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新劳动与古代社会变革
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不仅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是人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由于人类发展中的一切财富、奇迹，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作为一个劳动者，应当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一个创新劳动者，更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我国正实施着建设创新国家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这样的思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可想而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创新劳动，或劳动创新。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强国际竞争力靠什么，只有靠科技创新和劳动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世界各国都无不如此。劳动创新不仅铸就着中国的未来，而且铸就着世界的未来。不间断的创新，应当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的起码要求。
一 创新劳动和劳动关系的变化
这里说的创新劳动，当然包含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工艺技术、劳动方式、劳动管理、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还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和劳动知识方面的发明和创新。只要在这些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变革、有所创新，从而使劳动品质和效益有所提高，使劳动不断跃升到新层面和新高度的劳动，就是创新劳动。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促进劳动生产力飞跃、引领人类进步、铸就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不是一般性的重复劳动，而是创新性的先进劳动。一般的重复劳动，只能维持人们生活和社会的现状，只有创新劳动才能带来发展和进步。对于有着保守和容易满足特点的中国劳动者来说，进行创新教育尤为重要。实现创新劳动的前提或基础，是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所以要实现创新劳动，首先必须实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这就意味着，建设创新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包括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在内的科学的创新劳动机制和体系。为了能深刻认识这一点，这里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劳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许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人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创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创造劳动工具和人类的产生
人们都懂得，劳动作为人类自身力量作用于大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它的起源与人的起源紧密相关。劳动作为维持人生存的手段和发展条件，在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中，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人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都孕育在长期劳动创新的过程之中。因此，要研究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从根说起，首先研究劳动的产生、本质和发展，研究劳动创新的过程，研究创新劳动在人类、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人和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至今仍有许多神奇的宗教传说，仍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科学、相信唯物主义、相信唯物主义的解释的，即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只是在猿是如何具体进化成为人，具体进化过程是怎样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争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猿进化成人的决定因素是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不过，这里提醒的是，应当是创新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
开天辟地，凡在大自然中的生命体，都会有谋生的手段和谋生的活动，这种作为维持自己生命、用自身力量作用于大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劳动，不过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有意识的劳动，只是一种原始、本能的劳动。正是有这种不停地谋生的活动或劳动，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不断发展和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发展进化的每一次转折、每一次飞跃，都是由创造性的活动或劳动，或者都是由这种创新活动或劳动所引起、所决定的。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发展和进化过程都无不如此，发展进化成人之前的猿，当然也是这样。
科学的发现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人是由古代的一种动物猿，在长期的劳动发展中进化而来的，人是劳动创造的，而不是上帝制造的，人类真正的上帝是劳动。人们都知道变成人的那种猿，生活在很古很古以前的年代，究竟这个年代有多长，谁也无法确切知道。不过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古发掘和科学推算，一般认为大约在400万年前，那种猿在长期生活活动或原始劳动活动发展进化过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或飞跃，那就是会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从此猿也就转化成了人。
什么叫人的劳动?劳动的本质是什么?劳动怎样创造了人?人类劳动同转化为人之前的猿及其他动物的谋生活动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劳动是如何发展的?它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等这一系列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都作了很经典的阐述。文中恩格斯提出和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在几十万年前，地球上有一种智力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都高于其他动物和其他猿的类人猿，也就是人类的祖先，他们有自己本能的觅食方式和谋生活动，有为获得食物和生存领地的争斗，但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恩格斯在这里提出和阐明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从谋生活动到真正劳动的过渡点或分界线问题，这也是从猿过渡到人的过渡点和分界线问题。从恩格斯阐述的思想中，我们能够领悟到，猿的谋生活动之所以转化为真正的劳动，或者说人的劳动同猿的谋生活动的根本区别，就是制造工具;同样，人之所以成为人，人和猿的区别，也应该以能制造工具为分界。也就是说，从起源上讲，劳动的产生和人的产生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制造工具。制造工具，是从本能性的谋生活动过渡到真正劳动、从猿过渡到人的过渡点或分界线，是劳动产生和人产生的真正源头。第一次制造劳动工具的劳动，当然属于创新劳动。
学会制造工具和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当然是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无法知道究竟有多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最初制造的工具是石器。人们按照对劳动工具不断创新和改造，把早期从制造出第一个石器开始，由简单到复杂，把它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正是在制造工具的长期活动中，在对劳动工具的不断革新的长期实践中，猿才进化到人，或者说人才脱离了动物界，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不过最初的人，或者刚会制造工具的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猿，所以叫猿人，或者叫原始人。从猿人发展为真正的现代的人，同样经历了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这种发展过程，始终是和劳动工具创新和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
可见，人是在不断创造劳动工具、实现创新劳动中，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与劳动发展的辩证统一:劳动的发展带动了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促进了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创造性劳动的产生。比如晚期智人时代，人不仅能制造各种比较精美、有多种用途的石器，而且学会了制造骨器和角器，比如用骨或角制成的骨针、鱼钩、鱼叉、投矛;用在木棒上装上石器做成的石斧、矛头等武器等。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或技术性的劳动，都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体现，也是劳动力发展的体现，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体现。
人们应当记住的不光是人是劳动创造的，不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应当记住从谋生、维持生命、维持生存到发展这个意义上，既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也可以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学会了制造工具，学会了创造性的劳动。而且由于劳动作为人利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大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当然也始终包含着大自然。大自然为劳动提供了物质资料，而劳动把这些资料转变为生活资料，转变为财富。而且，制造工具本身，作为人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正是从制造工具或者从这种创造性劳动对猿到人发展进化的决定性作用的意义上，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
事实上，劳动在创造了人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因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或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以及由于生命的需要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从事生产活动。人类开始使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就是人类自己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时候。人们在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就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就开始创造着人类历史。
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人类历史产生的首要前提是人类首先能够生活，能够进行维持自己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们进行劳动是为了提高和改善生活。无论是人的发展或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永远是第一位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具体体现就是人们为维持自身生活的生产劳动创造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毋庸置疑，历史从来就有权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权安排单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自由，因为历史是全人类的事，体现着全人类的生命，所以它本身是起主宰作用的。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谁也不能抱怨历史，因为历史既然这样安排了他，自然就会给予他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和参与人类的发展的权利。不过应当记住的是，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上的许多偶然现象，许多伟大人物的出现，尽管可以使历史的发展出现许多曲折，但它都不能改变历史，不能改变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
向劳动祈福和向剥削诅咒
自人类产生之后，劳动，便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成为人的本质。回顾人类历史，放眼当今世界，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世界到处闪耀着劳动和劳动者的光辉。又因为能使财富成倍增加的，都是由劳动者的辛勤创新劳动创造，所以那些快速聚集的财富，更闪耀着创新劳动和创新劳动者的光辉。劳动和劳动者用事实告诉人们，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为那些历代英雄们发挥英才、展现伟大英雄事迹搭建舞台的，是劳动者，是劳动者的劳动;无论从人类进步或财富的创造看，劳动者都是光荣伟大的，劳动者的创新劳动更是光荣伟大的。无论用什么语言来讴歌劳动，讴歌劳动者，特别是讴歌那些两脚泥巴、满身臭汗的体力劳动者，讴歌那些呕心沥血为人类创造出巨大精神、科技和物质财富的脑力劳动者，都不会过分。
然而，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却都是统治者的历史，都是那些帝王将相、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势者的历史，都是那些似乎能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们的历史。被讴歌的都是他们。不过幸哉，19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个马克思，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共产党，从此劳动者也走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是广大劳动者的大救星，他们创立了辩证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劳动者的真实作用和地位。他们专门为劳动者撑腰做主，为劳动者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他们的理论是专门讴歌劳动者的。在他们的眼里，劳动者才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英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劳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更是这样。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而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劳动自身的发展。依据至今劳动发展的进程，人们按照人类发展所经历的社会形态，一般都把它分为五个大的历史阶段或五种劳动形式。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封建社会的个体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社会主义的联合劳动。无论哪种劳动形式，其目的都是创造物质财富，只是由于劳动关系的不同，创造财富的规模和效率不同而已。而且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两种财富的创造同人类自身的发展，其实是寓于同一过程之中。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劳动的无限创造性，劳动的无限创造潜力，都蕴含在劳动的不断创新和变革中。尤其以劳动工具的变革和劳动方式的变革为最具代表性。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财富巨大增加的，带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和不断演变的，都是由于这种变革。而且从奴隶制度开始，划分人类社会进步阶段的，往往也以劳动工具的发展进步为依据。比如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器时期、铁器时期、手工业时期、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些不同的时代，都体现着劳动创新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着劳动创造财富力度的不同水平，体现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同水平，体现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同水平。
劳动的伟大，首先表现在它在人的起源和发展中的威力上。正是经过数十万年的劳动过程，通过在这个过程的不断创造，才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革命，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直立行走;使猿的前肢成为人的重要的劳动器官，人的手;产生了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语言;不仅促进了人的机体发展，而且促进了思维和大脑的不断发育，使猿的大脑逐渐变成了人的大脑;脑髓的不断发展使各种感觉器官、意识、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都不断发展了起来。这些器官的发育和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使人制造劳动工具的能力不断发展和提高，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大自然中有利于人的生存、能为人类服务和利用的发现也越来越多，从而适应、支配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当今人类所具有的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和支配大自然的巨大能力，人类财富的巨大积累，人间奇迹的不断出现，都是劳动的力量和劳动力量的积累。劳动的伟大，劳动的神圣，劳动对人类的意义，世间无词能够确切、充分予以表达。
人们之所以能进行创新劳动，原因就在于在劳动过程中思维和大脑的不断发育。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性的谋生活动的区别，不仅在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而且在于它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自然的活动。马克思曾经拿人和蜘蛛、蜜蜂作比较，来说明人类劳动的这种特点。他认为，蜘蛛的活动和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造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这种意识活动能力是从动物的较低级的反应能力发展而来的，人类的劳动也是从动物本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动物的谋生活动，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的劳动则通过他作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世界上的任何群体动物，都有自己相对独立、固定的群体。猿类也是如此。这是其谋生的需要，是生存竞争的产物。而自猿进化成为人类之后，就把人的这种群体总称为社会，把这种群体活动也称为社会活动，把人们之间的关系称为社会关系。可见，人类社会的起源与劳动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创造劳动是人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同一个源头，劳动创造了人，也就创造了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的性质、方式，也同时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但创新劳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永远依旧。
我们所说的劳动，自然都是指生产劳动;我们所说的生产，自然都是指劳动生产。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缘由和特征，那么人生的根本价值，自然就是劳动了。人之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创造世间一切美好、一切奇迹，原因就在于他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即实现自己的价值——劳动。世间的一切美好，一切奇迹，一切财富，都是在不停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自古至今，人们都把劳动作为人的最高美德。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的生命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就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生活资料和消费这些资料的过程。离开了劳动，生活无以为继，生命也就终止。所以任何人都应当向劳动祈福、祈富，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创造出财富，才能给人幸福。然而，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就产生了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者的制度，一切统治阶级的财富，都是靠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而积累起来的，他们都好逸恶劳。而劳动者都应当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向剥削也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行为诅咒。
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制度，实现自由的联合劳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然而，由于人类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群体，崇尚感情、爱心和高尚道德，所以人们都不愿意以这种起码条件为满足，都愿意做一个高尚的人，共产党人更是如此。什么是高尚的人?在马克思看来，高尚的人的基本条件是，不仅为自己而劳动，而且还为他人而劳动，为了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而劳动。一个人，只有既为自己而劳动，又为人类的幸福、完美而劳动，才能达到自身的完美，才是一个高尚的人。
人都是在社会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和劳动的。要进行劳动首先得结成一定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作为劳动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类的社会性说到底是人类劳动的社会性，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劳动和劳动关系的发展。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所构成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不热爱劳动、不尊重劳动者的人，是一个失去人的灵魂、失去人的本性、失去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劳动、不能解放和高度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关系的社会，或者阻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必将走向灭亡的社会。
劳动和劳动者，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不属于劳动者的劳动，也没有不进行劳动的劳动者。创新劳动首先要有创新的劳动者。世界一切财富和奇迹，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向劳动者致敬。也正是基于劳动者的伟大，自古至今，即使剥削者，也要千方百计把自己说成或伪装成劳动者。不过，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界定劳动者或剥削者，不是看其社会地位和从事的职业，也不是看其占有财富的多寡，而是有一个最根本的界限，那就是看是否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只要是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占有的财富再多，也不是剥削者;虽然占有的财富不怎么多，但那不是或大部分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那也是剥削者。
先进劳动的发展和劳动关系的变革
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动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迭，没有一次不是由于劳动创新所引起。劳动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关系。在劳动的发展进程中，基于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的不同，就存在着一般的重复性劳动和创新先进劳动之分。决定这种区别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劳动条件所决定的劳动品质的先进和落后，主要包括劳动环境品质、劳动资料品质、劳动力品质、劳动组织形式品质、劳动技术和工艺品质，以及由这些所决定的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成果品质等;二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的先进和落后，主要包括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与国家的关系等。创新劳动或先进劳动，是个相对的、时代的和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回顾人类发展历史，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始终是由创新的先进劳动所引领的。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历史，是人类不断增长知识、改进劳动工具和进行创新劳动的历史，是由劳动知识、劳动工具、劳动力所组成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劳动关系不断变革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载体，就是劳动生产力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劳动生产关系。一旦一种劳动生产关系，即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或社会属性，不再能容纳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这种劳动生产关系，以及以这种劳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形态，就将灭亡，就将被一种新的先进的劳动生产关系所代替，历史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史上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转变、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无一不是由先进劳动所引领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都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应当从经济关系，即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中来理解政治和历史，而不是相反。这里我们应当补充说，应当从创新劳动的发展中去理解政治和历史。先有劳动的变革、劳动的创新，然后才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才有劳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创新，才有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正因为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劳动力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的、主要的要素，所以劳动力发展又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劳动创新，前提是先实现劳动力的创新。而劳动力，即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不仅包括劳动者的体力，而且还包括劳动者的技术、科学知识、积极性、创造性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核心是劳动力的发展，这正是劳动者创造历史内在含义。而劳动力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体力的增强，而更在于科学知识以及在科学知识带动下技术的积累和提高。因此，劳动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在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历史的逻辑是，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创造着科学、更新着技术，并用这些科学技术更新着自身、发展着自身，更新、改变着生产工具，从而发展着生产力、发展着历史。这也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在含义。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一直就是劳动关系中的毒瘤。由于它制约着创新劳动的发展，所以随着其不断恶性发展，必然带来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时，马克思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什么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和怎样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付工资购买的不是劳动者的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劳力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实际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要大大高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即使扣去包括工资在内的各项成本和应上交给国家的税收，也还有剩余。马克思把这部分剩余叫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价值，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当然，在实际中，由于资本家，特别是产业资本家，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也许自己也会有贡献，也会有自己的劳动，如何计算这部分劳动，应当如何在剩余价值中作扣除，也就是应当如何计算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量，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该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1]“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
马克思特别强调，能给人以尊严的劳动，是独立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指出:“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3]一般劳动，只能维持人的生存，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在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当时国际劳工局局长胡安·索马维亚还把体面劳动作为口号提出来。
马克思不仅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劳动创造人类、创造社会的世界观，树立了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高尚、立志做一个创造性劳动者的人生观，而且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是我们的楷模。马克思的一生，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即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无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他都毫不动摇。比如在那亡命的日子里，马克思虽然忍受着警察的侮辱、生活上的极端窘迫，但他为劳动者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和意志，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坚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通过演说和撰文向工人宣传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揭露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不仅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且是在雇佣劳动，即工人被剥削存在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的解放，广大劳动者的解放，必须消灭这种以对工人剥削和压迫为存在条件的生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驯养劳动和家庭革命
创新劳动之所以能创造世界，是因为它具有引起社会不断革命的本能。创新劳动以及劳动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第一次大革命，是家庭夫权对女权的革命，也称为家庭革命。从人类脱离动物界进入蒙昧时代开始，到私有制、阶级产生后的奴隶社会为止这一时期，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种类，开始主要是狩猎，后来又有家畜驯养、畜群繁殖和农业。此时期，由于劳动不发展，所以劳动方式、社会制度都受到血缘关系的支配。如恩格斯所说的:“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4]那时的劳动，基本上是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劳动的成果，也由集体分配和共同享用。
后来在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氏族公社，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共同占有和使用简单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共同参与氏族事务，是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说:“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做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5]在氏族内，作为基本劳动单位的仍然是血缘家庭，是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思维和智力的发展，不仅发现了新的劳动，也改变了财富的来源，改变了劳动方式。狩猎，是传统的劳动。在长期的狩猎劳动中，摸索出了一种新的劳动，即驯养劳动。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是一种创新劳动，它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对畜群的私有制发展起来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不仅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也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对偶制家庭发展为专偶制家庭时，就需要社会力量的作用。最初，由于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所以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如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等。后来，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地区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茂的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草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需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了一种奢侈。但是，这种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历史上原始家庭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不断缩小两性婚姻的范围展开的。不过初期的对偶家庭还不能使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因为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大约在300万年前，人类使用简单的石器和棍棒，成群而居，到处游荡，过着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在生活的实践中，学会了驯养和种植，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了相应的部落及相应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在氏族公社中，族长开始一般都由妇女担任，而且由氏族议事会选举产生。如果族长不称职，氏族议事会有权将她撤换。在氏族公社中，一切重要事务，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的每个成年男女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这种氏族公社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族长的领导下，共同占有和使用简单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等享受和消费劳动成果，平等参与氏族事务，和谐生活，是一个没有私有的原始社会，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劳动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在氏族组织基础上行成了部落。各部落内部和部落与部落之间，自然会有各种矛盾的产生。部落内部的矛盾，可由氏族首领们协商解决，而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有时常常涉及到部落的生存，比如为了掠夺别人的或保护自己开垦的农业、饲养的畜群、狩猎的山林、居住的领地，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战争本身不仅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且它反过来又是创造性劳动发展的促进因素，比如用石材、木棒、骨材等制作武器的劳动。
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新的劳动和新的财富来源的发现所引起的废除母权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关系的变革，或者说是第一次最深刻的革命。在整个蒙昧时期，甚至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废除母权制，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如恩格斯所说，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
母权制的被推翻，女性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恩格斯在阐述母权制被废除的历史意义时，曾这样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6]
当然，这次革命之后，创新劳动和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革命还数不胜数。但比较大的，涉及社会制度变革的革命，已经发生过四次。一次是奴隶制度对原始公社制度的革命，一次是封建制度对奴隶制度的革命，一次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还有一次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这四次革命，也创造出了四种不同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每次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建立，都为新一个层次的创新劳动发展，开辟了条件和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次革命，也是对劳动者四次程度不同的解放。跟随每一次革命，劳动者解放程度都提高一步。
二 奴隶群体劳动和古文明的创造
奴隶劳动，除了家庭奴隶之外，一般都是群体劳动。而无论家庭劳动或群体劳动，都是一种劳动者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在皮鞭下的极残酷的劳动形式。在这种劳动形式下，劳动者——奴隶，无论是从战争中被俘而来，或是奴隶主从市场上购买而来，他们都像会干活的牲畜一样，只能在奴隶主的皮鞭抽打下，甚至被带着镣铐，在家庭、农田、手工业作坊、矿山等，进行极其艰苦的劳动，创造着供奴隶主享受的财富，而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忍受着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有的奴隶还被训练成角斗士，进行相互格斗、残杀或与猛兽搏斗，以供奴隶主取乐。然而，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了人类的古代文明，造就了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辉煌。
新产业劳动的出现和第一次社会大分裂
历史已经证明，创新劳动和这种劳动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总是旧社会制度瓦解和新社会制度产生的决定性力量。而且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合理性总是在相伴中并行发展着。恩格斯曾用下面的一段话，赞颂质朴的氏族制度是美妙制度:“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7]
然而，劳动创造了历史，而历史却是无情的。这种美妙的社会制度，却是劳动不发展、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产物。随着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其瓦解。首先是由此引起了劳动结构的变化。比如: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不仅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而且引起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家庭男人和女人的分工。男人主要从事狩猎，女人主要从事采集和养殖。此后，由于养殖业这一开创性劳动领域的发展，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新的劳动领域，这是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次大分工不仅使游牧部落劳动生产的生活资料，比其他的部落多，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比如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乳类和乳类制品、更多的皮毛和毛织品，而且使加工制造这些制品的技术大大提高，出现了更多的制造武器和各式工具的作坊。
更重要的是，这次社会大分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使部落间的产品交换，即部际劳动，成为必然，并为这种交换以及它作为经常性的制度发展和巩固起来，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条件，而且还有了初始的货币。在此之前，部落间也有交换，那只是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进行的，而之后的交换则是包括氏族成员之间的个人交换。为这种个人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来发展和巩固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的，正是畜牧业的发展和这次社会大分工。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交换的主要产品是牲畜，所以使牲畜自然成为其他产品交换的中介，取得了货币的职能，起到货币的作用。这里我们看到，“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8]。
随着劳动技能的提高，这次大分工之后，又出现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大大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基于对生活资料和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获得更多的生活用品，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而部落之间的战争，不仅提供了新的财富，而且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出了具有巨大意义和影响的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说，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完全是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产品的增加，才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私有制产生的基础。
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驱，历史发展的开拓者，总是属于那些率先进行创新劳动，从而劳动生产力较高的人群。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劳动生产力较高的氏族，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从而就使劳动力获得到了某种价值。但氏族公社本身却不能提供这些多余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然而，战争却能提供这种劳动力。以前，战俘多被杀掉甚至吃掉，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些战俘获得了另一种价值，就是充当胜利者的奴隶，即新的劳动力的价值。这样奴隶制就被创造出来了。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像占有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占有奴隶。奴隶在奴隶主暴力强制下进行劳动，其地位像牲畜，奴隶主可以自由支配。然而，对于原始社会来说，私有制、奴隶制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仅让大量要被杀的战俘活了下来，并把他们变成了劳动力，而且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为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道德的堕落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而财富的增加，却带来了对个人财富鄙俗的贪欲。这种贪欲，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破坏者。氏族制度瓦解，有两个方面的根本性原因:一是私有的产生，对个人财富的鄙俗的贪欲，以及二者所导致的氏族共同体的权力的被瓦解;二是为掠夺财富和奴隶而发动的残酷的战争。而这两个原因的背后，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不断增加。这种相悖行为，“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9]。
财富是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对个人财富的卑鄙贪欲，就是对他人劳动的贪欲，其结果必然是道德的堕落，是无休止的掠夺，是残酷的战争。氏族制度的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即使全盛时期的氏族，因在广大地区人口极度稀少，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他们自己或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使人感到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
对个人财富的贪欲，为部落间的战争提供了动机，而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又为部落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历史的事实是，氏族共同体作为劳动生产力极不发展的产物，它的权力是被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部落联盟，是基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而建立的。而它的建立，却标志着氏族组织崩溃的开始。部落联盟的信念是，“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缓和一些。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10]。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
劳动创造了财富，也创造了阶级和国家。财产的差别、贵族和王权的世袭、掠夺财富的战争，造成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国家的产生。劳动创造出了财富，而在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时，轻视劳动、贪婪个人财富却成为一些人的追求。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时，“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11]。最初的国家，就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的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
劳动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对个人财富的贪欲、掠夺和由此带来的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又反过来促进了创造性劳动和劳动生产力的更大的发展，促进了劳动专业分工的更大发展。比如基于战争的需要，使制造武器的作坊日益发展，如制造盔甲、盾牌的作坊不断发展;基于消费多样性的需要，各种乳类和乳类加工、皮毛和皮毛加工、金属加工等作坊，也不断发展起来;随之是各种工匠，如铜匠、铁匠、木匠、皮匠、泥水匠、造酒师等也发展了起来。这种发展引来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手工业作坊内部，具有较高技术的匠师与徒弟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也开始显现。劳动分工，是劳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分工的意义，是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就是使得劳动生产力得以成百倍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由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决定，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阶级对财富的贪欲，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用各种残酷手段强制奴隶劳动，这既使奴隶主极端鄙视奴隶，鄙视奴隶劳动者，又使奴隶们在仇恨奴隶主的同时，也鄙视劳动，憎恨劳动。人们都知道，最早的奴隶主是原始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最早的奴隶是氏族部落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随着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被奴役的氏族部落反抗征服者的斗争，除了大规模的起义之外，更为经常的是消极怠工、逃亡、破坏生产工具或杀死个别穷凶极恶的奴隶主。也就是说，劳动的被轻视和道德的堕落，最初的根源在于剥削阶级对财富的贪欲和对劳动者的压迫。
创新劳动和奴隶社会的进步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人类开始进入有阶级和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劳动。这个时代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就是奴隶主阶级压迫、剥削和统治奴隶的奴隶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或由于大规模的战争掠夺，或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奴隶制劳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们不仅从事家务劳动，而且被大批驱赶到农庄、作坊、矿山等多种生产领域。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奴隶则一无所有。他们像马牛一样，完全隶属于主人，主人像饲养动物那样，用他们劳动的成果，养活着他们，他们则按照主人的意愿，日夜拼命为主人劳动。他们是主人的能干活、可以自由买卖、可以任意鞭打、屠杀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奴隶制是残酷的，但它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进步。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奴隶群体协同劳动，作为一种先进的劳动方式，它也应当是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开拓者。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又称古典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在这种奴隶制中，奴隶主拥有数百以至数千的单身奴隶，奴隶主把奴隶用于农业、手工业、矿业和其他种类的生产，实行较大规模的奴隶协作劳动。生产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自身消费，商品生产也占相当的比重。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2]
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脊梁。尽管奴隶们遭受各种皮肉上的残酷折磨、精神上的各种凌辱，但他们还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肉，铸造出了劳动的伟大、劳动者的伟大。由于奴隶的大量使用，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生产，实行劳动协作，发挥劳动分工的优势，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诸如大型作坊的出现，金属工具的普遍利用，犁耕农业的发展，兴修水利工程技术的提高，有细致分工的手工业的发展，由手工业所带来的商业的繁荣等，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使社会发明了文字，产生了历法，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哲学、法律、文学、艺术上都获得了重要成就，形成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当今仍然璀璨夺目、令人向往的埃及金字塔，我们看到它，就不难想象当时奴隶们劳动的艰辛、震撼的火热场面。
奴隶创新劳动，或在这种劳动基础上所创造的古代文化，虽然肇始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但其发展的高峰却是在中国、希腊和印度。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希腊的古典时代和印度的列国时代，都是古代文化辉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才辈出、思想大解放，人类智慧大放异彩。在哲学、文学、艺术、戏曲、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建筑、雕刻、铸造、刺绣等领域，一个个巧夺天工的惊人奇迹，争芳斗艳。创造性劳动巨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就，这些世界文化宝库中辉煌的不朽的遗产，不仅彰显了当时各自民族的思想、性格、文化传统和智慧，而且对后世的文明都有着深厚的影响。
奴隶制的进步性，还突出表现在它促进劳动分工上。劳动分工，体现着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着社会进步的水平。奴隶制社会中，由于奴隶劳动创造出了更多的劳动领域，使劳动的种类不断增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创造出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生活资料，这就使有专长的那些匠人，能够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从而促进了对之后社会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意义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这种分工，就不会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巨大成就。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是劳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促进，相反相成的。就脑力劳动来说，任何脑力劳动归根到底都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这主要表现在:脑力劳动者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成就，不可能脱离体力劳动者的活动，没有体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生产出各种生活资料，脑力劳动者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明创造;没有奴隶和工匠们的体力劳动，只有脑力劳动者的设计，不会创造出任何文明成果;没有广大奴隶等劳动者的生产实践，脑力劳动者也就丧失了科学文化的丰富的创造源泉和基础。而就体力劳动来说，任何体力劳动，作为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都是以脑力劳动为前提的。主要表现在:没有脑力劳动者提供的设计、技术和具体实施方案，体力劳动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脑力劳动不仅是提高体力劳动劳动质量和效率的引擎，也是体力劳动自身发展进步的引擎。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却处于对立的状态。由于体力劳动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被剥夺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不可能掌握足以从事脑力劳动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所以从事脑力劳动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从事笨重、脏累的体力劳动，也成为卑贱的被统治阶级生来俱有的义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体力劳动者总是受脑力劳动者压迫和统治。显然，这种对立体现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从氏族公社转变为奴隶制的地域、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实行奴隶制的方式和类型也不同。比如古代东方的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奴隶制，就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不仅在家庭，而且在几乎所有生产领域都大量使用奴隶劳动不同，它们主要是在家庭使用单身奴隶，而在生产领域，主要是农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则是个体农民。这种个体农民总体上说，是国王或君主的奴隶，但他们可以组织家庭，可以自行进行经济活动，不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那样，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奴隶群体劳动和罗马帝国的辉煌
在世界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而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这两座大厦，都是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奴隶创新劳动的结果。奴隶劳动不仅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当时希腊在哲学、戏剧、文学、诗歌、绘画、雕塑、建筑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奇迹，令后人赞叹不已，以至于后来在欧洲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向意大利广泛移民。这些移民不仅把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希腊文化，包括宗教、神话、文学、戏剧、建筑、艺术等带到了意大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希腊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制陶技术、建筑技术、冶炼技术以及经商的经验等，都带到了意大利，从而促进了意大利劳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地中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然而，意大利在与罗马人的长期争斗中，却被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被罗马人征服有政治、军事等多种原因，但最为基本的还是经济原因。罗马人在与意大利人的长期征战中，靠压榨奴隶劳动，已经积蓄了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是它征服或统一意大利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在意大利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了。经过200多年的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罗马已经基本控制了意大利全境。
罗马能征服意大利的头一条原因，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除了表现在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之外，最主要的是军人的数量和武器装备。而这两条，都要以由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没有大量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大量生活资料，就不能养活庞大的军队;没有大量奴隶在武器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大量的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就没有罗马人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当时罗马军队的数量有多少，也许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可人们的确知道，在其军队编制的每个军团中，大约就有5000至6000人。当时罗马人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诸如:金属头盔、盾牌、甲胄、护膝等防御装备，长矛、投枪、短剑、弩炮、攻城槌等进攻性武器，都不仅靠劳动，而且靠创造性劳动来制造。更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在征服意大利人的过程中，还采取了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移居屯垦政策。每征服一地，就把没收的大量的土地，变为国家的“公地”，并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破产的公民，让他们移居屯垦，从而起到军事殖民的作用，既可以缓和内部土地的矛盾，调动劳动积极性，又便于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和监督。
罗马征服和统一意大利，无论对罗马和对意大利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在促进奴隶劳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先进劳动生产技术在全境内的传播、奴隶劳动生产力提高、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随着罗马向意大利全境的扩张，深刻改变了意大利的社会面貌，刺激了意大利奴隶制经济的巨大发展，这就为罗马帝国的形成和罗马奴隶主进一步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奴隶们的景况也日益恶化。在矿山、工地、农庄、手工业作坊里，奴隶的处境都非常悲惨。他们往往被带上镣铐，面部刺着烙印，使用着粗笨的工具，在奴隶主的皮鞭下，被迫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他们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还受着种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有的奴隶主还强迫奴隶从事角斗训练，驱使他们到角斗场，或彼此格斗残杀，或与野兽搏斗，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供奴隶主们取乐。奴隶主对奴隶的这种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激起了奴隶的激烈反抗，促使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可见，奴隶制度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合劳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必然灭亡。
奴隶劳动制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使用奴隶的规模大、生产领域广上，更重要的是，由于奴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出来的财富增多，特别是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的增大，奴隶劳动的性质也开始变化。农业一向是罗马的基础经济部门。罗马奴隶主执意发动战争和向外扩张，有两个基本目的或者根源，那就是掠夺土地和奴隶。在历年的对外征服和扩张中，罗马奴隶主不仅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侵占了大片的土地，俘获大量的奴隶，从而为其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此时期的奴隶劳动，不仅大批地、广泛地运用于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各种手工业、工矿业等多个领域的奴隶劳动也大大发展起来，而且这些部门的发展，还往往与商业相联系，多被大商人所控制，所以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的性质。如马克思说的:“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13]，这是奴隶制进入发达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
奴隶创新劳动，铸就了罗马帝国的辉煌。罗马统一意大利后，就利用上述这些奴隶劳动的优势和由这种优势铸就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经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比如三次布匿战争，到公元前27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其在欧洲称霸了400多年，也在人类历史上辉煌了400多年。强大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队，始终是罗马帝国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都是建立在奴隶创造性劳动，即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工具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劳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上的。诸如:在农业方面，不仅有带轮犁、割谷机的应用，而且在农艺、耕作方面也有进展;在工业方面，水磨在磨粉和在矿业中的推广，复滑车和起重装置在建筑工程的应用，排水器械运用于矿山等;在手工业制品方面，如青铜器和金属加工、玻璃吹制、陶器制作、珠宝加工等，不仅产品种类繁多，而且技术分工细密。当时不仅在劳动的工艺技术上优于其他国家，而且在劳动的规模和组织上，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比如，当时罗马帝国就有使用上百奴隶的制陶作坊。
三 封建创新劳动和封建社会的辉煌
封建劳动，是一种以家户私有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形式同奴隶劳动形式相比，对劳动者来说，是一次解放。就世界范围看，由于从奴隶劳动形式向封建劳动形式转变的基础和具体条件的不同，对劳动者解放的程度也不一样。大体上说，欧洲被称为隶农或农奴的劳动形式，还带有奴隶劳动形式的印迹。而亚洲特别是中国，自从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土地归农民私有后，农民则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奴隶地位，只是繁重的徭役劳动，则仍然带有奴隶劳动的印迹。在封建个体劳动的进程中，无论是劳动工具、技能、方式等，也都在不断创新和变化中，只是由于其制度自身的保守性，这种创新和变化实在太过于缓慢了。其中最为耀眼的是手工业劳动的发展。正是这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整个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劳动技巧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封建时代的辉煌。当然，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农业的发展。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令人振奋的是中国世纪的出现。
封建劳动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劳动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一定社会形态的生存和转化。社会形态、劳动生产方式，都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能适应或能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就能生存，就具有进步性。否则就失去了进步性，或者原来的进步性，已经变成了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桎梏，就必然要灭亡。对于劳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而言，奴隶制是进步的，它的进步性就在于它能促进劳动生产力更快发展。而奴隶制生产关系固有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能适应劳动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在劳动生产力新发展、新的变化面前，它不仅失去了促进作用，而且转变成阻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榨取奴隶劳动，是奴隶主获得个人财富的最容易、最简便的方式。他们也以此为满足，需要做的事，就是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奴隶，想办法从已有的奴隶身上榨取出更多的油水，以供自己奢侈享受。在劳动生产中，他们不再热心于创造和使用先进的工具，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加强榨取奴隶的方法，以从强迫奴隶劳动、加强奴隶劳动强度中，获取更多的财富。对奴隶的榨取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是奴隶们的生命。当奴隶们无法生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起来反抗，起来革命。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宣告奴隶制度，奴隶劳动方式，已经成为劳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桎梏，吹响了奴隶制度走向灭亡的号角。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是古代社会中被压迫阶级最光辉的一次斗争，这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斯巴达克的英勇事迹永远被人们歌颂。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称赞斯巴达克是“古代史中最堂皇的小伙子”。列宁也称赞斯巴达克是“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一位最卓越的英雄”。正是在奴隶的不断起义和顽强斗争中，加之奴隶主阶级的残暴、腐败、糜烂，尽管东罗马帝国直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而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已经标志着西欧古典奴隶劳动制度的灭亡，标志着奴隶制向封建制，即奴隶劳动方式向封建劳动方式转化的开始。
个体劳动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它与奴隶劳动方式相比，是一种先进的劳动方式。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基本内容就是由奴隶劳动方式向个体劳动方式转变。由于各民族奴隶劳动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不仅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背景、条件、途径和时间有所不同，而且所形成的封建制度也各有特点。不过就生产资料供个人使用，个人利用归自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这一点，则是共同的。恩格斯在阐述这一特点时，曾这样说道:“中世纪社会:个体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是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14]
虽然都是个体劳动，但在劳动的具体方式和劳动者的地位上，各国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有的是农奴制方式，或隶农制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封建主把庄园的土地分成小块，分给奴隶耕种。对授产奴隶——农奴或隶农，虽然不能随意屠杀，但农奴还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封建主还可以买卖农奴;有的则采取自耕农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用国家法律规定为个体农民私有，随意无论是有土地的农户，或是租用地主土地无地农户，都可以利用属于自己使用的土地，进行独立的个体劳动，只要到时向国家或地主交地租就行。有土地的农奴，对属于自己的土地，还可以自由进行买卖。这自然有利于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除了这两种个体劳动方式外，还有手工业个体劳动者，他们利用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进行个体劳动生产和经营。尽管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先进的劳动关系，都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都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土地是封建个体劳动的基础。土地作为个体劳动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也决定着个体劳动的具体方式、劳动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土地被封建主或封建主阶级的国家占有的那些国家，农民个体劳动者，使用这些土地劳动时，或作为依附农民，或作为农奴，他们的劳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超经济手段的控制，不是完全的独立自由的劳动。他们劳动生产出的大部分产品，都以地租的形式或捐税的形式被封建主阶级侵吞了，所以其劳动的积极性仍然受到一定的局限。而在用国家的明文法律规定土地为个体劳动者私人所有的国家，由于个体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劳动的积极性就比前者要高。但这种生产方式一来因为一家一户个体小生产，劳动工具仍然落后，劳动生产的技术水平低，既无力进行劳动生产工具的改造、革新，更无力开发和运用先进技术，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二来因为国家的苛捐杂税过于繁重:所以劳动全靠体力，很繁重、很艰苦，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的生活很苦。
不过，总的看，由于相对奴隶制来说，在封建制的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因而劳动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这无疑就促进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它的历史进步性所在。创造性的劳动带来了创造性的社会制度，而适合这种创造性劳动的创造性的社会制度，又使这种劳动方式通过国家法律固定下来。在奴隶劳动基础上发展脱胎出来的农民个体劳动，特别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劳动，还是有利于农民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和发挥，从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发展提高得很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体小农劳动，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很难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但封建时代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行徭役制度。国家通过这种制度，聚集大量劳动大军一起劳动，不仅发挥了集体劳动的优势，而且因为这种集体劳动，一般都是涉及国家军事设施，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水利工程、交通工程，或供国王、贵族享受的宫殿、行宫等重大建设项目，所以这种劳动大军中一般都有具有较高劳动技术的各种匠人，这不仅有利于劳动技术的提高，还有利于这些技术的普及。回顾一下历史，封建时代劳动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都是用这种劳动方式创造出来的。欧洲的城堡，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及五彩斑斓的宫殿、庙宇、贯穿南北的运河等，都无不是如此。
西欧封建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手工业发展快，而且始终并不重农弃商。在农业和手工业共同发展中，手工业始终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手工业的发展就带来了商品交换和商品交换集聚地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由于手工业都是具有专门熟练技术、使用专门生产工具的部门，所以从事这些部门劳动的隶农，一般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手艺。在10—11世纪，西欧在采矿、冶炼、金属加工、纺织、制革、制陶、磨粉和建筑业领域，手工业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且由于这些手工业者不堪忍受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不断逃出庄园到便于销售自己产品的地方，比如封建城堡、寺院附近、主教驻地以及交通方便的港口、要道、关隘等人口聚集的地方。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城关市民的发展。
可见，手工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不断创新发展，是当时西欧封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引擎。手工业劳动，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创新劳动，正因为它不仅包含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包含有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手工业发展的水平，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农业和其他行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商品交易中的地位和实力。综观封建劳动方式所创造的奇迹，都与这手工业创造性劳动和这种劳动所带来的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是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发展中的个体劳动。无论从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原料上看，手工业的发展不仅离不开农业，而且是寓于农业发展之中的。
手工业劳动与十字军东征
西欧封建制度发展中所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莫过于十字军东征。这场发生在1096—1291年间的残酷战争，至今仍使人闻之骇然。不过，过去人们只偏重于从政治或宗教的意义上，来分析研究这件大事，却忽视或轻视了它的真正的经济根源，即创新性劳动的根源。十字军东征，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劳动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从而促成了城市的迅速崛起。比如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奥尔良、里昂，英国的林肯、牛津等。那些集中在城市的手工业者，既开作坊进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又开商店从事产品的交换，所以他们不仅是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即创造性劳动的领军者，而且还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开拓者。商品货币关系，具有世界的本性，向能赚钱的地方扩张，无论这些地方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从当时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员及其动机看，也都和劳动的发展有关。比如，由于手工业成为具有专门熟练技巧的劳动部门，非一般农家所能兼营，于是，庄园内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也就是可供交换的商品比重开始增长，随之逐渐发生了个体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漫长过程。历史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重要前提。西欧城市的产生也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与封建领主进行阶级对抗的结果。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中世纪的城市既是手工业中心，也是商业中心。随着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地中海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区。意大利威尼斯等地的商人，主要经营东西方中介贸易。他们从东方运来香料、丝绸、棉布、棉花、宝石、金银首饰等，向东方输出木材、呢绒、金属，其贸易逆差，需用贵金属支付。
自11世纪末开始，西欧的教俗封建主和大商人，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了持续近两百年的侵略性远征。这场挂着“圣战”名义的侵略战争，是在西欧中世纪城市和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西欧城市兴起以后，封建主胃口扩大，企图向外扩充领土，广殖财富。人们都知道，11世纪西欧普遍流行长子继承制，封建领地由长子继承，其余诸子成为无地的骑士，他们骄奢寄生、身负重债，常在拦截商旅，打家劫舍中混日子，更贪婪地侵占和掠夺新领土。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企图独占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以便掌握贸易优势，因此他们提供武器、粮饷，甚至派出船只支持十字军东侵。
罗马教皇与西欧天主教会作为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最热衷于对外扩张，他们把无地骑士和贫苦农民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借以消除西欧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教皇从天主教会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东侵，把希腊正教教会收归罗马教皇统治，重建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还梦想再进一步扩张势力到伊斯兰教世界当中去。建立统一基督教世界，不仅是个宗教概念，有着宗教的含义，而且是个经济和社会概念，有着控制生产、贸易和财富的含义。
这就是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封建主贪图财富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向外扩充领土，广殖财富;城市兴起后，城市手工业者，特别是商人扩张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意大利大城市的商人，有了独占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的企图;罗马教皇和西欧天主教主，作为最大的封建领主，不仅有扩大领土、广殖财富的企图，还有统一基督教的实际的动机。这些统治者，之所以能动员和组织起数十万大军，前后进行了八次东征，若没有劳动者为其创造的巨大财富、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先进的运输工具，特别是较大型的舰船和货船，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史料记载，在第四次东征中，仅从威尼斯出发的舰船就有70余艘，货船50余艘。
劳动能创造财富，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统治者所霸占，却造成了抢夺财富的战争。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罗马教廷、封建领主和意大利城市大商人，为抢夺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对近东各国发动的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虽然他们夺取近东贸易优势的图谋实现了，但其对劳动者的劳动，或是说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糟践和破坏是惊人的。那数十万军人在长期战争中所消耗的大量劳动产品，他们在战争中的烧杀抢掠，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对劳动者辛勤劳动成果的大肆破坏，这都是罪孽。这次战争既破坏了农业生产，加重了隶农的负担，也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所以，它不仅没有解决西欧封建社会的矛盾，而且加剧了它的瓦解。
这次战争的失败，狠狠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侵略者的野心。不过，他们也从东方得到了新的消费产品和学会了新的消费方式，促进了欧洲封建主生活方式的变化。战争过程中在阿拉伯地区所建立的要塞，成为欧洲封建劳动制度的移植。不愿再回欧洲的人员也逐渐与阿拉伯人融合，成为传播欧洲先进思想、先进劳动方式、先进科学技术的纽带。在之后，这些都是带动阿拉伯发展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它教训了欧洲人，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开始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加速了封建劳动方式向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转化。
创造性劳动和中国的辉煌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勤劳的民族。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正是这种美德，不仅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创造出了中国的辉煌。作为世界古文明的摇篮，它有着光辉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制作武器的手工业作坊就已经很普遍，制作技术也是世界领先。比如当时的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技术就令人惊叹。铜戈、铜戟、铜鼎等都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从公元前770年至1500年的2000多年间，世界文明的中心一直在亚洲。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亚洲都遥遥领先。与亚洲相比，欧洲远落在后面，美洲更是望尘莫及。而亚洲文明的中心，又一直在中国。世界各国无不承认，在近代之前的世界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能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之后欧洲国家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绝大部分都是从伊斯兰传入的，而伊斯兰的科学文化，绝大部分又都是从中国传入的。
脑力创造性劳动所开创的先进科学技术，向来是一个国家劳动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先进与落后或者是否适合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在奴隶制时代，在希腊的哲学、戏剧、文学、诗歌、雕塑、建筑出现的同时，中国更有着诸子百家;在埃及金字塔、阿蒙神庙、天文历法、几何学圆周率等奇迹出现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文字和历法。中国的甲骨文和阴阳合历，完全可以与埃及最早的图形文字和太阳历相媲美，它们都不逊色于之后古希腊出现的太阳中心说的意义。政治思想和文艺领域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和认识上的巨大成就，孔子创私学和举贤才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孟子反暴政主张行仁政的思想、韩非子历史进化的思想，都不能不说是当时的奇迹，它们也都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争鸣和哲学繁荣相媲美。
在劳动的技术方面，中国的商代，不仅广泛使用青铜器工具，而且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不仅能种植多种农作物，而且能经营桑麻，能酿造不同的酒类。特别是青铜器的冶铸，已经成为工艺水平相当高的手工业部门。作为商代晚期青铜器冶铸技术水平代表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当时能有如此宏伟之作，充分显示了中华祖先们的智慧，值得炎黄子孙们骄傲和自豪。到公元前221年，铜和铁的冶铸作坊迅速发展，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在此带动下，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繁荣，奇珍异宝的交换，都大大刺激了统治者对更多财富的贪欲，也进一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至汉唐，中华民族已经通过自己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国家。连国外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汉武帝的名字，虽然是陌生的，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与亚力山大、尤利乌斯·恺撒以及查理大帝相提并论。经过军事上的长期征战，到唐朝时，中国的疆域已经扩大到东至渤海、黄海、东海，西至咸海，南至南海，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
国家的强大，靠的是创造性劳动，是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劳动部门，农业劳动技术提高，自然就决定着整个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隋唐时期，中国已经能兴修规模宏伟的农业灌溉工程，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的品种已有80多种，能掌握精耕细作、轮作、间作、混作等先进耕作方法。先进的耕作技术，带来的是产量的提高。据史学家统计，此时期中国农作物平均亩产每年可达到100—125公斤，而当时的意大利只有30—40公斤，英国也只有50—60公斤。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煮盐、冶铁、纺织、制瓷等各种手工业劳动也迅速发展。在西汉中期，即公元前，中国已经能冶炼出质量比白口铁更好的灰口铸铁。汉朝冶铁技术发展的标志，是炼钢技术的发明和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在东汉时期的公元25年之后，几乎全部兵器就都由铁器制品取代了青铜器。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期，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到公元11世纪，中国每年大约生产铁12.5万吨，比700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为1890年日本铁产量(2万吨)的6.25倍，为意大利铁产量(1万吨)的12.5倍。与冶铁技术发展齐驱的是制瓷技术。制瓷作为中国的独创技术，在商周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青瓷。三国和两晋时期，中国的制瓷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各种彩色涂料的瓷器，形象逼真，精美宜人。“唐三彩”很早就全球闻名，宋元时期的瓷器，更成为世界的珍品。
在纺织工业劳动方面，中国在世界享有最高声誉的是丝绸。在汉朝初期，中国的丝绸制品就远销罗马帝国各地，极受珍视。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盛赞中国为“赛勒斯”，即丝绸之国。当时中国人和罗马人之间繁荣的丝绸贸易，中国史书上有许多记载。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曾讲到这样一个故事:罗马人对中国丝绸极为喜爱，所以就千方百计想知道中国制造丝绸的秘密，但由于两国相距遥远，一直未能如愿。直到查士丁尼帝在位时，派遣了两位修士专门到中国索取制造丝绸的秘密，约在551年，这两个修士带回了一根里面装着一些蚕卵的空心手杖，才最后得到。罗马人视这些蚕卵比黄金更有价值，因为这就意味着丝绸业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开始。所以这位学者也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秘密”[15]。
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开创和发展，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和木版印刷图画的出现。至晚唐，雕版印刷已经开始发展，到宋朝，雕版印刷技术不仅已经成熟，并新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据西方史学记载，欧洲使用活字印刷则是在1450年，比中国晚500多年。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制造，造船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在五代时期，中国就能制造火药武器“霹雳炮”。而欧洲制造火药的基础，在13—14世纪才出现。西汉时期中国已经能制造3—4米宽的四层楼船。除此之外，中国的建筑业的发展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建筑规模的宏伟、工艺的精湛，都为世界惊叹和望尘莫及。比如:秦朝所修建的驰道、阿房宫和长城，汉朝在峭壁上修建的栈道，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明清修建的各种皇家宫殿和园林，都为世界所罕见。
创造性的劳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辉煌，自然是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由于科学技术劳动以及其决定的劳动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750年，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实力上，一直是世界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据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1750年中国制造业的产量为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2.8%，超过整个欧洲40%多，为日本的8.6倍，为英国的17.2倍，为美国的328倍。到180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33.3%，超过整个欧洲18.5%，为日本的9.6倍，为英国的7.7倍，为美国的41.6倍。1750年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中国也仅次于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当。尽管在1750年之后，由于劳动制度的相对落后，创造性劳动的缺失，中国逐渐失去了强国的地位，并在1840—1949年间遭受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经受了各种奇耻大辱，但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
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和资产阶级革命
尽管奴隶劳动和封建劳动创造出了人类古代文明和人间奇迹，但总的看，由手工业发展带动下的商品生产劳动，毕竟发展非常缓慢。从12世纪开始，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期，手工业生产发展才开始加快，并出现了工场手工业。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一种新的先进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雇佣劳动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决定这一过程具体进程的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劳动结构的变化。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经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直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才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新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产业，新的劳动结构又创造出了新的产业结构。在封建社会形态下，手工业劳动是新的劳动，正是手工业劳动的发展决定和引领着封建社会劳动关系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说，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劳动，是推动封建社会劳动关系变革的动力。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手工业发展有了新的飞跃，即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工场手工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劳动目的和形式上。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劳动产品是为了拿到市场上交换。其劳动方式的进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协作劳动形式的普遍的采用，二是机械动力在劳动中的使用。
所谓协作劳动形式，是指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的一起协同劳动。协作劳动无论是从节约生产资料，还是从依靠集体的力量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都是劳动者集体协作所创造的，都是由于许多力量有机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的力量。协作劳动的效果，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不过，在协作过程中，由于协作作为集体生产力，不仅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生产力，而且由于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在相互接触中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会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劳动效率和个人生产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劳动分工，这种许多具有自己特长或优势、能够在共同的劳动中相互补充的劳动者的协作劳动，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因为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只要有大量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同时进行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因为协作不仅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的联系需要协作，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等，而且因为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从而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总之，协作劳动就像许多人组成的一部机器，劳动中的每个有特殊技能的人，就像这部机器中一个零部件。
工场手工业不仅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大型机械动力设备的采用提供了条件，而且专业化的分工和专业化技能的提高，也为机械动力设备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需要和可能。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工具的发展、提高和采用上，诸如用于碾谷、伐木、排水的水车和风车，木匠用的刨子、曲柄，运输用的独轮车，纺织用的纺车、切削工具、钻具、凿具、锤具等。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16]
总之如马克思说过的:“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7]
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本身没有人身自由。在奴隶劳动中，有一部分是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但从表面看来，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无偿的。在封建制度下，农奴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明显分开的。在这两种劳动制度下，劳动、剥削和压迫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劳动得到的报酬，实际上只是购买劳动力的价格，但在表面上，却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好像劳动者的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劳动者的无偿劳动即剩余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的形式，从而掩盖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即剥削劳动者的本质。
尽管如此，在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毕竟得到了一定的人身的解放。人类历史上，劳动者的每一次解放，甚至是微小的解放，都体现着新的、更先进劳动关系的诞生，都会极大地提高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正因为这种劳动关系，同奴隶劳动关系和封建劳动关系相比，是一种包含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先进的劳动关系，所以劳动者在劳动中，就开发出了许多先进技术和先进产业。而先进产业的先进劳动，又创造出了社会进步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了资本主义的奇迹。又因为这种劳动关系中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和剥削，包含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所以它还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必然被新的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3]同上书，第45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同上书，第3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11]同上书，第106—1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
[15]见［美］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1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95—396页。
[17]同上书，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