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1]
李萍 林滨
摘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对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进行剖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的本质是“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权力关系。学术“伪本土化”的特点是夸大研究对象的本土性特质和西方理论效度的有限，拒绝学术“国际化”；学术“伪国际化”的错误则是无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度边界的存在，无视中国社会的特点，夸大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在“文化自觉”的基本态度和价值立场上克服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这是在现代知识社会语境下，促进文化融合与学术发展的当有之道。中国学界需要将国际化知识、本土理论与中国国情三者有机结合，力求“证伪”与“发现”；需要为世界学术提供新观点、新理论与新学派；需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学术创新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基础。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学术“本土化”学术“国际化”文化自觉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其内涵是指中国学术能够在世界学术体系中享有话语权、平等地位与形成中国学派。在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的探讨过程中，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虽不是新问题，却始终处于讨论的焦点，学界已有不同视角的研究。在此，我们尝试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对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以明晰其本质。
一 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本质
知识社会学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主要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发展至今，形成了三种方法论：（1）马克思、涂尔干、孔德等人开始的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决定论的传统，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2）舍勒、斯达克等强调知识与社会的关联与双向互动关系；（3）伯格、拉克曼提出的知识社会建构论逐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主流方法论，强调社会是思想建构的，思想、知识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二者是互相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识的社会整合功能等，[2]即，要理解知识的本性就必须将知识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分析才能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3]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鸦片战争以降，19世纪的“知识引进阶段”，近代国内思想界由西学东渐现象引发的“西学”与“中学”之地位的激烈论战；改革开放之始，从1978年的打破封闭状态，到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和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4]直至当下，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学界已经明确提出了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理念。可以说，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路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相伴随，也与中国学界从封闭到与世界接轨的自觉诉求相关联。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的背后是“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权力关系。从客体角度看，知识并无国界之别，真理也无主体之异，但从主体角度看，却会产生知识与学术权力（或真理与权力）的问题。因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有时间先后之分，对真理的把握有程度之别，真理的效度也有范围之限，主体对话语体系的掌握也有主动建构与被动使用之分。
可见，或是基于认识的优位，或是基于话语建构的主动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学术权力由此产生，即形成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关系，学术话语掌控的强弱、学术资源富足与匮乏的差异。对“学术发达国”而言，一般不太容易产生“本土化”与“国际化”之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本土化”研究就是“国际化”，这从西方“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现象的长期存在可以佐证。对“学术依附国”来说，基于认识的后知后觉或话语建构的不足，其在学界处于学术输入的弱势地位是难以避免的。
而且，由于人们在从无限的“知识材料”中形成“知识对象”的“结晶化”过程中，是受到社会因素和价值层面的影响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事物的认识，也有价值观渗透其中。[5]学术话语的生产与掌控是学术权力的体现，正如社会学家福柯所言：“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能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能力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6]学术“发达国”向学术“依附国”输出知识的同时，也力图价值同质化；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中，也自然交织学术话语的学术权力之争。
因此，中国学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自觉防止西方“学术发达国”借用其拥有的学术权力进行“文化殖民”，身处后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特别要对西方现代化强国输入的以资本为权力逻辑的现代话语体系加以警觉，避免被其钳制与同化。另一方面，学界在争取学术话语与权力时，必须防止学术异化，即避免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不能在学术权力的谋求中遗忘或后置了对知识与真理之追求的本真意义。
二 澄清学术“伪本土化”与“伪国际化”
当代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诉求具有知识学的“合法性”。因为知识与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运用的对象却具特殊性，真理的正确性也有效度性的范围。“所谓效度，就是所形成的理论反映现实的正确程度，分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前者指所形成的知识反映研究对象的正确程度，后者指所形成的知识可以适用于所研究对象之外的其他‘同类’对象的程度。”[7]对象的特殊性与理论效度的范围性，是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诉求具有正当性的合法依据，也是中国学界近现代以来学术“本土化”问题长期存在的学理原因。
不过，当代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内置前提乃是学术“国际化”。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勾连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讲，世界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西方的理论进展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外部资源；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产生一种‘合法的暴力’，即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构成一种强制与支配。但无论怎么讲，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8]
那么，学术“本土化”的真义是什么？社会学家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界定，可以给我们启迪：“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的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9]显然，这一定义已内含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术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这一认识当对目前所有处于“学术输入”被动处境的社会学科研究皆具有普适性。
所谓学术“伪本土化”，即是夸大研究对象的本土性特质和西方理论效度的有限，拒绝学术“国际化”。学术“伪本土化”借口西方社会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本土实际，而在实际研究中全然无视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就，漠视西方社会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形成的学术规范、研究准则和研究方法论，以一种专业程度极低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其结果是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创新性理论成果甚少。[10]这样的“伪本土化”不仅难以形成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更难以达成国际学界的学术认同，既无法与国际接轨，更遑谈学术领先与学术影响。
所谓学术“伪国际化”，即是无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度边界的存在，无视中国社会的特点，夸大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学术研究的“伪国际化”的两种表现是：其一，“是在解释东方社会现实中，无视东方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11]其二，是“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亦步亦趋，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提出西人提出过的问题，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12]这样的学术“伪国际化”难免只有话语体系的新颖与通约，但却不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实际上这和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是相悖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颇具“自欺”的成分，貌似与国际接轨，实质毫无理论建树，对中国学术乃至世界学术的发展皆无多大裨益。
学术“伪本土化”的产生或是由于自身视野狭隘所限，因其不了解西方学界而难于对中国的学术水平做出恰当认知；或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所造成的盲目的民族本位所致，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是在近代“落后就要挨打”与“科学才能救国”的救亡意识中开启，这一开端的被动性与危机感，极易形成中国学术在追赶西方学术强国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陷入学术非理性的认知盲区，无视真理的普遍性而对西方学术成果粗暴拒斥；或是出于国内学界“本土派”与“海归派”在学术资源、学术话语与学术地位竞争中的利益使然，却借客观效度之由谋学术之私利。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学术的不断开放与国际学界的交往扩大，会相应地自然减少；对于第三种情形，我们认为学术圈虽非净土，争名夺利难以杜绝，但相信学术竞争终以实力说话，明辨之后也无须过分关注；但对于第二种情形，我们则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因为“纵观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历史，民族主义可能是影响世界进程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号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时效性最持久、成本小收益大的天然政治资源”。[13]它具有强大的民众心理基础，极具鼓动性，在中国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它广泛的影响性都不可低估。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却有其致命的缺陷，“自大与愚蠢是病态的民族主义感觉的诱因与残渣。在意识形态繁荣的年代里，情感、冲动表现为各种思想理论。连最起码的道德观甚至礼仪普遍不能接受的做法也可以披上民族主义华丽的外衣，变得道貌岸然”。[14]学术领域一旦被盲目的民族本位价值观占据主导，势必给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带来严重的羁绊，对此中国学界理性的严肃警思与自觉纠偏乃不可缺少。
至于学术“伪国际化”的产生，在一定角度上可以说与学术“伪本土化”的问题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向度相反而已，无须重复赘述。只需指出不同的一点，即在认为西方学界理论优位的判断中，其实内隐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对西方从器物—科学—话语的崇拜情结，自卑后面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传统的断裂，也是缘于文化自觉的缺位。
三 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中的文化自觉
中国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中的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道路把握的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必须实现加速社会转型，真正进入到现代化强国之列；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预制性使我们不能与民族传统相断裂，这就要求在学术道路上能够开拓出一个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新方向，使中国学者的学术志趣和旨归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表达中国话语与推进世界学术的发展。就此而言，文化自觉的前提乃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真正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置身于全球化的视野，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中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慎思与处理，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15]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独特的展开过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作为横断切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纵向历史进程，那么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冲突便是一个无从谈起的假问题。正是由于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国打破了自然的、社会历史演进模式，而被迫进入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存亡危机的产生，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的失效，中国知识分子带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重新认识以西方霸权为主的新世界，审视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怀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反思，但又陷入到救国图强的两难选择之中，即一方面喊打倒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读西方的书，学习西方的知识、科学与民主。因此，这种两难处境也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情绪上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于是，在思想上主观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分子，却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中看到了传统中华文化发展的艰难处境。面对西方个体主体性所凸显的自由、自为、开放的现代性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面临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在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进行文化的价值选择时，本土化抑或国际化？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过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对于社会现实的领会方式并非通过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通过中国文化模式选择的现实争论而展现的。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游历欧洲后作《欧游心影录》，看到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没落，呼吁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觉，然而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在科学之梦和强国之路的昭示之下，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以理性的态度而非民族化的情绪对待中西方文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救亡图存的宏大背景下隐遁不彰，却为全盘西化、唯科学主义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由于尚未真正洞悉和把握以欧洲文明话语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现代化模式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尚未形成理性、自觉的文化意识与成熟、自信的民族心态。
时至改革发展30余年的当下，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作为紧迫的现实问题被凸显，亦是建立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展开进程和本质以及中西方文化模式差异的深入研究和自觉领会基础之上，从而使“文化自觉”作为基本态度和价值立场成为可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单独篇章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正是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后，面对和反思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弊端以及资本逻辑宰制的物化，进而形成的文化自觉这一基本态度和价值立场中所内蕴的发展理路，在根本上构成了中国学术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可能实现的前提。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16]中国学界要以博大宽阔的视野胸怀、自信包容的文化心态，在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上，在“文化自觉”的基本态度和价值立场上克服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这是在现代知识社会语境下，促进文化融合与学术发展的当有之道。
四 实现学术“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
所谓学术“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的诉求，既需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两者的辩证而实现，而非两个维度的简单叠加；也需要在马克思所开启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境遇下以学术方法论的创新为前提。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7]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知识话语的根本弊病在于，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传统以抽象的普遍性原则抹杀了特殊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维度及其现实基础。知识作为一种推理能力，“它不停留于任何特定的内容之上，却知道如何将普遍原则运用于任何内容之上”。[18]一般原则可以任意作用于任何给定的事物，然而这是以牺牲个别事物具体的、现实的内容为代价。这是一种现代知性科学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态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描绘为符合自身逻辑规律的自然、永恒的社会制度，从而无法说明社会现实的历史性特征；另一方面，科学理论本身就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自身的直接材料作为科学概念之必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时，自然地站在了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作为既定客体的性质和作为‘科学’的、不可变的、基础的社会规律”。[19]
在对待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这一问题上的二元对立，正是产生于现代知性科学的形而上学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中西方的文化模式与价值选择被视为“理一分殊”的具体表现，被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所湮灭；资本主义被视为人类永恒的社会制度，历史行将终结于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因而，中国道路无从可能，中国学术、中国话语更无从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很大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精神上是超越以资本和形而上学为建制的现代西方文明的，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中国社会现实领域中的真正贯彻，能够具体地、历史地发现、把握并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之下，实现中国学术的“真本土化”和“真国际化”依循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中国学界必须在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将国际化知识、本土理论与中国国情三者有机结合，力求“证伪”与“发现”。中国学术的“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向度，“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中国学术从“真本土化”到“真国际化”的过程，是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下的“证伪”与“发现”的过程，即“它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经验材料来‘图示’西方的社会理论，而应该是用中国的社会事实来证伪国外的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这种‘证伪’和‘发现’的过程，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实际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的过程。是在与西方社会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具有高度效度的本土化社会理论”。[20]
第二，中国学界需要为世界学术提供新观点、新理论与新学派。中国学术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具有学术创新的能力与高品质的学术成果。置身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理论所难以解释的现象、变量或反例的存在，而这些特殊现象、变量或反例，恰恰提供了归纳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理论的绝好机会，并同时限定了西方社会理论的适用边界（效度边界）”。[21]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为社会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性质、走向等问题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22]不过，当务之急则在于对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度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23]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建构出契合、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发展理论，可能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创新的着力点，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学界必须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学术创新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基础。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一个国家的学术是否可以融入世界学术体系，能够掌握学术交流的国际通用语言（如英语）和遵循某些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基本学术规范、准则和方法论逻辑就成为对话、交流与理解的基本要求，同时能够拥有学术话语权则是衡量学术认同与学术权力的一把标尺，也是建构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为此，注重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与通则和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补课，以及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李萍，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社会科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教授。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 510275
[1] 本文部分内容已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2日A06版。
[2] 黄晓慧、黄甫全：《从决定论到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轨迹考略》，《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3] 刘文旋：《社会、集体表征和人类认知——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参见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4] 古德芒德·赫尼斯、邓正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文汇报》2009年7月12日第8版。
[5] 郭强：《知识社会学范式的发展历程》，《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
[6] 古德芒德·赫尼斯、邓正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文汇报》2009年7月12日第8版。
[7] 王宁：《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社会》2006年第6期。
[8] 古德芒德·赫尼斯、邓正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文汇报》2009年7月12日第8版。
[9] 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0] 王宁：《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社会》2006年第6期。
[11] 同上。
[12] 同上。
[13] 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4]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3页。
[15] ［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6]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17]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18] 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1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0] 王宁：《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社会》2006年第6期。
[21] 同上。
[22] 古德芒德·赫尼斯、邓正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文汇报》2009年7月12日第8版。
[2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