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三维视角辨《长恨歌》之主题归属

通过以上对“讽谕说”诸种理由的辨析、质疑、否定，我们可以肯定，《长恨歌》不是一首旨在“讽谕”或有“讽谕规正”之意的诗歌。那么，其主旨究竟是什么呢？不言而喻，“爱情说”比较合理。

“爱情说”在前人那里，是以一种变调的方式体现着的。如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云：“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为微之之作，过白乐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1]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云：“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宜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鉴戒规讽之意，……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2]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云：“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3]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连昌宫辞》，似胜《长恨》，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4]上述观点是站在封建正统文学观的立场上对《长恨歌》中“柔情欲断”的“荒淫之语”大加批判的，对其缺乏像元稹《连昌宫词》中所呈现的“风骨”“劝戒”“规正”等旨意流露出明显的惋惜和不满。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即从反面观点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去思考，那么，我们将发现，对《长恨歌》的指责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歌》的主旨所在。

“爱情说”在当代研究中有一定数量的赞成者，而且持“爱情说”者，从各个角度入手，对文本进行了多层次开掘。张红的《〈长恨歌〉主题重议》^[5]，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6]，戴武军的《〈长恨歌〉主题新证》^[7]，綦天桴的《〈长恨歌〉主题刍议》^[8]等，是力主“爱情说”且较有影响的文章。除了这些单篇论文外，还有一部不为众说所囿的文学史也力倡“爱情说”，这部文学史便是周祖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在论述《长恨歌》时，周先生大胆提出：“《长恨歌》的主题是歌颂爱情的。”^[9]50年代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爱情说”并不被社会风尚所认可、接受，惜其石沉大海，而无反响。从“爱情说”研究历程看，一来由于“讽谕说”根深蒂固，难以一批就倒；二来由于论文、文学史著述，要么从单一的一点进行论证，要么受篇幅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展开，“爱情说”从总体上不能尽服人心。但是，“爱情说”毕竟没有被“讽谕说”完全驱逐出论坛，虽然在论争中它显得举步维艰，但总算还具有维系人心的力量。在此，笔者试图从全方位的角度再做努力，以期能有一个撑得住“爱情说”的论证。至于“爱情说”所存在的不足和缺憾以及笔者所提出的“长爱说”的具体内涵，且留待后文详论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