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明母、晓母相谐的问题

自从古有复辅音说流行以来，有相当一些音韵学家根据汉字中的x（或h）母与m母（即晓母与明母）[148]相谐的现象认为我国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xm或mx。为了讨论方便，我们这里把有关材料作比较详细的排比：

①每/悔、晦、诲[149]。②无/膴、怃、鄦、幠。③尾/[150]。④微/幑、徽、鰴。⑤勿/曶、忽、笏。⑥靡/攠。⑦亡/巟、衁、肓、朚。⑧民/昬[151]。⑨瞢/薨。⑩墨/黑。⑪奛/明。⑫荒/。⑬滅/烕。⑭/。⑮釁/虋。⑯毛/秏。⑰冒/勖[152]。

以上是晓母与明母谐声的主要材料[153]，这些材料是否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要用构拟复辅音才能解释呢?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何从音理上予以解释呢?高本汉把这里面的x母字的上古音拟为xm，李方桂认为拟为mx也无障碍。

我们认为把这些字拟为xm或mx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可能从音理上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发现上举的晓母与明母相通的字基本上是合口字（一等和三等），如上举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⑫、⑭、⑰这些例子中的晓母字都是合口字。也就是说晓母的合口字与明母音近，容易相混。另外的“海”“黑”“秏”是开口字，李方桂《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154]认为这是极个别的例外，李先生说：“少数例外是圆唇失落，这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海x-、黑x-便是。”我们认为汉语语音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合口与开口互变的情况。[155]

我认为正是晓母为“合口”这一语音条件使得晓母与明母相通。我们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王力《汉语语音史》卷下第六章（三）说：“在合口呼[u/iu]的前面，[f]往往转化为[h]，[h]往往转化为[f]。日语吴音早已有先例。‘夫’字在日语吴音读[ho]，‘方’字在日语吾音读[ho]，等等。在现代闽语里没有[f]音，非敷奉三母字在厦门、潮州、福州多数转化为[h]。例如：发、罚、法、乏、佛、非、废、繁、凡、反、饭、坟、分、粉、方、防、封、逢、风、附、服、服、福、腐、妇、父、富。也有相反的情况。晓匣合口字，在现代长沙话里多数转化为[f]，少数读[x]；在梅县话里，多数转化为[f]，有些匣母字转化为[w]；在广州话里，晓母合口字变[f]，匣母合口字变[w]。”王力先生的这些观察完全符合事实[156]。在四川话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四川人惯常将合口的h读成f。如读“胡”为“福”，读“互、户”为“父”之类，皆是确证。在闽南话中，“副”读去声的hu、“赴”读去声的hu、“麸”读平声的hu。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157]第107页称长沙话：“中古非敷奉晓匣五纽合口韵字，长沙声母或f或x，或分或混，与韵摄有关。”同书第115页称：“古轻唇音非敷奉微变为今舌根擦音x-、……。双峰音系里没有f，这一特点令人联想到闽方言。”在湖南娄底的老湘语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明显[158]。罗杰瑞《汉语概说》[159]也说：“关于北方方言的声母，……需要以下几点说明：①很多方言在圆唇元音u前，x和f不分，而北京话xu和fu分得很清楚，成都话则只有fu。”据庄初升《粤北土话音韵研究》[160]第二章“粤北土话音系”之“南雄市乌迳音系”第41页，在粤北土话的乌迳音系中，“非、斧、坏、活”的声母相同，都读成f。同书第43页“南雄市雄州音系”中，“花、惠、饭、芳”同读为f声母[161]。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一）》[162]称在潮阳方言中有大量的非母合口字读为h声母的合口。在湘方言中这样的音变极为普遍，无须举例。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63]第250页也有类似的论述，此处不录。

早在明朝，张位的《问奇集》就注意到在闽粤方言中，“府为虎，方为荒”[164]。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65]第204页已经指出过晓母可与明母相通。黄先生曰：“昏训冥。虽一在明纽，一在晓纽，其音义实相近也。今湖北黄安人读黄为房，长沙人读风为烘。凡喉唇二类之今音相通者，古音亦然。”上文提及“幠”从“无”得声而为晓母。《尔雅·释诂》：“幠、吁、宇，大也。”吁、宇为匣母。而黄侃《尔雅音训》第9页称：“幠、吁、宇同字并见。”章太炎《新方言·释地第八》[166]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说文》：穴，土室也。胡决切。惠、潮、嘉应之客籍谓小洞为穴；凡牙音南方多发为轻唇，穴音如弗。”章太炎《国故论衡》上卷“正言论”有很明确的意见“轻唇音归牙音界：除广东，他省多有”。同文又曰：“牙音误轻唇音界：广东。”这都是实在的牙音和唇音相通的现象[167]。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释簠”称：“簠字经典或作胡，或作瑚。”“胡簋”即是“簠簋”。实际上，自清代学者阮元以来，学者们多主此说[168]。许瀚《古今字诂疏证》[169]第383页也称“胡簋”即是“簠簋”。吴大澂《字说》与许瀚同。唐兰《周王钟考》一文[170]有曰：“铜器之簠，铭中多作字，从匸古声，即经传‘瑚琏’之‘瑚’也。”《金文诂林（第六册）》第2791页引吴闿生之说称在古文中、瑚、簠三者为异体字，与唐兰之说相同。实则，明代的字书《正字通》已经注指出：“，同，见古钟鼎文。”是簠的异体字，是从“夫”声，而是从“古”声[171]。这个例子确实可以说明唇音的“夫”与喉牙音的“古”音近可通。近来的侯志义《金文古音考》[172]的“自序”5页也采取传统的说法：“按‘瑚’或‘胡’皆言‘簠’。”[173]持同样见解的还有高明《、簠考辨》[174]。虽然后来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胡簋”的“胡”当释作“瑚”，“胡簋”不是“簠簋”，而是“瑚簋”，也就是“瑚”和“簋”。但我们认为古文献中的“胡簋”就是“簠簋”，考察古文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簋”一词在经典中只有一次出现于《左传·哀公十一年》：“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杜注：“‘胡簋’礼器名，夏曰胡，周曰簋。”今按，杜注似不合情理。考《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问‘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注：“包曰：瑚琏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宗庙之器贵者。”古书皆以“瑚琏”联言，夏曰瑚、殷曰琏，果如杜注所言“夏曰胡，周曰簋”，为什么偏偏漏掉中间的“殷”不提呢?考《论语》中的孔子言及“夏”都是“夏殷”联言或对举，没有“夏”与“周”联言或对举之例。略举例证：《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同篇：“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宰我也是以夏、殷、周三者对举，没有只言“夏、周”而不提“殷”的。《论语·卫灵公》：“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也以夏、殷、周三者对举，没有只言“夏、周”而不提“殷”。因此，我们从文例上也可推断杜注《左传》说孔子以“夏、周”之器对举是不可信的。如果把《左传》的“胡簋”解释为“簠簋”，则文从字顺，毫无问题。考《礼记·乐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儒家以簠簋与制度文章为同类，都是“礼之器”，与战争兵甲之事不同。而上引《左传》原文曰：“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正是以“胡簋”与“甲兵”对举，也就是以“制度文章”与“甲兵”对举，因此，把《左传》的“胡簋”理解为《礼记》的“簠簋”，是完全合乎儒家思想的，没有任何困难。我们再比对《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据孔注：“陈，军陈行列之法。”这里的“陈”就是后来的“阵”，指军阵行列[175]。《论语》此处的孔子之言正是用“俎豆”与“军旅”对举，而《左传》中的孔子之言是以“胡簋”与“甲兵”对举，而且在句法和语气上极其相似。再根据上引《礼记》之文是以“簠簋俎豆”为同类的礼器而联言。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杨树达等学者以“胡簋”为“簠簋”之说是正确的，只有这样解释，《左传》《论语》《礼记》三者才相互吻合。后来的学者释“胡”为“瑚”和杜注《左传》都不与古文献相合，是不可靠的[176]。

又，郭沫若《卜辞通纂》[177]第442页对第518片卜辞的考释有曰：“考金文‘簠’字，……乃象下器上盖，而中从五声。‘簠’亦名‘匡’（原注：即‘筐’之古文）。足证筐、簠同器，亦为同字（原注：乃阴阳对转）。”诚如郭沫若的考释，“簠”与“筐”既是同器，也是同字。可知作为唇音的“簠”与作为牙音的“筐”其声纽必能通转[178]。

又《晏子春秋》卷一第二十二：“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公瞢见二丈夫立而怒。”银雀山汉简本“瞢”作“薨”。这显然是将晓母的“薨”假借为明母的“瞢”。

《尔雅·释丘》：“方丘，胡丘。”这应该是声训。“方”的古音是帮母阳部，“胡”是匣母合口鱼部，二者在韵部上是阴阳对转，声母之间肯定关系密切，应该能够通转。

金文《毛公鼎》：“女毋敢妄宁。”古文字学家们公认这里的“妄宁”就是《尚书·无逸》的“荒宁”。“妄”为明母，“荒”为晓母合口[179]。

《荀子·富国》：“芒轫僈楛。”杨注：“芒，或读为荒。荒言不习熟也。”《周礼·考工记·总序》：“设色之工，画、缋、钟、筐、。”郑玄注：“读为芒芒禹迹之芒。”“”的古音是晓母，“芒”是明母。郑玄注凡是“读为”之处都是指古音通假，绝不能用于构拟复辅音。因此，《周礼》郑玄注此言只能理解为晓母与明母相通，是古代的音变[180]。在唐代还有类似的例子，如柳宗元《祃牙文》：“北方荐役。”蒋之翘辑注曰：“方，一作荒。”这样的异文有可能是“方”与“荒”音近相通的反映[181]。

h与f的发音部位相去甚远，似乎不能通转。但现在的很多南方方言的语言事实证明了并非如此，二者是可以通转的，只是前提条件要晓母是“合口呼”。由于上古音中没有轻唇音，合口的晓母可以和重唇音的明母相通转。晓母的合口是关键条件。合口介音u/w能影响声母，从而改变谐声，这还有其他类似的证明[182]。罗杰瑞《汉语概说》[183]第170页注意到：“在西北方言如西安等地，卷舌声母在u元音前，变成唇齿音声母。”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84]第154页说：“有的不仅古非、敷、奉读f，连晓、匣合口呼字（客家方言和赣方言），甚至溪母合口字（粤方言）也读f；有些方言则根本没有f声母，最为明显的是闽方言，几乎没有例外。……闽方言各地都把非、敷、奉母字白读p、p‘声母，文读则为h（或x）。”此书举有“夫、呼、飞、灰、方、荒”等字为例。同书第196页称：“石岐市区粤语古非、敷、奉母三等和古晓、匣合口一等读为h。”[185]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186]第136页指出在江西南康市蓉江镇的方言中，u韵母的字如“呼、夫、肤、敷、俘”同音为f声母44调，“乎、胡、糊、狐、壶、湖、符、芙、苻”同音为f声母11调，“苦、虎、浒、斧、府、腑、俯、釜、腐”同音为f声母42调。在同书第131页指出“冯”与“红、鸿、洪”同音为h声母11调。同书第145页指出在安远县欣山镇的方言中，“谎”和“仿、纺、访、缝”同音为f声母31调。类似的例子在此书中还有很多，不再引录[187]。据李如龙《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188]第156页所介绍的仙游县方言中，“分、纺、风、飞、腹、芳、丰”的文读音声母为h，其白读音声母为重唇音的帮母或滂母。罗常培《厦门音系·厦门音与广韵的比较》[189]称：厦门方言“话音轻唇、重唇不分，但字音轻唇非、敷、奉均转入h母”。类例在闽方言中极多[190]，这些都是铁证[191]。据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下卷）》[192]“西区方言的声母”一节第441页称：在山西的西区方言中，“古非敷奉和晓匣母字今合流。中阳、方山、离石、兴县、石楼、隰县、永和7个点都读成[x]声母的合口呼”。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118页“绩溪方言的特点”：在绩溪方言中“晓匣母今北京话读合口呼的字多数读f声母”。例如，“虎、灰、欢、婚、徽、华、湖、回”等合口字都读f声母。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193]第三章“特殊的演变方向”第45页指出在临湘方言中，“非敷奉母在-u-ʌŋ两韵中读成h。古晓匣两母字配合口介音的，在平江都读f，临湘除今-u、-o之前读h外，都读f。”在外语中也有同样的音变。R.L.Trask《历史语言学》[194]第62页提到：在西部Basque[195]，单词joan（意思是“去”），本来发音是xwan，但在某些地区发音为fan。x与w一起融合为f。在日语的语音演变史上，存在过fa→ha，fi→hi，fu→hu，fe→he，fo→ho的演变，这是日语专业的学者都明白的，无须举证。据R.L.Trask《历史语言学》[196]第58页提到：“西班牙语获得过一些新的[h]，这些[h]是由[f]弱化而来。”Trask显然是把f→h的音变看成是一种弱化音变。据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197]第616页称：“汉语单元音u前的h在毛难语中读w或f。例如：wu4 ‘互’、fu4‘护’。在u介音（除uo韵外）前的h一般读做w。”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382页“通古斯语支”条的论述：“满语支语言出现在词首的f，在埃沃基次语支为h～x～o，在那乃次语支为p～x。”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262页[198]“拂林语考”条称：“正如梅叶所说：当头是hr的古代亚美尼亚字是来自帕提亚语。帕提亚方言把伊朗字当头的f改成h，例如古伊朗字framana（现在是ferman，‘秩序、命令’）成了亚美尼亚语hraman，因此，它是出自帕提亚语的hraman。”[199]

我们还可以从现代方言的特殊音变现象中引取类似的例证。王福堂先生《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95～97页论述了赣方言对闽北方言发生影响，致使闽北方言发生链移音变的现象。其中的一个音变现象就是“少数滂並母字和个别溪匣母字声母发生同样的变化，则是由t‘→h音变引起的p‘→h……音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感染作用产生的变化”。在同书第95页，王先生指出建阳话的h声母有“少数来自滂並母”。我们转录王先生所举的例证，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只录声母，省略韵母和声调。其例如：

滂：爬h、破h、品h、屁h

並：稗h、鼻h、皮疲h、被h

可见在一定的外来音的影响下，完全可能会发生滂母、並母这样的重唇音向喉音转化的音变现象，虽然二者的发音部位相去甚远。而且这种音变与复辅音的分化绝对没有关系。王福堂先生的分析是很精到的。王先生举的例子完全可以作为本书的旁证[200]。不过，这种音变可以解释为滂母和並母的送气成分加强导致唇塞音脱落。

在方言中还发现有其他证据。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201]“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108页“太原方言的声韵调”一节所称：“（在太原方言中）[p‘、t‘、k‘]与开口呼韵母相拼时送气强烈，发音时带有舌根清擦音[x]，实际音值是p‘x、t‘x、k‘x。”[202]这个方言现象也可以解释重唇音的滂母可以与晓母相通转的原因。《罗常培文集（第一卷）》[203]第76页称：“但是厦门音帮系三等合口的字音一律变成h音，开口却没有变的。”在古方言中也应该有类似的音变存在。

我们在古代的对音材料中发现了合口的匣母与唇音相通的现象。日本学者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204]对东汉来自月支的高僧支娄迦谶的佛经翻译作过精密的研究，此书有“支谶翻译中的音译通览”[205]一章，对支娄迦谶的音译作了详细的考察。在此书最后，宇井伯寿先生还将此章讨论的内容总结为独立的一章“从印度语看中国文字的发音”[206]，我们这里根据宇井伯寿先生的研究来观察东汉时候的语音状况。宇井伯寿先生指出支娄迦谶是用“和”字来音译pa、va[207]；用“曰”来音译pu。“和、月”的古音都是匣母，是牙喉音；而v、p都是唇音。则在东汉时期的方言中匣母可与唇音的v、p相通。宇井伯寿还指出支娄迦谶是用“洹”来音译ban、pan等。“洹”的古音是匣母，而在东汉时可以对译重唇音。支娄迦谶还用“垣”来音译bhan。而“垣”也是匣母。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在东汉时的喉牙音与唇音相通相谐的现象与复辅音无关[208]。而且还可以得到闽方言中的特殊音变的证明。据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209]第11页所收的《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一文称：匣母合口的“话、画（动词）”在闽方言中的大田方言中读音是bua。无论这是直接的音变还是经过了中间过程的，匣母合口读如并母的音变总是事实。秋谷裕幸、陈泽平《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210]第23～24页指出大桥方言中有匣母字读为ph-的现象，例如“衡、获、划”等。这应当是匣母先音变为并母，再清化为ph-。同书第77页指出杉阳方言中也有同样的音变现象。

另如沙俄时代的梵学家钢和泰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211]一文中说过：“我虽然不曾仔细研究过那些更古的译本，但我偶然翻看他们，已发现了一些很妙的结果，例如……‘越’字好像读如vat。”今按，“越”的上古音是匣母，而用于翻译v这样的唇齿浊擦音。钢和泰先生此文并没有举证，但我们却找到了证据。据宇井伯寿先生的《佛教辞典》[212]第11页，佛经中的“阿鞞跋致”有异译为“阿惟越致”。其中重唇音並母的“跋”又可音译为匣母（中古云母）的“越”，二者同是梵文的var的音译。这确实可以表明匣母与唇音的v可以相通，与复辅音无关。而且这并不是孤例。据宇井伯寿《佛教辞典》第245页“犍駄罗国”条的注释，“犍駄罗”是梵文Gandhara的译音，但是这个梵文词在汉译佛典中还有两个不同的音译“乾陀越”和“乾陀婆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匣母的“越”可以与“婆那”在语音上相通，都是梵文音hāra的译音。“婆”的古音声母是並母。此可证匣母与並母在古音中可以相通。又，据宇井伯寿《佛教辞典》第1147页，汉译佛典中的“和修吉”一词是梵文Vasuki的音译，这里匣母字的“和”是对音梵文的Va。据同书同页，汉译佛典中的“和须密多”一词是梵文Vasumitra的音译，古音为匣母的“和”是对音梵文的Va。这些梵汉对音都是六朝以降的材料只能理解为合口的匣母与唇音的v能够相通[213]。又考《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214]称：“旧经云‘乾沓和’，新经云‘乾闼婆’，此国音之不同也。”[215]符秦时代来华的罽宾高僧“僧伽提婆”又译作“僧伽提和”。这表明匣母合口的“和”可与並母的“婆”可以相通，此非理论所能磨灭。佛教中的“涅槃”又音译作“涅洹”，其中的“槃、洹”对音的梵文是vā、巴利文是bā[216]。

其他的学者也有类似的发现。考《华阳国志·南中志》：“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人为姓曰‘遑耶’。”这里的“遑耶”显然不是当时汉语的通语或方言词汇，肯定是当时南方某异民族的一个词。黄懿陆在《滇国史》[217]的“滇国典籍中的西南夷僰文一览表”中认为是古代的壮语词汇，其中“遑耶”的“遑”字是匣母字[218]，其壮语原文的对音词的声母是v。这只能说明匣母合口与v可以相通。

黄懿陆《滇国研究》[219]第55页在讨论古代的百越民族的语言与汉语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对‘王’的称谓，壮族称‘veŋ’，其实是‘黄帝’的‘黄’的变称。”“黄”的上古音是匣母合口，而在古越语中音变为唇音的v。这也是合口匣母与唇音v相通的一个证据。

《南史·谢庄传》：“又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若此。”宋代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八在论及谢庄这里所说的双声时称：“玄、护同为唇音。”今按，“玄、护”都是匣母合口字，而王观国称之为唇音，则必是读为v声母。王观国的话断然没有错，并非他缺乏音韵学常识[220]。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林梅村教授《“和尚”词源考》[221]在注解中提到：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卷二第213页（巴黎，1963年）在对“和尚”一词的注释中也注意到汉语中“和尚”的“和”的声母可以对音外语的v[222]。要注意的是以上与唇音相通的匣母字都是合口。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223]第七章“中古音系”第151～152页早已指出：中古音中的匣母合口在客家方言中读v声母。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224]第四章“结构调整”第四节“音音妥协”第72～73页根据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对湘方言中的邵阳方言作了讨论，指出中古音的匣母一二等合口字在邵阳方言中有的读为v声母。如“魂、横、黄、会、惠、或、怀、坏、话、画、滑、户、狐”这些匣母字都读为v声母。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225]一文有曰：在韶关方言中，“中古‘匣’母（部分‘晓’母）的字老派读k或v的，新派一般读为h”。例如，在老派的语音中，中古匣母字的“幻”读为vuε，“滑”读为[226]。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118页“绩溪方言的特点”：“匣母今北京话读合口呼的字白读为[v]或零声母，文读为[x]或[f]声母。”例如（只列声母）：胡v，会v，坏v，换v，还v。鲍明炜主编《南通地区方言研究》[227]第三章“南通方言语音”第180页也指出中古音的匣母字在南通方言中读v声母，如匣母合口的“坏”、匣母开口的“核”都读v声母[228]。同书第265页称中古音的匣母模、灰、魂、德、铎韵的合口一等，麦韵合口二等以及蟹摄、山摄的大部分合口二等字在南通地区的四甲方言中有v与ɤ的自由变体。据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229]第三章第六节第189页在讨论东莞宝安片方言的共同特点时称：“回、换、活，莞宝片粤语大多读为v。”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中古音为匣母的“何、河、和、贺、禾、荷”这些字在温州方言中都读vu音，其中只有“贺”是中古音的开口字，其他都是合口字[230]。张双庆主编《连州土话研究》[231]第四章“连州土话音系与中古音系的比较”第一节“声母的比较”第26页指出中古音的匣母在保安方言、丰阳方言、星子方言中有h/v两读，在连州方言中有h-声母与零声母两读；熊燕《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232]第30页称匣母合口一二等在梅县方言中大多读v声母，而且是白读音。如“禾、和、会、怀、换、滑、还、黄、划”都读v声母。林伦伦《广东揭西县方音研究》[233]称在揭西县的河婆镇方言中，“读[v]声母的字主要来源于中古的微、匣、云母的合口呼字，在普通话中读[x]或零声母，如‘话黄会，闻王文’等”。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234]第一章第7页指出在儒林镇方言音系中，合口匣母的“胡、回、魂”读v声母[235]。据丁邦新《儋州村话》[236]一书对海南岛的儋州村话的调查，匣母合口在儋州村话的白读音中读v声母，如“黄、换、坏、活”[237]。在粤方言中，这种现象颇为显著。据张晓勤《宁远平话研究》[238]第96页，湖南宁远平话中的匣母合口有的读v，如“换、胡、禾”等字[239]。

庄初升《粤北土话音韵研究》[240]第二章“粤灶话音系”之“南雄市雄州音系”第43页，在粤北土话的雄州音系中，古音为匣母的“禾、黄、镬”都读成v声母。同书第45页“南雄市百顺音系”中的“黄、镬”与“闻、围”同声母，都读成v声母。同书中揭示了颇多类似的材料。这只能理解为音变，绝不可能来自任何复辅音的分化。庄初升在《粤北土话音韵研究》第四章“粤北土话的声母”之“匣母合口字读零声母的现象”一节中作了一些解释：匣母字读成v声母是因为这些匣母字都是合口，匣母由于弱化而脱落，音变为零声母[241]。由于这些本来的匣母字都是合口字，因而容易发生唇齿化的作用，进而从零声母音变为v[242]。这种音理上的解释应该是无可非难的。在民族语言的借词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据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243]第473页，汉语匣母合口的“胡”字在白语的借词中作wu音，这应该解释为匣母脱落[244]。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古及其以前的合口的匣母与v相通的现象，那么就只能说合口的匣母在汉代的方言中就已经有了脱落的现象[245]。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认为合口匣母的舌根浊擦音中古以前没有脱落。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中古以前的合口匣母与v相通的现象就可以采取另一种解释：匣母ɣ与v虽然发音部位相去较远，但是发音方法却是相同的，都是浊擦音。而且合口的ɣ还带有圆唇成分，容易发生唇齿化的音变，从而在发音部位上也靠近唇音。因此，合口的匣母ɣ完全有可能直接与v相通，而没有经过任何中间阶段[246]。邵荣芬先生《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247]一文也认为：在东汉时代的翻译佛经中，对译v的都是匣母合口字，这是因为在东汉时期的汉语里面还没有v声母，而合口的舌根浊擦音读起来与v比较接近。所以才用匣母合口字来音译v音。邵荣芬的意见实际上是认为匣母合口可以与v直接相通，与我们的观点相符。以上的两种解释都符合音理，而与复辅音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明确地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也就是匣母合口或喻三可与v直接相通。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比较充分的音韵学上的理由。

第一，如果认为匣母在合口前脱落并进而发生唇齿化音变的现象在东汉时期（甚至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其发生唇齿化音变以前就应该与影母合口合流，二者一起音变为v[248]。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古代的对音材料从来没有用影母合口去对音外语的v，这就说明古代的影母合口没有发生明显的唇齿化音变，虽然从现代方言来看，w音变为v是很正常的。

第二，我在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根据宇井伯寿先生揭示的东汉时代的梵汉对音材料指出，在东汉时期有的方言中的喻四就已经读零声母。如果这时候的匣母合口的舌根浊擦音脱落而为零声母，那么就会与已经读零声母的喻四合流，喻四的合口就会与匣母合口一起发生唇齿化音变从而为v声母。然而事实上，东汉时代的梵汉对音材料中合口的喻四从来不用于对音外语的v。这就表明当时已经读零声母的喻四根本没有发生唇齿化音变。

第三，再证以我们上文列举的鲍明炜主编《南通地区方言研究》第三章“南通方言语音”第25页称中古音的匣母模、灰、魂、德、铎韵的合口一等，麦韵合口二等以及蟹摄、山摄的大部分合口二等字在南通地区的四甲方言中有v与ɣ的自由变体。v与ɣ的合口既然是自由变体，那就只能理解为二者可以直接相通转，不可作其他解释。据《娄底方言词典》[249]中的“引论”12页，在娄底方言中的古奉母在舒声中读为ɣ。据徐越《嘉善方言音系》[250]，在嘉善方言中，v与u、oŋ、这三个韵母相拼的时候，有ɣ的自由变体。据波兰学者帕维尔·玛突来维切《浙江洞头县大门岛方言音系》[251]，“围”字在西浪方言中读vø，在东边和小荆方言中读ɦø。这是现代汉语方言音变的铁证。作者认为这是v→ɦ。据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252]第177页的论述，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词典》中存在辅音ɣ—v的交替，所举例子中的ɣ都紧接着u。[253]

第四，我在上面详细讨论了现代汉语有许多方言（如客赣语、粤语、湘语等）普遍存在晓母合口与唇齿清擦音f相通的现象。这是不可置疑的语言事实。这个事实在音理上同匣母合口和唇齿浊擦音v相通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清浊的不同。

第五，音韵学界公认在东汉时代的喻三并没有弱化为零声母，依然是匣母细音（一般是合口），也就是喻三归匣。从音理和语言事实来看，喻三一定比一般的匣母合口要更早地失去声母而演变为零声母。因为喻三是三等字，带有软音成分的介音j，因此其声母的舌根浊擦音很容易弱化[254]；再加上喻三多是合口，其合口成分容易与舌根浊擦音发生异化作用。这也进一步促成舌根浊擦音声母的失落。在隋唐时代的北方通语中，喻三已经是零声母[255]，但匣母的开合口都是舌根浊擦音，并没有失落其声母，而是后来清化为晓母。这就说明没有三等韵的匣母比起喻三来不容易发生声母弱化现象。既然在东汉时代的喻三还是归入匣母，是舌根浊擦音，那么这时候的匣母合口也一定还是舌根浊擦音，不会是零声母。正因为如此，匣母合口和唇齿浊擦音v相通完全是直接的音变，没有经历任何中间过程。

第六，据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256]第279页“方言、土语之间的语音比较”所提供的资料，保定黎语中的hw声母，有时是对应中沙和黑土黎语的v声母。这只能解释为直接的音变。据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257]第81～82页构拟有苗瑶语古音的ɣ声母，在现代苗瑶语中有时音变为v；他们还构拟有苗瑶语古音的v声母，在现代苗瑶语中有时音变为h。这是民族语言学上的音变的证据。

第七，梵汉对音的现象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个观点。因为东汉时代的梵汉对音中，匣母合口不仅仅用于对音外语的v，还对音外语的b或bh。而这些印度俗语、中亚古语或梵文中的b或bh有很多时候本来是用汉语的並母字来对音的。如果没有用並母字，而用了匣母合口字，那么就只有把这些匣母合口字解释为v，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对音。如果匣母合口还是ɣu或是w，那么与外语的b或bh就有较大的距离，不如选用並母字来对音。因此，匣母合口对音外语的b或bh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东汉时代的匣母合口就有v这样的音位变体。而且在东汉的梵汉对音中，从来没有用影母合口或喻四合口去对音外语的b或bh的现象。所以，东汉时代的ɣu一定是直接音变为v，没有经过零声母的中间阶段。

第八，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些特殊音变也能证成本文的观点。据《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258]第105～107页，在湖南的双峰方言中，遇摄合口的奉母字“符、扶、浮（文读）、腐、父、附”都读ɣ声母。这一定是从奉母的v直接演变而来的，否则其音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古代的匣母合口确实是直接与外语的v相通转，而不是先失去浊擦音声母，再发生唇齿化音变，从而产生v音。我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东汉时代的梵汉对音显示出的音变现象是ɣw→v，而不是ɣw→w→v。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匣母合口读为v的现象，如果影母[259]、喻三、喻四各自的合口没有同时也读v，而依然是读零声母，那么这样的音变就一定发生在匣母清化为晓母之前，而且是匣母合口直接音变为v，而不是ɣw→w→v这样的音变过程。这是本书明确的结论。

这一节的论述有助于解决古文字的重大问题和一些奇异的文字谐声问题。《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有曰：“穷四海，致千里，遇造古也。”李家浩先生《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260]指出简文中的“造古”相当于文献中的“造父”。“古”为“父”之借。又《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261]。这里的，学者们多释为“浦”[262]。李家浩先生之文还特别举出了旁证，谈到了帮母和见母通转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理应转述：“但是从有关资料看，‘古’的古音似与帮母的字有密切的关系。例如，铜器铭文里，有一个用为姓氏的字，作从‘夫’从‘古’，此二旁皆声，读为‘胡’。‘夫’有甫无切、防无切两读，前一读属帮母，后一读属並母。帮、並二母都是唇音。《仪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之礼，挚……夏用腒’。《白虎通·瑞贽》引‘腒’作‘脯’。《左传》哀公十一年‘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孔子家语·正论》记此事，‘胡’作‘簠’。‘腒’从‘居’声，‘居’‘胡’皆从‘古’声。‘脯’‘簠’皆从‘甫’声。据此，‘河’当读为‘河浦’。”[263]另据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第239页：在战国古文字中，有异文作。这也是“古”与“夫”相通的好例。不过，我怀疑郭店简此处的“造古”的“古”要读为匣母，而不是见母，可以认为这里的“古”是“胡”或“祜”之省或之讹。“古”声字多与匣母相涉，如“胡、祜、怙、岵、瓳”等均为匣母[264]。而匣母合口容易产生v这样的音位变体，所以就可以与並母的“父”相通假。如果把这里的“古”看作是见母，则不好解释与“父”的通假关系。李家浩先生此文列举的见系字与唇音声母字相通假的例子都应该作这样的理解[265]。这些材料中的见系字都是合口。同样的道理，作为的异体字的所从的“古”也一定是读为匣母合口的“胡”，否则其异文关系难以从音理上予以合理的说明[266]。匣母合口可以音变为v-声母，从而与並母相通，这是很正常的。

在古文字中的《信阳楚简》第101简曰：“於夫。”古文字学家公认这就是文献中的“於乎”。可见“夫”与“乎”相通，“夫”是並母合口，“乎”是匣母合口。这是合口介音使匣母发生唇化音变，与复声母无关。

《尔雅·释草》：“华，荂也。”郭注：“今江东呼华为荂，音敷。”[267]一般认为“华”是匣母合口，“敷”是滂母。然而从音理上看，匣母合口应该可以音变为並母，而不是滂母。但“敷”在古音中只有滂母一音，没有並母音。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里的“华”不是匣母音，而是晓母音，同“花”。正因为如此，晓母合口的“华”才是唇化音变为滂母，而不是並母。以上的材料和论证表明上古汉语一定有舌根浊擦音声母，绝不能把上古的舌根浊擦音全部归入舌根塞音，也就是所谓匣母归群。否则不能解释匣母合口与並母相通的问题。

在宋代的文献中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俞文豹《吹剑录》的“俗语切脚字”有一条称：“鹘盧蒲字。”《吹剑录·俗语切脚字》这条所举的例子是讲在宋代流行的切脚字，也就是反切的运用问题。因此，俞文豹说的“鹘盧蒲字”只能理解为“鹘盧”二字反切为“蒲”音。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四“研究古音系的方法”[268]在引述了《吹剑录·俗语切脚字》的这条材料后，也解释说：“‘蒲’正切‘鹘盧’。”而“鹘”的古音是匣母，“蒲”的古音声母是並母，在宋代的语音或方音中二者可为双声。足见喉牙音的晓母与重唇音的滂母可以相通。我们总不能认为在宋代还有复辅音声母存在。

更考《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索隐》称：“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史记索隐》明称“蛮”亦称“越”。古书中也有“蛮越”一词。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现在看来二者应该是同源字，只是因为古方言的不同而产生了异读。“蛮”的上古音为明母元部，“越”的上古音为匣母月部。在韵部上是严格的阴阳对转，其声母也应该是可以相通的[269]。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羌语中的一个音变的例子可以作为本书的旁证。据《羌语简志·麻窝话音位系统》[270]第23～24页，在北部羌语的麻窝话中，“双唇清擦音Φ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中，但读音不稳定，有的人把Φ声母的汉语借词读成x。例如把‘法院’Φawan读成xuawan”。羌语中的这种音变，学术界公认为与复辅音没有关系[271]。据《汉彝词典》[272]第353页，“鸡”在彝语中作va[273]，而在傈僳族语中有同源词的“鸡”作ɣa。据杨再彪《苗语东部方言比较》[274]的附录“六个土语的词汇比较”第258页，在苗语东部方言中，“天花”一词中的“花”在丹青方言中读xwa53 ，在蹬上方言中读ma22 ，丹青方言和蹬上方言的“天花”的读音都应该是从汉语中来的借词，这说明xw与m是可以相通的，这些汉语借词的时代并不很古老，只能理解为近代的音变，与汉语上古音是否有复辅音没有关系，也与任何清鼻音无关。这些材料可与本书相参证。

对于合口的晓母字与明母相通的现象，我们可以提出音理上的解释：因为明母是双唇音，也是唇鼻音，本身既有合口的成分[275]，也有送气的成分。m作为唇鼻音的送气成分比前鼻音和后鼻音都更强[276]。而合口的晓母也是既有送气的成分（晓母本身就是送气音），也是合口。因此，明母与合口的晓母在发音方法上非常相似，二者都是合口，也都含有送气成分。更重要的是由于晓母合口的介音u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能够使得舌根清擦音的晓母发生唇化音变[277]，从而使得晓母在发音部位上靠近唇音的m，所以古人觉得二者的发音本来就是接近的，是容易发生通转的[278]，就如同现在的南方方言中的合口的h和f容易相混一样，湖南人是非常自然地把“湖南”念成“符南”。古人也是如此[279]。因此，我们对合口的晓母与明母相谐的现象完全可以从音理上予以合理的解释，而且能够得到现代方言的印证。我们也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合口的晓母与明母相谐绝对与复辅音无关。合口介音可能改变谐声，这是必须注意的重要现象。另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280]第24页“徐州方言的内部差异”称：“徐州市区及东南市区（原注：不含邳州北部）[ş]拼合口呼韵母的字，西北县份（原注：邳州北部，铜山北部），市属贾汪区，丰、沛两县沿微山湖一带读[f]。”所举的例子有：树、书、税、水、刷、说、顺、秫、鼠、叔，这些字在徐州的西北县份全部要读成f声母。这样的音变与合口呼有密切的关系，可知合口介音能够影响谐声[281]。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282]第六章“语流音变”第152页称：“辅音处在圆唇元音之前往往被同化成圆唇化辅音，北京话除唇音声母外，其他声母处在合口呼和撮口呼韵母之前时都要受[-u]和[-y]的影响圆唇化。”这实际上是说u介音对声母会发生影响[283]。

藤堂明保教授在《汉字语源辞典》第29页的一段论述也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他明确反对高本汉认为的介音i和u的有无与词族的框架无关的观点。藤堂博士认为介音i的有无当如高本汉说。但在考虑词族框架的时候，介音u的有无是很重要的问题，不可忽视。他举有两个例子：耑—端—喘、元—玩—完[284]。他认为开口字可以没有介音i，但合口字却必有介音u，且u绝不进入开口字的谐声系[285]。他说：“总之，有必要确认介音u是一个在区分词族相互间的意义时发挥作用的要素。”虽然藤堂博士未能详尽地展开论述，但他已经意识到合口介音有特殊的作用。上面列举的方言现象和文献材料就能证明这一点[286]。我们上面论证了合口的晓母与明母可以相互转化，现在还要进一步论证为什么就一定不会是“xm”或“mx”这样的复辅音。我们现在仅举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黑/墨”为例。考《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段注：“熏者，火烟上出也。”高田忠周《古籀篇》十四第3～4页称：“然熏而后黑色有焉。字，黑为先出；而义，熏为先矣。可知‘黑’字夙受义于‘熏’。”[287]从此可知“黑”与“熏”有语源上的关系[288]。根据我们在前面论反切的起源一章所引的刘博平教授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黑”字得音于“熏色”相切，正是晓母职部[289]。如果此说不误，那么“黑”与“熏”在造字时代就是双声，而“熏”几乎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xm或mx[290]，这就反过来证明“黑”的上古音声母绝不是复辅音xm或mx，只能是单辅音的晓母[291]。我觉得“黑”的古音可能合口音，观“黑”中古音“呼北反”，反切上字的“呼”是合口字，“黑”古音中的合口成分应该是反切上字带来的，只是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几乎没有保留。

现在我们把几组没有讨论的材料加以分析。

例一，首先讨论“奛/明”。有的学者认为“奛”是从明得声，而读晓母[292]。我们认为这个例子显然不能成立。考《说文》《广韵》中均不载“奛”字，“奛”是相当晚才兴起的俗字。今考字书，”知“奛”始见于明朝人编的《字汇》一书，音“虚晃切”，义为“开明”[293]。其字时代太晚，不能据以构拟上古音。而且从这个晚起的俗字的构造来看，“奛”很可能是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无论如何，“奛”不能作为构拟上古音复辅音的证据。

例二，关于“滅/烕”这组材料，我们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考《说文》：“滅，尽也。从水烕声。”亡列切。而《说文》：“烕，滅也。从火从戌。火死于戌。阳气至戌而尽。《诗》曰‘赫赫宗周，褒似烕之’。”许劣切。以“滅”训“烕”实为常训，又见于《广雅》《玉篇》《广韵》《诗经·正月》《毛传》等[294]。考《说文》引《诗经·小雅·正月》作“褒似烕之”，今本《诗经》也作“烕”。但是《经典释文》此处称：“烕，本或作滅。”陈奂注曰：“烕，古滅字。”《逸周书·度邑》：“亦不宾烕。”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称：“烕，《史记》作滅。”惠栋《九经古义·毛诗上》[295]引证《灵台碑》《驺氏竟铭》《诅楚文》《毛诗·正月》等材料力证在古文中“皆以烕为滅”。可见“烕”与“滅”是异体字。《说文》对“烕”的解释完全是从阴阳五行的观点出发，其所以会加上“水”作为表意偏旁是因为在五行思想中，水能灭火、水能胜火，并没有别的深意。这种观念产生得很早，在春秋以前已经存在。如《左传·哀公九年》已曰：“水胜火。”因此“烕”与“滅”的读音应该相同，也就是说“烕”的上古音就应当读如“滅”，而不会是《广韵》标注的“许劣切”。从古文字材料来看，迄今为止的古文字材料中没有发现“滅”字之形，在战国文字中发现有“烕”，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诅楚文》、《信阳楚简》、《汗简》、《十钟山房印举》、战国金文中的《子禾子釜》等。何琳仪先生《战国古文字典》第945页称“烕”字，“典籍多以‘滅’字为之”。《汉书·古永传》师古注：“烕，亦滅也。”又如《晏子春秋》[296]卷八“仲尼见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为不可第一”：“自大贤之滅，周室之卑也。”[297]银雀山汉简本“滅”作“烕”。因此，“烕”就是“滅”的异体字或古字，“滅”是“烕”的后起的加繁偏旁的字，二者必然是音义皆同[298]。那么《广韵》为什么会给“烕”注音为“许劣切”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根据《说文》的体例和对“烕”的解释，“烕”是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段玉裁注也明称“烕”是会意字。这样分析，“烕”的上古音声就是明母，与“滅”同音[299]。但是“烕”在上古就有晓母一音也是事实，中古的学者对“烕”的结构有了不同的分析，认为“烕”是形声字。考《经典释文》卷六《毛诗》“烕之”条注曰：烕“呼恱反，齐人语也。《字林》武劣反。说又云：从火戌声。火死于戌，阳气至戌而尽。本或作滅”。足见“烕”读晓母合口是齐地方言。晋代吕忱的《字林》都还是把“烕”注为明母的“武劣反”，也就是滅的异体字。《经典释文》同时也指出在中古时期就有一种观点认为“烕”是形声字，是“从火戌声”。于是《广韵》就注音为“许劣切”，是晓母合口三等字。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都认为“戌”是“烕”的声符，作为古文字学家的何琳仪先生也相信了朱骏声等人的说法，认为“戌”是“烕”的声符。如果把“烕”看成是以“戌”为声符的形声字，那么“烕”的读音当然不会是明母。实际上，《说文》和段玉裁注是正确的，因为古文字材料已经证明“烕”在战国古文字中清清楚楚地是用作“滅”的异体字，因此二者必然音义皆同。“烕”字在六朝以降被有的学者当作以“戌”为声符的形声字，而晓母的“烕”的声母和心母的“戌”是可以有谐声关系的[300]。根据《经典释文》说的烕“从火戌声”，《四部丛刊》本《经典释文·毛诗》作：“滅之，如字。《诗》作‘烕’，音呼恱反。”上古学者也许有一种做法是把“烕”看成是自反字，即“烕”是得音于“火戌”反，正好就是《广韵》的“许劣切”的音。很可能“烕”在上古有晓母和明母两读。“烕”作明母是“滅”的古字，是会意字；作晓母是上古齐方言的读音，是把它分析成自反字的结果[301]。这个例子也进一步证明上古时代就有自反原理存在。不然就难以解释“烕”从心母的“戌”得声而中古的反切却是要读为晓母。后来，古人为了区分“烕”的明母音和晓母音，就造了一个“烕”的后起字“滅”专读明母，而“烕”就专读晓母，其明母音消失[302]。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烕”音“许劣切”是被当作自反字而不是一般的形声字才出现的读音。其上古音有明母和晓母两读。因此“滅／烕”与xm或mx之类的复辅音无关，不能作为构拟上古复辅音的证据。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偶合的情况：“烕”的中古音是晓母合口三等，按照我们上文的论述，当其上古音是“许劣切”的时候，也可以和明母的“滅”相通。但这是通假字，与复辅音无关。

我们还可以从通假字的角度证明“滅”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xm或mx之类的复辅音。考《逸周书·克殷》：“侮滅神祇不祀。”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303]上第374页引卢文弨云：“《史记》‘滅’作‘蔑’。”则“蔑”与“滅”为古音相近的通假字，而“蔑”从不与晓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xm或mx之类的复辅音，这就反过来证明与“蔑”古音相通的“滅”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xm或mx之类的复辅音。“蔑”与“滅”自上古以来就都是明母，为双声。又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双声叠韵”条称：“古人名多取双声叠韵。”其双声之例如“澹台滅明”，其中的“滅明”为双声，而“明”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单辅音的明母音，因此“滅”的上古音声母也一定是单辅音的明母，否则与“明、滅”不能构成双声。

例三，“釁／虋”这组材料中的“釁”的中古音是晓母开口三等字。但我们有理由认为“釁”本来有合口一读，其合口成分在中古以后丢失了。考《周礼·天府》：“釁宝器及宝镇。”郑玄注引郑司农曰：“釁读为徽。”可知在汉代时“釁”有“徽”音，而“徽”是晓母合口三等字。另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釁”与“熏、薰”古音相通，而“熏、薰”都是晓母合口三等字。可证“釁”的上古音本有合口一读，后来才变为开口。

例四，《诗经·邶风·旄丘》：“旄丘之葛兮。”而阜阳汉简本《诗经》“旄”作“鸮”。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异文属于通假字[304]。“鸮”在《广韵》为“于娇切”，中古音为喻三宵韵开口，但我们认为其上古音应该有合口成分。高本汉上古音的宵部主元音构拟为圆唇元音o；王力《汉语语音史》与高本汉同；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构拟为圆唇舌根音韵尾；吾友赵彤博士《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305]甚至将王力《汉语语音史》的上古音中的幽部与宵部的音值互换，认为宵部为u，幽部为o，其说虽晚出，然不可忽视[306]。近年来施向东《试论上古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307]回到了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观点，认为上古音的幽部为复合元音əu、宵部为复合元音au[308]，以解释上古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因此上古音中的宵部本身就带有合口的成分。正因为如此，上古音为匣母（中古为喻三）宵部的“鸮”可以与明母的“旄”古音相通，这既与复声母无关，也与清鼻音无关[309]。

我们最后也有必要辨析一些被学者错误地用来证明“明母”与“晓母”相通的例子。如李新魁先生在《音韵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310]称：“《史记·屈原列传》：‘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即昏昏，……都是m与x通。”光华按：李先生所言非是。“汶汶”与“昏昏”不同。关于“汶汶”，《集解》引王逸曰：“蒙垢污。”《索隐》：“汶汶者，音闵。汶汶犹昏暗也。”但“汶”与“昏”不是同源字。《史记》以“身之察察”与“物之汶汶”对举。考《老子》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朱谦之《老子校释》：“谦之案：傅、范本如此。又‘闷闷’，傅、范作‘闵闵’。”马王堆帛书乙本“闷闷”作“闽闽”。则必是明母字。又《老子》第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此二章都以“察察”与“闷闷”对举，且“闷”一作“闵”。而《史记索隐》说过“汶音闵”。则证明《史记》“汶”当是与“闷”相通，而不是与“昏”相通。李新魁先生之说不确。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闷”作从“门”从“糸”（“糸”在“门”内）之形。高明《帛书老子校注》[311]第109页称：“按……从糸门声，当与从糸文声之‘紊’同字异体。”同书同页引高亨曰：“‘闷’‘闵’均借为‘潣’。潣潣，水混浊。‘其政潣潣’，是说国家的政治混混沌沌……”从马王堆帛书的本子来看，那个字也是从“门”声，高亨认为本字当作“潣”。则断不会读成晓母。《楚辞·渔父》的洪兴祖补注[312]称：“汶，音门。……一音昏。”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老子》断定“汶”音“门”是对的，音“昏”是错的[313]。

李新魁同文还说：“《说文》水中鱼罕。罕是晓纽，网是微（明）纽。”李新魁以此例来说明晓母与明母相谐声。我们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罕”是从干声，“网”是意符，非关读音，故不能以此来作为晓母与明母相通的根据。

又《仪礼·既夕礼》：“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为垼，于西墙下东乡。”郑注：“今文乡为面。”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314]第188页认为《仪礼》郑注所揭示的古今文是晓母与明母相通的现象。“乡”是晓母，“面”是明母。我们认为郑玄注此言与晓母、明母相通无关。二者虽然声母可以相通，但韵部相差较大，不宜看成是通假字。而应当认为是“乡”与“面”因为意思相近而互换，这种情况在古籍中的异文里常见，我们应当留心这与古音通假不是一回事[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