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走进明珠餐馆，在桌子旁坐下。那块被子弹打烂的橱窗玻璃已经配好了；玻璃陈列柜也修好了。许多加利西亚人坐在酒吧柜前喝酒，有几个在吃东西。一张桌子旁，已经有人在玩多米诺骨牌。我花一毛五分钱，要了黑豆汤和炖牛肉加煮土豆。要了一瓶阿图埃牌啤酒，付的钱增加到两毛五分。我跟那个服务员谈起那场枪战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愿说。他们都吓坏了。

我吃罢饭，背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卷，愁得快要发疯了。接着，我看到弗兰基从门外走进来，背后跟着一个人。黄种人，我暗自在想。原来是黄种人。

“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说，微笑着。他确实办事很利索；他自己也知道。

“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可以算是我见到过的最圆滑的人了。他是个十足地道的中国佬，可是他讲起英语来像个英国人；他穿一套白西服和丝衬衫，系着一条黑领带，戴着一顶一百二十五块美元一顶的巴拿马草帽。

“你来杯咖啡吗？”他问我。

“你要的话，也来一杯。”

“谢谢，”辛先生说。“咱们在这儿没有别人了吗？”

“要是把泡在这酒馆里的人除外的话，”我跟他说。

“这不相干，”辛先生说。“你有一艘船？”

“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克尔马思造船公司造的。”

“啊，”辛先生说。“我原来想，船要大些。”

“空船的话，可以装两百六十五个货箱。”

“你愿意把它租给我吗？”

“什么条件？”

“你用不着去。我会配备船长和船员的。”

“不，”我说。“它去哪儿，我去哪儿。”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请你走开一下，好不好？”他跟弗兰基说。弗兰基仍然显出一副注意的模样，对他微笑。

“他耳背，”我说。“他英语懂得不多。”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告诉他待一会儿再来见我们。”

我伸出大拇指对他摇了摇。他站起身来，向酒吧柜走去。

“你不会说西班牙话？”我说。

“啊，会，”辛先生说。“唔，是什么情况会——使你考虑……”

“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那艘船欠什么人钱吗？它可能被控告吗？”

“不。”

“原来是这样，”辛先生说。“你的船容得下多少我的不幸的同胞？”

“你的意思是说运送？”

“正是这个意思。”

“去多远？”

“一天航程。”

“我不知道，”我说。“要是没有一点行李的话，能运十一二个人。”

“他们没有行李。”

“你要把他们运到哪儿？”

“我会让你看着办的，”辛先生说。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在哪儿上岸由我定？”

“你要把他们往托尔图加斯运，那儿有一艘纵帆船把他们接走。”

“听着，”我说。“托尔图加斯小群岛的蠵龟礁上有座灯塔，那儿有无线电设备，为两国工作。”

“说得对，”辛先生说。“把他们运到那儿上岸当然很蠢。”

“那怎么办？”

“我刚才说的是，你要把他们往那个地方运去。这是他们的航程规定了的。”

“行，”我说。

“按照你的判断，他们哪儿上岸最好，就运到哪儿。”

“那艘纵帆船会到托尔图加斯去接他们吗？”

“当然不会，”辛先生说。“真蠢。”

“运一口多少钱？”

“五十块，”辛先生说。

“不行。”

“七十五怎么样？”

“你一口人拿多少？”

“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我还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或者你会说是渠道吧，要去通路子。事情不是在那儿就结束了嘛。”

“可不是，”我说。“那凭什么我又被认为干这事儿用不着付出代价呢，哦？”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辛先生说。“咱们说一百块一口人，怎么样？”

“听着，”我说。“你知道要是他们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话，我在牢里要蹲多久吗？”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是没有理由去蹲牢嘛，我亲爱的船长。你只冒一个险——你运那些乘客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就凭你的谨慎了。”

“要是他们回来找你呢？”

“那挺简单。我要向他们把话说清楚，是你出卖了我。我会退还一部分钱，把他们再送出去。不用说，他们懂得偷渡入境是挺艰难的。”

“拿我怎么办呢？”

“我想我该写封信给领事。”

“我明白了。”

“一千两百块，船长，眼下可不是一笔无足轻重的钱。”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你一同意，马上拿两百；人上了你的船，拿一千。”

“要是我拿了两百块溜掉呢？”

“当然啦，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微笑了。“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船长。”

“你把两百块带来了吗？”

“那当然。”

“把钱放在盘子下。”他照办。

“好吧，”我说。“我会在早晨去结关；天黑后把船开出来。哦，咱们在哪儿上人呢？”

“在巴库拉那奥怎么样？”

“好吧，你安排定当了吗？”

“当然啦。”

“嗨，谈谈上人的办法吧，”我说。“你在当地用两个电筒亮两次，一道光在另一道上方。我看到电筒光以后，就会把船开进来。你坐一艘小船出来，用小船驳人。你亲自来，带上钱。我收不到钱，不会让一口人上船的。”

“不行，”他说；“你开始放人上船后，拿一半；另一半人上罢了拿。”

“好吧，”我说。“这合情合理。”

“这么说，一切都谈妥了？”

“我想是这样，”我说。“不带行李，也不带武器。不带枪，不带刀，或者剃刀；什么都不带。这我得先弄清楚，不能含糊。”

“船长，”辛先生说，“你对我不信任吗？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你能打包票吗？”

“请别叫我难堪，”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好吧，”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在那儿？”

“午夜以前。”

“好吧，”我说。“我想就这么办吧。”

“你要哪种钞票？”

“要一百块一张的。”

他站起身来；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过的时候，弗兰基对他微笑。辛先生没有看他。他确实是个长相圆滑的中国佬。真是个好样的中国佬。

弗兰基来到桌子旁。“怎么样？”他说。

“你在哪儿认识辛先生的？”

“他运送中国人，”弗兰基说。“大买卖。”

“你认识他多久了？”

“他在这儿约摸两年光景了，”弗兰基说。“他来以前，另一个人运送中国人。有人杀了他。”

“也有人会杀了辛先生的。”

“没错儿，”弗兰基说。“干吗不会呢？很大很大的买卖哩。”

“好买卖，”我说。

“大买卖，”弗兰基说。“运送走的中国人从来不回来。别的中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

“真精彩，”我说。

“这种中国人不会写字。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他们什么都吃不起。靠吃大米过活。这儿有十来万中国人。只有三个中国女人。”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

“这情况真糟糕，”我说。

“你跟他干成买卖了？”

“也许干成了。”

“好买卖，”弗兰基说。“比干政治强。钱多。很大的买卖。”

“来一瓶啤酒，”我跟他说。

“你不再担心了吧？”

“去他妈的，不了，”我说。“很大的买卖。非常感谢。”

“好，”弗兰基说，拍拍我的脊背。“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了。我只是要你高兴。中国人的好买卖，哦？”

“好极了。”

“也叫我高兴，”弗兰基说。我看到他快要哭出来了，因为他是为一切都顺利而那么开心，所以我拍拍他的脊背。真是好样的弗兰基。

早晨第一件事情是，我找到了那个代理人，告诉他给我们结关。他要船员的名单；我跟他说一个没有。

“你要独自个儿渡海，船长？”

“对。”

“你的助手怎么了？”

“他喝得醉貌咕咚，”我跟他说。

“独自个儿渡海很危险的。”

“只有九十英里嘛，”我说。“你认为有一个醉鬼在船上会有什么两样吗？”

我把船开到海港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码头，在两个油柜里都加满了油。我加了几乎两百加仑，才把两个油柜都加满。我不愿意一加仑汽油要付两毛八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上哪儿去。

自从我见到那个中国佬，收下钱以来，我一直担心这桩买卖。我想，我整整一宿没有睡着过。我把船开回旧金山码头去；埃迪在码头上等我哩。

“喂，哈里，”他跟我说，招招手。我把船尾的缆绳扔给他，他系好缆绳，然后登船；比往常个子高了一些，眼神模糊了一些，醉得厉害一些。我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哈里，那个家伙约翰逊这样溜掉了，你有什么打算呢？”他问我。“你对这事儿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从这儿滚开，”我跟他说。“你叫我恶心。”

“老兄，我不是跟你一样感到不好受吗？”

“滚下船去，”我跟他说。

他干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背往后一靠，伸直两条腿。“我听说咱们今天要横渡海峡，”他说。“嘿，我想待在这一带也没有一点儿用处。”

“你不去。”

“怎么啦，哈里？跟我发火可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滚下船去。”

“啊，消消气。”

我在他脸上揍了一下；他站起身来，接着向码头上爬上去。

“我不会对你干这样的事儿的，哈里，”他说。

“你说得他妈的完全对，你不会干的，”我跟他说。“我不会带你出海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干吗非揍我不可呢？”

“这样干，你才会相信。”

“你要我干什么？待在这儿挨饿？”

“挨饿，见鬼去吧，”我说。“你可以搭渡船回去。你可以靠干活儿回去。”

“你待我不公平，”他说。

“你到底待谁公平过，你这酒鬼，”我跟他说。“你会出卖你的亲妈。”

这也是实话。可是我为揍了他觉得不好受。你知道，你揍了一个醉鬼，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是眼下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是不可能带他去的，哪怕我想带也不行。

他开始在码头上一路走去，看起来好像不止一天没吃早餐了。后来，他转过身子，走回来了。

“给我几块钱怎么样，哈里？”

我给他一张那个中国佬给的五块的钞票。

“我一向知道，你是我的铁哥儿们。哈里，你干吗不带我去？”

“你运气差。”

“你只是在发火罢了，”他说。“不要紧，铁哥儿们。你还会高兴看到我的。”

他既然有钱了，走起来快得多了，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哪怕看他走路，都叫我恶心。他走路的时候，好像关节都向后扭。

我登上岸，到明珠餐馆去，会见那个结关代理人；他把结关文件给我，我请他喝了一杯。接下来，我吃午饭；弗兰基走进来了。

“有人把这交给我，让我转交给你，”他说，递过来一个卷着的、有点像管子形状的东西，外面裹着纸，用红绳系着。我解开裹着的纸，摊开来的时候，从形状看，它好像是一张相片；我以为也许是一张码头附近哪一个拍的我那艘船的相片。

好啊。原来是一张一个死黑人的脑袋和胸膛的特写相片，他的脖子上利索地开了一个口子，从这一边耳朵到另一边，然后整齐地缝起来了；胸前的一张卡纸上用西班牙语写着：“这是我们处置Lenguas largas的办法。”

“谁给你的？”我问弗兰基。

他指指外面一个在码头一带干杂活儿的西班牙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害着痨病，眼看活不长了。他站在用便餐的长条桌旁。

“叫他过来。”

那孩子走过来。他说是两个年轻人在约摸十一点光景把那东西交给他的。他们问他，他是不是认识我；他说，认识。后来，他把那东西交给弗兰基，让他转交给我。他们给他一块钱，要他一定要让我收到。他们穿的衣服很讲究，他说。

“耍手段，”弗兰基说。

“啊，可不是，”我说。

“他们认为，你把那天早晨你在这儿跟那几个小伙子见面的事儿报告警察了。”

“啊，可不是。”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你走掉是好事情。”

“他们留下什么话吗？”我问那个西班牙小男孩。

“没有，”他说。“就是要把那东西给你。”

“我现在要离开了，”我跟弗兰基说。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政治很糟糕。”

我把结关代理人交给我的所有文件扎在一起，付了账，走出那家餐馆，穿过广场，走进那扇大门；我很高兴穿过了仓库，终于走到了外面码头上。那些年轻人确实把我吓坏了。他们真是够蠢的，竟然认为我向另一伙人暗中通风报信。那些年轻人像潘乔。他们一心惊肉跳，就心情激动，而他们的心情一激动，就要杀人。

我来到船上，预热了发动机。弗兰基站在码头上望着。他流露出聋子才显露的古怪的微笑。我走回到他身旁。

“听着，”我说。“你别陷这件事儿内，省得惹什么麻烦。”

他没法听清我的话。我不得不把话向他大叫着说一遍。

“我耍起手段来挺在行，”弗兰基说。他解开了缆绳，扔上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