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重要原则和理论阐释

在这一节中要对本书涉及的一些理论原则问题作明确的阐释。

（1）本书认定凡是学者们构拟的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ab（暂时用ab这个符号来表示，a和b是两个单辅音），其a和b这两个单辅音绝对没有互相通假的可能。如果能够证明a和b之间存在着古音通假关系，那么ab复声母就不能成立。同样的道理，假设ab复声母存在，那么由这个复声母分化而来的a和b这两个单声母之间就断然不会有古音通假关系。这个前提，在理论上是无可非难的，这是本书用通假字系联法来攻破古有复声母说的重要前提。

（2）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认定凡是复声母CL-，其中的C代表塞音声母，在音理上不能够与单辅音l发生通假关系。例如，假设有复声母kl存在，那么kl复声母就不可能与单辅音的l发生通假关系。除非kl复声母已经分化为单辅音l，才有可能与单辅音l发生通假关系。这个前提万分重要，是本书许多论证的基础。我们认为这个提法在音理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l这样的塞音加上边音的复声母，从音理上看，p或t、k之类的塞音是强势音，而处于介音位置的l是弱势的边音，是比较次要的音素，所以kl中的k在决定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l。kl和k能否相通尚不能有清楚的定论，至于kl与l在音理上则是没有相通假或谐声的可能。这从音理上是完全可以下断言的。我们对此还可以做一个音理上的推导：klang与kang、lang这两个音比较起来，klang在音理上更接近于kang，而不是lang；如果klang与lang之间可以有通假关系，那么klang与kang就更应该可以相通。这样一来，kang、lang都可与klang相通转，因此kang与lang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相通。然而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坚决认为kang与lang之间不能相通。这就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以复声母kl能够与单辅音l相通假或者相谐声的观点一定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本书认为凡是主张复声母kl能够与单辅音l相通假或者相谐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这将从根本上否定雅洪托夫提出的上古音的二等字都带有介音l的观点。因为雅洪托夫主张的上古音中的二等字都是带有l的复声母，是为了解释二等字多与来母字相通或相谐的问题[163]。现在我们认为即使采用雅洪托夫的说法，认为上古音中的二等字是带l的复声母，也不能够与单辅音声母的l相通。因此，我们认为雅洪托夫的这个著名的观点实际上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不打算予以采纳。后面有专门一节讨论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问题，按照我们的论述，从多方面的材料来看，上古音中的来母实际上不是l，而应该是l这样的送气音，这个送气流音有一个音位变体是l-。上古还存在舌根边音的L-。只有这样构拟才能解释关于来母的很多复杂的谐声现象。后文将会有详细的讨论。而l显然是没有理由会作为介音成分出现的。

（3）假设有复声母ab，其中的a代表擦音s、z、h、ɤ，b代表塞音p、t、k等。本书认定在这样的复声母结构中，ab式复声母在音理上不可能与单声母a发生通假关系。因为作为擦音的a（即s、z、h、ɤ），相对于塞音的b（即p、t、k等）是弱势音，这样的ab式复声母的音势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是取决于b，而不是a。因此，ab式复声母是否有可能与单辅音声母b相通，还需要作严密的论证。但没有可能与单辅音声母a相通。本书的这个前提在音理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个前提与本书所采用的通假字系联法密切相关。

以上三个前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现在还要进一步提出一个假设：

（4）任何真正的复辅音声母都不能与单辅音声母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假设有复声母kl，那么kl既不能与单辅音的k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也不能与单辅音的l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对于这个假设，可以举出三个证据：

第一，我们可以举出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中拟音为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上古音声母系统中没有复声母的位置，但此书“上古的介音”一节讨论了上古音中的可能存在复声母的问题，并且说：“高本汉等已经拟有sl-、sn-等复声母，我觉得也该有st-、sk-等复声母，这个s可以算是一个词头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将占很重要的位置，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明显地有个s-词头（参看Conrady，1896）。”而且李方桂在各韵部的例字中构拟了不少的复声母。从李方桂构拟的具体的复声母中可以看出李方桂对谐声和通假的语音条件的理解。如人们常举的“各/落”，一般主张复声母的学者只认为“落”的上古音声母是复声母gl或gr，似乎并不认为“各”的上古音声母是复辅音。但是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58页鱼部的拟音是：“各”klak，“落”glak。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330页的拟音是：“各”klaag，“落”graag。两家都把“各”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kl。也就是说李方桂、郑张尚芳都认为只有假设“各”是复声母kl，才有可能与gl或gr发生谐声关系。这事实上就是从音理上否定了单声母k能与复声母gl或gr发生通假关系或谐声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再如，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409页对“龙”字的拟音b·roŋ也值得注意，其之所以在前面加上b，显然是为了解释与並母的“庞”（郑张先生拟音为brooŋ）字相谐声的问题[164]。我们且不论其是非[165]，但可以看出郑张尚芳先生明显认为上古音中的复辅音声母br不能与单辅音声母r在音理上发生谐声关系。我们对郑张先生的这个观点表示赞同。

第二，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告诉我：单辅音声母的字与复辅音声母的字（暂时假设上古汉语有复声母，并依照一般学者的构拟）不能够组合成双声联绵词。如果采取雅洪托夫或李方桂的观点，认为二等字有介音l／r，那么有的明显是双声的联绵词，就不能成为双声关系了。如：上古就有的双声联绵词“绵蛮”，其中的“蛮”是二等字，按照雅洪托夫或李方桂的构拟，二者的声母关系就是m与ml／mr，这样“绵蛮”就不是双声关系了。这就说明即使上古汉语真的有复声母，也与单声母有显著的区别，不能构成双声联绵词。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单辅音声母的字与复辅音声母的字不大可能发生谐声关系和通假关系。

第三，古人的声训往往关系到同源词的问题[166]。我们认为在古代的声训材料中，不存在复声母与单声母之间发生声训关系的现象。姑举一例：《白虎通·五行》：“吕者，巨也。”《太平御览》卷二十七引《风俗通》：“吕之言巨也。”蔡邕《月令章句》：“吕，距也。”这样的材料只可解释为声训。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吕”与“巨”在音义上有同源关系，我们断然不能把“吕”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复声母gl[167]，而同时把“巨”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单辅音的g[168]。因为古人认为“吕”和“巨”是声训关系，就是说“吕”与“巨”在音义上有同源关系，如果是这样拟音，二者便没有理由成为同源关系。因此，这样的声训材料反而从音理上可以证明“吕”的上古音声母不是复辅音gl，而是单辅音的来母。而且按照学者们的意见，gl型的复辅音的演变趋势是前面的塞音g脱落（因为是浊音），而后面的l得以保存[169]。因此，gl如果在汉代已经失去g而变为l，则仍然不可能与g发生声训关系。这就说明上古音中的来母不会是单纯的边音l-，我们后面有详细的讨论。我们用通假字系联法可以证明“吕”的上古音就是来母。如：考战国时的金文中山王鼎铭文中有一个从“吕”从“心”的字（上下结构），学者们皆考定为“虑”的假借字或异体字[170]。而“虑”字从不与见群母字发生通假关系[171]，其上古音声母不会是gl-，因此这就反过来证明“吕”的上古音声母也是来母，不会是复声母gl-。又如：在上古文献中，“吕”与“旅、鲁”有通假关系[172]，而“旅、鲁”都不与见群母字发生通假关系，二者的上古音不会是复声母gl/kl，否则就不能与“吕”存在通假关系。这就反证“吕”的声母也不可能是声母gl-。又如：古有联绵词“吕梁”，如《庄子·达声》：“孔子观于吕梁。”[173]《释文》引司马云：“吕梁，河水有石绝处。”《吕氏春秋·爱类》：“吕梁未发。”[174]“吕梁”必为双声联绵词，而“梁”的上古音不可能是复声母gl/kl，这也说明“吕”的上古音不会是复声母gl/kl，否则“吕梁”就不是双声了。又如：考《史记·蔡泽列传》：“而从唐举相。”《集解》引荀卿曰：“梁有唐举。”《索隐》：“荀卿书作‘唐莒’。”则分明以“举”和“莒”是通假字，“举”的上古音只能是单辅音的见母，那么“莒”也肯定是见母，不可能是复声母kl。否则这里的通假关系不能解释。

以上这个假设跟本书中的一些通假字系联有一定的关系。

自从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提出了中古音的二等字在上古音中有介音成分r，这个观点得到广泛接受。李方桂先生构拟二等介音r，是为了解释中古二等韵所配的声母往往是卷舌音。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第22页说：“因此我在前面讨论声母的时候已经提起二等韵里在上古时代应当有一个舌尖音卷舌化的介音r，而不认为二等韵的元音与一等韵有任何不同。”可见李方桂构拟的r介音不同于一般的复声母的第二个辅音。因为学者们构拟的复声母ab在演变为中古音声母的时候，是分化为a或b两个单辅音，也就是说ab复声母在演变中会脱落其中的a或b，而李方桂说的r是使声母发生卷舌化音变，然后消失，任何时候都不会导致第一个辅音脱落。因此，即使上古音中果真存在二等介音r，这样的声母也与一般的复声母的后置辅音有大不相同的性质，不能算是典型的复声母，只能当作介音看待[175]。况且本书有理由不采取李方桂构拟的r介音的观点[176]。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中就没有r介音。另外，日本学者平山久雄《用声母腭化因素j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177]一文也明确反对李方桂先生主张的上古二等韵有r介音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从来不用Cr-型的声母结构去解释塞音声母与来母谐声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学者主张上古音中的来母不是l，而是r，于是认为Cr-型的声母可与C或来母谐声，这与李方桂的主张完全不同。我们上文已经说过不能同意这样的音理分析。所以，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不能援引李方桂关于r介音的构拟作为挡箭牌。我们重申：Cr-型的声母结构在音理上既不能与单声母的C 谐声，也不能与单辅音的来母谐声。

这样，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和喻四的音值问题就变得很突出。我们的观点是上古音中的来母应该是送气流音的lh，这个送气流音同时有两个音位变体，一是l-，一是h-。喻四的音值，我们姑且采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意见，构拟为r-。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构拟为舌面边音。实际上，李方桂和王力的构拟是很接近的。因为喻四实际上也只出现在三等韵，照理会带有三等介音j。而rj在音值上与是相当接近的[178]，就如同泥母三等与日母的关系[179]。不过，我们认为李方桂和王力对上古音中的喻四音值的构拟虽然比较接近，但是李方桂的构拟更加合理[180]。

在以上三个大前提确立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a和b两个单辅音，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二者之间能够相通，也就是会发生音变关系呢?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一旦证明了a和b这两个单辅音之间有音变关系，那么ab型或ba型复辅音声母就不能成立。本书采用了一系列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我们从古书本身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证明a和b在古音中确实能够通假。这里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

本书常常采用通假字系联法来证明学者们构拟的复辅音往往与古汉语的通假字系统相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明确地认为那些复辅音的构拟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们立论的前提是那些相互系联起来的通假字必须是真正的通假字。而我国古籍中的异文、异读的现象很复杂，有时候要确立两个异文、异读的字是否是通假字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古书中发现了东汉大学者郑玄在注释《周礼》的时候，经常使用“声之误”这样的术语。我们认为凡是郑玄认为是“声之误”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认为就是通假字，也就是二者之间有音变关系。因为“声之误”这个术语的意思只能理解为：第一，一个声音被错误地读成了另外一个相近的声音；第二，由于两个字声音相同或相近，结果一个字被错误地写成了另一个字。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声之误”都只能认为是直接的音变，也就是通假，而与复辅音没有关系。因此，详细地考察郑玄说的“声之误”，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郑玄心中的通假字，从而确知在东汉以前的声母之间的通转关系。而只要证明了两个字是通假关系，那么它们的声母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音变的关系，而不是由复辅音分化而成。我们对郑玄注中的“声之误”做过穷尽性的考察，现在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周礼·典妇功》：“凡授嫔妇功。”注：“授当为受，声之误。”“受、授”的古音皆为禅母幽部。郑玄称之为“声之误”是说正因为二者音同，所以“受”才误成了“授”。

例二，《周礼·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注：“玄谓思当为司字，声之误也。”司与思的古音同为心母之部，而郑玄称之为“声之误”就是因为二者同音，所以“司”才误成了“思”。

例三，《周礼·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颁赐。”注：“余当为馀，声之误也。”馀和余的古音都是余母鱼部。而郑玄称之为“声之误”就是因为二者同音，所以“馀”才误成了“余”。

例四，《周礼·内飨》：“豕盲眡而交睫腥。”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腥与星古音全同，而郑玄认为是“声之误”，因为腥与星古音相同，所以“星”字被误成了“腥”。

例五，《周礼·男巫》：“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注：“玄谓衍读为延，声之误也。”衍和延的古音都是余母元部，而郑玄以之为“声之误”，是说因为二者古音相同，所以“延”才误成了“衍”。

以上五例表明在郑玄的眼中，由于两个字读音相同，结果一个字被错误地写成了另一个字，这种情况叫作“声之误”。这样典型的例子说明郑玄说的“声之误”一定表明了古音相通，不可能牵涉到复声母的问题。后来其他学者的“声之误”例子，也是同样的原则。如《荀子·大略》：“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杨注：“虚读为居，声之误也。”“虚”的上古音为晓母鱼部，“居”的上古音是见母鱼部，同为喉牙音，完全符合通假的条件，与复辅音无关[181]。因此，这就有利于我们利用郑玄注中的“声之误”来确定通假字。如：

例一，《周礼·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荐脯、膴胖，凡腊物。”注：“脯非豆实，豆当为羞，声之误。”“羞”是心母，“豆”是定母。这是汉代以前心母可与定母相通的铁证。这还可以解释上古音中的心母的“羞”的确可以从透母的“丑”得声，因为在古代方音中“心母”与“透母”确实可以发生音转。[182]则sd、st、sth这样的复辅音声母都不能成立，凡是古汉语中的心母与定母、端母、透母相谐声的现象都与复声母无关，只能是音变关系。我们对此在本书第三章中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例二，《礼记·檀弓上》：“其慎也，盖殡也。”注：“慎当为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经典释文》；“慎，依注作引。羊刃反。”“慎”的上古音是禅母真部，“引”的上古音是余母真部，“然”的上古音是日母元部。郑玄称“声之误”是说“然”的上古音可以与“慎、引”相通。这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东汉以前，日母与禅母、余母音近可通。我们这里还补充一个材料：《方言》卷十一：“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鼅鼄或谓之蠾蝓（注：烛臾二音）。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蝳蜍（注：齐人又呼社公，亦言周公，音毒余）。”据《方言》此文，“蠾蝓”可以音转为“侏儒”，《方言》称为“语之转也”。而“儒”是日母，“蝓”是余母，二者之间确实可以通转，与任何复声母都没有关系。

例三，《周礼·典瑞》：“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注：“信当为身，声之误也。”《经典释文》：“信音身。”信的古音为心母真部，身的古音为书母真部。郑玄认为“身”音可以误成“信”音，也就是“身”音可以音变为“信”音，这分明是说书母与心母上古音相通。从音理上讲，“心母”与“书母”都是清擦音，发音方法相同。心母为舌尖齿音，书母为舌面颚音，发音部位相去也不远，所以二者音近可通。

例四，《周礼·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注：“玄谓‘辩’当为‘贬’，声之误也。遭饥荒，则刑罚国事有所贬损。”“贬”的古音为帮母谈部，收m尾；“辩”的古音为并母元部，收n尾，而郑玄说二者是“声之误”的关系，也就是可以相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这就是学者们说的“异化现象”，因为“贬”的声母是唇音，与m尾可以发生异化作用。可知异化现象早在汉代就已经存在。[183]

例五，《礼记·曲礼上》：“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注：“践读曰善，声之误也。”《经典释文》：“践，依注音善。”“践”的上古音是从母元部，“善”的上古音是禅母元部。郑玄称“声之误”是说“善”可以音变为“践”，也就是说在东汉以前禅母与从母可以相通。

例六，《周礼·考工记·匠人》：“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郑玄注：“里读为已，声之误也。”《四部丛刊》本的《经典释文》：“里音己。”《十三经注疏》本《经典释文》作：“里音以。”《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作：“里读为已，音以，出注。”黄焯《经典释文汇校》[184]对此没有任何讨论。贾公彦疏：“释曰必破‘里’为‘己’者，‘里’则于义无取，为‘已’则于义合，故从已也。”从《周礼》的上下文和各本《经典释文》考察，可以明确的是“里读为已”的“已”是已经的“已”，而不是自己的“己”。“已”的上古音是余母之部，“里”的上古音是来母之部，余母古与定母相近，与来母旁纽为双声，音近可通，符合声音通转的条件，不可能有复辅音的问题。

例七，《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传：“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犹怨嗟。”《互注》：“《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祁’之言‘是’也，齐西偏之语也。”这里事实上也是引用了郑玄的说法。“至”的上古音为章母，为舌音；“资”的上古音为精母，为齿头音，二者本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正如郑玄所说，在汉代以前的齐鲁方言中，“至”与“资”音近可通，所以郑玄称其为“声之误”。龙宇纯《上古音刍议》[185]列举了大量的照三系字与精系字互为谐声的例子，此不转录。我们在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方音的存在及其扩散从而对雅言造成的影响。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个谐声关系：叔/椒。“叔”的上古音是书母觉部，“椒”的上古音是精母幽部，书母与精母的关系似乎比较疏远，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汉代以前的齐鲁方言中，精母与章母音近可通，而章母与书母旁纽为双声，都是照三系字，发音部位相同，可以通假。正因为如此，从“叔”得声的“椒”可以读为精母。这是古代方言中的音变，与任何复辅音声母都没有关系。

例八，《礼记·礼运》：“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注：“蒉读为由，声之误也。由，堛也。”“蒉”的上古音是群母微部，“由”是余母幽部，二者的声母韵母都有较大区别。而郑玄明称二者可以通假。这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说过如果能确定是通假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是复辅音的分化。考《说文》：“蒉，艸器也。从艸，贵声。臾，古文蒉。象形。《论语》曰‘有荷臾而过孔氏之门’。”今本《论语·宪问》“臾”作“蒉”。可知“蒉”的古文作“臾”。那么“臾”这个字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读音，代表两个不同的字，一是作为“蒉”的古文（又见《广韵·至韵》），为群母微部；一是余母侯部，就是见于《说文·申部》的训为“束缚捽抴”的“臾”，中古音“羊朱切”。《礼记·礼运》的“蒉”字一定有别本或古本作“臾”，汉代有的学者把“臾”释读为“蒉”，但郑玄认为应该读为“由”。余母侯部的“臾”和余母幽部的“由”古音很近，完全可以通转。所以不能根据郑玄说的“蒉读为由”来构拟任何复辅音声母。退一步说，如果这里的“蒉”真的就是群母微部字，那么也只能说群母与余母在东汉以前的上古音中确实能相通，因为郑玄说“蒉”与“由”的古音关系是“声之误”，而且郑玄用了“读为”这样的术语，那么可以很明确地判定“蒉”与“由”是通假字，这是毫无可疑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页“”字条注：“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段玉裁说的“易其字”就是说的通假。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三十二“经文假借”条称：“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既然是通假字，那就只能说“蒉”可以音变为“由”，这与复辅音毫无关系。

例九，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最麻烦的例子：《礼记·丧大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郑玄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中，谓棺内四隅也。鬊，乱发也；将实爪发棺中，必为小囊盛之。此‘绿’或为‘篓’。”孔颖达《正义》：“知‘绿’当为‘角’者，上文‘绿’为色以饰棺裹，非藏物之处。以‘绿’与‘角’声相近。经云‘绿中’，故读‘绿’为‘角’。”《经典释文》[186]第794页：“绿音角，出注。”《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所附《释文》无此言。朱彬《礼记训纂》[187]从《释文》：“绿音角，出注。”从郑玄注可知，至少在东汉时，见母字的“角”可以音变为来母字的“绿”，所以郑玄说“绿”是“角”的“声之误”。孔颖达明明说过：“‘绿’与‘角’声相近。”这句话的意思只能理解为“绿”与“角”的古音可以通转，也就是可以互相假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十四《丧大记》第二十二之二[188]称：“愚谓‘绿’当为‘篓’。”即使从孙希旦之说“绿”为“篓”。这里的“篓”正如《经典释文》的注音也是“鲁口反”，为来母字。因此，我们根据《礼记·丧大记》的郑玄注，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在汉代及其以前的方言中，见母可以与来母相通，这是直接的音变，与任何复辅音无关。

考郑玄注《周礼》《礼记》《诗经》共有“声之误”一语80次。其中《毛诗》郑笺有一次。《诗经·大雅·绵》：“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毛传：“言不失绳直也，乘谓之缩，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居室为后。”郑笺云：“绳者营其广轮方制之正也。既正，则以索缩其筑版，上下相承而起，庙成则严显翼翼然。‘乘’声之误，当为‘绳’也。”《经典释文》：“‘绳’如字，本或作‘乘’。案《经》作‘绳’，《传》作‘乘’；《笺》云《传》破之‘乘’字，后人遂误改《经》文。”“绳”与“乘”古音相通，都是船纽蒸部，完全符合通转的条件，绝对与复辅音无关。郑玄注《周礼》《礼记》用“声之误”者共有79次，除了这里举的“绿”为“角”的“声之误”之外，尚有78次。我对这78例的“声之误”作了穷尽性的考察，发现没有一例与音韵学家说的复辅音有关，78例全部符合古音通转的条件和规律。在郑玄的80次“声之误”用例中，难道偏偏就可以认为“绿”和“角”是与复辅音有关吗?正如先贤所说“例不十，法不立”。我们只能认为“绿”与“角”是古音相通，也就是来母与见母可以相通。其声母通转在音理上是可以解释的，我们在第三章讨论来母的上古音值的时候会作详尽的研究。总之，见母与来母相通或相谐声与复辅音无关。更何况古文献明称“角”曾有来母音。

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隆”是三等字，“降”在中古以后无论读见母还是匣母都是二等字。《说文》：“隆，丰大也。从生降声。”力中切。王念孙《读书杂志·墨子第一》[189]“隆”条曰：“念孙案，古者‘降’与‘隆’通，不烦改字。……是隆、降古同声，故‘隆’字亦通作‘降’。”王念孙在此列举了大量的异文材料，证据确凿，不容置疑。《读书杂志·荀子第八》[190]“隆物”条也称：“念孙案，‘降’与‘隆’同。古字或以‘隆’为‘降’。”《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绸直如发。”郑笺云：“无隆杀也。”《经典释文》：“‘隆’俗本作‘降’。”[191]“降”与“隆”古音相通是没有疑问的。既然二者是通假字，那么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绪论指出的一样，这一定是见母与来母能够直接相通，与复辅音无关[192]。

以上关于利用郑玄“声之误”来讨论古代的音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我们以古证古的原则的体现。我们坚决不赞成以审音为幌子而以今律古、以今臆古。

本书还经常使用通假字系联法。这种方法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稍作交代。如果我们从古代文献中可以确认a和b两个字是通假字，有确凿不易的证据（如大量的异文材料，声训，以及清代小学家的训诂学等），而a或b中的一个又绝对不与ab或ba式复声母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a或b中的另一个也不会与ab或ba式复声母发生关系。这就是通假字系联法。我们力求从古代典籍本身找出古人认定是音变或音通的材料[193]，并作为我们反驳复声母说的根据。运用通假字是本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对于确立古音通假的条例，本书基本上是采用清儒的办法。但是本书特别强调一切结论都应该是从材料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预先设定的理论假设出发。

本书坚信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194]所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因此，对于确立是否是通假字，主要应当依据材料本身而定。我们姑且对古音声母通转的条件作出几条通则：

第一，凡是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均可以通转，其中包括塞音、塞擦音、擦音与同部位的鼻音可以通转；舌尖塞音与同部位的边音可以通转。因为二者只有发音方法的不同，发音部位相同足可以使得彼此相通[195]。

第二，发音方法的相同有时能够使得发音部位不同的声母可以相通，例如根据本书第三章的论述，合口介音u可以使得喉牙音的晓母与唇音的明母相通。这是因为合口介音u有使声母发生唇齿化音变的功能，类似的例子如广东方言可以把“科学”的“科”读为fo平声[196]。晓母合口字与f-声母可以相通。虽然二者的发音部位相去甚远，然而二者相通是事实，非理论假设所能否定。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西安方言中的舌尖塞擦音或翘舌塞擦音音变为唇齿塞擦音的现象。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合订本）》第一册77页：西安方言“老派话不与合口呼相拼。古知系合口字与宕摄庄组字和江摄知庄组字以及其他少数字老派读[pf、pf‘、f、v]，新派读。[197]……城区和水流、新合、灞桥、长延堡、三桥、草滩读[pf、pf‘]声母的字，狄寨读[198]”。这种音变是明显的唇齿化音变[199]。

又如，s-与h-或x-发音部位相去较远，然而三者都是清擦音，发音方法相同。在古代的方言中有许多证据表明s-与h-或x-彼此确实可以相通，我们必须正视事实本身，不得主观地歪曲事实以迁就理论。

第三，介音成分可能会导致发音部位不同的声母发生通转关系。这在古今音变和现代方言中有很多证据。

第四，在语音中的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弱化作用[200]、强化作用[201]、腭化作用[202]，以及鼻辅音向口辅音转化、音位的自由变体、合口介音使声母发生唇齿化音变、边音的擦音化音变[203]、辅音的气化音变等等，这些音变原理都可能导致不同发音部位或不同发音方法的声母相通[204]。本书在论述的时候会具体指出音变的条件[205]。

正如本节上文所论，由于古代方言音变现象复杂，古人自己有时会用某种方式透露出古代方言音变的信息。在现代方言中的音变往往也有出人意料的地方。凡是有古代或现代的方言明确显示是音转的现象，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拘泥于主观设定的音理结构，而应该考虑不断完善音理结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