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扩大刑事赔偿范围

2010年《国家赔偿法》在国家赔偿方式中正式增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扩大了受害人刑事赔偿的范围。但总的看，2010年《国家赔偿法》赔偿范围不够宽，赔偿标准不够高，法定赔偿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害，引起受害人不满和社会关注。

《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此项规定虽然属于国际通行的对受害人给予同等标准补偿的作法，但未考虑到不同受害人的不同情况，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如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及自由职业者等可能不够公平。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合同损失、经营损失和预期收益等。

《国家赔偿法》第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只在“造成身体伤害”、“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造成死亡”三种情况下，才支付医疗费、护理费、康复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而对于因长期关押产生、诱发器质性或精神性疾病，或加重原有疾病造成的健康损失、工作损失和连带损失等，一概不予考虑。

我国国家赔偿采行法定赔偿原则，即《国家赔偿法》明文列举的赔偿事项，赔偿义务机关才予以赔偿，未列举的一概不赔。这样，就将受害人及其亲属在申诉平反过程中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资料费、误工费，以及亲属因冤屈引起的器质或精神性疾病治疗费甚至死亡丧葬费，和住宅房屋破败垮塌修理重建费等，均被排斥在赔偿之外。

如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再审改判无罪后，念斌申请福州中级法院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及其他物质损失共计人民币1500余万元。福州中级法院决定，支付念斌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58.9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至于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8年申冤期间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材料费及自家房屋损毁修建费，其姐姐的误工费、其儿子的心理治疗费等等，均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念斌及其姐姐十分不满，抱怨说，连“为申冤所借的外债还有100多万没还清。”

另外，《国家赔偿法》第36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不赔偿间接损失，将许多可以预期的、必然可得的利益排除在赔偿之外。

因此，作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应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将目前实行的“抚慰性标准”，提高到“补偿性标准”，不以法定赔偿为限，应以实际损害为准，力争实事求是地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此外，《国家赔偿法》还应考虑受害人回归正常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培训、就业费用。2015年3月，在冤案平反10年之后，佘祥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适应社会比适应监狱要难得多”，因为在监狱里待久了，而社会高速发展，导致我们与社会脱节很严重，变成一个弱势群体，“希望政府和社会主动接触我们，并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就业培训和指导。因为牢狱也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些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心理疏导，使我们逐渐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孤立我们”^[1]。

作者在此希望国家赔偿立法者能尽量从受害人角度考虑，即使赔偿再多的钱财，失去的岁月补偿不了，离婚的伴侣回归不了，死去的亲人复活不了，荒废的仕途重走不了，错过的机遇再现不了，精神的伤痛愈合不了！与其采取目前通用的各种变通的“补助”办法，不如修改、健全法律规定，以合法方式，名正言顺地给冤假错案受害人以充分地法律救济，何况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已经达到满足此种需要的程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