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上古音中来母的音值及其谐声问题

关于汉语上古音中来母的音值问题这些年来有颇多新的观点。我们在这一节中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考察，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有不少学者利用汉藏对音、古汉越语以及其他的对音材料证明上古汉语的来母的音值不是l，而是r，到了东汉甚至六朝时期，来母才从r音变为l。这些学者的论著有：蒲立本Some new hypothesis concerning words families[1]，俞敏《等韵溯源》[2]，郑张尚芳《上古音系》[3]，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4]，龚煌城《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5]。另外梅祖麟等人也赞成把上古音中的来母构拟为r，而不是l。

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对音材料。我们在第一章就说过：利用对音材料应当慎重。学者们这里的有些材料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汉书·匈奴传》：“匈奴谓天为‘撑犁’。”学者们认为“撑犁”是古代突厥语[6]tengri[7]的译音，“犁”是对音ri；《逸周书·克殷》中的“轻吕”、《汉书·匈奴传》中的“径路”，有的学者认为是古突厥语kingrāk的译音[8]。其中的“吕、路”是对音rāk。我们认为即使这两个对音的例子是可信的，也不能证明上古汉语中的来母就是r。因为l和r在音理上是可以相通的，上古音完全可以用l来对音外语的r。事实上，在中古的翻译佛经中就常常用来母字同时去对音梵文和中亚语佛经的l或r，并没有明显的分别[9]。我们的意见是：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为lh这样的送气流音[10]，在汉代演变为l音。这个送气流音在上古音中同时有两个音位变体，一是l-，一是h-。我们这样的构拟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谐声现象，以及声母的演变问题，而不必求助于构拟复声母。我们把上古音中的部分来母字构拟为lh声母有如下的理由和价值：

第一，在音理上，lh这样的声母是存在，在藏语中就有。据蒙朝吉《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11]第35页称在大化弄京东努话音系中，“边擦音，实际是边音的送气音lh”。据周植志等《从现代佤语的方音对应看古代瓦语的辅音系统》[12]一文为古代佤语构拟的辅音系统中就有送气流音lh、rh等。周植志等《佤语方言研究》[13]第三章“佤语方言比较”第137页指出巴饶克方言的lh声母与佤方言的l声母相对应；第138页指出阿佤方言和巴饶克方言的rh声母与佤方言的r声母相对应。据燕宝《黔东苗语中新出现的音变现象》[14]一文指出了在黔东苗语中的一些有趣的音变现象[15]。可见hl→l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hl确实可以分化为两个音位变体h与l。黔东苗语的音变现象确实可以支持我们的构拟。在英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rhetoric、rhotic、rhino、rhyme、rhythm、rheumatism等单词中的h都是经过弱化而失落了，虽然还是写出来，但都不发音。也就是存在rh→r的音变。还有旁证如：李永燧《彝语先喉塞鼻音声母考察》[16]一文讨论了巍山彝语中存在的带先喉塞的鼻音声母，作者构拟了两套清鼻音，其中一套是mh、nh、ŋh，这套清鼻音很容易向浊鼻音m、n、ŋ转化[17]。据《阿昌语简志》第11页，阿昌语中的部分清鼻音词汇可以自由变读为浊鼻音。据李赋宁《英语史》[18]第126页，古英语的辅音组合hl、hn、hr到了中古英语分别简化为l、n、r。古英语的hw在中古英语南部方言演变为w。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发现了送气流音。如蒋冰冰《吴语宣州片方言音韵研究》[19]第二章的“宣州市裘公乡音系”第6～7页所记述，在宣州裘公乡方言中，古定母字“同、电、夺”要读为送气流音声母r，裘公乡方言中的r是舌尖滚音，送气成分很重[20]。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21]第79页指出吴语宣州片铜泾小片的“古全浊声母今读v、f、、l、z、ʐ、j等一类通音，多数地点带清喉擦成分。……定母今读hl-或-”。许宝华先生的记音hl-或-似乎要比蒋冰冰的r-要精确[22]。非常有趣的是许宝华先生指出，定母的“头”在泾县茂林镇读h声母，而在裘公乡读hl，在太平乡读[23]。这表明带有送气成分的边音或闪音有可能脱落，从而产生h这样的音位变体。这是非常重要的音变现象，与我们这一章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24]。我们正是认为上古音中的来母hl/lh可以产生h/x这样的音位变体，从而与见系字相通[25]。在民族语言中也有这样音变的证据。据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26]第198～199页称：在壮语南部方言邕宁、龙安读作hl的声母，是独立音位，钦州并入l，其他地区多并入h（砚山、文山和文马土语念x，也属h声母）。例如：

这些材料是很有说服力的[27]。伍文义、辛维、梁永枢《中国布依语对比研究》[28]5.7“边音”第208页指出在原始布依语中有hl声母，且说：“hl原始声母词的反映形式有l声母。”同书指出在原始布依语中还有声母。据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苗瑶语篇》[29]称：“古清鼻音声母现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清鼻音（个别变浊鼻音），其中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少数地区变成了浊鼻音（个别变浊擦音）。古清边音的演变与清鼻音相同，只有畲语变成了浊鼻音。”其举例称其在养蒿方言是送气清边音，而在大坪方言是浊边音[30]。

日本学者水野弘元《巴利文法》[31]第59页称：梵语的dh在巴利文中有音变成lh的现象。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32]第59页“苏州音系”称：在苏州方言中存在着“清塞浊流”的语音现象。“鼻音和边音出现在阳调字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例如苏州方言中l声母的阳调字实际读为lɦ声母，带有浊流送气成分[33]。李荣先生《温岭方言语音分析》[34]一文指出在温岭方言中的次浊声母分为两套：一套是带有清的喉塞音；另一套带有浊流送气成分的，如-、ɦl-。这是吴方言中保留的极为重要的送气流音现象[35]。因此，在上古音中作为次浊声母的来母读lh-是完全可能的[36]。

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崇明方言”第130～131页，在崇明方言中存在带浊音气流的鼻音ɦm、、、，边音和喉擦音。其中就有带浊音气流的边音，如“勒”字就读ɦl声母。这些音在连读音变时可以清化为l[37]。其他的送气鼻音也有这样的音变。

我国学者较早主张上古音有送气流音的有张永言《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38]一文。此文明确主张汉语上古音有送气流音lh，并且认为汉藏语系中的清鼻音和清流音实际上是一种送气兼清化的音，“清化是由较强的送气作用造成的结果，在发音上送气应是主要的音素。可以推想，上古汉语里这一类音的性质也与此相似”。张永言先生的论断完全与语音学相符，是正确的。

后来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为上古音声母系统独立构拟出了一整套的清音，包含有清流音hl。然而正如张永言先生所说清边音实际上是由送气流音造成的，清边音明显含有送气音的成分。虽然我说的送气流音与李方桂的hl在音位作用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承认上古音中有送气流音存在[39]。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所构拟的上古音中也有送气流音lh/hl。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边音”[40]章第83～84页早已认识到：“也许还应该为上古汉语构拟一个送气的lh，与送气的鼻音类似，以此来解释l与th、th的交替现象——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复辅音。”我们并不采取蒲立本所说的复辅音的观点，而且按照我们下面的论述，送气流音lh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不限于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透母相谐相通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赞同蒲立本主张的上古汉语有lh的观点[41]。

我们把上古音中的来母构拟为送气流音lh（同时包含有hl），而这个送气音有两个音位变体，一是送气成分导致了边音的l脱落，只留下h，从而与见系字可以相通[42]；另一个音位变体是l-。这样就可以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见系字相通的问题。

第二，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20页为了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透母相谐声的现象，而构拟了汉语上古音中的来母的清音hl。李方桂构拟的hl与我们的lh在音值上比较接近，但其音位特征却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后面有详说。这里仅仅指出用我们构拟的来母lh完全可以解释与透母谐声的问题。在音理上，二者都是送气音；l和t都是舌头音，发音部位相同。我们也可以得到对音材料的证明。李方桂此书就根据《唐蕃会盟碑》[43]指出：“藏语的清边音，普通写作lh-的，唐代译音多用透母来译。”李方桂举的例子如唐朝用“贪”字来音译藏文的lham；用“他”来音译藏文的lha；用“土”来音译藏文的lho。这就说明透母与lh的确是很音近的，完全可以通转。因此，我们把上古音中的来母构拟为lh可以合理地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透母谐声和通假的问题[44]。这些谐声字如：①獭/赖；②体/礼；③离/離；④宠/龙；⑤瘳/醪；[45]在现代方言中来母与透母相通的例子非常多。

第三，我们的构拟有助于解释上古音中存在的来母与心母相通相谐的现象。我们在本章第七节的讨论来母与心母谐声的时候将要指出：在上古音中存在着来母与心母直接相通的现象，并不是来母先音变为邪母z，然后才变为s，与中古以后的音变不同。其原因就是上古音中的来母与中古以后的来母音值不同，是lh，而不是l。lh有送气清边音的性质，当然可以发生擦化[46]，直接音变为心母s，而不是变为z。这样就可以解释在上古音中为什么来母只和心母发生谐声关系，而极少与邪母发生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主张上古音有复声母的学者似乎也没有构拟过复声母zl这样的音。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后面讨论来母与心母相谐时候，认为王福堂先生所说的l＞z＞s这样的音变是中古以后才发生的。其前提是来母的音值已经是l。但是由于上古音中的来母主要不是l，而是lh，上古音中的l-只是lh-的音位变体，所以在上古音中没有l＞z＞s这样的音变，而是lh＞s的音变，李如龙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这在音理上是可能的[47]。这是完全正确的。张永言先生《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48]一文更是明确主张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注意到了来母与心母相谐相通是因为来母本身就是送气流音lh[49]。这与李如龙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且时间要早于李如龙。当然也可以说上古音中存在着rj＞z的音变，但这是余母音变为邪母，与来母无关。清楚地认识到这点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在现代方言中的日母的读音往往可以分为浊擦音的ʐ、z[50]和l两系。这表明l确实与ʐ、z关系密切，而与s比较疏远。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6页引曹志耘的研究称：济南人将北京合口呼ʐ声母有的读为l声母。

据同书第6页“济南方言”：“另一部分是北京合口呼ʐ声母字，老派读l声母而新派是ʐ声母。”同书第9页称济南方言的合口日母字读与来母同音。如：入与路同音，若与洛同音，锐与类同音，软与卵同音，容与龙同音。

据同书第2页“哈尔滨方言的特点”称“乳、锐、扔、入”这些字要读l声母。

据同书第135页“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别”称：在上海方言中“老派、中派读为z的日母字，新派读为l”。例如“如、人、刃、入”等字，老派、中派读z声母，新派读l声母。

据罗常培《厦门音系·厦门音与广韵的比较》[51]说：“次浊日母字音读dz，但话音多变入l、n两母。”又如“人”字在忻州方言和南昌方言、厦门方言中都要读为l声母。

据钱曾怡《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52]，在山东肥城方言中，日母字“软”读l声母，“儿”读零声母，“日、认”读ʐ声母。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53]第256页指出在闽南方言中，“泥、娘、来、日”四母要读为l声母，如“人、惹、乳、儿”读l声母。林伦伦《粤西闽语的音韵特征》[54]指出：在雷州话中的“泥、娘、来、日”四母有的要读为l声母。其中的日母字如“而、尔、耳、儿、蕊”读l声母。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55]第42页指出在山东西区西齐片的方言中，“日母字读音比较复杂。……济南、泰安等地开口呼韵母前读ʐ，合口呼韵母前读舌尖中音l；淄博、章丘一带则一律读l”。

据鲍明炜等《南通地区方言研究》[56]第三章“南通方言语音”第181页，日母止摄开口白读在南通地区的海门方言中读l。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57]第二章第29页“丹阳音系”中的日母字读与来母同音，如“闰、如”读l声母。这种现象在吴方言中相当普遍。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58]第七章“中古音系”第154～155页注意到：中古音的日母在一部分的官话方言和闽方言中是读n或l。这些都是日母与l相通在方言中的证据[59]。

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蕊、锐”等日母字在济南、扬州、南昌、梅县、厦门、潮州、福州、建瓯读l-声母，在太原、成都、苏州、温州读z声母。类例极多。

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二）》[60]称潮阳方言中的日母字有66个读z-声母，有2个读l-声母，有2个有l/z两读，没有一例读为s-声母。

以上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正如王福堂先生所说，在闽方言中的l读为s的现象事实上是经过了l→z→s的音变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在上古汉语中的来母由于不与ʐ、z声母相通，而是与s声母相通，所以其音值不会是l，而是lh。

第四，我们的构拟还有助于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晓母相谐相通的现象。张永言先生在《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61]一文早已主张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lh。张永言先生在此文中注意到了来母与h相通相谐的现象，主张构拟lh来解释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张永言先生此文是很有见地的，不仅远在我们之前已经提出了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的观点，而且还在李方桂先生、李如龙先生之前。张永言此文列举了来母与晓母相通相谐的不少材料，主要是谐声字和通假字[62]。徐德庵《论汉语古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63]一文排比了大量的来母与溪母、群母、晓母、匣母相谐声的例字。这些谐声字与复声母完全无关，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音理上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上古音中的来母是lh，由于送气成分前面或后面的边音l在上古时有的方言中容易弱化，甚至脱落，这就使得上古音中的来母实际上读成了晓母，从而与溪母、群母、晓母、匣母都能发生谐声关系。这是非常自然的谐声现象，岂能用复声母来解释[64]?

我们这里可以把自己收集的文献材料作一些补充性的介绍和解释。

例如：有不少音韵学者利用“里/悝”这组谐声材料来证明古有复辅音khl/khr。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考《说文》：“悝，啁也。从心里声。《春秋传》有孔悝。一曰：病也。”[65]“苦回切”[66]，是溪母。实际上，这个字很可能还有晓母一音[67]。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悝”字注、黄侃《正字初编》[68]第51页都明确认为“悝”[69]就是“诙谐”的“诙”的本字。《广雅》：“诙，调也。”而“诙”正是晓母（与“火”同声纽）。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文选》[70]第150页就是把孔悝的“悝”注音为同“恢”。而且“诙”字从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的khl/khr[71]。用通假字系联法也可以证明“悝”与复辅音khl无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悝”古与“悔”相通，当为可信。而“悔”从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khl/khr，这就反过来证明与“悔”古音相通的“悝”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khl/khr[72]。

古人的训诂表明晓母与来母确实可以直接相通。例如：

例一，《尔雅》：“伦，劳也。”郭璞注训“伦”为“伦理事务”。王引之《经义述闻》二十六第391页批评郭璞注，明确指出这里的“伦”与“熏”音近相通。王引之曰：“今案，‘伦’与‘熏’通。《淮南子·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是‘熏’为劳苦之劳也；‘伦’又与‘勲’通。《祭统》曰‘周公旦有勲劳于天下’。是‘勲’为功劳之劳也。熏、勲、伦声相近。熏、勲之通作伦，犹薰、勲之通作沦。《小雅·雨无正篇》‘沦胥以铺’。《汉书·叙传》晋灼注引齐、韩、鲁《诗》‘沦’并作‘薰’。《后汉书·蔡邕传》注引《韩诗》作‘勲’，是其例也。”王引之的论述应当是可信的[73]。“熏、勲”的上古音皆为晓母，“伦、沦”的上古音声母是来母，二者既然能够是通假字，这就表明晓母与来母之间能够发生音转，而不必用构拟复辅音声母来解释。

例二，在上古典籍中晓母的“僖”与来母的“釐”是公认的通假字。例如《汉书·匈奴传上》：“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师古曰：“釐读曰僖。”《汉书·张良传》：“父平，相釐王。”师古曰：“釐读曰僖。”《左传·庄公八年》的“僖公”，《史记·齐太公世家》作“釐公”。《左传》的“僖负羁”，《淮南子·道应》作“釐负羁”。类似的例证非常多，可参看《故训汇纂》第156～157页“僖”字条。

例三，《礼记·乐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郑玄注：“殈，裂也。今齐人语有殈者。”孔疏：“齐语称‘裂’为‘殈’。”“裂”是来母，“殈”是晓母，在汉代以前的齐方言中，“裂”可音变为“殈”，这表明来母可与晓母相通[74]。

我们认为来母的一等字在后代的方言中很可能还保留有带送气音的读法。据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75]的介绍和研究，大致在唐代宗宝应二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76]，汉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被逐字音译为藏文。其中与藏文对应的汉语音应该是唐代中后期的西北方音。汉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老”字被音译为藏文的“leɦu”；又“罗”字在藏文音译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千字文》中被音译为藏文的“leɦa”。ɦ是送气音成分很重的喉擦音。“老、罗”都是一等字，而三等字的“利、离”在藏文译音中就不含送气音的成分。

据李如龙《福建方言》[77]第113页，李如龙认为在闽方言中的一些来母字的读音与壮傣语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如“六、雷、笼、露”在壮语的武鸣方言中读ɣ声母（相当于古汉语的匣母）[78]，“六、笼”在壮语的龙州方言中读h声母，“六”在傣语的德宏方言和西双版纳地区的方言中读h声母。这只能解释为古汉语中的一些来母字通过方言借入壮傣语中音变为喉擦音或舌根浊擦音[79]。有证据表明在壮语内部也有类似的音变。据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80]第196页称：“壮语北部方言有一个声母，文字符号是r。它在北部方言各地的方音变体就有r、ɣ、z、hj…等几种浊擦音。”同书第198页列举了r与ɣ相对应的一系列材料[81]。马学良《汉藏语概论》[82]第710页称：在壮语的“北部方言有r-类声母（包括多种地方变体，多数地区是ɣ）。南部方言绝大多数地区没有这个声母”。这说明在壮语的北部方言内部，r可以有ɣ这样的变体。既然是变体，那么就绝对与复辅音声母无关[83]。由复辅音声母分化而来的单辅音声母绝不能称为变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变体就是音变，而不是复辅音声母的分化。周植志等《佤语方言研究》[84]第一章第6～7页称：“马散、阿瓦来和大芒糯颤音r，在细允话里读为擦音ɣ。”举有三例。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汉语词汇中的来母音最初本来就不是l，而是lh[85]。而且在壮傣语的各种方言中，可以与汉语的来母字相对应的关系词里面似乎还没有发现有相关的复辅音的例子。在白语的古汉语借词中，我们也能找到来母音变为喉擦音的证据。根据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86]第472页的论述可知：有一些古汉语流摄的来母字在借入白语后音变为浊擦音的匣母，如汉语的“柳、漏”在借入白语后变为了匣母。类似的音变现象在汉藏诸语言之中比较常见，可参看袁家骅《壮语/r的方音对应》[87]，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88]与王辅世《苗语简志》[89]。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上古音中的来母与晓母、匣母是可以直接相通转的，这与复辅音声母无关。音理上的解释是送气流音的送气成分增强在某些方言中导致前面的边音脱落，只剩下送气音，从而与晓匣母相通。

例四，我们的构拟还有助于解释上古音中的来母与见系声母相通相谐的问题。来母与见母相通相谐的材料大致有[90]：①果/裸；②各/路、洛、略、赂；③剑、检/脸、敛、裣；④柬/阑、澜；⑤兼/廉；⑥降/隆；⑦京/凉、谅；⑧鬲/隔[91]；⑨娄/窭；⑩林/禁；⑪吕/莒〇91；⑫革/勒；⑬、胶/蓼、戮；⑭龚/龙；⑮蓝、滥/监[92]；⑯“谷”又音“鹿”[93]；⑰“羹”又音“郎”[94]；⑱监/览；⑲激/敫；⑳咎/绺；㉑廪/矜[95]。这些材料如果不用构拟复声母kl或kr，我们能否从单辅音的角度来清楚地解释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构拟的上古音中的来母不是l或r，而是lh这样的送气音。上古音中的l-只是lh-的音位变体。这个送气流音在先秦时代的各地方言中不是很稳定，有变体音。正如同透母th会在方言中因为失去塞音成分t而音变为h一样，lh在先秦时代的方言中就有一种音位变体是失去前面的l，从而音变为h这样的音位变体，这就可以与见系字相通[96]。而且边音确实有脱落的现象，如边音在细音前面发生脱落的音变现象，前辈学者早就有所留心。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97]第359～360页指出了古汉语的来母字，“高丽译音在i元音的前头失掉声母，不论i的后面是否随着别的音，例如：利i，国音li；林im，国音lin。泾州话在长的y音前头失掉l，例如：驴y，国音ly”。高本汉的观察很重要，说明了l音声母在i、y的前面有脱落的可能。另如“囊”在湘语、赣语中读l声母[98]，但在闽南话中为零声母，以i音开头。赵元任《方言性变态语音三例》[99]一文指出在汉语方言的变态性音变中声母l可以音变为i。如“来”可以音变为“崖”，“楼”可以音变为“油”。赵元任所举的三个例子中都有这种音变现象。据鲍明炜等《南通地区方言研究》[100]第三章“南通方言语音”称l-在i、y前可以兼读为零声母，如“犁、里”可读为i（ji）。据蒋冰冰《吴语宣州片方言音韵研究》[101]第八章“各地字音对照表”第93页“吕、驴、滤”等字在宣州片吴语有的方言中要读零声母。类例颇多[102]。

这样解释，许多困扰学者们的难题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如“立／泣”：“泣”的上古音声母是溪母，由于来母的“立”可以产生h／x这样的音位变体，所以就可以产生“泣”这样的谐声字。我们之所以不把有关的材料予以穷尽性的排比，仅仅是因为有关的谐声字太生僻。我们所讲的音理是适用于所有的材料的。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作一些具体的论证，分析具体的材料。

例一，《礼记·丧大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郑玄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中，谓棺内四隅也。鬊，乱发也；将实爪发棺中，必为小嚢盛之。此‘绿’或为‘篓’。”孔颖达《正义》：“知‘绿’当为‘角’者，上文‘绿’为色以饰棺里，非藏物之处。以‘绿’与‘角’声相近。经云‘绿中’，故读‘绿’为‘角’。”《经典释文》[103]第794页：“绿音角，出注。”《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所附《释文》无此言。朱彬《礼记训纂》[104]从《释文》：“绿音角，出注。”从郑玄注可知，至少在东汉时候，见母字的“角”可以音变为来母字的“绿”，所以郑玄说“绿”是“角”的“声之误”[105]。孔颖达明明说过：“‘绿’与‘角’声相近。”这句话的意思只能理解为“绿”与“角”的古音可以通转，也就是可以互相假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十四《丧大记》第二十二之二[106]称：“愚谓‘绿’当为‘篓’。”即使从孙希旦之说“绿”为“篓”。这里的“篓”正如《经典释文》的注音也是“鲁口反”，为来母字。可知见母字可与来母字相通，并非来自上古复辅音的分化。

例二，音韵学家们常常举“禁／林”这组材料。《说文》：“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居阴切。”许多音韵学者利用“禁”从“林”得声，从而构拟上古的kl之类的复辅音。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这个例子不能作为上古有复辅音kl的证据。今考证如下：

我们可以从语言的系统性来考察，如果把“禁”的上古音的声母构拟为kl，将会导致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反证来批评：①从大量的古文献记载可知，“禁”和“金”音义皆通，当是同源字。如《释名·释天》：“金，禁也。气刚毅能禁制物也。”《白虎通·五行》：“金之为言禁也。”《尚书·洪范》：“四曰禁。”江声《集注音疏》：“金之为言禁也。”《荀子·正论》：“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杨注：“金或读为噤。”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金假借为噤。”《说文》：“，捦或从禁。”《战国策·赵策》：“韩乃西师以禁秦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献书赵王章》与此同，而“禁”作“唫”。《尔雅·释器》：“衣眦谓之襟。”郝懿行《尔雅义疏》：“襟者，《说文》作‘’，——通作襟。”后世的材料也可以作为旁证，如《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追至禁溪。”胡三省注：“《水经注》及《越志》皆作‘金溪’。”[107]这些声训、谐声和通假的材料表明“金”和“禁”自先秦以来就音义皆通。如果“禁”的上古音声母是kl，那么“金”的上古音的声母也必然只能构拟为kl。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除了我们正在讨论的“禁”字外，“金”从来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和谐声的关系，也就是说“金”与来母字没有声音上的同源关系，因而其上古音的声母绝不可能是复辅音kl，这就反过来证明“禁”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kl。②还有一个类似的证据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古人还用“谨”作为“禁”的声训。《礼记·缁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郑玄注：“禁，犹谨也。”《广韵》：“禁，谨也。”这显然也是声训。而“谨”字从来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或谐声关系，因而“谨”的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kl。如果“禁”的上古音是复辅音kl，那么“禁”和“谨”就不能构成声训。③据《说文》“禁”字段注：“禁、忌双声，‘忌’古亦读如‘记’也。”段玉裁所说是有根据的。既然“禁、忌”为双声，如果把“禁”的上古音声母构拟成复声母kl，那么“忌”的上古音声母也必然要构拟为复辅音kl，这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忌”字从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kl。这也反过来证明“禁”的上古音声母不是复辅音kl，否则二者不能构成双声关系。再如，《文选·高唐赋》有“惏悷”这个双声联绵词，其时代在先秦，而“悷”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来母，因此“惏”的上古音声母也只可能是来母，不会是复声母。而且“禁”是从“林”得声，如果“禁”是复声母kl，那就等于说“林”的上古音声母也是kl。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这样从词汇的系统性出发得出结论认为“禁”的上古音不可能是复声母kl。我们最后的结论只能是见母的“禁”之所以从来母的“林”得声，就是因为在上古的方音中见母和来母是能够相通的，是可以发生音转的，而不是得自复辅音的分化。

例三，《白虎通·五行》：“吕者，拒也。……吕之为言拒也。”这显然是声训。“吕”是来母开口三等字，“拒”是群母开口三等字[108]，二者古音可以相通。

例四，上面列举的第十二组材料“革/勒”，据《说文》革部：“勒，从革力声。”分明是以“力”为声符，而不是从“革”得声。“力”与“勒”声韵皆通，似乎并不牵涉到见母与来母相谐声的问题。另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索隐》：“勒，《汉书》作‘朸’，并音‘力’。”实际上，“勒”可能是双声字，即“革”和“力”都是声符。银雀山汉简《唐革（勒）赋》中的“勒”作“革”，这可以解释为通假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10页“勒”字注曰：“《尔雅》‘辔首谓之革’。‘革’即‘勒’之省。”王筠《说文解字句读》第562页“鋚”字注称：“勒者，革之正也。”[109]这也是见母与来母直接相通的证据。

例五，根据清代小学家的研究，“降”与“隆”在训诂学中可以是通假字。如果此说不误，那么也是见母可与来母直接音变的证据。考王念孙《读书杂志·墨子第一》[110]“隆”条曰：“念孙案，古者‘降’与‘隆’通，不烦改字。……是隆、降古同声，故‘隆’字亦通作‘降’。”王念孙在此列举了大量的异文材料，证据确凿，不容置疑。《读书杂志·荀子第八》[111]“隆物”条也称：“念孙案，‘降’与‘隆’同。古字或以‘隆’为‘降’。”《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绸直如发。”郑笺云：“无隆杀也。”《经典释文》：“‘隆’俗本作‘降’。”[112]“降”与“隆”古音相通是没有疑问的[113]。既然二者是通假字，那么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绪论指出的一样，这一定是见母与来母发生直接的音变，与复辅音无关。

例六，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前面没有提及的见母与来母相通的例子。《礼记·内则》：“濡鱼，卵酱实蓼。”郑玄注：“卵读为鲲，鱼子。或作也。”《经典释文》注音“古门反”，音“关”。有的学者利用这条材料构拟复辅音kl。我们认为这条材料不能成立。考《诗经·齐风·甫田》：“总角丱兮。”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卷八：“丱者，古文卵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卵”字下引《五经文字》曰：“卝，古患反。见《诗·风》。《字林》不见。又古孟反，见《周礼》。《说文》以为古卵字。”段注又引《九经字样》曰：“《说文》作‘卝’，隶变作‘卵’。”段玉裁总结说：“是唐本《说文》有此无疑。……然正可以证唐时《说文》之有‘卝’。《汉简》以‘卝’为古文‘卵’。皆据本书，郭氏所见《说文》尚完好也。‘卵’之古音读如‘管’。引申之，《内则》‘濡鱼卵酱’。郑曰：卵读为鲲。鲲，鱼子。或作。”段注本因此将“卝”作为“卵”的古文收入《说文》正文。段玉裁的注解非常详尽精确。不仅如段注所说《汉简》以“卝”为古文“卵”，而且战国古文字如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第951页所录包山2号墓265号简、望山2号墓的遣策简都有“卵”的古文作“卝”。足见段玉裁的见解是正确的。段玉裁甚至明说“卵”之古音读如“管”。段注是很通达的。[114]这也说明见母与来母在上古音中可以直接相通。总之，郑玄说的“卵读为鲲”这条材料与复辅音kl没有关系，不能作为构拟复辅音的根据[115]。

例七，《诗经·小雅·斯干》：“如矢斯棘。”《经典释文》“棘”，《韩诗》作“朸”。同篇：“如鸟斯革。”《韩诗》“革”作“朸”。在古文字中，我们找到了类似的例子：今本《老子》三十二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其中的“棘”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作来母的“朸”。上古音为见母职部的“棘”与来母的“朸”可以直接相通。在《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中有一个结构为上“来”下“止”的字[116]，古文字学者们公认这个字与“棘”相通。这只能解释为音变，不可能与复辅音声母有关系。由于古人用字往往习惯相承，即使在音系有所变化之后，还有可能存在存古的语音现象。所以在六朝以降的方言中还存在“棘”与“力”相通的现象，而在六朝时代的语音中，学术界已经公认为没有复辅音声母存在。如《水经注》卷三十一“淯水”条：“棘水自新野县东，而南流入于淯水，谓之为‘力口’也。‘棘、力’声相近，当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从读变，若世以‘棘子木’为‘力子木’是也。”这条材料很有说服力，表明在郦道元时代的方言中“棘、力”声相近，可以在方言中相通[117]，当然这也可能是方言中的存古现象，不能说明l-与k-可以直接相通，而是上古音中的lh-与k-可以相通的遗迹。这是见母与来母之间能够发生直接音变的铁证，非理论可磨灭[118]。这已经是中古时期的音变现象，岂能用复辅音声母来解释?

例八，在古人的声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如《诗经·小雅·天保》：“俾尔戬穀。”毛传：“穀，禄也。”《尔雅·释言》：“穀，禄也。”《周礼·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穀数，则受而藏之。”注：“禄之言穀也。”孙诒让《周礼正义》[119]第1527页称：“明祭司禄取其司穀数也。……《孟子·滕文公》篇‘穀禄不平’。赵注云‘穀者，所以为禄也’。”[120]此为声训无疑，前辈学者已有定论。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21]第41页称：“又‘录、穀’同声。耕稼之时以获穀为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禄”字注也说：“禄，假借为穀。……按，经传凡云‘穀、禄’，一借一正，实同字。”[122]《孟子·告子上》：“性，犹杞柳也。”赵注：“杞柳，柜柳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双声叠韵”[123]条称：“柜柳，木之双声也。”钱大昕明确说见母的“柜”与来母的“柳”是双声。如果上古音中的来母仅仅是l-，这些著名学者怎么会说上古音中的来母与见母、群母可以构成双声呢?而且清代小学家以及章黄学派都从来没有主张过“古有复辅音声母”。

如果采用我们所构拟的上古音的来母为lh音值，那么这所有的谐声现象和通假材料全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根本不用构拟任何复声母。到了汉代，来母才从lh-或hl-完全变为l-。我们对于上古音中的来母的构拟确实可以解释很多关于来母的复杂的谐声问题。

我最近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再次仔细审查了来母与见母谐声和通假的问题。我猛然觉得上古音的来母应该不止一个读音，除了送气舌尖边音的读法外，凡是与见母谐声和通假的来母字都应该是舌根边音L-，这个L-带有清音的性质，也可标注为hL-。这个舌根边音的来母L-或hL-与见母相通是很正常的音变。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考察了所有与见母谐声和通假的来母字都绝不与舌尖塞音发生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如上文列举的①果/裸；②各/路、洛、略、赂；③剑、检/脸、敛、裣；④柬/阑、澜；⑤兼/廉；⑥降/隆；⑦京/凉、谅；⑧鬲/隔[124]；⑨娄/窭；⑩林/禁；⑪吕/莒；⑫革/勒；⑬轇、膠/蓼、戮；⑭龚/龙；⑮蓝、滥/监[125]；⑯谷又音鹿；⑰羹又音郎；⑱监/览；⑲激/敫；⑳咎/绺；㉑廪/矜。这些材料中的来母字在古文献和文字学、训诂学中都不与舌尖塞音发生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只与舌根塞音的见母发生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因此，这些来母字在上古音中必定另属一类，与那些跟透母字谐声或通假的来母字不同。我判断汉语上古音存在舌根边音，与舌尖送气流音形成音位对立。在汉代（尤其是到了东汉），这些舌根边音和舌尖送气边音都并入舌尖边音l-。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通达。我们取“各”声字为例，只与见组声母和来母字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凡是例外者皆不可信。例如，《管子·国蓄》：“故讬用于其重。”“讬”字在《管子·地数》作“各”，在《管子·轻重乙》作“度”。这样的异文不能解释为通假字，而是意思相近而换用，“讬”训“寄”；“度”训“考量、量度”，“各”为“格”之借，正训“量度”[126]。故“各”与“度”乃义近通用，非关古音通假。不得以此例为“各”与舌头音相通之证[127]。遍考群书，我们没有发现“各”声字与端组字相通假的确实例证。其他材料可作如是观。我们据此断定上古音系中的来母分为两系：一是舌尖边音，与透母等谐声或通假；一是舌根边音，与见母等谐声或通假。二者似乎都带有清音的性质。到了东汉，各种来母音都合为半浊音的舌尖边音。我们也因此得出结论：凡是来母与透母相通，来母与见母相通的现象都是东汉以前的语音现象。来母一旦音变为半浊音，就不容易与透母相通；来母一旦统一为舌尖边音，就不能与见母相通。我离析上古音中的来母的读音，将之分为两系，这是我的最新结论。这样我就不用lh/hl→h-的音变来解释来母与见母相通的问题。我相信此说不误。

我们这里译述一位日本学者批评复声母以及论述舌根边音的论文片断。日本学者尾崎雄二郎在《上古汉语的复声母问题》[128]一文也明确表示反对古汉语有复声母。此文的论述与我们的观点互相发明。由于其文很少被我国学者参考，所以我们这里译出其关键段落如下[129]：“我认为‘各’的古音与今音相同，就是k-声母，‘洛’的古音也与今音相同，是l-声母，只不过这是强度腭化的l-，就如同Ber-nard-Bloch与George.L-Trager在《语言学分析纲要》等中所说的‘后舌面边音（Dorsallateral）’L，只是这个作为声母的L特别靠后。他们书中的L是处于与塞音的k、g，擦音的χ、γ，鼻音的ŋ，颤音的R相对应的位置，因此可以得知他们用这个语音符号所表现的音是什么样的性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观察了大同、文水、平阳、兰州等方言中存在的χu（大同方言中的‘路’）中的χ，这个音的进一步腭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洛’的上古音声母[130]。‘洛’字的古音经过中古音[131]从而演变为现代汉语标准音的过程可以权且认为是：L→χ→l。大致说来，L→χ→l这样的演变途径是逐渐缩小从舌尖到后舌面之间的较大的调音面，最后到纯粹的舌尖边音[132]。……包拟古在其所著《释名的语言学研究》中企图证明《释名》中存在高本汉所说的复声母。《释名》在用声训解释中古音的来母字的时候，除了多用来母字以外，事实上还用了不少的舌根音字和喉音字。而且在解释中古音的舌根音字和喉音字的时候也用了来母字。这个事实表明来母的古音是如我们所说的强度腭化的l，也就是L。这说明在《释名》的语言中，造字时代的l的性质还鲜明地存在。这个意见似乎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中古音的来母细音往往用舌尖擦音去解释。例如：‘林，森也。’‘林’字的L由于后接细元音，因此所发出的噪音令人感觉到近似于‘森’的摩擦音声母。这似乎可以认为是声训。另外，虽然同是舌尖音，如塞音，尤其是清塞音很难带有噪音，所以不容易与L相结合。”[133]尾崎先生还注意到上古音中的来母很少与端母谐声，但与送气音的透母谐声很多，因此他推断上古音中的来母应该带有噪音。尾崎的观点与我们的论述相合[134]。尾崎在该书的第37～39页对根据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来构拟复声母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今大致译述如下：“轻易地从所谓的同系语言中零碎地检出几个单词，拿来和上古汉语的形式进行比较，以证明自己的构拟是正确的。我对这样的方法不能怀有敬意。所谓泰语的k‘ram（gram）与汉语的‘蓝’（高本汉glâm）；所谓泰语的Plian与汉语的‘变’（高本汉构拟为Pl声母[135]）；……这些例子有时被用来证明上古汉语有复声母存在。……但是这样的例子太少，而且可以说太接近高本汉的上古音。我不能赞成把这几个少数雷同的例子看作是汉泰两种语言同源的重要材料。尤其是认为泰语保留了汉语古音的观点，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的。汉泰语的单词，例如上面列举的组合形式，不能否认二者在语源上可能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也有借词的可能。但我认为有可能是从汉语借入泰语。例如，在中国的《诗经》中已经可见作为栽培植物的‘蓝’之名，在印欧语中作‘Indigo’，其名称显示有可能本属南方植物。然而，直到唐代，还有迹象表明‘蓝’并不为泰族人所知和利用（原注：唐樊绰《蛮书》）。因此，唐以后的汉语借入了泰语，在泰语的音韵系统中被赋予了作为泰语的形式，可以认为是被泰语音韵系统给翻译了。那时候的汉语就像大同方言鲜明地保留了腭化的l一样，尽管大同方言的łu是很特殊的例子。比如，高本汉《汉语词类》（张世禄译）根据马伯乐引述的八个泰语单词，整体上酷似现代的南方汉语，一见就可知是借词。其中只有‘告’字近似Klau。也就是‘告’字在其谐声系列中尽管没有发现来母字，然而这里却是kl-。汉语的‘告’在借入泰语后，在泰语的音韵系统中经过了复声母化，汉语的k-只有在被翻译为kl-之后，才有可能融入泰语音系中。自然有可能是泰语的复声母的第二音素l与汉语的这类谐声字的合口成分相对应，但是在泰语中的这类复声母的第二音素有时会无声化，至少现代泰语是如此，在小孩的口中甚至会脱落，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弱化的音素[136]。有鉴于此，人们对汉语本来有复声母的观点就会产生诸多怀疑[137]。无论如何，这些泰语单词不足以成为上古汉语有复声母的可靠材料，这是无可置疑的。李方桂在《在台语中的某些古汉语的介词》[138]中引用的‘丑’在Ahom语中作Plāo，这也是同样的情形。……我认为在音理上与其说是从kl-、gl-分化出k-、l-，不如说是从汉语的k-产生出了泰语的kl-，汉语的l-同样产生出了泰语的gr-，这样的可能性要大得多。”[139]他在该书的第41～42页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40]：在汉语中有一个规律是声调要受到声母的清浊的影响，全浊声母、清声母和次浊声母三者所造成的声调上影响是不同的。很多与见母字谐声的来母字如果构拟为gl-，那么在声调上必然应该是阳调，然而在粤方言中有不少这样的来母字是归入阴调，如“拉”“捞”“洛”“络”“烙”“劣”“碌”“酹”等[141]。这样的字不可能是来自复声母gl-[142]。而且，在泰语中的复声母，如gl、gr是第一个音素g-对声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第二个音素l对声调的影响。在古汉语中，如果存在过复声母gl-，那么gl-中的g脱落时必然会留下某些标记，如在声调上；就算是某些标记会脱落，但绝不至于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总会留下些痕迹。然而学者们没有能够指出复声母中的第一个辅音的脱落所造成的标记。尾崎先生这样的观察是敏锐而深刻的，国内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似乎还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尾崎先生的见解值得重视。因为我们在汉藏对音材料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143]一文指出：在1190年左右成书的《番汉和时掌中珠》中的西夏文有汉语和藏语的对音，其中有的材料显示出汉语对音的单辅音，在藏语中有时是用复辅音来对音。这就表明单辅音的字在音译为藏语的时候，藏语有时会转换成复辅音。例如，在西夏语中表示“列、折”意思的字，汉语音译为“藐”，而藏语音译为dbuh，变成了复辅音；西夏文表示“下”的字，音译为汉语的“迷”，却音译为藏语的dbhi，是复辅音。王静如先生明确认为这是藏语译音新加了前置子音（也就是辅音）。此文提到聂斯基、劳费尔、王静如都明确主张西夏语没有复辅音声母。这是值得注意的。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有一章“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注意到见母与藏语的rg有对音的现象。如“颊”对音rgyal-b，“幹”对音rgan，“结”对音rgyal。罗常培称：“伯希和以为在这一类的对音里-g-的带音成素恐怕受前缀r-的截留已然变成不带音的k，照现在所有的例字来看，他的假设也或许是对的。”我们绝不能说中唐以后的汉语的见母还是复辅音声母。据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144]第11～12页的论述，傣雅语有一些复辅音声母，但邢公畹先生明确说：“带复辅音声母的词看来可能都是后起的。现在把这些词全部写在下面。”其例不录。邢公畹先生的这个论断是用具体的例证说明了复声母完全可能是后起的，不是一种语言的原始状态，这与尾崎雄二郎的观点相呼应。

我们本节对上古音中的来母的研究可以解答一些音韵学者的困惑。例如有些学者认为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是r-，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对音材料表明上古汉语不是用来母去对音外语的l-，而是用来母去对音外语的r-，用以母对音外语的l-。这些学者还列举了一些汉藏语系的一些所谓同源词和古汉越语与古汉语的一些关系词来作为证据。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145]上古篇第十七章“上古汉语的流音和带流音的辅音序列”综述了这一派学者的意见，比较详细清晰，我们不再转录有关的材料和论述[146]。我们现在既然证明了上古汉语的来母的音值分为两系，一是舌尖送气流音，一是舌根流音（带有清音的性质），这样音值的来母自然不会与外语l-对音，倒是上古汉语的以母r-更接近外语的l-，所以学者们列举的以母与外语l-对音的材料，如果经过审查和考证是可信的，这也只能说明上古音的来母的音值不是l-，所以才不用来母去对音l-，而不能证明来母的音值是r-，以母的音值是l-。学者们的这派构拟观点有明显的缺陷，断然不可信。今简要批驳如下：

A.如果来母的音值是r-，那就不可能在单辅音框架内解释来母与见母相通的问题。

B.汉语谐声字有相当多的来母与透母相通的现象，我们在上文已有讨论，这是任何音韵学者都承认的事实。如果来母的音值是r-，那就不可能解释来母与透母相通的问题。r-在音值上应该更接近于定母，而不是透母，但来母与透母相通的现象要远远多于与定母相通的现象。这就表明上古音的来母不可能是r-。

C.这派学者称上古音的来母r-到了中古都音变为l-，而且这样的音变是毫无例外的。我们认为这样的音变构拟显然是不可信的。藏缅语中的r-普遍是与z-或ʐ音近相通，没有一个藏缅语中的r-是毫无例外地音变为l-。

D.来母与书母、心母相通是上古汉语很明显的现象。如果来母的音值是r-，那就不可能在单辅音框架内解释来母与书母、心母相通的问题。而按照我们的构拟，则可以从音理上把送气流音hl或lh解释为发生了擦音化的音变，从而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

E.把以母构拟为l-，这会有很多麻烦。最明显的是以母在中古只出现在三等韵，也就是只以lj-的形态出现，一般语言都有的la、lu、lo、le这样简单而普遍的音节在古汉语都不存在；而且上古汉语的l-要在中古毫无例外地全部消失，上古的r-在中古全部音变为l-。这样的主张简直毫无道理，近于妖妄之谈。无论你怎样强词夺理，虽能胜人之口，万难服人之心。

F.上古音中普遍存在“喻四归定”的语音规律，这条规律表明上古音中的喻四不是很稳定，在上古的诸多方言中容易并入定母。如果喻四的音值真是l-，那么l-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可能“归定”，在现代汉语的众多方言中，l-最显著的是前鼻音的n-容易相混，很罕见有把l-普遍地读成d-的方言现象。这说明上古音中的喻四肯定不是l-。

我们在本节的最后谈谈我们构拟的送气流音lh与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的清边音hl在音位上的区别：①李方桂先生的清边音hl在他的上古音系统中是为了解释来母与透母谐声和相通的现象而设立的，因为透母是清的送气音，而单纯的边音l是浊音；但是我们的送气流音lh却可以解释来母与包括透母在内的许多声母谐声和通假的现象。②在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中，有一整套的清声母，除清边音外，还有三个清鼻音[147]。而且有浊音的l与之相对立。严格来说，李方桂系统中的hl不是上古音中的来母，l才是来母；而我们的送气流音lh就是上古音中的来母，我们认为不送气的流音l并不与之形成音位对立，而是lh/hl的音位变体；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古音有来母与z相通的音变现象，而上古音中只有来母与s相通相谐，而没有来母与z相通相谐的现象。③我们的送气流音lh/hl在上古音中与l形成音位对立。作为舌根边音的l可与见母相遇。这样可以解释来母与见系字谐声和通假的问题。而李方桂的清边音hl在他的音系中显然没有这样的功能。以上三点是我们的送气流音与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的清边音在音位上的区别，虽然二者的音值很相近。

[148]有的学者从方言音变的角度认为古有清鼻音存在。如邓晓华《古南方汉语的特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称：“相当数量的中古次浊鼻音声母字在闽、客等南方方言中演变成阴调类，而跟北方方言演变成阳调类不同。闽、客等南方方言的音变形式跟苗瑶、壮侗语言相同，反映次浊鼻音声母字的原始形式有二类：浊鼻音声母字和清鼻音声母字，分别演变成阴、阳两个调类。”尚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