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创作缘起看《长恨歌》之切入角度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曾明确交代了《长恨歌》的创作过程：“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10]这段话为我们考察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切入角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首先，我们由此知道，《长恨歌》是在白居易、陈鸿、王质夫三人于“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后创作出来的。也许，他们三人是在不经意之间涉及了李杨的故事，并共同为李杨之事感叹不已。那么，当时他们感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也许是感叹李杨由爱而亡身、误国，并由此而堕入不能自拔的困惑陷阱；也许是感叹李杨之爱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卒然毁灭，以及由此而激发、凝聚起的痴情不改、刻骨相思……总之一句话，他们既有可能从“讽谕”的角度“沉恨细思”，但也不排除从“爱情”的角度“闲坐说玄宗”。

其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希代之事”细加推究。有的论者以为，“希代之事”就是男女之事，联系《长恨歌》可解释为帝妃之事。其实，这种说法仅仅是对“事”的内涵的认定，而对“希代”并未作出说明。因而，将“希代之事”定义为帝妃之事，只算说对了一半，还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问题的关键的确凝聚在对“希代”二字的理解上。持讽谕说者大都认为李杨纵欲，先乐后悲，造成生离死别、几至亡国的下场。甚至有人不无嘲弄地说，玄宗“思倾国”，国果然倾覆。从这里我们知道，持讽谕说者把一般人对“希代之事”的解释进一步收束，落实在李杨淫乐纵欲上。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完全是出于为其主题寻求支撑的苦心，可以说，它基本上偏离了“希代之事”的本意。其实，帝王宠溺女色而导致亡国的事件，唐玄宗以前就屡见不鲜：商纣王宠妲姬，周幽王宠褒姒，汉成帝宠赵飞燕，晋献王宠丽妃，魏晋南北朝时北齐昏侯宠冯小怜，陈后主宠张丽华……由此可见，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并不能算是“希代之事”。那么，“希代之事”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希代之事”有三层含义：第一，唐玄宗以一至尊至贵的皇帝身份，居然保不住自己钟爱的妃子，在历代帝王中出现这样的人生悲剧，唐玄宗算是第一个。第二，杨贵妃作为一个历史上稀有的既美丽又钟情的美神，居然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其被宠极而突然又被毁灭的不幸际遇，开天辟地以来算是头一遭。第三，杨贵妃在马嵬坡蒙难之后，曾有贵妃未死、流落乡野、入籍为女冠的小道消息。玄宗曾派人多方寻找，以致出现了方士为贵妃招魂的神话传说，以及赠物托情、盟誓寄怀的情节。《太平广记·杨通幽》载：“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怿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潸然良久。”^[11]这种于传说中富于浪漫情调的仙凡之爱，在以前的帝妃中确实少有。

再次，白居易因“深于诗，多于情”，故被王质夫相中，并被促请“试为歌之”。在王质夫看来，那溢美动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倘若不用文字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恐怕“会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王质夫是作歌的积极鼓动者，但他并没有把保留流传于民间的李杨之事的任务，托付于一同感叹且深于史、多于理的史学家陈鸿，而是托付于“深于诗，多于情”的文学家白居易。由于白居易深爱诗歌、深懂诗歌、深能诗歌，同时又是一位“多于情者”——具有浪漫情怀的风流才子，是位沉溺于爱河的痴情种子，是位深知爱情三昧的性情中人。所以，在相与感叹之后，王质夫便主动促请白居易用诗歌形式将这段旷世佳话保留、记载下来。白居易所特有的素养、气质、才情，决定了创作李杨爱情诗歌的人非他莫属。反过来说，李杨的浪漫之事，最适合白居易“多于情”的禀赋，两者一拍即合。

最后，关于“出世之才”“润色”的含义。笔者认为“出世之才”与“深于诗、多于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是互补、交叉的关系。所谓“出世之才”当然可包含诗艺、才情，但细加品味，当还指一个作家超越其时代认识水平之上的真知灼见——这种才智不仅不为俗见、常见所囿，且能自觉地对偏见、浅见迸行内省反扑，并最终跳脱出来，站在时代前列以及美学的高度上，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真善美规律的判断和再创造。白居易被王质夫推崇为具有“出世之才”的人，可见白居易识见的过人之处。事实证明，白居易的确是位明辨是非、富有真知灼见的俊秀之才。

“润色”，按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加工再创造。这是文学规律赋予创作主体的权利和职责。可以这样说，没有加工、改造，就不可能超越历史；没有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段，也就没有文学。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再生的过程，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形象进行重构、整形的审美活动。王质夫要求白居易对李杨之事进行“润色”，以有别于历史著述的方法来描绘李杨爱情故事，可见，他对文学的规律性是有比较准确的理解的。当然，史书也存在加工、改造的问题，但那类加工、改造基本上是以史实为主的取舍、组合，是以真实为标准的理性汰选、提取。倘若王质夫意在以历史为鉴，以李杨为戒，他为何不提出由最具此类资格的史学家陈鸿出面进行创作呢？可见史学的“秉笔直书”绝不是文学的“润色”，两者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文体所应遵循的创作原则。

从以上的分析、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长恨歌》的切入角度：以文学规律、美学规律为利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李杨之事进行删裁、润色，以生生死死的至情为主线，展现凄恻缠绵、痴情坚贞的帝妃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