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技术行动”内情

“技术这东西，不好搞”，竺福江还认为，“整个国家的学风不好，谁要做基础研究呢？大家都在想短期。一个研究课题，审批周期是两年，即便批下来，市场变了，而课题报上去了，就不能改⋯ ⋯”

但这些技术性的制度问题，已经挡不住战略的行动了。竺福江与美国人在美国投资了联合实验室，投了200万元人民币做试探。

在医药行业，美国企业计划一个行动，要向前看20年，欧洲企业可以看到10年的水平，“中国企业想到今后一两年那算是好的。”竺福江说。

浙江一远静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余洪桂，以倾家荡产的投入，在承受了16次失败后，终于在第17次试制成功了“静电台垫”，自此，小小的“一远”如今已经与中兴通讯、上海贝尔、英特尔、伟创力等多家在华经营的全球500强企业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往来。

而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对创新的回答是：“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都要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一个企业、一个产品想要适应市场，想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就需要创新。”

在56万家浙企当中，竺福江、余洪桂、鲁冠球这样的商人还仅仅是少数。2004年，浙江省工商联对浙江民企进行过一项调查：当时，“57.52%的企业投入科研经费，仅18.10%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

民企拒绝创新？

很显然，在56万家浙企当中，尽管人们只看到了一些自主创新方面的觉醒者和领头羊，但自主创新在浙江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中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相反，虽然政府积极推动，但众多浙江民企并未跟进。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就认为，尽管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是形成社会创新体系的基础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由于发展现状和社会历史等原因，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

一方面，民营创新体系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创新案例；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自身产业研发和发明创造的先天不足，所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十分有限。

李书福表示，从事自主创新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各自为营”的状态，缺少整合意识，受竞争驱使，有些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现象，整体上限制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

事实上，李书福看到的真相不单单属于浙商甚至属于中国。2006年4月，美国《商业周刊》评出全球最具创新企业100强，并进行了相关企业意见调查。调查结果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创新的主题是技术、质量和成本控制。现在，约有72%的被调查者将创新视为企业三大首要任务之一，但其中近一半的人对创新投资的回报不满。调查结果显示，创新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开发时间过长、飞速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企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和缺乏合作。

浙江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不断增加投入来实现的，总体上是一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许多浙企在科技创新方面陷入了“引进、仿制—落后—再引进、仿制—再落后”的不良循环，导致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处于国际产业分工和产品价值链的低端。

2005年3月以来，全国工商联和国家有关部门就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问题到长三角等地进行调研。调研发现，民营中小企业虽然为我国自主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普遍对创新存在恐惧心理。

“不想、不敢、不会、不能”，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辜胜阻认为民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创新恐惧症”：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

其中，自主创新最大的杀手是民企之间的仿冒和仿制。浙江的民企发家起于模仿和仿冒，发展到一定阶段，仿冒却成为最大的障碍。在浙江的一个产业集群之内，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当仿冒成了竞争的一种习惯后，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

仿制的最大负面影响是限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在浙江的产业集群里，立志于搞研发的企业很少，创品牌的也不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少。

企业懒得去搞研发，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弱，集群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因而难以避免，最后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许多中小企业成长初期盛行“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或者干脆搞“拿来主义”，这种生产模式必然导致企业发展道路越来越窄，效益越来越低。所谓“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已经成为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

在企业生产的新产品中，只有不到半数的产品是自己研制的，企业承认有17.41%的新产品是仿冒的，一些企业数年没有更新产品。宁波市的专利授权自1999年来，每年总量递增均在20% 以上，但大多是相关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发明，技术创新所占比例很低，仅为3.91%。

政府变强了

一向被认为弱政府的浙江，这个时候，将手伸出来了，而且一出手就很强硬。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接连使用“背水一战”“过华山天险”这样的词汇，向各级政府施压，强化自主创新的紧迫感。

习近平认为，浙江进入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时期。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之计。“浙江要用15年时间，成为居于全国前列的科技强省。”

这个目标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令人将信将疑？要知道，浙江的草根经济特质在中国人脑海里尚未散去。也许只有行动能将这些疑问证伪。从2006年10月1日开始，浙江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统计局等五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布《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有关财务税收政策及相应管理办法》，规定浙江省企业可以享受一项新的财税优惠政策：企业凡用于技术开发的费用，可以按150% 抵扣当年应纳税额。

这意味着，仅这一项，浙江省企业每年就至少可以享受上百亿元的税收减免优惠。这项“含金量”颇高的政策，目的是显然的：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同时，浙江颁发《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出台了10余条有关企业技术开发的优惠政策，其扶持力度之强、优惠幅度之大，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尚属首次，浙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行动”就此展开。

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蒋泰维说，增加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将列入浙江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2006年，浙江省财政新增科技经费4亿元以上，这也使得全省科技专项资金投入创造新纪录——突破一年7亿元大关。同时，财政科技经费支持方式随之改变。

按照浙江省财政部门要求，2006年第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将根据项目不同的承担单位、创新性质和创新阶段，分三种支持方式：一是分期补助。对于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属于研发阶段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采用分期拨款方式。项目实施期一般为2～3年，第一年拨款60%，通过中期检查评估后拨款40%。二是事后补助。对由企业为主承担，项目经费以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为主，属于中试（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和产业化阶段，预期可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采用事后补助方式。三是贷款贴息。对由企业承担、项目投资额较大且主要通过银行贷款、预期经济效益明显的重大产业化项目，采用贷款贴息方式。贴息额大致按项目实际贷款额年利息的50% 给予安排，300万元为上限。

同时，财政部门通过加强财政科技资金与金融资本的合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新融资渠道。一方面与省建设银行协商确定，将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重点扶持，并以“创新型企业”承担的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为载体，开展信贷重点扶持和其他有关金融服务。省级财政科技资金将以贷款贴息的形式，对“创新型企业”获得的科技贷款项目给予一定的支持。2006年预算先期安排贴息资金10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

除了财政的直接支持外，近年来，浙江省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助推企业建立和壮大技术中心，走自主创新之路。如每年选取30家左右的省级优秀企业技术中心，给予享受政府专项资金，同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共建技术中心。

随着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草根”的浙江，如今已形成了独特的“五个百分之八九十”的趋势：即企业科技投入占全社会科技投入的百分之八九十；企业研发机构占全社会研发机构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企业科研人员数量占全社会科研人员数量的百分之八九十；企业承担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占全社会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的百分之八九十；企业申请和获得专利数占全社会申请和获得专利总数量的百分之八九十。

统计显示，目前，浙江共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4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1987家、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1.5万多家，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原载《南风窗》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