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文明终结于幻想的破灭：一旦足够多的群众怀疑他们的社会，那整个冒险事业都将土崩瓦解——我们绝不能允许愤怒、当前流行的犬儒思想，抑或党派偏见混淆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对合众国失去信心。

——约翰·W.加德纳

（约翰逊总统任内内政部长）

因此，显而易见，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乃至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这就有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在他那本权威著作《历史研究》中，为我们讲述了诸文明在挑战与应战的变化机制中如何兴衰起落的故事。在研究了横跨六千年历史的二十一个文明之后，汤因比发现，每个文明的宿命，实际上都取决于它面对挑战时的反应。

汤因比指出，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正是因为发展出了完善的农业体系，并以此克服了恶劣气候带来的挑战。在南美洲，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也克服了相似的环境困难，但却在诸多强大外来侵略者的挑战下灰飞烟灭。其他文明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古希腊诸城邦之间陷入激烈的贸易竞争，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最终进入了螺旋状的下行通道。古罗马则成为了被汤因比称之为某种“社会解体”和“灵魂分裂”的牺牲品——内部的种种分歧，自核心处逐渐侵蚀了罗马的统一。

在二十世纪，美国遭遇并战胜了强敌所发出的军事挑战——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随后又是来自苏联的、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挑战。

时至今日，我们正面临一项更加复杂，并且或许也更加危险的挑战——某种来自内部的挑战。恰如古罗马，我们正处在直接造成我们自己国家的陨落、或为其推波助澜的危险当中，我们的所为，正滋生出汤因比曾经谈论过的那种分裂——国家政体的解体，以及我们社会灵魂的分裂。

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两个美国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然成为了两个美国。我们不再跟“二战”后的那几十年时光一样，不再是一个共同繁荣、共享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大家庭了。今天，再没有哪个共同的敌人，能够把我们团结成一个国家；再没有哪个共同的事业，比如西部拓荒或者登陆月球，能够激发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了——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而分裂。我们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多样化、两极分化，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根本没办法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接连不断的斗争，取代了对于共同目标的自觉，以及对于共同福祉的追求。不仅是在华盛顿，这一状况遍布整个国家，错误的路线让我们的分裂愈发加深，这些错误路线乃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团结起来，达成全新共识。

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警告。“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林肯说，“是无法维系的。”

现在的美国人都感觉得到，这个国家的有些事情是极端错误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偏离了轨道。许多富有经验的观察家们都曾书写过与此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究竟是如何陷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困境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怎样去治愈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分裂局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却难以确切把握。原因并不在于上次，或者上上次的总统选举。这些问题的起因，早于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现代国家层面上，这一泥淖的形成过程，恰恰掩埋在我们国家自身历史一段较长的道路之下，而这段历史——从1971年至今的历史，正是本书的主题。

隐匿的开端

历史，往往具有隐匿的开端。天空中不会特地出现一道闪烁的光芒，用以标记某个历史转捩点，永久改变人类命运的原子弹爆炸式事件，不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蘑菇云。水流经过分水岭时通常都是舒缓而又模糊的，因此，大部分人都无法察觉，某个不可见的转变，已经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重塑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以及他们孩子们的人生。只有当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如侦探般筛选过去留下的种种混乱线索时，才会发现某个迄今为止都无人知晓的萌发起点。

其中一个对我们当下造成了巨大影响的隐匿开端，发生在1971年，事件是“鲍威尔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刘易斯·鲍威尔撰写，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某些人发掘了出来。鲍威尔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递交备忘录时，离他被提名至美国最高法院还有两个月。[1]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旧会发现这样一项事实：正是鲍威尔备忘录，引发了一场工商界的暴乱，这场暴乱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甚至对我们国家如今的政策和经济都造成了影响。

鲍威尔备忘录是一份企业界的宣言书，是对美国企业发出的战斗召集令，而且引发了强烈的反应。权力，如经受地震般发生了大转移，在这一切启动的过程中，我国历史当中的一条断层线被标示了出来。自1964年的那位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2]，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反对联邦、提倡自由市场——自他开始，右派在政治上的反抗一直都在酝酿，但恰恰是鲍威尔备忘录，正式点燃了变革的火花。它引发了华盛顿政策，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们策略和实践层面上的长期变化，一举扭转了战后时期[3]的方针制定。“良性循环”[4]哲学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出了普遍繁荣。

新崛起的商业力量，有助于推动美国进入新经济模式[5]，以及新一轮的政治力量角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如何生活。无论新经济模式还是政治力量角力，两者均对商业、金融和企业精英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偏爱。美国超级富豪们藉此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代价就是牺牲中产阶级，国家落下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病态集中的毛病。

本书将带你深入这个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关于转变的故事，向大家展示我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摧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支撑中产阶级繁荣伟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

经济鸿沟：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

今天，我国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以及最具腐蚀性的断层线，就是美国人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不仅政治自由主义者，哪怕是那些保守的思想家们，也强调了这一巨大鸿沟对美国民主造成的损害。“美国正从罅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阶级。”美国企业研究所[6]的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如是说。默里文章中的那些描述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各阶级的形成，在其性质与分裂程度上，比美国以往所认知过的任何事物都更为不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同阶级之间产生的分歧，将会终结掉那些令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美国的东西。”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中产阶级的繁荣时代，过去的三十年时光则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波私有资产膨胀浪潮，一个崭新的镀金时代，足以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导致了1893年金融大恐慌和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遭遇信任破产的“强盗男爵”年代[7]，那个催生了创造出巨额财富的“咆哮二十年代”[8]，并最终在1929年股市崩溃和大萧条中终结一切的大时代相提并论。

在我们的新经济模式中，美国的超级富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富人们，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分裂两个美国的，远远不止财富上的差距。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说，这道财富鸿沟的量级，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此巨量的财富流向了位于金字塔尖端的极少数人，以至于在2002年至2007年的全美经济增长中，美国前1%（总计300万人）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余99%的美国人，也即总计3.1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经济复苏的这一整年，前百分之一的尖端人群，拿下了国民总收入的93%。

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更能接受不平等，将不平等作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作为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奖励，鼓励创造和优秀。但是，财富本身就能够产生财富，尤其当人们将金钱投入到政治上时，就更能达成以钱生钱的效果。如此一来，财富的高度集中，自然就会加剧我们社会的政治分歧。

危险之处在于，如果这类极端现象变得过于极端，贫富分化就会破坏国家的社会结构，就会破坏我们“机会均等”的志向，从而把整个国家经济置于危险当中——不仅仅是国家经济，也包括我们的国家本身。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公开表示，我们目前已经到达了这个临界点——国家经济不公平地向富人们倾斜，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来使经济更为公平。但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国会却一直在阻止采取这种行动。

问题不止如此，与提出不向富人们征税的政治学论据相反，富人们拥有海量个人财富的经济模式，并没有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事实上，财富过度集中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最近的几项研究成果表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是对当今经济的拖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9]在文章中引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明确证据，证明“更显著的不平等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近的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过高的收入差距，很可能“破坏”持续性增长，而满足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佳条件则是“收入-分配更为平等”。

瓦解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对应的负面现象已经开始在美国发生了。超级富豪们的巨额财富，瓦解了中产阶级们的美国梦：梦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能够挣来体面的工资，对应的医保，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属于自己的家园，退休保障，以及——你的孩子们也能享受到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憧憬。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从中产阶级繁荣、中产阶级享有权力的时代——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过渡到了财富极度膨胀、经济大规模失衡的时代。我们已经从被全世界羡慕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广泛共享的经济繁荣，不再拥有地球上最富裕的中产阶级，我们正在失去“机会之国”这个称号。实话实说，一个人如果打算在经济和社会阶梯上攀爬，相比在美国而言，在某几个西欧国家反而还要更容易一些。

全球化持续冲击着我们所有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我们对自己新经济模式的回应方式，正在使我国中产阶级陷入不断在收紧的财政困难中，左右两派全都对此提出了抗议。

“中产阶级是这个国家伟大的关键。”2011年10月某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右派广播评论员拉什·林堡这样告诉他的听众们，“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这些中产阶级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受到冲击。瞧瞧房价是怎样崩盘的吧。家庭住房曾经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最大资产，这一资产正在被摧毁掉。美国梦就等于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一代传一代又传一代的说法，说了这么久，就这样被摧毁了。”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10]主席理查·特拉姆卡在几周前的一场电视直播发言中表示：“使美国伟大的，正是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处在他们的极盛期时，我们曾经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我们把财富分享给身边每一个人，如此一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便是消费支出，人民口袋里有钱可花。”而现在，特拉姆卡继续说道，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重建中产阶级——他们正是美国梦的心脏和灵魂”。

一旦那些按理来讲应该会说出彼此冲突政治观点的人们——比如林堡和特拉姆卡——说出了某个相同的主题时，那这个主题就相当值得一听了：因为，他们正在共同强调一个极为严重的国家问题。

政治上的分裂：不平等的民主

哪怕从我们自身的政治生活角度而言，我们也已经主动抛弃了美国式民主最繁盛的时期之一——也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平民主义时代，在那一时期，我们法律和政策中推动广泛改革的大部分动力和能量，皆是自民众当中得来。然而，自那时起，我们逐渐从广泛的平民主义转向了狭隘的权贵阶层。我们那规模庞大、民众集体参与的，高度透明且公开的政治权力游戏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由政治说客们所主导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权力游戏，而这些政治说客，正是为美国的金融和政治精英们服务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中，美国人普遍对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影响感到十分自信。他们相信，通过亲自参与公民运动，自己便可以帮助国家来制定政治议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他们强迫国会和白宫采取行动。通过那些草根力量——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以及女权运动——公民们的权力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胜利，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面貌，扩大了美国梦的范围。他们能够亲眼见到自己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感觉得到自己跟政府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如今天这样，只感到无能为力，被政府所疏远。

在过去三十年里，除了“茶党”[11]那些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初级形式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外，草根阶层的美国人大都退出了直接的公民行动。我们的理想主义已经让位于徒劳无功的挫折感。这也促使厄尼·柯尔特斯——美国最具效率的草根运动组织者之一，修正了阿克顿爵士那句关于权力与腐败的著名箴言。柯尔特斯说：“毫无权力也同样使人腐败。”[12]

毫无权力的状态会孕育出犬儒主义和消极主义，尤其在总统选举期间——这一时期恰恰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专属利益而筹集起来的政治捐款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08年，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表示，流入游说和竞选活动的金钱“无非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影响力贩售方案，通过将国家售卖给最高出价者的方式，双方合谋维持统治”。

政坛人物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部分时期，一直都拥有相比普通人而言更多的权力，其他一些时期则相对少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手中的权力一直都在呈指数级增长。今天，华盛顿崭新的权力游戏，由资金雄厚的专业政治说客们把持，其中很多都是前国会议员，以及走捷径的政府官员，为了华尔街的诸多银行、石油企业、国防工业、制药业，以及各大商业贸易协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卖命。

我们国家曾经健康的阶级间利益冲突，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受商界支配的华盛顿政治说客人数，是工会背后政治说客数量的30倍，是代表劳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治说客数量总和的16倍。政选支出方面，更是朝着公司美国[13]方向彻底倾斜：从1998年到2010年，代表商界利益的资本和各大贸易团体在政治说客们身上总共花费了286亿美元，相比之下，代表劳工利益的政治说客们只得到4.92亿美元的资助，差不多是60:1的资金投入优势。

今天，早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商界在政治领域的猛烈攻势相匹敌。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已经变得极为不公平了。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

本书着重介绍了过去四十年以来，我们是如何来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变成如此两极分化、如此迥异的两个美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鸿沟如何影响每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改变既有政策和恢复公民运动的方式，来重建我们国家的统一，为普通民众寻回美国梦。

在我的第一本书《俄国人》中，我试图给美国读者们描绘一幅亲切可人的人类学图景，让大家看看俄国人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大幕下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以及他们为何会选择如此的行为方式。在《权力的游戏：华盛顿如何运作》里，我深入到美国的政治系统，以及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时代所玩的权力游戏当中，描述华盛顿的权力如何真正发挥作用，为什么一些领导人成功了，另一些却失败了。

在本书中，我将提供自己以一名记者身份对今日两个美国现象所进行的CT扫描，调查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来揭示权力和财富的转变，如何导致了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解体。除此之外，我还会讲些故事，讲我们是怎样演变出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民主——我们是怎样失去了我们温和的政治中心，以及今日两极分化的政治格局，是如何加强经济不平等状况和经济领域的不安定感的。

这是一本记者之书，书中写满了美国人的浮沉故事。它描绘了新经济模式和新权力游戏运作方式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影响——涉及工作、收入、住房和退休政策——以及人们的各种希望和梦想。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我在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为PBS的调查纪录片拍摄，和为了写这本书而接触到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像比尔·克林顿、纽特·金瑞奇、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袖人物，艾尔·邓拉普、鲍勃·高尔文，或者安迪·葛洛夫这样的CEO，以及像喷气机技师史蒂夫·奥尼尔、银行信贷员布雷·海勒、计算机工厂技术员威尔森·克拉伯，承包商埃利塞奥·瓜尔达多，和小企业主约翰·泰伯斯。

大多数人仍旧表达出富于勇气的个人信心。然而，他们对美国梦的信仰却已被严重动摇了。跟其他人一样，他们想知道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运作方式。

技术和全球化

由那些商界领袖，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保守派们提出的标准解释是：新经济模式催生的种种严峻现实，乃是毫无人情味的、无从抗拒的市场力量驱使之下不可避免的产物。

他们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挑战的经济巨头。也正因此，美国才更容易产生中产阶级的繁荣。但是，随着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近20%，下降到了1980年的不足10%。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开始进入贸易逆差，随着亚洲的蓬勃发展，我们的进口额远远超过海外销售额。诚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迈耶所言，美国正在从“生产型帝国”转变为“消费型帝国”。今天，作为消费者，我们确实收获了不少好处，但是在失去工作岗位这件事上，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的工作岗位，因为从外国进口商品，或者因为美国本土公司搬到海外而流失。

商界领袖和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这种经济上的持续失血乃是不可避免的进步成本，是科技与自由贸易毫无怜悯的前行所需付出的代价。可是，他们所说的这个魅惑人心、半真半假的“真相”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忽略了本书中所讲的政治和经济故事——公共政策和社团战略对我们分裂成两个美国所施加的影响。技术变革与全球化带来的累累硕果，其中占据压倒性的数量，都分配给了少数特权阶级，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却被排除在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它也没有解释。

科技革新和数字化时代撼动了美国经济，强制一切发生改变，创造了新的赢家和输家，侵扰了大量行业，以及数百万人的人生，以上这些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去否认。可是，如果科技革新和全球化恰恰是今日美国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主因，那么，在其他先进国家，我们应该同样也可以看到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和中产阶级流失——但我们并没有看到。

一番比较——以及一条分岔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在经济政策上选了一条不同的分岔路，如今，德国在全球市场上的表现，已然远远好于美国。自2000年开始的十年中，美国累积了数十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相比之下，德国在出口方面则出现了大量盈余。在西欧的经济动荡中，德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堡垒，1995年至2010年期间，德国经济增长率每年都高于美国，其收益分配范围也更为广泛。1985年以来，德国中产阶级工人的小时工资上升得比美国更快，上升率比美国高五倍，其结果是德国中产阶级现在的平均工资比美国人更高。

德国领导人费尽心力，努力将他们的高薪、高技能工作岗位留在国内。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将产能转移海外的同时，德国确实也失去了一部分劳动力，可是相比美国，它仍旧保全了相当一大部分本土制造业基地。今天，21%的德国人在制造业工作；在美国，这个数字是9%。

区别并不在科技水平，而是在我们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我们的企业战略上。德国维持着强大工会，并在本国的商界与劳工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社会契约，甚至减少了经济衰退期间的失业率，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始终在上升。

美国选择了另一条分岔路

美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奉行重商主义的权力在政策上的倾斜，以及新兴企业理念的勃兴，都在驱使美国走这条路——这两者也是今日美国经济裂缝的根源。过去三十年里，新经济的不干涉主义哲学承诺，宽松政策、更低的税率，还有自由贸易将会一举解决所有问题。新经济理论认为，大幅削减富人们的税收将会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新经济的拥趸们断言，自由市场将会让财富开枝散叶。

然而，他们所说的那些没有真正发生。真实情况是，中产阶级被抛弃了——家庭年收入从接近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这1.5亿人被抛弃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超过9000万挣扎在贫困线下，或者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低收入美国人，同样也被抛弃了。即便是6000万的美国中产阶级高层，还有我国最富有的前5%人群，相比前1%的超级富豪，相比那些美国金融业精英，也被越抛越远了。

新经济在其本身的理念倾向上，明显与战后时代的企业经营哲学分歧明显。在过去，商界领袖们所奉行的准则就是财富共享——他们会向员工们分发企业成长和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商界领袖们多半放弃了这一事关“共享财富”的伦理美德。除了少数例外，CEO们转而实行“楔形经济学”——把那些非高层普通员工的薪酬，从公司本身的收入和利润当中彻底剥离了出来。事实上，根据人口调查局的统计，一个典型男性工人在2010年的收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78年还低。三十年时间原地踏步，或者甚至还发生了倒退。

如此一种南辕北辙的情况，在美国的新经济当中不断扩大，以至于在2011年4月，当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国人失业，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从事临时工作，或者干脆直接从劳动力市场彻底退出的同时，美国经济仍企图挣扎复苏。

《华尔街日报》曾在头条故事中大肆宣扬，说那些主要的美国公司相比2007年美国经济崩溃之前——“自‘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最大经济衰退中，成长得更加高效，获利更为丰厚，现金流充裕，更加不受负债牵累”。自2007年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了多达110万个工作岗位，1.2万亿美元的现金进入了这些公司的海外账户。至于相比之下国内的情况，《华尔街日报》则指出：“以上表现并未在改善美国国内就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楔形经济学所造成的财务裂痕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数量远远超过几年前）声称，他们亲眼见证了贫富阶层之间“强烈”的冲突，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分歧比种族、年龄或不同族裔群体的分歧更为严重。

1950-1970的“良性循环”VS.1980-2000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并不算明智，它损害了我们的成长潜力——正如我们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缓慢复苏中所看到的那样，新经济下的失业率，以及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都打破了之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良性循环增长”的、美国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繁荣的长效引擎。

在中产阶级的鼎盛时期，也即“二战”后的头三十年里，美国那些大公司支付很高的薪酬，提供很好的福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拥有稳定收入，这些家庭同时也消费掉了这些财富，创造出了很高的消费需求——强劲的消费需求，正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它推动企业投资新技术、新厂房和新设备，雇用更多员工。企业扩张有助于充分就业，为“良性循环增长”加油，从而使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并随之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我们的新经济模式中，“良性循环”的动态驱动力却受到了失业和平均工资上限天花板的打击。平薪不止对于个人而言，对于整个经济环境来说都是很糟糕的。低薪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公司不再扩张，也不再雇用新员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陷入了漫长、痛苦的“无就业复苏”。这种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简而言之，缩减规模、离岸外包和楔形经济学产生了反效果。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它们根本就不起作用。诚然，个别公司可能会因此得利，尤其是那些向海外输出产能的跨国公司。可是，这些公司却几乎不将自己的获利与它们的美国雇员们分享，如此一来，它们便把中产阶级的消费可能性给阻塞了：缺乏庞大的消费需求，国家经济便无法良好运行。

政治危机

华盛顿本身也动弹不得——因为它已经被冻结在了功能失调的党派纷争僵局之中。

当然，正是那些实打实的差异，把我们区分为了一个又一个的个体。这一直都是真的。美国的政治舞台总是会受到党派斗争的波及，并因此在政策上左右摇摆。尽管如此，却始终都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重心。该做的活儿早就做完了。那些政治上的对手，比如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显然大不一样，可是就算如何不同，两人之间总会有一些共识：两人都主张扩大社会保障范畴，都不打算让社会保障私有化。相比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或许更倾向于削减某项具体的政府计划，或者减少预算，但也并不会去解散政府，以及关闭整个内阁部门。

今天，任何事情都是有争议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失去了妥协，以及信任妥协行为的习惯。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实际得到了解决。一个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然后，同一个国会又试图去废除这个法案。新权力游戏的标志是政治危机——政治领域的最后通牒，一场党派之间的怪罪游戏。但是，对于无休无止的边缘政策冒险而言，赌注实在是太高了。现在，是注意林肯那段话的时候了：“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是无法维系的。”

挑战与回应：一个崭新的思维模式，一份国内马歇尔计划

彻底的政治变化将要发生，那将是一场平民主义的复兴，能在美国一举扭转三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大趋势，使我们的国家再次强大，并且完整起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汤因比式的挑战，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回应，这场公民运动的重生，需要从草根阶层的普通人民，也需要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不得不挺身而出，直接以公民的权利展开行动，为了重建“属于人民的、由人民管理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华盛顿实打实地成就民主议程。

不难想到恢复更公平、更高水平经济运行环境所需要实行的措施——针对就业、住房、税收和公平采取措施，并重置长期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用几十年时间，来处理我们国家目前的困境。重建一个更加公正、安全并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时间——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过如此长的一段时期后，要想重新萌生能够得到广泛共享的繁荣，我们必须要让“良性循环”再度发挥作用。这项挑战需要我们的商界领袖们拿出更多自己公司的利润来跟员工们分享。它要求我们的政界领袖们去做更多我们以前的总统——比如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经做过的事情：利用政府资源来改造我们老化的公路、港口和机场，使它们实现现代化，刺激科研和研发，重新培训那些技能已经落后的工人，为私营企业提供激励政策，以此让美国——还有美国人——在前面的年头里能够拥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

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给人带来希望的征兆了。问题在于，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已变得如同惊弓之鸟，再也受不得惊吓，而对于政府，我们已经感到厌倦。如此一来，我们便直接忽略掉了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好消息。商界领袖们已经开始公开反对“新经济模式”这个概念，认为美国可以依靠服务型经济生存。通用电气公司的CEO杰弗里·伊梅尔特坚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制造业和工厂式生产岗位的复兴。“在美国制造”，这是陶氏化学公司CEO安德鲁·利弗里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除了陶氏化学外，其他顶级公司的高管们也呼吁制定一份属于国内的马歇尔计划——一份混合了税收优惠、科研资助、公共-私人投资组合的计划，包括技能联盟，以便使那些工作岗位因为海外贸易而被取代的美国本土工人们得到现代化的职业培训。

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在2009年曾经濒临破产，但他们现在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汽车行业的政府资金援助过程堪称腥风血雨，但这一行为表明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企业与政府通力合作，管理层和劳工阶层互相迁就让步，共同挽救公司和自己的工作。通用汽车公司CEO丹·阿克森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废除了他们那些“你死我活”式的发言内容。联盟同意保持薪酬稳定。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承诺，重新启动美国本土的工厂，而不是他们按照之前的计划，将汽车产业整体转移到墨西哥。截至2012年初，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总共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来重新启动美国本土的多家工厂。

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看，2010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均有所增加——总共增加了超过三十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本土制造商品的出口额也开始上升了。到了2012年，中国一度不可抗拒的成本优势，对于美国的一些企业主看来，也没有之前那么有吸引力了。中国劳工流动性高，而且薪资激增，相比之下，美国本土劳工薪资维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因此，一些美国企业——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奥的斯电梯公司，密尔沃基市玛斯特锁公司——已经选择将工作岗位从中国带回了美国。聪明的政府政策能够促进这一趋势。

个人的参与

但是，对于升级经济竞争环境以及恢复美国梦的长期努力而言，真正需要的则是一场由普通美国人领导的现代化圣战——参考上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模式。

人民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追问这个国家的领导者：那个能够治愈我们分崩离析祖国的裂缝，让我们祖国重回上升通道的新时代林肯在哪里？过去，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公民领袖，能够从群众运动当中脱颖而出，其出发点正是平民主义性质的公民式运动，而公民式运动富含活力的根本，就是个人参与。

按照汤因比的观察，当大量生活在发达文明中的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是社会当中的一部分时——换句话说，当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很重要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当人们开始相信，在决定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件事情上，他们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再拥有发言权之后，大规模的异化严重的分裂便开始显形了。

“美国人民确实有理由去消极，可是，令人感到难过的残酷事实是，在眼下这个关口上，连美国人民自己都是问题的一部分。犬儒主义、异化和愤世嫉俗不会引领我们前进。我们尚有重大任务需要去完成。”约翰·加德纳在数年前曾经这样说过——他后来成为了公共游说团体“共同事业”的领袖。

在华盛顿，“茶党”的方法是单向推动某项政治议程。但是，“茶党”并没有去推动某项事关中产阶级的议程——“茶党”的新晋国会议员们所推动的减税方案和政策保护了既得利益团体和金融界的利益。他们的策略是：减少对中产阶级孩子在高等教育上的资金援助，减少对中产阶级老人在退休金和医保上的资金援助，并且制定让中产阶级家庭赋闲在家的一系列计划。

“茶党”提出的政策议程并非中产阶级议程。这个结果或许并不算是意外，毕竟众议院的六十多位“茶党”议员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百万富翁，拥有180万美元的平均净资产。

不过，能够从“茶党”身上学到的是这样一点：草根阶层的公民力量足以带来一股新兴的清流，这股清流有能力改变华盛顿的政治争论的方向——以及华盛顿的权力平衡。

2011年秋天，另一股公民力量的清流来自纽约“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们，以及从波士顿到波特兰、俄勒冈、圣路易斯和洛杉矶的、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们。“占领华尔街”的民众发出了抗议美国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声音，大部分人民也对他们发出的声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短短数周时间里，“占领华尔街”这种初级形式的公民运动，不但改变了针对经济议题的公开对话方式，还在美国的政治辞典中加入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词汇。对于“占领华尔街”，推特上有句十分简单的口号——“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对抗那最富有的百分之一：这句口号勾勒出了选举年政治风向和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的核心议题。

可是，美国的持续革新，将需要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运动，这场运动务必得更扎根民众，组织得更有条理，政治思路上更为清晰，且能够列出一系列简短有力的政策目标。不过，无论如何，美国政治春天的第一枪还是打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教育我们，一旦运动被成功动员起来，一场平和但坚定的、广泛扎根草根阶层的革命便能重新掌控权力，让美国梦得以延续。

约翰·加德纳宣称，我们需要草根阶层美国人“充满力量的强力推动”：“我们这些人民群众”要求华盛顿执行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议程。

注释：

[1]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1907-1998），1972年至1987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最高法院任职期间，在多件重要案件中投下决定性一票。1971年8月，鲍威尔向美国商会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这份报告被后世称为“鲍威尔备忘录”，它被认为是美国人针对阶级战争发起的冲锋号角。

[2]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任亚利桑那州任参议员，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被视为1960年代开始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

[3]此处指越战。

[4]特指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ititutions）下的经济学反应，作为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下“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概念的对立。两者会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变化发展以增强自己的制度属性。

[5]即开启于克林顿时代的“新经济（New Economy）”，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变化。

[6]美国企业研究所，简称AEI，全称是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

[7]十九世纪时，商人和银行家一度被称作“强盗男爵”。

[8]指北美地区（含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20年代这一爆发性增长时期。传统上认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是一个由于许多新式消费品涌入市场而造就经济繁荣的时期。

[9]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

[10]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缩写AFL-CIO，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

[11]茶党运动是右派平民主义运动，发端于1773年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针对波士顿倾茶事件，是革命的代名词。现代茶党名字来源于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亦有人将TEA引申为Taxed Enough Already的简写，意为“税已经收够了”，是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

[12]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历史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后文提到的箴言即“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13]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指美国现代经济体系中崛起的、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型企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