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日民族思想政治教育

（一）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教育

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教育。1937年7月8日，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抗日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通过列举事实讲清道理，指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和前途。8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再次强调了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性。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进一步阐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指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8]。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就必须进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教育，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把抗日战争的步骤和政策、纲领解释清楚。按照中央的部署，党的各级宣传机构、部门和舆论阵地，积极行动起来贯彻中央的精神，发表了大量社论，阐明了全民抗战和全面抗战的重要性。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教育，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深入人心，全国人民共同抗战的局面从此形成了。

加强部队官兵的思想教育与引导，实现战略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情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相应进行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由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当时党内和军队内部有许多同志对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清，对在敌后分兵建立抗日根据地也不理解，甚至有的错误地主张红军应集中开赴前线，配合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军队作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了批驳党内外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战略高度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讲清了防御战与进攻战、持久战与速决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配合以及向运动战发展和指挥的问题，强调了一切抗日根据地真正建立起来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和发动了民众。这就为抗日战争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提高了党内和军内同志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指导党内和军内同志学会如何进行游击战。党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不仅自己对游击战理论融会贯通，而且到各部队宣讲体会，从而取得了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行动上的一致。

宣传《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抗战初期，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影响较大，持久战思想一直未能被大多数人所了解和接受。为了树立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宣传持久战思想，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1938年5月，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人与武器的关系，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战的理论。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清晰地描绘出了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解答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疑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共产党内、在敌后各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教育作用。[49]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毛泽东曾从两个方面这样论述：一是形势与任务的需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的领土完整的国家”，这就要求“党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50]二是积蓄革命力量、赢得持久战争的需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但“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革命的势力”，要改变这种形势，“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要扩大活动范围，开展持久斗争，最好的策略就是“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51]这是今天的革命和明天的胜利所必须的。

关于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6年2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对于这个问题作为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一是为什么要改变策略路线。党的策略路线以前是什么，没有在相关文件中见过规范表述，但是有这样两种提法可以供参考：（1）1934年1月，中央通过的《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所提出的“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52]（2）1934年8月，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演说中提到“九一八”事变以来，党在反帝问题上的三个“策略原则”，即“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孤立妥协的改良的政党”和“尖锐的把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起来，把这两个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制度对立起来，在群众中极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53]之所以要改变这一党的策略路线，是因为如以上形势的变化，“如果党依然不改变策略路线，那么不仅会使党不能紧握着新的革命高潮汇合革命的力量，取得革命的政权，争取革命的迅速胜利，而且将使党成为革命事变的尾巴，成为狭隘的小团体，离开广大群众”;[54]二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没有改变。认清策略路线与革命性质变与不变的关系，是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关系的关键所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与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是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决定的。中国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革命性质依然没有改变”。[55]但是新的策略路线把民族革命排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快要灭亡了！把中国从灭亡的危境中解救出来，成为中国革命当前第一等的任务，但又不是因此便丢掉土地革命，“而是要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去求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三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间的关系。这是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思想基础。由于各阶级不同的经济地位及相应的政策态度，他们对民族革命的态度和表现也不会是一样的。因此，“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农民。联合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利用一切可能参加民族革命的中间势力，中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对日本强盗和卖国贼汉奸蒋介石及其靠山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56]“在反日战线中，广大群众革命利益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的解答”。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以致投降叛变，“要随时去批评，指摘、斗争，去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使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

关于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指出：我们的同志都是在原来的政策路线下工作惯了，学熟了那一套，另外，对民族革命新高潮不甚相信。因此，在新的政策路线下，关门主义便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表现形式，总的是“死守旧政策的观点”,“以为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保持其清高的态度，不愿意到自发的群众组织与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去工作，形成宗派主义等”。[57]怎样才能有效反对关门主义呢？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要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在干部党员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二是要结合实际工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实践去宣传关门主义的错误。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与发展中，刘少奇在1936—1937年间，发表了《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等一系列理论文章，首先对领导权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刘少奇认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现在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这个危险是由资产阶级获得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产生的，最坏的结果可以使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受到牺牲”,[58]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克服和战胜这种危险，就应该注意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中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加强自己的影响，而争夺领导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心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与前途……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抗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59]把领导权问题提高到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刘少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与科学总结。

关于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核心地位问题。张闻天认为：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应成为“坚强的核心”。如何确立与巩固这种核心地位呢？必须经过四个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一是要发挥引领作用，在斗争的实际行动中创造与扩大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成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火车头与推动机”。二是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在统一战线这一特殊的合作群体中，存在改良、摇摆乃至破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行为是难免的。对此，苏维埃与红军必须坚定地做到“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决不放弃严肃的确实的批评”“共产党员坚定的、不动摇的、明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立场，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能否彻底实现有着决定的作用”。三是以群众为坚强的后盾。通过公开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取得最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并通过一切统战组织的公开选举，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的、勇敢的与坚决的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四是壮大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通过组织的扩大实现核心作用的放大。

党内独立自主原则的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内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左”倾转为右倾。1937年11月，当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到处宣扬“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形成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当时，王明的右倾错误思想有一定市场，严重地影响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策略的贯彻执行，如果不及时加以肃清和纠正，将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产生极大危害。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坚决的斗争，从思想理论上进行解释与批判工作。毛泽东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一系列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诸多重大方针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清算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要求“各级党部应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和扩大和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强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照六中全会决定，各地党组织和各部队迅速组织传达，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在深入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后，许多模糊认识得到澄清，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了阶级警觉性，保证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顺利地贯彻执行。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教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国、美国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同时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了明显的妥协倒退倾向，反共倾向明显增加。从1939年冬至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

1939年冬至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的控制权。

1940年夏秋到1941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次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企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1943年3—7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它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6月18日，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企图“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党内、军内有一种“左”的倾向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手段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同时，还存在一种“右”的倾向，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投降分裂两种可能。党的任务，就是要清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60]事实表明，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是内战时期阶级斗争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的延续。加强策略原则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把阶级的立场和民族的立场统一起来，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不会因为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放松阶级的警惕性，也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摩擦与挑衅而放弃对日斗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政策。党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一系列重要指示、文章和演讲中，系统地宣传、阐释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3月先后发出了《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和《关于反摩擦斗争中统战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章，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1]对于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党的基本政策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原则下，及时制定与宣传“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警示和教育党内同志和部队指战员，清楚地认识到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不等于统一战线破裂，也不要图一时的痛快而忘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更不能因一时的挫折或失败而动摇与悲观。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就是顽固派阴谋操作的典型反共事件。当时，国共关系空前紧张，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翻版，要给以彻底反击，甚至不惜破坏国共合作。中共中央英明决策，一方面发动强大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另一方面，我党针锋相对，重新发布组建新四军的命令，八路军也做好准备，随时配合进行反击斗争。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194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组织《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受到人民的拥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英国政府也认为，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时期，不应发生反共内战，苏联、美国、英国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民主阵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了顽固势力，用事实教育了全党同志。

（四）教育军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依照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纲要》，确保占领区，把这些地区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与此同时，使用有限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两种手段，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

从1941年起，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建设”，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扫荡”“清乡”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

日本侵略者把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并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在沦陷区，加强汉奸伪组织力量，强化基层保甲制度，镇压一切抗日活动，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加紧经济物资的控制与掠夺。对游击区，采取“蚕食”手段，一点一点扩大占领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自1941—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军的“扫荡”，一次用兵在千人以上到1万人的，有132次；万人以上到7万人的，有27次。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畜不留，房屋尽毁。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在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百姓1230多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万多人。日军在华中分地区、分时期多次进行所谓的“清乡运动”。日军与汪精卫的伪军相配合，既推行军事“清乡”、政治“清乡”，也搞经济“清乡”、思想“清乡”，企图摧毁长江下游一带共产党和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实现殖民统治。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之华北连年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队伤亡重，减员多，干部牺牲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华北一些平原区（主要产粮区）相继由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从1亿减到5000万以下[62]。有些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积极应对。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巩固和扩大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的比例，在山岳地区一般为二比一；在平原地区是一比二；在个别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武装地方化。人民武装应占群众中青壮年的大多数。

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同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兵团执行跨地域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在一定区域内担任游击战任务，民兵、自卫军以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家乡。

在日、伪军残酷“扫荡”、“蚕食”的严峻形势下，党领导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各部队加强敌情观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各种战斗武器，从思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在获悉日、伪军即将“扫荡”的消息时，迅速动员组织群众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人、畜，藏好衣物和粮食，封闭水井，使敌军进入根据地后，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人带路，没有消息来源，成为饥渴之军，盲聋之军。在战斗中，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战勤工作，运输粮食、弹药和伤员。

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中指出：“敌在冀南的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只能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遵照这个指示，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紧密结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开展反“蚕食”斗争。对死心塌地的汉奸给予坚决镇压，同时，尽量做好争取伪军、伪政权组成人员的工作。对俘获的伪官兵，教育后一般予以释放，以促使其反正。当敌军以“蚕食”向游击区推进时，我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紧密配合，趁敌人未立稳足就给予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魔爪。

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有效打击和破解敌人的“蚕食”推进，根据地军民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形成的战斗组织，成员包括军队干部战士、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对敌工作干部等。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群众的宣传员、组织员。他们深入到敌占区、接敌区，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广泛宣传群众，揭发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这样通过武工队创造性的工作，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所谓的“治安区”难以治安。这对扭转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改变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产生了重要作用。

党领导沦陷区人民进行积极的反日斗争。一是开展抗日宣传教育。针对日军的侵略及其在占领区内的暴行，沦陷区的党组织因势利导，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北平、天津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教育进步青年，引导组织进步青年积极投身地下抗日斗争。江苏地下党组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殖民统治的罪恶，激发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的特殊条件，演出进步戏剧，出版进步书刊，进行抗日宣传。二是沦陷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同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阻止和破坏敌人实行“以战养战”的企图。1939年，上海工人罢工147次，参加者有20万人。1940年，上海工人罢工427次，参加人数达26.6万人。三是党领导沦陷区人民举行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元旦，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南京浦口三井煤矿、河北井陉煤矿、河南安阳六合沟煤矿等地工人举行暴动，队伍撤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63]。四是在沦陷区建立地下斗争战线，开展情报收集工作。党组织秘密情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企业和有关部门搜集铁路沿线敌人的军事力量部署、关卡设置、军队调动去向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配合全国军民的抗战和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沦陷区人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这对于坚持抗战，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好准备。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终于取得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于4月间成功起义，游击队逮捕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为了继续打击日本，亚洲太平洋战场发动了对日本的攻势。6月下旬，美军成功占领冲绳，初步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同敌人展开激战，分别毙伤日军1.5万人和2.6万多人。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自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在反法西斯战争逐步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沦陷区的工作，提出了沦陷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抗日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的消灭日本侵略者”[64]。各地党组织还在沦陷区群众中选拔和训练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当地工作，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准备力量。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军全面反攻作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发动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做好准备，在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顽抗，应予以坚决消灭。

遵照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解放区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军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中国抗日战争是20世纪进步的革命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