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论文
成就、问题与期许：中国三十年来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1]
朱光磊 宋林霖 王转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且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发展成就可谓显著。但在学科划分、概念运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依然存在突出问题。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及国际化等三个“基本面”，正确处理“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之间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 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研究队伍迅速壮大。截至2010年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已达44万人，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仅高校共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12.9万部，发表论文约151万篇，其中一部分具有很高的水平。[2]这为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同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同步入新中国的第三个30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其主要成就，具体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一，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补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提到对社会科学的“补课”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对社会科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3]现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有些应用型强的学科发展的规模还很大，建设水平也提高很快，比如法学、行政学以及新闻传媒等学科、专业；像过去一直没有进入中国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学科，前者如社会工作，后者如人类学、民俗学等，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有28个一级学科（不包括军事学门类）、400多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4]学科门类体系已臻完善。可以说，领域“补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基础的时期，那么接下来的30年将是这种发展进入开花结果的繁盛期。这一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一切发展的基础。
第二，“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人们习惯说“文、史、哲”，“政、经、法”，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前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后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相对于人文学科的纯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人文”与“社科”的分界点并不明显，大家都在“文科”的大旗下，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文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事实上，当时真正的社会科学专业也不多，文科规模最大的专业就是文史哲，“文笔好”对于做一个好学生、好教师，甚至好教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是中国重视文史学习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长期实行科考制度所形成的思维惯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长期不发达的必然产物。虽然，彻底扭转这种观念非常困难，但不注意自觉区分人文与社科的差别确实在严重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宜像诗人、散文家一样，凭感想和感觉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精确的数据、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逻辑推理下结论。他们的文章可以缺些华彩，但不可以讲半句没有根据的观点。经过30年的发展，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大有改观。例如，在一个有诸多文科名校学者参加的政党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即使涉及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敏感议题，与会学者的发言都能够秉持规范性研究和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简单发牢骚唱高调的现象，——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总体来说，目前人文与狭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总体分化已基本完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的问题研究，将是进一步要完成的工作。
第三，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增强。
30多年来，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也在增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爱因斯坦认为它甚至比知识重要。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对方法的重视，在托马斯·库恩所表述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约翰逊也曾经说过，“如果不运用所有这些范式的洞察力，社会现实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解释”。[5]这个一开始用来说明科学革命结构转换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此相伴随的是现代西方思想潮流的此起彼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自方法也不断得到彰显。我国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与西方相比尽管处于“后发”劣势，但经过这些年对西方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也逐渐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
比如，在80年代，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学理论，以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或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相应地，这一时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论抽象，则停留在“提想法”的层面上。当时，在《理论信息报》等媒体上，一篇几百字的感想性文章，一则非常简单的议论文，就可以引起“理论界”的轰动，作者就可以一夜成名。在当时，这也不为不正常。经过20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对学术和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的重要趋势，即一方面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开拓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其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则在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套与这些功能相适应的概念和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比如，在政府理论领域，就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体制、政府过程、政治形态等多个角度的研究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社会成员构成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阶级与阶层综合分析、“身份—契约”分析、社会利益群体分析等不同的视角。凭借一篇感想一鸣惊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为中国自身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最适宜的实践平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开始以自身方法来建构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并取得初步成就。从政治学领域看来，有关这方面，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主持撰写的《政治学基础》（1995年）、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等撰写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1994年）等，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促成了包括“利益政治观”等在内的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命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取得了初步的学术地位，引发或推动了人们对许多经典政治学课题的新思考；一批“海归”学者更是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第四，大量新学科、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对外学术交流活跃。
从源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传统中国的观念思想和方法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才真正完全自主、有目的地大量了解和研究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潮流，比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历史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思潮，层出不穷地引入中国学术界。它们对中国学术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启发产生了不少影响。不过，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是非对称的，在此之中基本上只有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少之又少，甚至也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和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交流不断展开，中国与国际上许多高水平大学、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在不断加强。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约37.6万人次，参加国际合作项目2600多个，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1.5万多篇，有近800部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在9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6]这无疑扩大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必将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想见将越来越会以一种对称性的方式进行。不过，在此期间我们需要解决中国人文社会化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二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学科：主观划分对象化
学科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推翻苏联模式，但不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而随意主观地进行学科划分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非常严重。比如，行政管理就因为“管理”两个字，就被划分入了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而公共管理这个一级学科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拼凑色彩，包括了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5个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二级学科。另外把中共党史划入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其实，“分类”是个认识工具，是为了便于规范管理的“参照系”，对研究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参考。但是，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学科划分”被简单地对象化和绝对化了——似乎作为一个“客观标准”，成为了在学科建设之内和学科相关领域以外都需要“遵守”的东西。
（二）概念：数量少与不规范
现代社会迅猛发展，对某种思想，某些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究，是需要摆脱日常话语而用严格的学术概念来实现的。面对浩瀚的学术典籍，我们一方面感叹其数量之繁多，另一面也惊叹这些概念能建构如此精巧的理论，以至于能深刻而全面地解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大量地译介西方思想，另一面也有不少学者尝试着构造自身概念来构造自身学术理论，但在质量和数量上，译介西方的思想其实也是非常有限度的。这与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西方思想的译介来说，中国方面的工作还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官方评价体系中对专业翻译工作的不重视，尽管强制普及应用外语的导向很明显。比如，在高校，翻译著作大都是不计入工作量与职级晋升无关。于是，便导致了翻译人员工作敷衍，由于翻译人员专业知识缺失而导致的理论疏漏，无法达到“信达雅”的标准等问题。同时，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性，使学者很难在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以自身概念来建构原创性的理论问题，这就使得原生概念更少产生。时下很多人将生活用语、网络用语，运用于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相反，恰恰反映出学术概念在某些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其实，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也与我们概念运用的不规范相关。比如“国家”与“政府”概念不分。不过也要看到的是，这种不规范其实并非仅仅根源于概念，而是源于思想。比如在西方思想的译介中，英语词“right”在中文里对应的是“权利”或“正当”，其对应的德语词“Recht”却与“权利”、“法”、“法律”、“法权”等对应翻译，其实这些译名的选择后面对应的是思想，但却需用不同概念去说它，这意味着同一个概念在中文环境下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概念问题一定与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相关联。
（三）理论：建构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依附性一方面是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依附，另一方面是一学科对其他学科之间的依附。从8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思潮不断被介绍到汉语世界，思想流派层出不穷。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概念也是不少的，但是能够有效地被运用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自身学术建构的概念并不多。其中的原因，其一来自于这些思想的理解很多都是只停留在介绍和了解上，没有被运用到中国内生的理论研究上，更没有在中国原创的（原生态的）思想理论上来加以深入理解和批判；其二也在于理论建构太多受制于西方学术，而没有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来面对自生的现实问题。所以，理论建构的表层化，其实是遗漏了或者没有面对根本上的问题，而只是在概念之间打转。这就使得理论建构的依附不仅仅是依附于西方各自各有的思想潮流和概念体系，而且也使得学科之间的依附也非常明显。比如计量经济学中，经济学对数学的依附使得前者完全可以化约为后者。这种依附其实隐藏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假设，即一个学科的问题可以转化成另一个学科的问题，一个学科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另一学科。近年来在研究方法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与此相关。
（四）方法：总体依然滞后与绝对化现象并存
西方学术史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方法对于理论建构的革命性作用，有时候一门新的方法甚至可以开辟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却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理论建构的方法总体上滞后于西方，但另一方面，却有一种方法论的神话，似乎有一种通用于多（甚至所有）学科的方法，方法论被看作是根除百病的妙药。这其实仍是懒于面对自身理论问题，放弃内生问题而舍本逐末的态度。所以毫不奇怪，会有学科之间的依附性，而不会引出问题之间的依附性。后者显然是需要更大的学术勇气。这也是我们在八九十年代不得不大力推动和鼓励运用计量的方法、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而今天却又不得不提醒部分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把计量方法和田野方法的作用绝对化。
这些亟须突破的问题，归根到底昭示出一个根本的态度，回归到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之中，以中国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现代化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走向文化强国的道路，无一不历经了对自身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过程。以自身的原创性来突破这些问题是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必要条件，也是实施我们的“走出去”战略的最好资源。
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未来走向的几点期许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未来走向，从客观方面必须立足三个“基本面”：
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我国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据统计，我国的成人识字率已超过94%，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阶段，中高收入者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这些变化使得哲学社科方面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步转变，要求更全面的科普工作和更加面向具体问题的理论态度。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成为传播社会科学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也在飞速进行，如此带来的是思想观念方面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文社科在此产生的新问题和亟须研究的新领域就不仅仅是局部和地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了。据此而言，这个基本面也是中国人文社科事业走向世界的一次契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也意味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大环境的变化。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要融入到这种新的环境和新的全球视野之中，坦然地接受由此所带来的一切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其实也是这个视野不断开拓的过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以这种视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在这种视野之内中国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就应突破旧做法，以更宽广的心态，协同和创新的意识来开展学术理论研究。对于学科的划分和发展，一方面是要求更加精深和细致，另一方面则不要以学科划分的桎梏而忽略对相关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这给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资源的配置也带来了新的课题。
第三，国际化是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尽管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多极化发展一样，会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但是要看到的是，多元化是在一种全球意识中的多元化，而不是封闭和对抗意义上的多元化。所以，在交往导向下的学术发展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载体的大学，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视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交流不仅限于科研，——3＋1或2＋2的培养方式，在国内外的高水平大学都已经占到相当比例。我们有孔子学院，德国有歌德学院，美国有富布赖特项目。这就要求所有肩负有管理、协调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机关和单位，要求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进一步树立国际化意识，以适当的方式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
在上述客观背景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面临着自己的主观抉择。这条路怎么走？是否如下几个方面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
——“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7]。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在理论与现实（国家）之间取得平衡。理论研究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本身的发展，另一个是对现实的理论抽象。[8]如果说纯粹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国际意识的话，那么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就特别需要以本土意识或者国家意识为基础。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日益成为世界知识体系之内的一部分，但是不仅从理论研究的双重性上，而且从现代国家对社会研究的内在要求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负担着国家体系的正当性和国家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要求。这恰恰源于国家的实质：“一切新的国家形式今后都不得不借助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正确合理，并使其成员能够理解。不论专制的或是现代的国家形式都具有这一特点。”[9]显然，要很好地说明国家形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必然也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所以，中国意识与国家（全球）意识的平衡，必然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中首先涉及。
——“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产生中国原生性的理论构建，这不仅要面对理论问题本身而且要面对现实问题。如果说，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意识其实是根源于我们的理论态度，即一种纯粹面对问题本身而不顾及现实利害关系的态度，那么这种问题意识从根本上还是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问题的现实性。要将中国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平衡贯彻到具体的人文社科研究中，显然我们又必须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就后者而言，学科意识其实是导源于学科划分，这种划分归根到底是为了深化对问题的研究而设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平衡就在于从深度上将问题打通，这种打通需要学科之间的协作创新，这也就要求（既在广度上更在深度上）综合素质突出的人才来实现。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社科研究中学派、团体工作模式，究其实质就是几种“找平衡”的典型形态——它延伸了个人能力的极限和自然代际传递的局限，以协作的方式来扩大对问题的研究。这种方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应该得到大力推广。
——“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人文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实理论建构的表达。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精，显然无法为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充分合适的概念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基础。人文学科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在工作中则具有较为突出的个体化特点，宜求精，不一定要求有很大的人员规模。社科方面的“强”，则表现在能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种材料，尽可能直接面对社会的实际需求，包括为此适当扩大研究队伍和鼓励采取团队工作方式，以期更好地服务国家急需，更好地推动国际合作。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我们自己反倒有时候显得“底气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人文社科理论层面仍缺乏对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说明。要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人文做精和社科做强的动态平衡。当然这里也更加具体地涉及方法论建设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考虑方法论运用中移植、修正与自身建设之间的平衡。
作者朱光磊，南开大学副校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宋林霖，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研究联合中心兼职研究员；王转运，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干部。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300071
[1] 原文刊发于《江淮论坛》2013年第1期。
[2] 新闻通气会材料：《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015/201111/126841.html）。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4] 新闻通气会材料：《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015/201111/126841.html）。
[5] ［美］T.D.约翰逊：《社会学——多重范式的学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6] 新闻通气会材料：《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015/201111/126841.html）。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8] 林尚立：《中国政治学需要新发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9] 比约恩·维特罗克：《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发展：现代性问题论说的变化情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