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由无障的痴者之心

宣统二年农历十月二十（1910年11月21日），钱钟书诞生于无锡城内一个颇为富庶的诗书世家。由于伯父膝下无子，只有一女，面临着“绝户”的危险，所以，身为钱家长孙的他，从一出世就出嗣给长房，由伯父抱养。伯父对钱钟书疼爱有加，在他的庇护之下，钱钟书获得了较正常儿童更为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使得其自身旺盛充盈的“痴气”得以不受压抑与束缚地自由释放出来。

据杨绛说，儿时的钱钟书痴气盎然，“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乱说乱道”。他的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着呒落”（“着三不着两”的意思）。[2]无锡人所说的“痴”有多种含义：疯、傻、憨、稚气、呆气、淘气，等等，它既指天资的愚笨稚钝、缺乏精明的利害算计与功利考虑能力，也指生命力过度旺盛、任情任性发泄过剩精力的兴奋型气质。

从天资上看，钱钟书聪慧颖悟，具有照相机式惊人的记忆力，滔滔不绝的口才以及浓郁的机趣与睿智。然而，生活中的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痴笨”之人：他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左脚右脚，不会打蝴蝶结，出门不辨东南西北，穿衣服前后内外不分，上体育课不会左转右转；初到牛津留学，他就在下公交车时摔了一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除了红、绿、黑、白之外的其他颜色，他一概不认识；计算能力非常之低，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只得了15分……种种异于常人的“混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钱钟书长于浪漫而弱于数理的天性禀赋，同时也导因于其自小缺乏母爱与悉心关照的成长环境，以及饭来张口、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条件，使得其在基本生活细节的关注及自理能力的培养等方面较为缺失。

除了“痴笨”之外，钱钟书的“痴”气，还表现在他的“痴童”之心。从先天的气质秉性上来看，钱钟书天性活泼好动，富于生气，情绪兴奋性高，思维语言动作敏捷，具有极其健旺的、几乎是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无论在怎样的世事沧桑中，他始终如同一个充满了过剩精力的顽童一般，快乐地生活，自由释放自己茁壮、旺盛的生命活力：他淘气俏皮，经常“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如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内心生的门”；他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停；他趁妻子熟睡时，给她画大花脸；他在女儿的被窝里不厌其烦地埋“地雷”，以博得女儿的惊呼尖叫为乐……这些都显现出了痴人之“兴奋型”气质类型的典型特点。

此外，对事物极度的“痴迷”也是钱钟书“痴”气的表现之一。他任情、任性，只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会以持久不止的热忱投入其中，而对之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在一切兴趣爱好中，钱钟书最“痴迷”的是书。在他刚出生那天，就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所以初取名为“仰先”，在周岁抓周时，又抓得一本书，因而定名为“钟书”。与这一名字颇为相符，钱钟书是一个真正的“书痴”，从幼时起，他就以读书为乐，遍读《红楼梦》、《水浒传》、《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及林（纾）译西洋小说等各类著作。大学期间，他横扫清华图书馆，以致当时的校友感叹：“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3]中年以后的他更是嗜书如命，即使是在长途跋涉的艰险旅途中，甚至下放干校的劳动改造中，他也以书为友，“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4]正是在这种勤奋痴迷、不择精粗的博览下，他才具备了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兼顾雅俗的知识储备，为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痴气对钱钟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他的批评文本总是一片“痴”气弥漫：在文字表达上，淘气俏皮的他爱“以文为戏”、“弄笔增趣”，常常以奇绝的语言或幽默机智的冷嘲热讽来阐明事理。例如，他把无节制的情感宣泄比喻为“灵魂之便溺”；他挖苦清代诗人钱载虽然阳刚却无硬骨的诗，如同“肥老妪慢肤多褶”；他讽刺梅尧臣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在研究对象上，他格外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现象，往往对其不厌其烦地介绍诠释，尽情体味着“游戏”式的学术乐趣，而对不感兴趣的对象则一语带过，有时甚至视而不见。这一切都让读者在面对他那看似庄重严肃的学术著述时，不期然地意外捕捉到一颗活泼泼的“痴童之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痴”往往被视为一种心理上的病态，如王筠在《说文解字句读》中，将“痴”解释为“心疾”。拥有“痴”气之人，常常表现出与世俗理性规范及功利观念相背离的“怪异”言行。世人眼中的钱钟书正是这样的痴气之人：面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出的16万元讲学半年的优厚待遇，他丝毫不为所动；面对诸多会议的盛情邀请，他以“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花些不明不白的钱，何苦”的言论来回绝；面对父亲与林纾之间的恩怨纠葛，他并没有对林纾口诛笔伐，而是服膺于艺术不徇私情，撰文赞誉林纾先生；面对世俗看重的一切名利毁誉，他置之度外，而专心致志地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寡处独学”；……应该看到，这种“痴”，并非心理的病态或故作的矫情，而是对“刁”、“伪”、“诈”等世俗丑陋人性的“反动”，是一种超出红尘浊世的人性超脱与返璞归真。

正是怀有这种常人难以获取的痴者之心，钱钟书才能摒弃一切凡俗杂念的纷扰，以庄子逍遥游式的智慧心性面对世俗人生，成为“达生”、“达权”的智者。作为“达生”之人，他虽清醒地看到了人生因许多的无奈和困惑而充满了痛苦，“人之生世若遭抛掷”，处处存在着“围城”式的终极追求的虚妄。但他并不为人生困境所拘，而是以智者之心走出叔本华式的感伤绝望，以微笑来拥抱人生的痛苦，表现出“达乎生死之分”的“达士”之风。在他看来，常人所说的“知天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无怨尤之平心安‘命’”，一种是“无作为之委心任‘命’”。“无怨尤”故能平心息躁，穷达如一；“无作为”故必俯仰随人，进退失据。故而，他选择了以“平心安命”的豁达之心来对待人生，看待生命。作为“达权”之人，面对时代的恶风恶浪，他既不随波逐流式地一味妥协，也不破釜沉舟式地无望对抗，而是以智者的狡慧处变不惊地灵活应对：在50年代初政治嗅觉敏感的学术氛围中，“自信有写作之才”的他忍痛“不兴此念”，明智地投入远离现实的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中，这对于其在后来的种种风波中较少地受到牵连，有着间接的助益；在50—6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参与了翻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外文工作，这一“至高无上”的重大任务虽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但也为他拦挡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使他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学术环境中。

对于钱钟书在“文革”前后的“口噤”与“达权”，有些学者颇有微词，认为他从事“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等行为，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之举，“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造孽与虚弱”[5]。而事实上，历经“反右”、“四清”、“文革”等疾风骤雨的袭击，钱钟书也曾经历了戴高帽示众、剃“阴阳头”、抄家搜查等一系列侮辱性的冲击，但他始终镇静、从容、不卑不亢地经受着这些冲击，不但没有逾越道德底线，而且始终以超然物外、宠辱不惊、卓荦高洁的人格精神来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应该看到，他所从事的“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只是在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下不得不明智选择的“逼上梁山”之举。因此，不能仅以是否与当政者合作来作为人物评价的尺度，要“还钱先生以本来面目”，就应正确认识其处变不惊、灵活应对的“达生”、“达权”之人生智慧。

尽管钱钟书拥有了悟世事人生的大智慧，能够达生、达心、达权，具有灵活机动的人事判断能力，但先天的兴奋型气质及痴者之心决定了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往往并不选择谨言慎行的“明智”之举。除了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因关系到生死存亡之安危不得不“口噤”之外，生活常态中的他常常口无遮拦，任情任性，“痴气”盎然，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狂”之印象。在学界，流传着诸多有关他的“狂”言“狂”语：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时，“他在随便的谈话中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学问”；他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他郑重声称父亲钱基博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完备”；他时常在闲谈及著作中否定学术大家的观点，并滔滔不绝、淋漓尽致地炫耀自己的才学……

这种遂情任性的狂狷之举与钱钟书才情至上的才子心态息息相关。恃才傲物是历代才子的通病，他们往往喜欢发惊世骇俗之论，行为狂诞不羁之举，以狂妄的言行引起世人的关注。而身为江南才子的钱钟书自小就博闻强记、聪明异常、表达出众。在众兄弟中，他是威望甚高的老大；在同学中，他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到了清华，他更是人中之“龙”，不但书读得最多，而且成绩一流，文章更是出类拔萃，总能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胆识和眼光。这样，博闻多才的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推崇文才、以才衡人、自炫其才的才子心态，难免言谈举止中自信满满地炫耀才学。然而，这种“狂”，不是举止的轻狂或态度的傲慢，而是一种任情任性，张扬自我，不虚与、不伪饰的学者式的“狷狂”。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人谓我狂，我实狷也。”狷，是耿介，是急切，是对一切虚伪与矫饰的批判精神，是为学者所必备的在权威面前保持尊严和平等的勇气。

这种“狂”，与其“达”一样，都源于钱钟书一以贯之的性格潜因，是他内在的率情任性的“痴”气之外化，是他剥离人格面具、裸露性情本真、臻达生命自由状态的精神表征。尽管具有了悟世事人生的大智慧，明白世间的一切事理人情，但具有至情洋溢个性的钱钟书在人情世故方面并不以现实的利害得失为行事之本，不以虚伪的言行刻意迎合众人，而总是背离世俗功利准则，随性率真而为，书生意气的一任自己的率直与天性。虽然父亲为了根除他口无遮拦、胡说乱道的“坏”品性，给他改字“默存”，但他臧否人物也还是从不顾忌，常常因为自己的无心之举或无意之言而得罪人，“痴人”的本性不改。

总之，在钱钟书的身上，“痴”、“达”、“狂”等看似矛盾的性格要素实际上并不互相抵触，而是以痴气为核心，相辅相成地融贯在一起，共通性地宣示出了他内蕴于生命深处的自由精神与真我性情。“痴气”的本质就是生命本性的自然流露，就是“真”。无论是痴童般的天真与专注，还是书生气的狷介与任情，无论是隐者般的淡泊与孤傲，还是智者式的游戏与放达，都是他毫无矫饰的真情、真性、真心的自然袒露，都是他基于生命本真之自由意志的冲动而形成的本色自然的人生态度与自由人格的真实写照。

从文化人格上来看，在钱钟书的身上始终留存着他童年时代游戏的主角——“石屋里的和尚”的影子。儿时的他最喜欢玩儿的游戏就是“石屋里的和尚”，在游戏中，他“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痴痴地“坐着自言自语”[6]，沉浸在庄生梦蝶般的逍遥意境之中。现代心理学认为，童年那些最深刻的记忆往往能作为一种潜在的渗入，构成一个人基本的思维类型，它不仅在情感上始终缠绕着他，而且会成为他艺术思维定式中的某种定向路标。我们看到，在这个少时百玩不厌的游戏中，那个足智多谋、端坐于纱帐中痴痴冥想的和尚，竟是钱钟书一生极富象征性的隐喻。他自由自在、超脱凡俗、了悟人生，混沌而又睿智，专注而又虔诚，始终沉浸在自由的幻想空间里，痴迷于编织自己的“白日梦”。这与钱钟书一心沉湎于读书著述、追求在艺术空间中精神的“逍遥游”的“书斋人物”身份极为一致。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解析，二者都是在努力寻求一种因心灵放松而使内在充盈的生命力获得释放，进而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精神境界，都表现出了一种虔诚专一的自由创造精神。

从《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等诸多著述中，我们随处都能感受和捕捉到那位痴气盎然、至情洋溢的“石屋里的和尚”的身影：无论在怎样的世事沧桑中，他总是始终如一地沉潜于自己“惟美斯静”、淡泊自守的书斋生活之中，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生痴迷不变的嗜好，不容半点私心杂念于其间，表现出“穷达如一”、清雅淳厚的人格境界和“绝假纯真”、自由无障的痴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