确地记下来。”

 

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所有制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带来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不经过锻炼，干部能成长起来吗？不经过实践，经验能取得吗？怎么能说这是小脚女人呢？这样复杂、困难、艰巨的任务，这样深刻巨大的变化，大脚女人能行吗？是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甚至更长一些完成合作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好呢，还是两三年一哄而上就好呢？当时，把所有人积极迫切要求入社都看成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符合事实？像杨加喜、郭铁人积极要求入社的目的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吗？不过是为了在潮头上，不加入不行，入了反而好，可能在社里占个优势，争夺领导权。

 

柳青对李旭东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又说：“中国的社会，这些年整个属于‘试办’。”

李旭东说：“我想，你所有作品的倾向很可能会被后人误解。”

柳青说：“不要紧，我四部写完，人们就知道我的全部看法了。”

陕西作协的王绳武回忆柳青说：“高级社成立不久，一次进城，他到我房间说：‘这下可把农民得罪了，以后不给你们豆腐吃了。'”王绳武说：“困难时期，我们议论过我国经济何时走了下坡路，我说是大跃进造成的，这以前经济发展基本正常。他认为是‘小脚女人’（“小脚女人”是毛泽东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用语，出处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引者注）讲话以后，高级社一风吹是经济走下坡路的转折点。”

柳青对刘可风曾说：“邓子恢提出‘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接受了苏联合作化的教训以后提出来的。”

关于如何对待地主和富农，柳青对刘可风说：“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地主、富农比例很小，尤其是富农。我们和苏联情况不同，他们的富农阶层在农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数量也大，中国的富农就没发展起来。从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看，我们不能、也没有用他们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同样分给地主、富农一份生产资料，把过去的剥削者改造成生产者。”

孟维刚与柳青认识早，1959年曾任长安县王曲区委副书记，在工作上与柳青多有来往。孟维刚回忆柳青：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问我把《狠透铁》看了没有。问：“孟维刚，你看我那《狠透铁》说的是啥？”我问他说的是啥？他说：“我那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说‘狠透铁’本来只能当初级社主任。如果按十五年办高级社的主张，‘狠透铁’可以通过锻炼当高级社主任，后来哗啦一下把高级社办起来了，事情复杂了，‘狠透铁’没有炼好本领，头昏，没记性了，让坏人钻空子把权夺了。”

 

柳青主张“十五年时间实现集体化。先搞初级社，办起来后，起码用七至十年时间巩固，允许一部分农民在社外搞竞争，先用农民先进分子巩固，可以保证增产。这样，高级社以后出现的死牛、砍树、减产、物资紧张等现象就可以避免”。柳青认为“高级社发展过猛，一步登天，引起经济上失调，进而引起城乡认识不统一。‘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公社化太快，形成人思想混乱，使生产受损失，物资特别缺”。柳青同志说：“老人家这一板没拍好，引起了反对，想把这意见压下去，导致了反右，反右又引起了大跃进、公社化，导致了经济上的大破坏，弄得全国没啥吃，饿死人，这些话都是在七三年、七四年说的。”（《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蒙万夫等《柳青传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216页）

柳青对刘可风说：“条件不成熟就成立了高级社，造成了诸多问题，引起城乡许多人不满，这导致了反右运动。主席想用经济上的奇迹回击反对者，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的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唉，弄得这事，真是一招不如不招。”“总路线是党的决议，‘小脚女人’一句话，就否定了党的决议，个人否定党的决议，这个头开得不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相继出现改革浪潮，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和某种程度的成功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刘可风回忆，她父亲看过有关书籍，与来客经常谈论，并推荐给他们阅读。陕西剧协的副主席姜炳泰一次问陕西作协的董得理：“柳青解放也几年了，怎么连二部还没写完呢？”董得理说：“他没有集中精力写，人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因为他写的是农业合作化，最关心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研究来研究去，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还是比较好。南斯拉夫开始也是学习苏联，后来觉得不行，根据本国实际走了自己的路。柳青的想法是，我们也要走自己的路。”

四

从1966年至1978年这12年，是柳青的晚年，是他从人间到地狱、由死到生的12年。他作为一个名作家、“黑权威”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和“四人帮”的覆灭。“文革”开始后，柳青被打倒，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黑权威”、“特务”、“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身心备受折磨，妻子马葳自杀身亡，他本人自杀未遂，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造反派“解放”一次，被“专案组”“解放”一次。1970年从“牛棚”出来以后，开始读书，主要是历史书，包括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在读书中开始深刻反思。应该说，在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中，在“文革”的炼狱中，他的思想得以更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这一阶段，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但都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创业史》第二部以残稿在艰难中面世，后两部计划更是付诸东流。尽管《创业史》这部作品未能如愿完成，但他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与在孤独中陪伴他的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自觉的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将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复杂未必是贬义，复杂的往往是深刻的。柳青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