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教的演进（364—451）

养育这个新文明的母亲便是基督教会。由于旧秩序在腐化、胆怯及忽视之中消失不见，一支由教会人士组成的生力军代之而起，以活力和技巧保卫再生的稳定和日常生活。基督教的历史性任务，便是为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制约人性的戒律，提供超自然的认可和支持，以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以及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温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以期再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或罗马的伟大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个新宗教的奋斗史，有史诗般的雄壮，虽然它为迷信和残酷所玷污。制度和信仰都是人类需要的，要对此种制度及信仰有所了解，就必须先了解人类的需要。

教会的组织

如果艺术品是由材料组成的，那么罗马天主教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19个世纪以来，每个世纪都充满危机，但是它都能令其信徒结合在一起，神职人员跋涉天涯海角为信徒服务，养成他们的心智，塑造他们的道德，鼓励他们传宗接代，主持男婚女嫁，慰藉丧亲之痛，升华短暂的人生为永垂不朽的戏剧，接受他们的礼物，跨越异教思想和叛乱，耐心地重建构成其力量的每根破败的支柱。这个庄严的组织是如何成长的呢？

人们困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饥渴中便产生了这个组织。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言，教会带来了足以鼓舞从容就死的信仰和希望。这种信仰变成了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为之牺牲或杀害其他生命。在希望的磐石之上，教会建立了起来。起先只是信徒的简单组合，一种集会（ecclesia）。每个集会或教会选举一个或更多的教会长老或教士领导他们，选举一位或更多的读经者、助手、副执事和执事以协助教士。随着信徒日众，事务也变得更加繁杂，会众便在每一个城市选举一位教士和俗人（layman）为监督或主教（episcopos），以协调他们的职责。随后，主教数目愈来愈多，他们自己也需要管理和协调。因此，4世纪便有了管理主教和一省内各个教会的大主教——总主教（archbishop）、都主教（metropolitan）或首席主教（primate）。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及罗马等城市，这些教士阶级之上是宗主教（patriarch）。在宗主教或皇帝的召集之下，主教和大主教们集会举行宗教会议（synod）。如果这项会议只代表一个省，那么便叫作省区会议（provincial）；如果它只代表东方或西方，那么便称作全国教区会议（plenary）；如果是代表东西两方，则是公会议（general）；如果会议的决定对所有基督徒都有拘束力的话，那便是全基督教教会会议（ecumenical）——也就是适用于普世（oikoumene），或是全部基督徒居住的世界。偶然会议所达成的团结，使教会得到了公教会（Catholic）之名，即普遍之意。

这种组织的力量，终究是依据于信仰和声望的，它需要对教士生活给予某些限制。在基督教建立的最初3个世纪中，教士们并不一定要独身。如果他在被授予圣职之前已经结婚，则他可以与太太共同生活，若是独身，他在接受圣职之后便不能结婚；结过两次婚或是娶了寡妇、离过婚的妇女或纳妾的人均不能担任圣职。就像大多数社会一样，教会也为极端分子所困扰。某些基督教的狂热分子，为反抗异教道德中对性欲的放纵，以圣保罗的一段话为依据，认为两性之间的任何性交均是有罪的；他们指斥结婚，对于结了婚的教士更是痛恨。在根拉（Gengra）举行的省区会议（约362年）上，便指责这种观点是异端邪说，但是教会仍然逐步要求教士维持独身。各个教会都收到越来越多的财产捐赠，偶尔一位结婚的教士，会设法将捐赠的财产以自己的名字登记，而将其转送给自己的子女。教士结婚、通奸或其他不名誉的事件，减低了人们对教士的尊敬。386年，罗马一次教会会议劝请教士们完全节欲。一年之后，教皇西利斯（Siricius）命令开除任何已婚或继续与太太一起生活的教士。哲罗姆、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三人都支持教皇的这项命令。经过一个世代的不断抗拒，这道命令在西方曾经有短暂的时间执行成功。

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除了须将理想与继续生存调和外，便是寻找出一种与当局并存的方法。教会组织兴起，与政府官员并肩存在，造成了一种权力争夺，和平的先决条件乃是一方屈服于另一方。在东方，教会屈服于国家权力之下；而在西方，教会则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然后为主宰地位而努力。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教会与国家的合一，导致了基督教道德的深刻修正。德尔图良（Tertullian）、奥利金（Origen）及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等教会人士，都曾教导说战争总是不合法的。但这时在国家保护之下的教会，对于那些它认为保卫教会或国家所必需的战争则不再反对。教会本身并没有武力，但是当需要使用武力时，它便会请求“俗世的力量”去执行它的意旨。教会从政府和个人那里收受了许多的金钱、教堂、土地等礼物，它变得富庶了，需要国家保护它的各种财产权。即便政府垮台，它仍保有其财富；哪怕是信奉异端邪说的蛮族征服者，也很少抢劫教会。《圣经》的权威很快便能与武力相抗衡了。

异端信徒

最令教会组织厌烦的工作，便是阻止异端邪说——与教会会议决定的基督教信念相违背的思想——的繁衍而导致的教会分裂。教会一旦获胜之后，便不会提倡容忍；教会对信仰上之个人主义的敌视，就如同国家对分裂或反叛的看法一样。无论是教会还是异端教派，都不是以纯粹神学的眼光来看异端思想。所谓异端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所树起的思想旗帜而已。因此，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希望使叙利亚和埃及脱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而多纳图派则想使非洲脱离罗马的统治。而且，因为这时教会与国家已是一体，他们既反对国家，也反对教会。正统教派反对民族主义，而异端教派为它辩护；教会努力维持中央集权和团结，而异端教徒则争取地方独立和自由。

异端的一派阿里乌斯派虽在帝国之内被压制，却在蛮族中得到众多信徒。哥特人于3世纪侵略小亚细亚时俘虏了一些罗马人，基督教即首次被带给条顿族。所谓使徒乌斐拉（Ulfilas）其实不能算是使徒，他是卡帕多细亚一名基督徒俘虏的后代，他出生并生长于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地区。约341年，他被尼科美底亚的阿里乌斯派大主教尤西比乌封为哥特人的主教。当哥特人的酋长阿塔纳里克（Athanaric）迫害辖境内的基督徒时，乌斐拉得到了信奉阿里乌斯派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准许，而将当地的基督徒带过多瑙河，进入色雷斯。为了教导并发展信徒，他耐心地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哥特语。但因为哥特人还没有文字，于是他依据希腊文而造出哥特语的字母，他译的《圣经》是条顿语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乌斐拉信仰虔诚，道德高尚，使哥特人对于他的智慧和诚实产生很大的信心，因此他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顺利地为他们所接受。正当其他蛮族于4世纪和5世纪时从哥特接受基督教时，几乎所有帝国的侵略者都信奉阿里乌斯派，他们在巴尔干半岛、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及非洲等地建立的新王国，也都奉阿里乌斯教派为国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在信仰上仅有一点点的分别而已：正统教派认为基督与天父上帝完全一致（homoousios），而阿里乌斯派认为基督与天父上帝只是相似（homoiousios）。但是，在5世纪和6世纪的政治中，这点区别却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由于这种偶然的关联，阿里乌斯派一直坚持其阵地，直到信奉正统教派的法兰克人在高卢推翻了西哥特人，贝利萨留斯征服了汪达尔人统治的非洲和哥特人统治的意大利，及雷卡雷德王（Recared）改变了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的信仰。

我们今天无法对这个时期困扰教会的各种异端教派感兴趣——优诺米派（Eunomian）、阿诺明派（Anomean）、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马其顿尼派（Macedonian）、撒伯里乌派（Sabellian）、马萨利安派（Massalian）、诺瓦替安派（Novatian）、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我们只能悲悼人们为之而死的各种荒谬思想。摩尼教不会比波斯的上帝与撒旦，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更像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它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祆教，但是受到两者的剧烈抨击。它非常坦诚地面对邪恶的问题，及在一个上帝统治下的世界，充满了显然不应有的苦难问题；而自觉有必要假设一位与善共永恒的恶神（Evil Spirit）。4世纪，摩尼教在东方及西方获得了许多信徒，好几位罗马皇帝采取残酷的手段压制它。查士丁尼大帝对信奉该教的人处以死刑。逐渐地，它势微了，但是它对以后的异端，如保罗派（Paulician）、鲍格米勒派（Bogomile）及阿尔比派（Albigensian）都留下了影响。385年，一位西班牙的主教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被控宣扬摩尼教和全面独身主义。他否认这些指责，但是最后还是在特里尔接受篡夺帝位的马克西姆斯的审讯，原告是两位主教。他被判有罪，虽然圣安布罗斯及圣马丁对判决提出抗议，但他及数位同伴还是被处以火刑（385年）。

就在教会面对这些攻击时，在非洲，它差一点被多纳图派推翻。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图（315年）否认有罪的教士所执行的圣礼是有效的，教会不愿因教士的道德操守冒太大的风险，很聪明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是异教思想还是迅速地在北非传播，它受到穷人的热心支持，而种种神学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社会反抗。罗马皇帝们对这一运动大为震怒，下令对参加运动的人课以高额罚金，并且没收财产，剥夺多纳图派买卖及赠送财产的权利，派军将他们赶出教堂，将教堂交给正统教派的教士。既是基督徒又是共产者的革命分子，以潜巡者之名组织起来。他们谴责贫穷和奴隶制度，取消债务，解放奴隶，并试图恢复原始人类神话般的平等。当他们看见奴隶们拉着车子，他们便叫奴隶坐在车上，而令主人拉车。通常他们从事抢劫，当他们遭到抗拒被激怒时，便将石灰撒入富人或正统教派信徒的眼中，使他们失明，或者用棍棒将他们生生打死；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人死去，他们则欢呼庆祝，相信死后他必上天堂。狂热终于完全俘虏了他们；他们自首，供认是异端信徒，以期能殉道；他们挡住旅人，请求他杀死自己；以至当他们的敌人厌倦于照他们的话去做时，他们便跳入火堆，或从悬崖跃下，或是蹈海自尽。奥古斯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抗多纳图派，有一段时间几乎成功了。但是当汪达尔人抵达非洲时，多纳图派异端又大批出现，为正统教派教士的被逐欢欣鼓舞。一种强烈的派别仇恨作为传统牢牢地传下来，当阿拉伯人到来时（670年），竟然根本找不到团结一致的抵抗力量。

而此时英国神学家佩拉纠（Pelagius）正对原罪（original sin）信条发动攻击，而使欧亚非三洲震惊。叙利亚的聂斯脱利（Nestorius）也正就“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提出疑问，而可能殉教。他曾是莫普苏埃斯提亚（Mopsuestia）的西奥多（Theodore）的学生，西奥多差不多写完了《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西奥多认为《约伯记》是采自异教的一首歌；《雅歌》（Song of Songs）则是颇为明显地富于情爱的祝婚诗歌；《旧约》中许多被认为指向耶稣的预言，实际上只是指向基督教以前的事件；玛利亚并非上帝之母，而是耶稣肉身人性之母。聂斯脱利最后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428年），他的能言善辩吸引了群众，但他严厉的教条主义招来了敌人，而使他们有机会采取西奥多关于玛利亚的观点。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如果耶稣是上帝的话，那么玛利亚便是生上帝的（theotokos），即上帝之母。聂斯脱利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他说玛利亚只是基督肉身人性之母，而非神性之母。他建议最好称她为基督之母（Mother of Christ）。

429年复活节，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塞瑞尔在布道时，宣布了正统教派的信条——玛利亚并不是上帝的真正母亲，而是具形的基督或神道之母，它包含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教皇切莱斯蒂内（Celestine）一世因为收到了塞瑞尔的一封信，而在罗马召集一次会议（430年），要求将聂斯脱利解职或是勒令其收回所发表的观点。当聂斯脱利拒绝时，在艾菲索斯召集的一次大公会议（431年）不但解除了他的职位，并且将他开除出教会。许多主教对此提出抗议；艾菲索斯的居民却是欢欣鼓舞，当时的情景一定令人忆起对阿尔忒弥斯女神的回忆。聂斯脱利获准退休到安条克，但是由于他继续为自己辩护并要求复职，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将他贬逐到利比亚沙漠中的一个绿洲。他在那儿过了许多年，最后拜占庭宫廷可怜他，下诏赦免他。使者发现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约451年）。他的徒众退到叙利亚东部，建立教堂，并在埃德萨（Edessa）设立一所学校，将《圣经》、亚里士多德及希腊名医盖仑的著作译成叙利亚文，以推动穆斯林对希腊科学、医术及哲学的认识。由于受到了皇帝芝诺的迫害，他们越境进入波斯，在尼西比斯（Nisibis）开办了一所颇有影响力的学校，在波斯当局的容忍之下，逐渐发展兴盛，并且在巴尔赫（Balkh）、撒马尔罕（Samarkand）、印度及中国等地建立团体。其教众散布亚洲各地，到今天依然存在，并坚持谴斥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

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座修道院院长优迪克（Eutyches），宣扬这个混乱时期最后一个重要的异端思想，同时也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异端学说。优迪克认为基督并不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只有神性而已。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弗拉维安召集一次宗教会议，指责此种基督一性说为邪说，并将他逐出教门。优迪克向亚历山大及罗马两城的主教申辩，继承塞瑞尔为亚历山大城主教的狄奥斯科拉斯（Dioscoras），劝皇帝狄奥多西在艾菲索斯召开另一次教会会议（449年）。宗教附属于政治，亚历山大城教区继续与君士坦丁堡教区相争；优迪克最终被判无罪，而弗拉维安受到了猛烈的舆论攻击而去世。这项会议决定对任何认为基督有神性及人性的人发出驱逐令。教皇利奥一世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发出数封函件（史称Leo's tome）支持弗拉维安。利奥在听到其使者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指责该会议是强盗会议（Robber Synod），并拒绝承认其决议。此后在卡尔西登（Chalcedon）举行的另一次会议（451年）赞扬利奥在信中表达的观点，谴责优迪克，重申基督的人性及神性。但是这次会议的第二十八项规定，确定了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地位平等。利奥一直为争取其职权的最高地位而奋斗，认为这是教会团结及保持权威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拒绝这项规定，因此两大教区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使得混乱情势更为严重的，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多数基教徒都拒绝接受基督一人身兼神性和人性的信条。叙利亚的教士仍然继续传播一性学说，一位正统教派的主教被派到亚历山大城，他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那天在教堂中被撕成碎片。这以后，一性教（Monophysitism）成为了信奉基督教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国教；6世纪盛行于叙利亚西部及亚美尼亚。而景教（Nestorianism）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东部继续发展。宗教反叛的成功加强了政治上的叛乱，7世纪时，来势汹涌的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近东，有一半的人将他们当解放者看待，以使自己脱离拜占庭在神学、政治及财政上的暴政。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

·罗马

4世纪时，罗马各主教的表现，无法使人对教会有良好的印象。西尔维斯特（Sylvester）以改变君士坦丁大帝的信仰而闻名于世，教会方面描述他收到了由君士坦丁赠送的几乎整个西欧世界，但是他的作为不像是拥有半个欧洲。尤利乌斯一世坚决认为罗马教区拥有最高的权威；但利贝里乌斯，由于懦弱或老迈，屈服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阿里乌斯教派的命令。在他死后，达马苏（Damasus）和乌尔西努斯争夺教皇地位，他们由不同的群众支持，这一点显示出浓厚的罗马式民主传统。光是一天在某教堂内的一次冲突中，就有137人被打死。当时任罗马治安官的异教徒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将乌尔西努斯放逐，达马苏用权术快乐地统治了十八年。他是位考古学家，罗马殉教者的坟墓都被他装饰了美丽的题字；对他不敬的人则说他是女人的搜刮者（auriscalpius matronarum）——为教会向罗马的贵妇骗取财物的专家。

称为大教皇的利奥一世经历了一个危机时期（440—461年），凭着勇气和政治手腕，他使罗马教区的权力和地位达到高峰。当普瓦捷（Poitiers）的希拉里（Hilary）与另一位高卢主教发生争执而不接受他的裁决时，利奥下令强制执行。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下了一道划时代的敕令，确定罗马主教对所有基督教会均有管辖权。西方的各主教大致对此均予以承认，而东方的主教们则加以抗拒。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城等主教，均主张与罗马主教平起平坐。东方教会的激烈争执依然如故，绝少理会罗马主教。通信及旅行的困难，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使东西教会日益分离。在西方，罗马教皇甚至在世俗事务方面也逐渐居于领导地位。在非宗教性的事务中，他们隶属于罗马政府和治安官，到7世纪为止，他们的当选均须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东罗马帝国离得太远，西罗马帝国统治者懦弱，使教皇的地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皇帝及元老院在侵略面前退缩、而政府又面临崩溃时，教皇们不畏不惧地坚守岗位，他们的声望因之迅速高涨。西方蛮族皈依基督教，更大大扩张了罗马教区的权威和影响力。

随着富人和贵族家庭摒弃异教转奉基督教，罗马教会所分享的西罗马帝国首都的财富也越来越多。阿米阿努斯很惊奇地发现罗马城的主教在拉特兰宫（Lateran）生活得俨然像个王公，出行时的排场仿佛皇帝。这时（400年），华丽的教堂点缀着罗马城，一个灿烂的社会形成了，高雅的主教们愉快地与盛装的妇女厮混，并且协助她们订下遗嘱。

虽然信奉基督教的民众在剧院、竞技场等场合，仍与异教残余分子杂处，但少数的基督徒勉力过着合乎福音书的生活。亚他纳修主教将两名埃及教士带到罗马；他写了安东尼的一本传记，鲁菲努斯则为西罗马帝国印行一本东罗马帝国的修道院史。安东尼、施诺乌迪（Schnoudi）和帕科米乌斯（Pachomius）等人的圣行影响了许多虔诚的人；西克斯图斯三世（Sixtus III）和利奥一世两位教皇在罗马建立了修道院；有些人虽然居住在自己家里，但也接受了贞洁及守贫的修道院戒律。富有的罗马女人，如马塞拉、波拉及梅兰尼亚家族三代人，都将他们大部分金钱花在慈善上，并建立医院及女修院，前往东方朝见那里的教士，并且对自己异常严苛，以致某些人死于严酷的自律。罗马城的异教人士抱怨说，这种基督教实与家庭生活相违，同时有害于婚姻制度和国家的生机，因此禁欲主义的最主要支持者遭到严厉的批评——此人乃是基督教会史上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圣哲罗姆

他约340年生于阿奎利亚附近的斯特里多（Strido），可能是达尔马提亚（Dalmatian）人。他的名字Eusebius Hieronymus Sophronius，即“可敬的、圣名的哲人”。他在特里尔和罗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拉丁经典有相当的研究。他对拉丁文的喜爱程度，令他颇有罪恶之感，但他是个积极而热诚的基督徒。他与鲁菲努斯等朋友在阿奎利亚创立了一个苦修会，宣扬至善的告诫，结果那里的主教谴责他对人类天生的弱点没有耐性。他则指责这位主教无知、残酷、邪恶，与他所领导的群众正相配——一艘破烂船只的笨拙舵手。圣哲罗姆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理会阿奎利亚的罪恶，而起程前往近东，并住进了安条克附近哈尔基斯沙漠中的一座修道院（374年）。当地恶劣的气候令他们难以忍受，结果有两个人去世，圣哲罗姆自己有一阵子也濒临死亡。但他毫不灰心，离开了修道院，到一处隐修所去做隐士，偶尔研究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著作。他随身带来了全部藏书，因无法远离像美丽女郎般诱惑着他的诗歌和散文。他对这件事的记载显露出中古式的想象力。他梦见他已逝世，而被拉到判官的席前：

我被问及我的身份，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判官说：“你说谎，你是西塞罗的信徒，不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我立刻哑口无言，（然后我感到）鞭子的抽打—因为判官已下令鞭打我……最后旁观者跪在判官的膝前，请求他原谅我的年轻无知，并给我机会去悔悟我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再度阅读异教徒作家的书籍，便将遭受最严厉的折磨……这个经验不是甜美或是无聊的梦……我确认我的双肩都已黑青，我在醒后许久还可感到身上的淤伤……此后我阅读有关上帝书籍的热诚，远大于我阅读一般著作的热诚。

379年，他回到安条克，被任命为教士。382年，他在罗马担任教皇达马苏的秘书，并受教皇之命致力《新约》的拉丁文译本。他这时仍然穿着隐士的褐色袍子和外衣，在奢华的教廷中过着禁欲的生活。虔诚的马塞拉和波拉两人，延请他作家庭中的精神顾问。他的异教徒批评者认为他周旋于妇女之间，实与他的热衷颂扬独身主义和贞操不相符合。于是，他以不朽的句子讽刺当时的罗马社会：

以胭脂涂颊和以莨蓿抹眼的女人，她们脸上擦满粉……不论年纪多大都不认老；头上装饰着借来的发辫……在孙儿面前行动像害羞的少女……异教寡妇夸示着丝质衣服，以发光的珠宝装扮自己，且散发麝香……其他妇女穿上男人服装，头发剪短……以生为女人而脸红，而喜欢看起来像阉人……有些未结婚的女人利用药物防止受孕，这简直是将人类在怀胎之前即予谋杀；其他的一当发觉自己犯罪而怀胎，便以药品堕胎……但是有些妇女说：“对于纯洁者，所有事物都是纯洁的……我为什么要避开上帝要我享受的食物呢？”

他以一种颇具鉴赏力的眼光叱责一位罗马妇女：

你的衣服故意撕破……你的双乳包在麻布条子中，你的胸部裹在紧紧的带中……你的披肩有时落下，以便显露你雪白的双肩，然后又匆匆掩盖故意露出的地方。

他除了有道德家的偏见之外，还兼具文学家的夸张，又如将案件极力扩大的律师那样夸夸其谈。他的讽刺文章令人忆起另一位罗马作家朱维纳尔（Juvenal）。像茹安尤维一样，圣哲罗姆总是公平、无畏和毫无保留地指责。当他发现基督徒竟然也纳妾，甚感震惊，尤其当他获知纳妾是在所谓实施贞洁不易的借口下存在，更感震惊。“这种‘极受宠爱的姐妹’是从哪儿来而进入教会呢？这些没有结婚的太太来自何处？这些新奇的妾妇，这些只供应一位男人的妓女，她们是与男性朋友共居一屋？经常共眠一床？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话，他们却说我们是多疑。”他抨击那些可能协助他登上教皇宝座的罗马教会人士。他嘲笑那些与时髦人士为伍、既卷发又喷香水的教会士人；他也讥讽某些教士黎明即起，前往拜访尚未起床的妇女，希望取得她们的遗赠。他谴责教士结婚及他们不守本分的性生活，极力为教士的独身主义辩解；他认为唯有修道僧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免于财、色和傲气。他有意大利冒险家卡萨诺瓦（Casanova）一般的辩才，呼吁人们放弃一切而跟随基督，要求基督徒妇女依照律法的规定，将第一胎献给上帝，并劝导他的妇女朋友，如果不能进入女修院，至少在家中生活得要像处女。他几乎认定婚姻是罪恶。“我赞扬婚姻，只因为它能为我带来处女”。他建议“用处女之斧砍倒婚姻之树”，并且将独身使徒约翰的地位，提至有太太的彼得之上。他最有趣的一封信（384年），是给一位叫尤斯托基乌姆（Eustochium）的女孩的，信中谈论了处女的乐趣。他并不反对结婚，但是他认为避免婚姻的人，可以避开罪恶之境、痛苦的怀孕、哭叫的婴孩、家庭的琐事或嫉妒的折磨。他承认纯洁之道也是难行的，贞洁的代价是时常警觉：

贞洁可能在一念之间失去……朋友，要选脸色苍白和因禁食而消瘦的人……希望你的禁食日日实行。每晚以泪洗床和湿润卧榻……让你自己的房间保护你；让新郎和你在里面玩乐……当你进入梦境时，它就会来到墙后，将它的手穿过门，触及你的小腹。然后你醒来起床时会叫道：“我思爱成疾。”你就会听到他回答：“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闭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圣哲罗姆说这封信的公开“遭到如雨点般的石块的欢迎”，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在这些奇异的劝诫中，有种病态的色欲存在，其作者显然尚未免于欲念的困扰。几个月之后（384年），年轻而禁欲的布勒西拉（Blesilla）去世，许多人指责圣哲罗姆教给她的严厉守则。有些异教徒建议，将他及罗马的所有修道士投下台伯河（Tiber）。但是他依然故我，写了一封既安慰又充满斥责的信，给悲伤万分的那位母亲。同一年教皇达马苏过世，其继位者并没有任命他继续担任教皇的秘书。385年，他离开了罗马，带着布勒西拉的母亲波拉和其妹妹尤斯托基乌姆同行，他在伯利恒（Bethlehem）建立一家修道院，自任院长，另外设立一座女修院，先后由波拉及尤斯托基乌姆主持。此外他还成立一所由僧侣和修女一同礼拜的教堂和一个招待所，以供前往圣地（Holy Land）朝圣的信徒住宿。

他自己生活在一座山洞中，并将书籍收藏在那里，专心读书、写作和从事管理工作，在这里度过34年直至去世。他曾与克里泰斯托姆（Chrysostom）、安布罗西、佩拉纠及奥古斯丁等人笔战。他曾就决疑论问题及《圣经》解释等，写了约50种著作，他的著作充满武断的教条思想，但是气势逼人，甚至他的敌人都热心地阅读。他在伯利恒创办一所学校，他自己谦虚而自由地教导小孩许多科目，其中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这时已是一位心志坚定的圣徒，因此觉得可以再度阅读年轻时所摒弃的古典作家。他再度学习希伯来文。他是在第一次停留于东方的时候开始研究希伯来文的；历经18年的耐心研究，他终于完成了庄严而铿锵的《圣经》拉丁文译本，这便是所谓的《拉丁圣经通俗译本》（Vulgate），这是4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成就。就像任何大篇幅的著作一样，这个译本也有错误和一些不合常规的语法，而使主张语文规范的人感到不满；但是这个译本，成为了中古时期神学和文学的语言，将希伯来的感情和意象注入拉丁模型，给予文学上千条雄辩有力的高贵词句。圣哲罗姆的翻译，大体上是直接从原来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翻译；然而有时他是从阿奎拉（Aquila）、叙马库斯或提奥多提昂（Theodotion）等人的希腊文译本翻译。他的译本曾于1592年和1907年加以修订，目前仍然是罗马天主教世界标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所谓“杜埃圣经”（Douai Bible）乃是此一拉丁译本的英文本。拉丁世界对于《圣经》的认识就此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圣哲罗姆之所以为圣徒，是因为他过着禁欲的生活，终身奉献给教会。就性格和言词而言，他实不能算是圣徒。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位伟大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激烈的仇恨、偏见和引起争议的过激言行。他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是犹大、撒旦，对于他，地狱将永远无法给予适当的惩罚。他描述威严的安布罗西是位“畸形的乌鸦”。为了给他的老友鲁菲努斯找麻烦，他对于已故的奥利金穷追不舍，迫使教皇亚他纳修正式谴责奥利金（400年）。我们也许可以原谅肉体上的一些罪，却不能原谅心灵上这种刻薄的表现。

他的批评者立刻对他加以抨击。当他教授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时，他们便指斥他是异教徒；当他随着一位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时，他们便指控他转信犹太教；当他将其著作献给妇女时，他们便将他的动机描写为金钱上的或更坏的原因。他的晚年并不愉快，蛮族侵入近东，蹂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395年）。“多少修道院被他们抢劫，多少河流被鲜血染红！”他悲伤地得到一个结论：“罗马世界已经衰落。”当他还在世时，他所喜爱的波拉、马塞拉及尤斯托基乌姆等人相继死亡。由于生活简朴，他骨瘦如柴，佝偻着背，夜以继日地进行各项工作。当死神降临时，他正写着有关《耶利米书》（Jeremiah）的评论。他是个伟大而非善良的人，像尤维诺尔一样刻薄的讽刺家，像塞涅卡一样能说会道的作家，一位学术和神学上的斗士。

·基督教斗士

圣哲罗姆与奥古斯丁是一个特殊时代中最伟大的一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教父中，仅有9人被尊为教会博士（Doctors of the Church）：东方有亚他纳修、巴西勒（Basil）、格列高利·纳齐安（Gregory Nazianzen）、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和大马士革的约翰；西方有安布罗西、圣哲罗姆、奥古斯丁和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安布罗西的一生，说明基督教能够吸收一个时代里，可能为政府服务的第一流人才。他出生于特里尔，是高卢治安官之子，根据家里的传统，他注定要从事政治生涯，我们听到他后来担任意大利北部一个省的总督，当不至于感到惊奇。因为他住在米兰，所以与西帝国的皇帝保持密切的接触，皇帝在他身上发现了昔日罗马人的正确判断、行政能力及平稳、勇气等特性。在他获知敌对的各党派正集合大教堂以便选出一位主教时，他匆匆赶到现场，用话语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混乱。当各党派无法共同推举一位候选人时，有人建议选安布罗西。他的名字一提出，立刻得到人们一致热烈拥戴。虽然这位总督表示异议，并且他未受洗，但是他仓促间还是接受了施洗，先后被授以执事、祭司、主教等职，为时一星期（374年）。

他以政治家的威严和驾驭能力执掌圣职。他摒弃了政治地位的虚饰，过着足以为表率的简朴生活。他将自己的金钱和财产给予穷人，将其教堂中的一个圣盘出卖以赎回战俘。他是竭力维护《尼西亚信经》的神学家，也是以布道感化奥古斯丁、使其皈依基督教的演讲家，他也曾为教会写下最早的一些崇高的圣诗。他还是一位法官，其学问和廉洁令腐化的俗世法庭感到羞耻。他也是外交家，担负着教会和政府所赋予的艰难使命。他更是严守纪律的人，他支持教皇，但令教皇失色，他曾令狄奥多西皇帝悔悟，并操纵另一位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政策。这位年轻的皇帝有信奉阿里乌斯异端教派的母亲查斯蒂娜，她试图为一位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取得米兰的一所教堂。安布罗西的会众日夜守着这个被包围的教堂，静坐抗议皇太后要求交出教堂的命令。奥古斯丁说：“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模仿东方各省份的习惯，也就是唱圣诗和歌曲，以使人们免于长时和悲伤地守夜带来的疲倦。”安布罗西与皇太后打了著名的一战，终于赢取了重大的胜利。

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拉（Nola），波利努斯则代表较温和的基督教圣徒。他出生于波尔多市，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庭，娶了一位门第相当的小姐。他曾拜在诗人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门下，后来参与政治，迅速得到升迁。突然间他想到要远离这个世界，便卖掉财产，将所得大部分分给穷人，只留下自己简朴生活所需的一切。他的太太特拉西娅（Therasia）同意跟他住在一起，做他“贞洁的基督里的姐妹”。由于这时西罗马帝国尚未有修道院建立，于是他们以在诺拉的简朴的家为私人修道院，在那里一住35年，禁绝肉食和酒类，每月都禁食许多天，以便能从财富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感到很快乐。他年轻时的异教朋友，尤其是他的老师奥索尼乌斯，都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在躲避俗世生活的各种责任而加以反对，他的答复是邀请他们来分享他的幸福。在一个充满仇恨和暴乱的世纪中，他自始至终都保持容忍的精神，最后参加他葬礼的，除基督徒外，还有犹太人和异教徒。

波利努斯可以写很迷人的诗歌，但是不常写。最能表达这个时代基督教观点的诗人，是西班牙的奥雷利乌斯·普鲁登提乌斯·克莱门斯（Aurelius Prudentius Clemens）。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两人的作品中充满已死的诸神，而普鲁登提乌斯则是利用古代的韵律，歌唱新鲜而活生生的题材。《殉教者的故事》（Book of Crowns），每天每时颂扬的圣诗，对叙马库斯请愿胜利之神雕像的韵文答复。在最后这首诗中，他请求皇帝霍诺留废除角斗士的格斗。他并不憎恨异教徒，他对叙马库斯甚至对朱利安，都有称扬的话。他也请求基督徒们不要毁坏异教的艺术品。他与克劳狄安一样赞赏罗马，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一个人在大部分的欧洲世界中都受到同样法律的保护，到处都安全；“不论我们在何处，大家都像同胞一样生活在一起”。在这位基督徒诗人中，我们捕捉到了罗马的成就与威风的最后一声回音。

这时的高卢已有相当高的文明水准，这实在是罗马很大的荣耀。与文学上的奥索尼乌斯和西多尼乌斯相辉映的，是4世纪时高卢的几位伟大主教：普瓦捷的希诺里、兰斯的雷米（Remi）、奥顿的尤弗洛尼乌斯（Euphronius）、图尔的马丁。希诺里是《尼西亚信经》最活跃的护卫者之一，曾写了12卷的论文以说明三位一体的正确。在他普瓦捷的座堂，他过着一种虔诚教士的标准生活——清早起床，接见所有访客，倾听怨言，调解纠纷，做弥撒，讲道，教书，口授信件或亲自写信，吃饭时听着读经，每天都从事一些劳动，例如耕种或为贫民织衣。真是一位典型的教士。

圣马丁不仅留下一个名字，今天法国有3675座教堂和425个村庄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约316年，他出生在潘诺尼亚，12岁时想当修道士，但是15岁时被父亲强迫从军。他是不平凡的军人——将薪水送给贫民，协助苦难者，谦虚而耐心，似乎要将军营变成一座修道院。在军中服役5年后，他终于实践了理想，到修道院去过修道士的生活，起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到普瓦捷，靠近他所爱的希诺里。371年，图尔的居民争吵着要他当他们的主教，而毫不理会他褴褛的衣服和蓬乱的头发。他同意了，但是坚持过修道士的生活。在距离图尔市两英里的玛尔莫提尔（Marmoutier），他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召集八十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认为一位主教不但要做弥撒、讲道、执行圣典、募集基金，还要供应饥饿者饮食，为衣不蔽体者提供衣服，访问病患，救助不幸。高卢人民对他爱戴非常，以至各地都流传着关于他奇迹的传说，甚至有他曾使六个人复活的故事。他成为了法国的守护神之一。

圣马丁在普瓦捷所建立的修道院（362年），是高卢当时相继成立的许多修道院的鼻祖。由于修道院的这种思想，通过亚他纳修所写的《安东尼传》（Life of Anthony）及圣哲罗姆高声呼吁实行隐士生活而输入罗马，因此西方首先采取最艰苦和最孤独的修道院生活方式，并试图在较严寒的气候中，去实践埃及修道士的各种苦行。一名叫乌尔菲莱克（Wulfilaich）的修道士，曾在特里尔市的一根圆柱上生活了好几年，双腿双足赤裸。冬天时脚趾指甲脱落，胡须挂着冰柱。圣塞诺克（St.Senoch）在图尔市附近，将自己圈在窄窄的四面墙之间，身体的下半部根本无法活动。他在这种情形下过了许多年，成为当地民众尊敬的圣徒。圣约翰·加西安（St.John Cassian）带来了帕科米乌斯的看法，以平衡安东尼走火入魔的观念。他受到克里索斯托姆布道的启发，而在马赛成立一所修道院和女修院（415年），并写下西罗马帝国第一套修道院生活的戒律。在他死前（435年），在普罗旺斯（Provence）一地便有约5000名修道士依据他订的戒律生活。400年后不久，圣霍诺拉图斯（St. Honoratus）和圣加普拉修斯（St. Caprasius），在戛纳（Cannes）对面的莱林斯（Lérins）岛上建成一所修道院。这些修道院训练人们从事合作性劳动、读书和研究学问，而不是令他们做出孤独的奉献。它们成为了神学学校，并且大大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当圣本笃（St. Benedict）所订下的规章，于下一世纪传到高卢时，它以加西安立下的传统为基础，建立了历史上最慈善的修道会之一。

信奉基督教的东方

·东方的修道士

由于基督教会不再是一群专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而成为统治数百万人的一个组织，它对人类的弱点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观点，并且容忍，有时甚至分享这个世界的快乐。有少数基督徒认为这种降格，是对基督的背叛。他们决意以贫穷、贞洁和祷告进入天堂，因此完完全全退出这个世界。也许是阿育王（Ashoka）的传教士（约公元前250年）将佛教的修道生活方式及理论和道德等带到了近东；在基督教之前的苦修者，如埃及塞拉皮斯（Serapis）神的苦修士，或是犹太艾塞尼（Essene）苦修会，都可能将严厉的宗教生活的理想和方法传给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两人。修道生活对于许多人而言，是躲避蛮族入侵而带来的混乱和战争的避难所，住在修道院或沙漠中的隐居处，就不会有税捐、服兵役、婚姻纠纷、劳苦的工作。修道士并不一定会被授予圣职，经过几年的和平后，就会有永恒的幸福。

很适合修道生活的埃及，到处都有隐士和修道士，不是遵奉安东尼的孤独修道戒律，便是服从帕科米乌斯在塔本内（Tabenne）所建立的团体生活。尼罗河两岸充斥着修道院和修女院，有些人数达3000人之多。在所有隐士当中，以安东尼最为著名。在独身流浪一段时间后，他将自己的隐居处固定在红海附近的科尔齐姆（Kolzim）峰上。敬仰他的人终于找到他，并模仿他虔诚的修道生活，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将自己的隐居处靠近他的隐居处。在他去世之前，这片沙漠已住了许多他的精神后裔。他甚少梳洗，活了105岁。他曾婉拒君士坦丁大帝的邀请，但是在90岁那年，他跋涉到亚历山大城，支持亚他纳修对抗阿里乌斯教派。不如他著名的是帕科米乌斯，他（325年）建立了9所修道院和1座女修院；偶尔会有7000名修道士聚在一起庆祝某一圣日。这些修道的男女既工作，也作祷告。他们定期顺着尼罗河，航行到亚历山大城售卖他们的产品，购买必需的物品，并参与政教斗争。

在这些苦修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有些人希望进行最为刻苦的修行，以得到桂冠。修道院长杜克斯内（Duchesne）说亚历山大城的马卡里乌斯（Macarius）“只要一听到有什么特殊的苦行，他便要设法去超越它”。如果其他修道者在封斋期不吃煮过的食物，他就要有7年不吃煮过的食物；如果有人以不睡觉自惩，马卡里乌斯便被发现“极力设法连续20个晚上不睡觉”。在一次封斋期，他日夜都站立着，一星期仅有一次吃几片包心菜的叶子；而在这个时候，他仍继续做他编篮子的工作。他曾连续6个月睡在沼泽中，并裸露身体，让有毒苍蝇咬噬。有些修道者以孤独著称，塞拉皮昂（Serapion）住在一个深渊底部的一处洞穴，很少有人敢深入到那个地方。当圣哲罗姆和波拉找到他的洞穴时，他们发现一个皮包骨头的人，身上围着一块缠腰布，脸及双肩都为乱发所掩盖。他的洞穴仅可容纳一块木板和树叶做成的一张床。但是这个人却曾在罗马贵族社会中生活。还有些人睡觉时并不躺下，例如贝萨里昂（Bessarion）和帕科米乌斯，分别有40年和50年不曾躺下睡觉。有些人以沉默为专长，许多年不说一个字。另有人无论到何处都是背着重负，或是以铁手镯、胫甲或铁链绑着四肢。许多人骄傲地记载他们已有多少年没有见过女人。几乎所有苦修者都是靠着少数几种食物过活，有些人却享寿甚高。圣哲罗姆告诉我们说，有些修道者仅以无花果或大麦面饼度日。马卡里乌斯生病时，有人带葡萄给他；为了不纵容自己，他将葡萄转送给另外一位隐士。但是这位隐士又转送给他人，因此这些葡萄在沙漠上绕了一圈（鲁菲努斯告诉我们）最后又完整地回到马卡里乌斯手上。从基督教世界各地涌到东方访问修道者的信徒，说他们如基督一样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用手一触或说一个字，便可治病或驱逐恶魔，用眼一望或祷告一声，便可驯服蟒蛇或狮子，也可以站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隐士们的遗物变成了各基督教堂最宝贵的财产，直到今天仍然珍藏着。

在修道院中，院长要求所有修道士绝对服从，并以不可能的要求考验新人。据传说，有位院长命令一位新入院者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炉，这位新人果然遵命，火焰却自动分开让他通过。另一位修道士奉命将院长的手杖埋入土中，每日浇水直到它开花为止。数年间，他每天步行到两英里外的尼罗河畔取水浇这支手杖。第三年上帝可怜他，手杖果然开了花。圣哲罗姆说指定修道者工作，是要“防止他们被危险的幻想引入歧途”。这些人有的耕田，有的整理花园，有的编席子或篮子，有的雕刻木鞋，有的抄写手稿，有许多古籍都是经由他们的笔保存下来。然而大多数的埃及修道士都是不识字的，讥讽世俗的知识，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自负行为。许多人认为清净是敌对神圣，西尔维亚是位处女，她除手指之外，拒绝洗身体上任何部分。在一个生活有130名妇女的修道院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洗过澡，或是洗过脚。然而，到4世纪，修道士变得愿意用水洗涤身体了，一位叫亚历山大的修道院长，为这种堕落行为深感不齿，缅怀起修道者“从未洗脸”的日子。

在修道男女的人数和奇事方面，近东是可以与埃及一较长短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遍布修道会或隐居所。叙利亚的沙漠里也住着隐士。有些人像印度教的托钵僧一样，将自己以铁链锁在无法移动的大石块上，有些人则轻视这种固定的住所，而在山区漫游，吃青草维生。据说，西米恩（Simeon Stylites）在四旬斋的40天里，根本不进食物。有一次在四旬斋期间，他坚持将自己圈在一个小范围之内，仅以少量面包和清水为生，到复活节他被放出来时，面包和水根本没有动过。约422年，在叙利亚北部的卡拉特（Kalat Seman），西米恩为自己建了一根6英尺高的石柱，在石柱上生活。由于为自己这种有保留的做法感到惭愧，于是他又造更高的柱子生活在上面，最后他住在一根60英尺高的柱子上，以之为永久住处。这根柱子顶部圆周不会超过3英尺，幸亏有栏杆可以防止这位圣徒在睡觉时跌落下来。在柱顶，西米恩不间断地生活了30年，暴露在雨水、阳光和寒冷之中。从这高高的讲坛上，他向聚集来的人们讲道，使蛮族皈依基督教，以奇迹治病，玩弄教会政治，令放高利贷者将利率从12%降低到6%。他这种居高临下的虔诚修道方式，造就了许多仿效他的柱顶隐士，这种风气继续了12个世纪之久，并且以一种完全俗世化的形式保存到今天。

基督教会并不赞同此种过分的行为，也许修道士在这些谦卑的行为中感觉到强烈的骄傲，在自我牺牲中有种精神上的满足，在逃避妇女及现实世界中有种秘密的快乐。有关这些苦行者的记载充满着对于性的想象和梦，当他们与想象的诱惑和性的思潮搏斗时，他们的隐居处有呻吟的回响，他们相信周遭的空气中满布向他们发起攻击的魔鬼。修道者似乎发觉在孤独中较难保持纯洁，住在城镇中反而较为容易。隐士发疯的事并不令人奇怪。鲁菲努斯说，在一位年轻的修道士的隐居处，突然有一位美丽女人降临，他终于屈服于她的美貌，事后女人不见踪影，他以为是消失在空中。这位修道士疯狂地从隐居所冲出，跑到最近的村庄，跳入一家公共澡堂的火炉中以平息其欲火。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因为受到野兽的追击，要求准许她进入一位修道士的小室中躲避，他同意暂时收留她。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她偶尔碰了他一下，结果他心中的欲火突然燃起，就好像他多年的苦修并未使它熄灭一样。他想抱住她，但是她从他的手臂间和眼前消失不见。一群魔鬼对他的堕落，高兴得放声大笑。鲁菲努斯说，这位修道士再也无法忍受修行生活，就如法国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苔依丝》（Thaïs）中的帕弗努塞（Paphnuce）一样，他无法驱除他所想象或看过的美丽影像，他终于离开隐修处，走入城市生活，追求那个美丽影像，直到进入地狱。

教会起先对修道者毫无约束力，因为修道者很少担任圣职；但是教会觉得应对他们的过分行为负责，因为教会也分享到他们行为的光彩。教会无法完全同意修道生活的理想，教会赞扬独身主义、贞操和贫穷，但是不能指斥结婚或养育子女、拥有财产为有罪。教会的意见此时与整个种族的延续存在利害关系。有些修道士可以随意离开修道院或隐居处，以乞食骚扰民众；有些到各个城镇宣讲禁欲主义，售卖真正或虚假的遗物，恐吓宗教会议，煽动易受影响的人们去破坏异教庙宇或雕像。教会无法容忍这类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卡尔西登召开的会议（451年）决定：应谨慎处理新申请进入修道院的人选；新人所做的誓言必须执行到底，不能反悔；要成立修道院或离开修道院，都应该得到当地教区主教的准许。

·东方的主教

此时（400年），基督教在东方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埃及当地的基督徒或是科普特教派（Copts）——科普特（Copt）是阿拉伯文克伯特（Kibt）欧化了的形式，而克伯特源自希腊文“Aigyptos”，即埃及人之意——已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供养着数百间教堂和修道院。总共有90位埃及主教遵从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的权威，主教的权力几乎可与法老和托勒密诸王抗衡。有些主教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教会政治家，例如狄奥菲勒斯（Theophilus）曾经将塞拉皮斯的异教庙宇及图书馆夷为平地（389年）。较令人喜爱的是普托勒马西斯（Ptolemais）的一位谦虚的主教叙内西乌斯。他生于昔兰尼，曾经在亚历山大城师从希帕提亚（Hypatia）研究数学和哲学；终其一生，他都是她的忠诚的朋友，他称她是“真正哲学的真正解说者”。他曾访问雅典，并在那里坚定了异教信仰；但是，403年，他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人，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他觉得可以很容易地将他所信奉的新柏拉图派的上帝、理性和灵魂的三位一体，转换成圣父、圣灵和圣子的三位一体。他写了许多令人喜爱的信札及一些不很重要的哲学作品，其中除《赞美秃头》（In Praise of Baldness）一文外，在今天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410年，狄奥菲勒斯请他担任普托勒马西斯的主教。他这时是一位乡下绅士，拥有财富，但已没有什么雄心；他谦虚地说自己不适合，而且他不相信肉体的复活（如《尼西亚信经》所要求者），再者他已结婚，无意放弃他的太太。但是对于狄奥菲勒斯而言，教条只不过是工具而已，他对这些置之不理，而在这位哲学家下决心之前便宣布他为主教。最足以代表叙内西乌斯的，是他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希帕提亚的，最后的祷告是对基督。

叙利亚的异教庙宇，都被以狄奥菲勒斯的方式毁灭——放火焚烧。皇帝下令将这些庙宇关闭，余下的异教徒虽然抗拒这项命令，但是发现他们信奉的诸神对庙宇被毁坏似乎漠不关心，只好接受失败的命运。亚洲方面基督教的领袖要比埃及的头脑清醒些。圣尼古拉于4世纪时，担任吕西亚省米拉的主教，他绝未想到会成为俄罗斯小偷、男孩和女孩等的保护神，最后成为半个基督教世界中圣诞节神话的一部分。在短短的50年生涯中，伟大的巴西勒在君士坦丁堡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在雅典研究哲学，拜访埃及和叙利亚的隐士。但是，反对他们内向的苦修，他成为卡帕多恰省恺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在其国内组织基督教会，修订典礼仪式，建立自给自足的修道生活方式，并且拟订一套修道院规章，直到今天仍然为希腊及斯拉夫世界的修道院所遵行。他劝导门徒不要效法埃及隐士们那种夸张的苦修生活，而应以有用的工作为上帝、健康及心智健全而努力。他认为耕地是一种很好的祷告。今天在信奉基督教的东方，他的思想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堡几乎见不到一点异教信仰的痕迹，基督教本身却因冲突而分裂。阿里乌斯异端仍然势力强大，新的异端思想继续出现，人人均有自己的神学。巴西勒的弟弟，尼亚沙（Nyassa）的格列高利，在约380年写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匠和奴隶，他们都是学问高深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道中讲道。如果你要找个人，将一块银子换成零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如果你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澡堂何处有？你得到的答复是圣子不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在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叙利亚的以撒（Isaac）在新都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类似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到400年时，修道士在城里不但是一支势力，简直是令人恐怖的力量，在主教与主教之间，以及主教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中，担任着一个喧嚣的角色。

当格列高利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的要求，去担任他们的主教时（379年），他终于认清了教派仇恨的厉害。这时皇帝瓦伦斯刚刚去世，但是他所支持成立的阿里乌斯教派仍然控制着教会，并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礼拜。格列高利只好将其祭坛和会众安排在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给他的教堂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Anastasia”（复活）。他是位既虔诚又有学问的人，他曾与同乡巴西勒一同在雅典读书，只有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才能在口才上与他相比。他的会众人数越来越多，直至超过了官方教堂的人数。379年复活节前夕，一群阿里乌斯派信众以石头攻击复活教堂。18个月之后，正统教派的皇帝狄奥多西，在胜利和壮观的气氛中引格列高利走进圣索菲亚教堂。但是教会政治不久便结束了他的宁静生活，嫉妒的主教们宣称他的任命无效，而要他出席宗教会议为自己辩护。出于自尊，他不愿为地位而争斗，格列高利便辞职（381年）返回卡帕多恰的纳济安祖斯（Nazianzus），安详地度过一生中最后的8年。

格列高利平庸的继承者去世后，宫廷邀请安提阿的一位祭司主持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位主教史称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嘴的”。约345年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曾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并且熟悉异教文学和哲学。大体而言，东方的主教要比西方的更有学问且更好辩。约翰有敏锐的智力和暴烈的脾气。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严肃，并且公开指斥当时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现象，这使他的新会众感到不安。他斥责戏剧是淫荡女人的展览，也是渎神、诱惑和阴谋的学习场所。他诘问首都的富有基督徒，何以将大量的财富花在放荡的生活上，而不听从基督的训令，将大部分财富给予穷人呢？他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拥有20栋宅第、20间浴室、千名奴隶、象牙门、镶嵌的地板、大理石的墙、黄金天花板。他警告富人说，如果他们以东方的舞女招待客人的话，死后便会入地狱。他指责手下教士懒惰而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在住宅中雇用女人服侍。他治下13位主教，因为淫佚的行为和买卖圣职而被革职。他也谴责君士坦丁堡的修道者，在街上的时间要多于闭门苦修的时间。他言行一致，他教区的收入不像通常东方的主教们那样用于外表铺张，而是用于建立医院和帮助穷人。君士坦丁堡的信徒从未听到如此有力、精彩和坦诚的布道。他的布道不是神圣的抽象名词，而是基督教的箴言，有针对性而且尖锐：

有谁比地主更会压迫人？如果你看看他们对待其可怜佃农的样子，你会发现他们比蛮族更为野蛮。他们对于那些因饥饿和劳苦而终生身体瘦弱的人，还强收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期的税，他们还要求佃农服各种劳役……他们强迫佃农整个冬天在寒冷和雨中工作，他们剥夺了人家的睡眠，让他们回家时双手空空如也……

他们从地主那里所受到的折磨、鞭打、掠夺，以及对劳役的残暴要求更甚于饥饿，地主们利用他们以获利然后又欺骗他们的手段，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劳力推动了地主的橄榄油压榨机；但是他们被迫去做装瓶的产品，自己却一点都得不到，他们仅得到少许金钱作为工作的报酬。

会众喜欢被叱责，而不愿被改造。女人们仍然继续使用香水，富人仍然继续宴饮，教士们仍然使用女仆，剧院仍然继续宣泄欲念。不久，城里除了毫无权力的穷人以外，每个团体都起而反对这位金嘴。皇后尤多克西娅（Eudoxia），即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之妻，率先领导整个城市的享乐主义者过奢侈的生活。她将约翰的一篇布道解释为是针对她，于是要求她懦弱的丈夫，召开一次教会会议以审讯大主教。403年，东方的主教们在卡尔西登召开会议。约翰拒绝出席，他的理由是他不应被他的敌人审问。这项会议终将他免职，他默默流亡异地。但是人们的反对声浪太大，惊惧的皇帝又将他召回其教区。几个月后他又再度指责上层阶级，并且就皇后的一座雕像进行批评，尤多克西娅再度要求将他赶走。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奥菲勒斯正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去削弱一个能与自己相抗衡的教区人物，因此提醒阿尔卡狄乌斯说，卡尔西登会议对约翰的罢黜仍然有效，可以强制执行。于是皇帝派兵逮捕约翰，他被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外，放逐到亚美尼亚的一个村庄（404年）。他的忠实信徒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发动了暴乱。在混乱中，圣索菲亚教堂和附近的元老院均被纵火。约翰从被放逐的地方写了信向霍诺留皇帝及罗马主教求援，阿尔卡狄乌斯又下令将他送到遥远的本都省（Pontus）皮图乌斯（Pityus）的沙漠中。在押解的途中，精疲力竭的主教，终于在科玛纳（Comana）去世，享年62岁（407年）。从这以后，除了短暂的时间里，教会成了国家的仆人。

圣奥古斯丁（354—430）

·罪人

奥古斯丁的出生地北非，是种族和信仰混杂的地方，普尼克和努米迪亚族的血液与罗马人的血统相混。奥古斯丁本人即混有各种血统。许多人都说普尼克语——迦太基的古腓尼基语（Phoenician）——因此奥古斯丁担任主教时，仅能任命能够说这种语言的祭司。多纳图派向正统教派挑战，摩尼教派则向两者挑战，显然大多数人仍是异教徒。奥古斯丁的诞生地是努米迪亚的塔加斯特（Tagaste）。他的母亲圣莫妮卡（St. Monica）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一生都花费在照顾她任性的儿子和为他祈祷上。他的父亲是位财产不多而又没有什么原则的人，莫妮卡耐心地忍受他的不忠实行为，因为她相信这种行为不会持续太久。

奥古斯丁12岁时被送往马杜拉（Madaura）入学，16岁时到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萨尔维安不久后将描述非洲是“世界的污水池”，而迦太基又是“非洲的污水池”。因此莫妮卡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

她命令我，非常热切地警告我，不得与人通奸，尤其是我绝不能污辱任何有夫之妇。这些话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妇人之见，我真听从的话未免可耻……我如此盲目轻率，以致在友辈中，因为行为不及别人无耻而感到羞耻，他们曾经大言不惭地夸耀他们的粗野行为；他们还炫耀他们比我更为兽性。我很高兴去做这种事，并不只是为了行为本身给予我的快乐，而且也是为了得到赞扬……当我缺乏机会去做一件恶事以与其他人比恶时，我便伪称我做了没有做过的事。

他在学习拉丁文方面颇有成就，在修辞学、数学、音乐和哲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不平静的心却能专心一致地寻求知识”。他厌恶希腊文，从未学精希腊文学，但他对柏拉图很是着迷，而称他为半神，当他皈依基督教后，仍然还是柏拉图的信徒。他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受的异教训练，使得他成为基督教会中最精深的神学家。

毕业后，他回到塔加斯特教文法，然后又到迦太基教修辞学。他16岁时，家人忙着为他找个太太，他却希望找个情妇——这是为异教道德和罗马法律所许可的，由于尚未受洗，道德方面可以随意。与人姘居对他而言是一种道德上的前进，他舍弃了滥交，并且似乎对他的情妇颇为忠实，直到两人于385年分开。382年他还是18岁的少年，便做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曾称这个儿子是“我罪之子”，但是通常称之为“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上帝的礼物。他后来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从未令他远离身边。

29岁时，他离开迦太基准备前往罗马。他的母亲唯恐他死时仍未受洗，请求他不要到罗马去，但他坚持要去，她只好请求他将她一道带去。但是在码头，他留她在教堂中祷告，一个人坐船离去。他在罗马教了一年修辞学，但是学生们将他的学费骗去，他只好申请到米兰当教授。叙马库斯考了考他，同意了，并将他送到米兰，他勇敢的母亲在这里赶上了他，并劝他一同跟她去听安布罗西的布道。他受到这些布道的感动，会众所唱的圣诗更大大影响了他。同时，莫妮卡劝使他接受结婚的观念，并使时年32岁的他，与一位有钱而年纪很轻的女人订婚。奥古斯丁同意再等两年，等她满12岁。首先他将情妇送回非洲，结果她在修女院埋葬了她的悲哀。几个星期的节欲令他心神不安，不但拒绝结婚，他又找了另一位情妇。他祷告说：“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

在这一切分心的事务中，他还是找时间研究神学。他开始时曾怀着母亲的那种单纯信念，但是在校时已自负地将它抛弃。有9年时间（374—383年）他接受了摩尼教的二元论，作为对充满善与恶的世界的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一段时间他迷恋怀疑论，但他太富于感情，而无法长时期从事抽象的研究。在罗马和米兰时，他曾研究过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新柏拉图学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他的哲学，并且通过他主宰了直至阿伯拉尔（Aberlard）时的基督教神学。它也成为奥古斯丁走入基督教的门径。安布罗西曾建议他去念《圣经》，但是遵照保罗的提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奥古斯丁发现象征式的解释，可以去除他所获得的关于《创世记》的幼稚想法。他阅读了保罗的书信，觉得保罗就像他自己一样经历了千万种疑虑。保罗最后的信念，并非抽象的柏拉图式道，而是已变成人类的上帝的道。有一天，当奥古斯丁与朋友阿利庇乌斯（Alypius）坐在米兰一座花园中时，他耳朵里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着：“拿起念，拿起念。”他再打开保罗的书信，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拥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文字对奥古斯丁而言，促成了他感情和思想的重要演变。在这种奇妙的信念中，确实有某种比哲学家的逻辑更为温暖、更为深邃的东西存在。基督教对他而言，是情感上的深深满足。舍弃了理智上的怀疑论后，他平生第一次发现了道德上的鼓舞和心理上的平安。他的朋友阿利庇乌斯也承认自己有同样的归顺体验。莫妮卡接到他们投降的消息后，她的心融化于感激的祷告中。

387年复活节，奥古斯丁、阿利庇乌斯和阿德奥达图斯一起接受安布罗西的洗礼，莫妮卡欣喜地立在一旁。四人决定前往非洲去过修道生活。莫妮卡死于奥斯蒂亚，她深信可以与儿子在天堂团聚。抵达非洲后，奥古斯丁售卖了他继承的家产，将所得分给穷人。然后他、阿利庇乌斯及一些朋友组成了一个宗教会团，在塔加斯特过着贫穷、独身、读书和祷告的生活。奥古斯丁修道会成为西方最早的修道团体。

·神学家

389年，阿德奥达图斯逝世，奥古斯丁非常悲痛。工作和写作是他唯一的安慰。391年，希波（Hippo，今朋尼）的主教瓦勒里乌斯（Valerius），请他协助治理其教区，并授他祭司之职。瓦勒里乌斯常请他代表布道，虽然会众不一定了解他布道的内容，但是他的能言善辩给会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波是一个约有4万人口的海港，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多纳图派教堂也有一座，其余的居民都是摩尼教徒或异教徒。摩尼教的主教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原先是当地的神学领袖，多纳图派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促请奥古斯丁与他进行辩论，他同意了。连续两天，这两位新奇的斗士在索西乌斯的巴特斯于蜂拥而至的群众面前唇枪舌剑。奥古斯丁获得胜利，福图纳图斯离开了希波，从此再没有回来过（392年）。

4年之后，瓦勒里乌斯以自己已年老为由，要求会众选举继承人，奥古斯丁受到一致的推举，虽然他抗议、哭泣，要求让他返回修道院，还是被说服了。此后的34年间，他担任希波的主教直至去世，从这里他影响了整个世界。他选了一两名执事，并从修道院带来两名修道士协助他。他们在主教住宅里过着修道院式和共产的生活，奥古斯丁有点不能了解为什么他的一位助手去世后竟能遗下一笔相当的财产。他们都是过着素食的生活，将肉留给客人和病人。根据记载，奥古斯丁既矮又瘦，身体从未健壮过；他曾抱怨肺部不舒服，并且因为寒冷受了很多苦。他非常敏感，容易激动，想象力丰富但是有点病态，智力精微而富弹性。除了固守教条、有时不够容忍，他确实具有许多可爱的性格。那些跟他学习修辞学的人，都接受他的指引而信奉了基督教。阿利庇乌斯一直跟随着他。

他就任主教后不久，便展开与多纳图派的终身战斗。他建议与他们的领导者进行公开辩论，但没有几个人敢于接受。他也邀请他们举行友好会议，起初遇到的是沉默，其后是侮辱，最后是暴乱。在北非的几位天主教主教遭到袭击，有些攻击行动似乎是要取奥古斯丁的性命，但是我们不知道多纳图派方面对于此事作何说法。411年，皇帝霍诺留在迦太基召开会议，以平息多纳图派引起的争论。多纳图派方面有279位主教参加，天主教方面也有286位主教与会——不过所谓主教在非洲只不过是一个教区的祭司而已，皇帝的特使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在倾听双方的意见之后，下令多纳图派不得再举行任何集会，必须将所有教堂交给天主教。多纳图派的答复是不择手段的暴乱行动，据说还谋杀了希波的一位祭司雷斯蒂图特乌斯（Restitutus），并且杀害了奥古斯丁的第一位助理。奥古斯丁敦促政府当局严格执行命令，他收回了早先的看法：“任何人均不得被迫信仰基督……我们只能用辩论去争取，只能以说理令人信服。”他得到结论：基督教会是所有人的精神之父，因此，为了儿子着想，教会应该享有父母亲鞭打逆子的权利。他认为宁可令少数多纳图派受苦，也不能使所有人因为不使用强制手段而趋于毁灭，同时他一再请求政府官员不要对异端分子施行死刑。

除了激烈的斗争和对教区的治理之外，奥古斯丁都是住在“心灵的国度”（Country of the Mind），从事写作。几乎每天他都写一封信，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仍然很大。单是他的布道词，就可以装成几册。虽然有些布道词，刻意以相对和平行的句子修饰，也有瑕疵，但许多都用简朴的文体来讨论当地和暂时性的问题以适应那些不识字的会众的需要，这其中大部分都引起了由神秘热诚和深刻信仰融合而成的崇高雄辩。他的头脑经过逻辑训练，非常灵敏，因此不可能限于教区中的问题。在一篇篇论文中，他试图以理性来调和教会的各种教条，他认为在一个破落和暴乱的世界中，教会乃是秩序和正当行为的唯一支柱。他知道三位一体论对理智是种阻碍。连续15年，他一直写作他最有系统的作品——《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努力在人类经验中寻求三位一体的具有可比性的例子。更令人迷惑的是——这个问题曾使奥古斯丁的一生充满惊奇和辩论——将人类自由意志与上帝先见之明调和的问题。如果上帝无所不知的话，他可以详细地看清未来；既然上帝是不变的，那么他对所有未来事件的认识，使得这些事件必须按照他所预见的情形发生。这些事件是事先就已经注定，毫无改变的可能，那么人类焉能自由？人类不是应做上帝所预见的事吗？而且，如果上帝已预见所有事情，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最后命运，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那已注定要堕入地狱的人类呢？

在皈依基督教的最初几年，奥古斯丁曾写了一篇文章《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他当时试图调和邪恶的存在与全能上帝的仁慈，他的答案是，邪恶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上帝如让人类自由，人类便有可能做错和做对。这以后，在保罗书信的影响下，他辩称亚当的罪使人类染有了邪恶的倾向，除了上帝所赐予的恩惠之外，不论做多少好事，都无法使灵魂克服这种倾向，也无法消除这个污点而得到解救。上帝向所有人提供这种恩惠，但是许多人拒绝接受，上帝知道他们会拒绝。但是这种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种道德自由的代价。上帝的先见之明并没有摧毁这种自由，上帝只预见人类将自由选定的各种抉择。

原罪的理论并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保罗、德尔图良、安布罗西等人便曾宣扬这种理论。但是他自己对罪恶的经验，及那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声音，使他明确相信人类意志自诞生后便倾向于恶，只有靠着上帝的恩惠，方能使之转向善。他只能将人类意志的邪恶倾向解释成夏娃的罪和亚当的爱的一种结果。奥古斯丁认为，既然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也分担了他的罪，其实也就是亚当之罪的子孙：这种原罪便是色欲。色欲现在仍然玷污了每一生殖行为，由于性与为人父母结合在一起，人类是“毁灭的一群”，大多数人类都将堕入地狱。我们有些人会得救，但是只能依靠圣子的恩惠及无罪怀孕圣子的圣母的调停。“由于一位女人，我们趋于毁灭；由于一位女人，我们终于重获得救。”

由于写得太多和太匆忙——他似乎常常口授给书记——因此奥古斯丁不止一次地陷入夸张，但他以后曾努力矫正这一缺点。有时他提出加尔文（Calvin）教派的教条说，上帝早就已武断选出他将给予恩惠的选民。许多批评者起而指责他的这种理论，他毫不让步，坚持到底。他最有力的反对者来自英格兰，是自由自在的修道士佩拉纠，坚决卫护人类的自由及善行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佩拉纠说：上帝确曾协助我们，因为他给予我们律法和诫命，圣徒的典范和告诫，用来施洗礼的可涤去污秽的清水，及基督可以解救人类的血。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使人性天生邪恶而使人类不易得到解救。没有原罪，也没有人类的堕落，只是犯了罪的人因之而受罚，罪并不能传到子孙身上。上帝并未事先规定人类上天堂或下地狱，也未武断选取他将解救或处罚的人，上帝将我们命运的抉择权留给我们自己。佩拉纠说，人类天生邪恶的理论，是将人类犯罪的责任推到上帝身上的一种胆小行为。人类有意识，所以应自己负责，“如果我应该的话，我便能够”。

佩拉纠于约400年来到罗马，与虔敬的家庭住在一起，赢得了德行高超的美誉。409年，他为逃避阿拉里克入侵，首先到迦太基，随后又转往巴勒斯坦。他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西班牙的祭司奥罗西乌斯（Orosius）从奥古斯丁那儿来警告圣哲罗姆提防他（415年）。东方召开一次宗教会议审讯他，宣称他是正统教派。但是，在奥古斯丁催促下召开的非洲教会会议则驳斥上述决议，并向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提出诉请，结果教皇宣布佩拉纠是异教徒，于是奥古斯丁满怀希望地宣布：“这个案子已解决了。”教皇英诺森去世后，由佐西姆斯（Zosimus）继位，他宣布佩拉纠无罪。非洲各主教请求皇帝霍诺留改变这一判决，他很高兴能修正教皇的决定。佐西姆斯最终屈服（418年）。艾菲索斯会议指责佩拉纠人类不须上帝协助便可变善的观点，乃是异教思想。

奥古斯丁也会犯矛盾和荒谬的错误，甚至存在思想上的病态残暴行为，但是他无法克服，因为他爱冒险且生性的热情，任何推论过程都不会修正他的神学思想。他很清楚理智的缺点：以个人短暂的经验贸然判断全人类的经验，如何以40年了解40个世纪？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要以激动的辩论，去争论你尚未了解的事情，或是《圣经》中显得不一致和矛盾的事情；谦虚地延缓你了解的日子。”信仰必须在了解之前。“不要试图去了解然后相信，相信后，你便能够了解。”“《圣经》的权威高于人类智能的全部努力。”然而，《圣经》不能永远从字面上去了解，《圣经》原是要使头脑简单的人能够了解，因此必须使用物质的名词以描述精神现实。如有分歧，我们必须依赖教会会议的决定，即教会中最贤明人士的集体智慧。

即使只有信仰，仍然不能够了解；必须要清心，好让我们周围的神光得以射入。我们若能如此谦虚和洁净，经过多年之后，必能达于宗教的真正目标和精髓，即“拥有活的上帝”。“我渴望认识上帝和灵魂。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吗？什么都没有了。”东方的基督教最常谈及基督。奥古斯丁的神学则是“属于第一身位的”（the First Person）。他所说和所写的，都是有关于圣父的，也是对圣父说的。他从未描写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充分了解上帝，可能“真正的上帝既没有性、年龄，也没有躯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造物而了解上帝，而且还能详细地了解。世界上每一样东西在其组织及作用上都极为奇妙，并且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智慧，就不可能有这些创造物。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其秩序、比例和韵律，均显示出有柏拉图式的神祇存在，并且在其中，美和智慧是合而为一的。

奥古斯丁说，我们无须相信世界是在6天之中创造的，也许上帝在起初只是创造了一团星云状的东西（nebulosa species），但是在这团东西中，蕴藏着根本的秩序或生殖力（rationes seminales），从此所有东西将自然演变出来。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实在的东西和事情，都是先存在于上帝的脑中，“就好像一栋建筑物的设计图，在建造之前便已经为建筑师所构想出来一样”。创造的过程便是依照上帝脑中的永恒范例进行。

·哲学家

对于这样强有力的一位人物及如此高产的一枝笔，我们如何能够简短地予以适当的评价？在230篇论文中，他几乎就神学和哲学上的每一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而他的文风时常充满着感情。他谦虚而精深地讨论时间的本质。他可以说是抢得笛卡儿（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先机，为了驳斥那否认人类对任何事情有把握的学院派，他辩称：“谁怀疑他自己是活着和会思想？……因为如果他怀疑，他就活着。”他在柏格森（Bergson）之前即抱怨智能由于长时间地接触有形物，变成了唯物论者。他如同后来的康德一样，宣称灵魂是所有实在物中最直接为人了解的，他也清楚说明了理想主义者的立场——既然物质只能通过心智而被了解，我们便无法合乎逻辑地将心智化成物质。他也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观点：人类的根本，是意志而非智能；他也认为，如果一切生育停止的话，这个世界便可以改善。

他有两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古典名作。《忏悔录》（Confessions，约400年）是所有自传的始祖和最著名的自传。它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一次10万字的悔罪行为。这本书首先述说年轻时候的罪，生动地解说他如何皈依基督教，偶尔迸发出狂热的祷告。一般的忏悔录都是伪装的，但是在这本《忏悔录》中，有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诚实。其中提到奥古斯丁写作本书时——他时年46岁，身为主教——以往的肉欲念头，“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中，并冲入我的思潮……在睡眠中，此种念头进入我脑中，不仅给我快乐，甚至似乎赞同我的那些行为”。做主教的通常不会作如此坦诚的自我心理分析。他的这一杰作，讲述一个灵魂如何获致信仰和平安的动人故事，它的最初几行撮其大要：“您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是依靠着您，否则便得不到安宁。”他的信仰这时已毫无犹疑，并且升华为动人的护神论：

太晚我才爱上您，喔，您既古老又清新的美……是的，还有上天和地球，及在其中的一切，均嘱咐我应该爱您……当我爱上您的时候，我是爱的什么呢？……我问地球，它回答说：我不是你爱的东西……我问海，海的深处和爬行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去问比我们更高的吧。我问飞逝的风、整个空气和那里面的居民，他们回答我：

阿纳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错了，我并不是上帝；我问上天、太阳和月亮及星星，他们说：我们也不是你所寻找的上帝。我向这一切回答说……回答我关于上帝的事；既然你们不是他，回答我关于他的事。他们大声叫道：他创造我们……那些不喜欢您所创造的任何东西的人是精神不正常的……我们依靠着您的才能……我们的平安依靠着您的恩惠。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散文中的诗篇，《上帝之城》（City of God,413—426年）则是历史中的哲学。当洗劫罗马的消息传到非洲时，数以千计的可怜的难民随之蜂拥而至，奥古斯丁就像圣哲罗姆和其他人一样，对这种疯狂和恶魔般的灾祸感到震惊。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尊崇的美丽而伟大的罗马城，当今基督教世界的堡垒，居然会被一个仁慈的神丢给蛮族去蹂躏？各地的异教徒均将此次大灾祸归咎于基督教：因为抢劫、推翻和禁止，神已经收回了对罗马的保护，许多基督徒的信仰动摇了。奥古斯丁深深感到危机的到来，如果这种惊恐不予减轻的话，则他整个神学大殿便有崩塌的危险。他决心尽他一切才能和力量，使整个罗马世界相信这种灾祸绝不能归咎于基督教。连续13年，他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这期间，他要应付许多事务和骚扰。书陆续刊行，中间部分常缺乏衔接，上下文也没有什么关联。最终，厚达1200页的这本书，成为了许多文章的大杂烩，讨论的题目从原罪到最后审判，异常庞杂；唯有其中的思想深度和优异的文笔，使其脱出混乱而步入基督教哲学文学的最高境界。

奥古斯丁的初步回答是，罗马遭受惩罚并不是因为新的宗教，而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罪恶。他描写了异教戏剧的粗鄙，并引用萨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话，以证明罗马政治的腐败。罗马曾是坚忍主义者的国度，加图（Cato）、西庇阿那样的人使其更为坚强。它几乎创造了法律，使半个世界享有秩序与和平。在这些英勇的日子中，上帝的脸照耀着它。但是道德堕落的种子，是古代罗马的宗教，是那些鼓舞而非遏阻人类性欲的诸神：“维尔吉内乌斯（Virgineus）神松开处女的腰带，苏比古斯（Subigus）神将她置于男人之下，普雷玛（Prema）神将她压下……新娘听到宗教的命令立了起来，坐在普里阿普斯神巨大而粗野的腿臂上！”罗马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它崇拜，而非忽视诸如此类的神。蛮族赦免了基督教堂和躲到教堂的人，但是对残留的异教殿堂则毫不怜惜，所以这些入侵者怎会是异教复仇的代理人呢？

奥古斯丁的第二个回答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试图以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说明有史以来的各种事件。从柏拉图的存在于“天上某处”的理想国的观念，圣保罗的生与死圣徒组成的一个社会的观念，及多纳图派的杜科尼乌斯（Tyconius）关于两个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上帝与撒旦的不同社会，奥古斯丁汲取了他这本书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两个城市的一个故事：致力于俗世事务及玩乐者的世俗城市，以及过去、现在、未来共同崇拜真正的上帝的人之圣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曾经写下一句名言：“诗人可以说，雅典是个可爱的刻克罗普斯（Cecrops）之城；你就不能说，这个世界是个可爱的上帝之城吗？”——但他这话是指的整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是由天使们的诞生而建立的，而“地球之城”（civitas terrena）则是因撒旦的叛变而建立。“人类分成两种：其一是照人类之法而生活，其二是照上帝之法而生活。这我们称为两个城市或社会，后者注定恒与上帝并存，前者则被罚永远与撒旦一同受苦。”一个实际上的城市或帝国，并不一定在各方面均被局限于地球之城以内，它可以做一些善事——贤明地立法，公平地审判，协助教会，那么这些善行便是发生于上帝之城的范围之内。这个精神上的城市并不是与天主教会完全一致的，教会本身可能会怀有俗世的利益期待，教会人士也可能陷于自私自利和罪恶，经一个城市转入另一个城市。只有在最后审判时，这两个城市才能分开，赫然有别。

基督教会将其会籍象征式地扩大到包含天上和人间的灵魂，基督教之前和信奉基督教的正直的人们，便可能与上帝之城合而为一——奥古斯丁有时将两者视为一体。教会后来将会接受他这合而为一的观点，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武器，并且将会从奥古斯丁的哲学，逻辑地推论出神权国家的思想，在神权国家中，人类的俗世权力将为教会所有，且源自上帝的精神权力。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异教不再是一种哲学了，而基督教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这是对中古精神的首次明确表达。

·主教

汪达尔人入侵时，这位基督教的名人仍然担任主教之职。一直到最后时刻，他都留在神学的竞技场上，打倒新的异端邪说，还击批评者，回答反对意见，解决困难问题。他曾严肃考虑到女人在下一世是否将保留其性别；是否今世畸形的和残废的、瘦的和胖的，在下一世仍然如此；在饥荒时被他人吃掉的人将如何复活。在被询问健康情况时，他答道：“在精神上我很好……在身体上我则卧病在床，由于痔疮肿胀，我既不能走，也不能站或坐……但即使如此，因为这是上帝所愿，我除了说我很好以外还能说什么？”

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博尼费斯反抗罗马，并且促请他效忠。当该撒里克步步进逼时，许多主教和祭司问奥古斯丁，他们应该留守原位还是逃亡。他命令他们留下，并且以身作则。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奥古斯丁以布道和祷告来维持人民的士气。围攻的第三个月，他去世了，享寿76岁。他没有留下遗嘱，没有任何财物，但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心沉重？因为他是朝圣的香客，渴望自己的国度。”

历史上很少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东方的基督教从来不喜欢他，一方面因为他有限的学问及他将思想隶属于感情和意志，这是完全非希腊的；另一方面因为东方教会已经屈从于国家的权力。但在西方，他使天主教神学有了特殊的性质。他一方面做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先导，另一方面又启发他们两人，他声称教会对心智及国家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教皇对抗皇帝和国王的战争，是他这种思想的自然结果。一直到13世纪，他依然控制着天主教哲学，使它有新柏拉图学派的色彩，甚至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奎那也以他马首是瞻。威克利夫（Wyclif）、胡斯、马丁·路德等人离开教会时，都认为他们是回归奥古斯丁的立场；加尔文严厉的教条，便是依据奥古斯丁关于选民与堕落者的理论制定的。他鼓舞理性主义者，也成为那些视基督教情多于理的人们的启发力量；神秘主义者试图寻觅他得到上帝异象的步骤；人们也在他祷告的谦卑及温柔中，为他们的虔诚寻找食粮和词句。他统一和加强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哲学和神秘成分，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开启了一条道路。

他强调主观、感情，这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古文学的胜利。为了了解中古时代，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现代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我们无休止的追求财富、权力及人间天堂，我们必须怀着同情心去了解从这些追求中觉醒过来的人们的心情，“他们站在千年理性主义的尽头，发现一切理想国（Utopia）的梦想均为战争、贫穷和野蛮行为破坏无遗，希望在死后的幸福中寻找安慰，他们受到了基督的故事的启发和安慰，求助于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生活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圣子的抵偿性之死之中。圣奥古斯丁远超过任何人，甚至在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等人的时代，就有这样的共识，他是基督教世界信仰时代最真实、雄辩和有力的声音。

教会与世界

奥古斯丁反对异教的议论是伟大的历史性辩论中的最后一次反驳。异教的存在，就道德意义而言，主张快乐沉溺于自然的欲望中；就宗教意义而言，它只存在于被教会宽恕或接受、改变的古代典礼和习惯之中。对圣徒亲密而信任的崇拜，代替了对异教神祇的膜拜，满足了简单或诗意之心灵的多神主义。伊希斯（Isis）和何露斯（Horus）的神像改名为玛利亚和耶稣；罗马的丰收节和爱色斯涤净节变成了圣诞节；圣诞节庆典取代了农神节狂欢，五旬节（Pentecost）取代了花神节，万灵节（All Souls' Day）取代了古代纪念死者的节日，基督的复活取代了阿提斯的复活。异教祭坛改而奉献给基督教的英雄以香烛、鲜花、游行行列、礼服、赞美歌等，在古代典礼中为人们所喜的东西，均被基督教会的仪式所吸收和净化；贡献牺牲的祭礼，则升华成弥撒这种精神上的祭礼。

奥古斯丁不赞成对圣徒的崇拜，并且以类似后来伏尔泰（Voltaire）在费内（Ferney）的小教堂贡献祭礼时说话的口吻说：“让我们不要将圣徒看成神，我们不希望模仿那些崇拜死人的异教徒。让我们不为他们建立庙宇，也不为他们设立祭坛，而让我们以他们的遗物设立一个奉献给唯一的神的祭坛。”然而教会还是聪明地接受了民间神学不可避免的神人同性论。教会先是抵制，然后妥协进而利用，随即开始滥用殉教者的声名和遗物。教会反对偶像及对偶像的崇拜，并警告信徒说，这些东西只能当作象征物崇拜；但是公众的热诚推翻了这些警告，进而过度崇拜，这引起了拜占庭反对崇拜偶像者的不满。教会指斥魔术、星象学和预言，但是中古文学如同古代文学一样，充满这些东西。不久后，人们和祭司便以十字架为符咒驱逐恶魔。接受洗礼的人必须先驱邪，洗礼时须完全脱光衣服浸入水中，以防恶鬼藏在衣服或装饰物中。以往在医神阿斯库拉皮乌斯（Aesculapius）各庙宇中为人渴求的梦中治疗，现在又可于罗马的圣科西玛斯（St.Cosmas）和圣达米安（St.Damian）圣殿中看到，随后又散布到一百余个圣殿。这类事情，并不是祭司们腐化了普通民众，而是人们劝使祭司这样做。要感动普通人的灵魂，只能通过感官及想象力、典礼及奇迹、神话、恐惧以及希望。任何宗教如不能给他这些东西，便会遭到拒绝或改造。在战争和荒芜、贫穷和疾病之中，很自然地，心怀恐惧的人能在小礼拜堂、一般教堂、大教堂、神秘的光和令人欣喜的钟声、游行、节庆和多彩多姿的典礼之中得到庇护和安慰。

教会屈从于一般人民的这些需要，才得以灌输另一种新的道德。安布罗西曾试图根据坚忍主义拟订基督教的道德，使西塞罗改信基督教以达到其目的；在中古时代的伟大基督徒身上，从奥古斯丁到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自制和不妥协的操守，这种坚忍主义的理想，塑造了基督徒的典范。但是如此的道德不是一般人的理想。他们对坚忍主义者已有太多经验；他们曾见过这一严肃的道德使得半个世界为血所污；他们希望更温柔、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以使人们生活于安定及和平之中。在欧洲历史上，人类的老师首次宣扬一种新道德——仁慈、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贞操和温柔——这些美德可能源自教会平民化的社会出身，这些美德为妇女所乐于接受，同时它非常适于使道德败落的人民恢复秩序，驯服习于抢劫的蛮族，中和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的暴乱行为。

教会的改革在性方面力度最大。异教容忍妓女的存在，以减轻一夫一妻制的严酷；教会则严厉谴责妓女，而且毫不妥协，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遵守同一忠诚标准。教会并未完全成功，但它提高了家庭道德水准，而妓女继续存在，变得偷偷摸摸、更为堕落。也许为了平衡放肆的性本能，新的道德将贞操夸大成随时萦绕脑际的一种意念，并认为结婚生子不如终身守贞或独身。教会的神职人员花了相当时间才能了解，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不生育的原则下长久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记起罗马戏剧的诲淫，某些希腊及东方庙宇的宣淫，广泛的堕胎和杀婴，庞贝古城墙壁上的春宫画，希腊及罗马颇为普遍的鸡奸，罗马早期帝王的滥淫，卡图卢斯（Catullus）、马提尔（Martial）、塔西陀、尤维纳尔等人著作中反映出的上层社会的淫荡，我们便可以理解这种严厉。基督教会最后获致一个较为健康的观点，对于肉欲之罪，采取了宽恕的态度。然而在同时，结婚生子和家庭的观念就受到了某些损害。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基督徒认为，如果抛弃父母、配偶或子女，避开人生的责任而疯狂追求自我救赎，那么就可以更完全地为上帝效劳——或者更容易地逃避地狱。

但是基督教会使婚姻拥有庄严的典礼，并使它从一种契约关系升华为一种圣礼，从而加强了家庭的地位。教会使婚姻无法解除，从而提高了妻子的安全感和尊严，它鼓励在无望中的忍耐。有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受到损害，因为有些教父认为，妇女是罪恶之源和撒旦的工具，但是由于圣母受到了种种尊崇，妇女因此也得到了一些补偿。教会在接受了婚姻制度后，即祝福母亲多子多福，并且严禁堕胎或杀婴。可能是为了阻遏这种恶习，教会的神学家们将没有受洗而去世的小孩打入永恒黑暗的深渊。由于教会的影响，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终于在374年下令将杀婴罪定为死刑。

教会并未谴责奴隶制度。不论罗马人或蛮族的正统教派和异教徒，均认为奴隶制度是正常而无法废除的。少数哲学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他们自己也有奴隶。基督徒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并不能与安东尼·庇护或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的立法相比。异教法律规定任何与奴隶结婚的自由女人为奴隶；君士坦丁大帝的法律则判此种妇女被处决，而该奴隶被活活烧死。格雷先皇帝下令，任何奴隶控诉其主人叛逆罪以外的任何罪，应受到立即烧死的处罚，该奴隶的指控是否有根据，均不会被考虑。虽然教会接受奴隶制是战争法的一部分，但是它比当时任何组织都更尽力地去减轻奴隶制的害处。教会由教父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能是就法律及道德上的权利而言。教会对于这个原则的遵行，反映为它接受各色人参加圣餐仪式，虽然没有一位奴隶可以被授予祭司职位，但即使最穷的自由人，也可能在教会中获得很高的地位。教会拒斥异教法律中对自由人与奴隶受害之间的区别。它鼓励释放奴隶，并使释放奴隶成为一种赎罪或庆祝好运气的仪式，或接近上帝审判席的方式。教会花费了大笔金钱，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基督徒自奴隶身份解救出来。然而在整个中古时期，奴隶制度继续存在，后来奴隶制度的消失，并未得力于教会的协助。

教会在道德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广泛的慈善工作。异教徒的皇帝，均以国家资金救济贫穷家庭，异教徒的富人，也资助他们的随从和穷人。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基督教会那样从事救济工作。教会鼓励对穷人的遗赠，但是须由教会负责执行。虽然也存在一些弊病和盗用公款的情况，但是教会广泛地展开这一工作，甚至尤里安皇帝因为妒忌也开始效法它。教会协助寡妇、孤儿、病患、犯人、遭受自然灾害者。教会经常插手保护下层民众，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剥削或赋税。在许多情况下，祭司们晋升主教后便将所有财产给予穷人。基督徒如法比奥拉（Fabiola）、波拉、梅兰尼亚等妇女，均将财富用于慈善工作。教会或富有的俗人，效法异教的疗养院（valetudinaria）而成立公共医院，其规模确属空前。巴西勒曾建立一家著名的医院，并于卡帕多恰的恺撒里亚，成立第一家麻风病患救济院。在朝圣路途沿线兴起了“塞诺多希亚”（xenodochia），即旅者客栈，尼西亚会议规定每个城市均应设立一个塞诺多希亚。寡妇应召分配救济物，使她们孤独的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异教徒对基督徒坚毅地照顾遭受饥荒或疫病的城市中的病患之义举颇多赞扬。

在几个世纪中，教会为人们的心智做了什么工作呢？罗马的学校仍然存在，教会因此认为知识启蒙工作并非其职责。教会对情感的重视高于理智，就此意义而言，基督教是对传统理性的一种浪漫式反动，卢梭（Rousseau）只是另一位奥古斯丁而已。基督教深信，要生存就须有组织，组织需要基本原则及信仰上的一致，并且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期待由权威树立的信仰，因此教会以不能动摇的教条界定其教义，认为怀疑是种罪，并且与人们流动性的理智及易变化的观念，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教会声称，因为神的启示，它已找到起源、本质及命运等老问题的答案。307年，拉克坦提乌斯写道：“凡是接受了《圣经》有关真理的知识教导的人，都知道世界的起源和结束。”基督教将人类关心的轴心从这个世界转移到下一个世界，此后就正式提出超自然的解释，因此消极地阻止了对自然原因的探讨。希腊科学界在过去七个世纪所促成的许多进步，都被牺牲，让位给《创世记》的宇宙论和生物论。

基督教是否带来了文学上的衰敝？大多数教父均反对异教文学，认为它为魔鬼的多神主义及沦落的道德所渗透，但是最伟大的教父仍然喜爱古典文学，福图纳图斯、普鲁登提乌斯、圣哲罗姆、西多尼乌斯及奥索尼乌斯等基督徒均立志模仿维吉尔的韵文或西塞罗的散文。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克里索斯托姆、安布罗西、圣哲罗姆及奥古斯丁等人，即使在文学上而言，其重要性也超过同时代的异教徒——阿米阿努斯、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尤里安。但是奥古斯丁以后散文便没落了，作为古文的拉丁文取代了一般口语的粗鲁词汇和粗心的文句结构。拉丁韵文有一阵子堕落成拙劣的诗，其后才又重塑新形式变成庄严的赞美诗。

文化后退的基本原因不是基督教，而是蛮族习俗；不是宗教，而是战争。蛮族入侵的浪潮毁灭或淘空了城市、修道院、图书馆、学校，使学者或科学家无法从事其工作。如果不是基督教会为这个崩溃中的文明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可能更为严重。安布罗西说：“在世界的动乱之中，基督教会毫不动摇，波浪不能撼动它。而在其周围，每件事物都是陷于可怕的混乱，它向所有遭遇海难的人提供一个平静的港口，使他们得到安全。”事实上确实如此。

罗马帝国曾使其科学、经济文化及权力达于古代的顶峰。西罗马帝国的败落、贫穷的蔓延及暴乱的扩大等，需要有某种新的理想和希望，以使人们在苦难中有安慰，在劳役中有勇气：一个权力的时代让位给一个信仰的时代。直到文艺复兴，财富及骄傲才再度恢复，理性才拒斥信仰并舍弃天堂，奔向乌托邦。但是如果理性不幸失败，科学不能找到答案，无力改善良心而仅使知识和权力衍生，那么这丝毫无益于人类；如果所有乌托邦残酷地因强者对弱者不变的虐待而崩溃，则人们便可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一度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的野蛮中，背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目的，而投入谦卑的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并历时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