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对云南全面统治的恢复

第一节　隋朝对云南的招抚与征讨

云南由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由此进入了全面的对内开放时期，经济也因此迅猛发展，滇东、滇中地区的滇族最终被汉族同化了。

正是由于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以及滇族的汉化，不仅一个新的地名产生了，而且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滇东大地上悄然崛起，这就是左右云南政局数百年的南中大姓集团。

一　六朝对南中政策的演变

经过三汉时期近五百年的统治，宁州地区的政治力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强大的本地民族的夷帅势力，由于长期的抑制和打击，已被大大削弱。而汉族大姓的势力，则由于受到中央政权的扶持，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此造成了新的矛盾，即中央王朝统治力量与地方实力派的冲突，已由以夷帅势力为主，变成了与南中大姓为主了。于是，宁州政治舞台上又开始了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表演。

六朝时期，南中大姓由于蜀汉政权的大力扶持迅速崛起，在西南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

泰始元年（265），晋朝建立，晋武帝考虑益州辖境实在太大，治理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于泰始七年（271），分益州的南中地区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另外设立宁州。太安二年（303）又将原来就属于南中地区的牂柯、越巂、朱提三郡划归宁州管辖，同时又将建宁郡西七县划出，恢复了两汉时期的益州郡（永嘉二年改为晋宁郡），此后宁州即辖有八郡，故设有“八郡监军”[1]一职。

宁州虽地处偏僻，便在南北朝对峙时，常常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北朝势力进入益州（四川）以后。承圣元年（552）八月，也就是梁宁州刺史徐文盛领兵勤王四年以后，西魏大将军尉迟迥攻陷成都，占领了益州，朝廷授权他“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尉迟迥因此“绥缉新邦，经略未附”[2]，授予爨瓒为南宁州刺史，北朝从此建立了对益州稳固的统治，同时也直接导致南朝再未能恢复对宁州的统治。

为了稳固统治，以管理南方，北周武帝时，先后在益州（四川）与南宁州（云南）之间的交界地区，分别设置了恭州（今昭通市东北部）、协州（今昭通市西南部）和西宁州（今四川凉山州）[3]，中央王朝的政治统治由此逐渐深入云南境内。但是，由于地处边隅、远离统治中心的特殊地理环境，云南也因此避免了大规模战乱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南宁州社会仍然在缓慢地发展着。

大象二年（580）五月，杨坚为北周左大丞相，独揽朝政。十月，派遣梁睿入川取代王谦为益州总管。王谦以匡复周室为名发动叛乱[4]，拒梁睿入川。杨坚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调诸州兵马二十万讨伐王谦。王谦兵败被杀，梁睿继为益州总管，威震西川、四夷归附，唯南宁州酋帅爨瓒之子爨震恃远不宾。

南朝统治中期，“恃远擅命”的不只是诸爨，还有那“氐强族”。北朝后期“遥治”南中，爨氏“窃据”，“群蛮”部落更是自在，只是势力分散，没有爨氏有名罢了。建宁爨氏更是惯于看风使舵，刘裕得势，爨龙颜便投效，得为宋刺史、校尉；北魏夺蜀、且强于南齐，爨云归附，更得为使持节、刺史，受益匪浅。徐文盛之后，晋宁爨氏又为北周所利用，“国家遥授刺史”，终因鞭长莫及，爨瓒、爨震父子“恃远不宾”。隋朝建立后，爨氏也没有主动归附，而是企图继续维持自己“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局面。

梁睿自益州上疏杨坚：“南宁州，汉世牂柯之地，近代以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食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5]由于杨坚忙于整顿内部，以取代北周，对梁睿的建议，未予答复。

次年二月，杨隋王朝建立，梁睿复上疏隋文帝：“南宁州，汉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隋文帝采纳其建议，但由于杨隋王朝刚建立，内部尚未稳定，所以并没有立刻同意梁睿用兵。

“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脊，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6]宁州自古以本地民族为主，“蛮夷众多”，汉族为外来，属少数。蜀汉两晋时期，爨氏听命于朝廷，而“诸夷”并非如此，爨氏自然是打手之一。

二　隋朝对云南的招抚与征讨

开皇六年（586），隋文帝在肃清北周反对势力，稳定了内部以后，开始实施梁睿的建议。隋文帝任命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7]开始隋文帝仍然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征服南宁州，由于行军总管、柱国大将军王长述在进军途中暴病而死，隋朝大军因此未进入南宁州。

韦冲率领部属到达南宁州任上，对南中诸部喻以威德，善加绥抚，“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诣府参谒”，韦冲兵不血刃收复一方，“上大悦，下诏褒扬之”。隋朝廷随即任命爨震之子爨翫为昆州刺史，以利用其家族的影响，维持对西爨故地的统治。然而韦冲治理无方，未能严格地控制部下，“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致使本来可以稳定的局面复起波澜，激起叛乱，本没有武力做后盾的韦冲被驱逐，使得隋文帝第一次在云南建立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上闻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8]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两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由于南宁州已失去梁睿第二次上疏及王长述建议居上游而下迂回包围、侧翼击陈的战略作用，统一南宁州再度被搁置起来。

至昆州刺史爨翫发动叛乱，南宁州问题才再一次被朝廷所重视。为了彻底消除爨氏以及云南各地各部族割据势力，开皇十七年（597）二月，隋文帝任命史万岁为领军统帅（行军总管），率领隋军南征。

史万岁率军从西宁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出发，顺清溪关古道南下，进入云南蜻蛉川（今永仁、大姚），经弄栋（今姚安），至大勃弄（今祥云）、小勃弄（今弥渡），从巍山北上，渡过西二河（今西洱河）入渠滥川（今大理凤仪）。隋军转战千里，逐次击破各部族组织的抵抗，“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占领了滇西腹地洱海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东进。

隋军在滇西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南中，爨氏及诸夷大惧，昆州刺史爨翫等纷纷遣使请降，向史万岁贡献明珠珍宝。史万岁遣使向朝廷报捷，并请求将爨翫押解入朝，得到隋文帝的批准。由于爨翫害怕随史万岁入朝有生命危险，更不愿舍弃既得利益，所以用重金珍宝贿赂史万岁，于是史万岁舍弃爨翫班师回朝，没有给予发动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

当史万岁率师回成都时，隋文帝的第四个儿子蜀王杨秀得知其受赂及搜罗了不少的珍宝，遣使前去索要分赃，史万岁将所得珍宝全部沉于大江之中。史万岁因平定南宁州叛乱有功，荣升为柱国大将军。由于在北朝“国家遥授刺史”期间，曾做过一回“闭门天子”，爨氏已不愿受制于人。次年，爨翫再次发动反隋叛乱，蜀王杨秀借机控告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无大臣节”[9]。隋文帝决定将史万岁处死。史万岁为了保命而极力抗辩，否认“受赂纵贼”，强调之所以留爨翫于当地镇抚，是利用他在爨部的地位和影响，以保持南宁州地区的稳定，维护朝廷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经重臣左仆射高颎、左卫大将军元旻等说情，史万岁被削职为民。

开皇十八年（598），“大将军刘哙之讨西爨也，高祖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10]这次南征隋军以杨武通为领军统帅（行军总管），刘哙之为前锋，鉴于史万岁受赂纵贼，隋文帝又令蜀王杨秀派人监军，杨秀派遣其亲信万智光为行军司马[11]，实际上是准备借监军为名，控制军帅而乘机大肆搜刮一番，因此受到其父杨坚的责难。

杨武通领兵进入南宁州，再次生擒爨翫及其子爨弘达等，并俘其全家回朝，隋文帝怒而诛杀了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爨翫，将其诸子罚没为奴。[12]经过这次彻底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首脑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势力因屡次反抗隋王朝的统治而终被铲除。

隋朝对南宁州的政治，非常地不成功，梁睿上疏“置州郡、计熟蛮租调、益军国”[13]的策略，本来是深谋远虑，非常正确的，由于杨坚父子嫉贤妒能的狭隘心理作用，最后却全部落空。隋廷诛杀爨氏后，对南宁州政事与民生则置之不问，与梁睿上书之建议大相径庭。

本来武力征服已非上策，既已为之，则应该贯彻到底。隋文帝三度开拓，韦冲以文治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又两度用兵，史万岁出兵专肆劫掠，致使地方经济残破，人民受难。特别是杨武通第二次用兵，已经扫除了割据势力，结束了爨氏独霸的局面，但仍然没有派遣大量负责任的文职官员进行认真治理，来积极经营南宁地区，以建立确实的地方统治。后来隋炀帝更放弃了南宁州，尤其不负责任。

客观上由于隋朝的短祚及隋廷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北方民族问题和东征高丽，以固国基，对南宁州虽先由史万岁击破滇西“诸夷”，继而杨武通又讨定滇东“西爨”，削弱地方势力，最终未能认真施治。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以爨氏为代表的南中豪酋势力，隋遂最终放弃南宁州，中断了与爨地诸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