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和党史的教育

（一）重视对党内进行历史教育

抗战开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内不重视历史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历史是极坏的作风之一。关于历史学习和研究工作，还“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他强调道：“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对于那些不重视历史学习和研究的人，他提出了严厉批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21]

毛泽东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深知史学的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尤其强调这一点。毛泽东把学习历史知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的革命斗争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深信：“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2]关于干部的历史教育，毛泽东曾专论道：除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运动的情况及趋势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23]1939年，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讲道：“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裙’”;“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古”，指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漫长的中间过程都叫做“古”。“今”是指现在。“通古今”就是了解历史和现状。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求：“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24]

延安时期干部历史教育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抗战的需要。1941年2月，《共产党人》刊发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指出：日寇在发动军事、政治、经济进攻的同时，也发起了文化进攻；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是摧毁中国的民族文化，焚书坑儒，另一方面是进行亡国灭种的文化教育”;“修改中国的教科书，修改中国历史”。提纲明确要求和大声疾呼“必须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继承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25]。正因为历史科学在增进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抗日民族战争的紧要关头，抗战派前所未有地重视历史教育。正如叶镬生所说：“在抗战营垒中，无论是唯心的唯物的历史学派，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都注视到浅显通俗的宣传教育的重要，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2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干部历史教育，首先就是为了适应民族抗日战争的需要，力图从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抗战的智慧。

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对干部的历史教育逐步展开。1940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对不同层次干部学习的课程作了明确规定，初级课程开设：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开设：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27]历史类课程被确定为干部学习的重要课程。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12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表的。“决定”指出：延安干部学校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28]。当时，毛泽东在修改决定时特别指出：“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一切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延安，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29]

延安时期的干部历史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需要。学习和研究历史，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列主义是革命导师“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30]。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推动中国革命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特点和历史实际的学习和了解。

延安时期的干部历史教育，同时又是为了提高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水平。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认为，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甚至大多没有文化，必须要补学中国历史这门课。在1943年3月他曾指出，“身是中国人，对近百年的（昨天的）与古代的（前天的）中国，漆黑一团，对今天中国的面目，也若明若暗，这是书不好或读得不好，也必须补读，否则就不能办好中国的事”[31]。谢老的这番话，既说明了当时干部队伍实际状况，也正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加强干部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32]

（二）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克服困难，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大批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重任，194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毛泽东亲自审核了这批文献资料，并向中央提出编辑《六大以来》，供党员干部学习。

从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到1941年，已经时隔13年，中央机关曾几次长途转移，特别是经过长征，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历史文献收集工作先由任弼时负责，后中央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这是中央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收集。中央秘书处想方设法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资料，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送给毛泽东，由毛泽东认真细致地甄别审核。就这样，经过一段耐心细致的工作，六大以来的很多重要文献资料集中起来了。其中有六大和六届二、三、四、五、六次中央全会的主要文件，中央各部、委文件，中共苏区中央局及其地方党委文件，苏维埃大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文件，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及总政治部文件，团中央和团苏区中央局文件等文献资料。

在对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审核中，毛泽东读到许多当年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中央文件。其中不少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向全党下发的一系列“左”的训令、决议等。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从各方面贯彻“左”倾路线，导致党和红军损失惨重，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30万党员减少到4万左右，党的组织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当时，在中央苏区，对教条主义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此时，阅读这些历史文献，使毛泽东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党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党现在已发展成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这些干部，大多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33]面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认清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提高党员干部路线觉悟。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34]。中央同意并决定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文献集。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挑选文件材料，订正文件标题、时间和出处，进行文字整理并校阅版样。选编的文献，起于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止于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时间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在编辑的体例方面，《六大以来》选编的历史文献资料，共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八个专题[35]，约计260万字。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复杂斗争，反映了随着革命进程，党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的变化与发展，内容系统、丰富，是研究党史的重要依据。[36]

（三）精心组织党史及历史教育

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主要是干部的历史教育，分为在职干部历史教育和干部学校历史教育两大部分。

在职干部的历史教育。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中规定：高、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还明确要求学习方法是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37]对中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各个学科的学习都要注重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

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年10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历史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清算过去的历史。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中央在九月会议上决定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并决定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

按照张闻天院长的要求，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把学习历史作为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习计划要求：在哲学方面，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式逻辑、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要熟悉中国和外国的一些重要古典名著。“为了学好哲学，必须学点历史：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欧洲革命史等”[38]。中国教育研究室也这样计划：要“研究学习一般历史社会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中国新闻研究室要“有计划的补充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具体知识”。国际问题研究室每天安排两小时的历史研究时间。[39]在八路军的文化教育中，把历史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八路军的文化教育方针是：“我们要使所有的战士和干部，都能懂得普通的自然的现象……懂得历史，首先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及近代世界革命史等等。”中心内容是：“以中国革命及社会科学常识为中心，说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与动力、中国革命运动的简单历史，社会形式发展简史，以及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40]

干部学校的历史教育。抗战爆发后，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延安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各种专业性的干部学校。当时开办的二十多所干部学校主要有：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使学生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并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学生是不是真正领会了马列主义，要以学生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41]也就是说，中央要求干部学校在教育中，要注重把学习马列主义与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及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正式开学，这是中共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马列学院的学员有常年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红军指挥员、知识青年。张闻天为马列学院制定的教学计划规定，学院开设六门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

1939年，陕北公学大学部开设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等。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根据陕北公学的教育经验，总结出战时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在计划课程与教材排列、配合以及进度的时候，应注意“由历史的到论理的”原则；在大纲和提纲的编制中，“在体系上，须使历史的叙述同论理的说明之间，保持有机的辩证的联系”等。[42]1939年7月创办的延安女大必修课有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史略等历史类课程。[43]1941年1月，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时，张闻天特地指出，要增设西洋史、中国史等课程。[44]

延安时期干部历史教育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大党员干部有组织地学习历史材料。这些历史教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教科书，二是自己编写的教材。1938年，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党史》）正式出版。毛泽东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45]。中共中央决定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历史教育的重要学习教材。从1939年5月到1941年3月，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了《联共党史》。1940年6月到1941年3月，组织党的中级干部也学完了《联共党史》。在延安学习的人数达两千多人。各级干部学校都把《联共党史》作为主要学习教材，整风运动又将其列为必读书。

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闻天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46]他亲自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干部学习的主要教材之一。在当时，干部学校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课程，也大都以该书为教材或蓝本。1941年12月，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来》正式编印发行。1942年10月，《六大以前》也正式编印发行。《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文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组织、文化教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状况。这两部文献推动了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

郭沫若撰写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正确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总结了明末农民起义的深刻教训，对于提醒全党戒骄戒躁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篇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整风运动后期被列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

1940年，受中共中央委托，范文澜编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为一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为了适合初学者阅读，“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47]《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叙述中国历史进程的新型通史。

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作关于党史学习的演讲报告，是对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中央干部教育部（后并入中宣部）多次请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根据地来的负责人作学习报告。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党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不仅为当时中央高级学习组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也为后来的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他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这既给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范例，也给广大的听讲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教育课。此外，还有陆定一的《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等领导人的报告，都是重要的党史学习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