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剧”概念在中国戏剧界的使用情况

在中国戏剧界，有部分学者使用的“正剧”概念可溯源至狄德罗。

1942年，现代戏剧理论家李健吾先生在一篇评论《上海屋檐下》的文章中介绍了狄德罗的“正剧”概念。在现有的资料中，李健吾算是介绍此概念的先行者。[15]在当代，狄德罗“正剧”概念的两重内涵，我们主要取的是其中的第二重内涵，即“正剧”是一种表现启蒙时代之人类理想（如自由、平等，以及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道德原则）的戏剧。以董健先生为例，他认为正剧首先是一种“更加生活化”、题材“更广阔”的戏剧，这说的便是狄德罗“正剧”概念的第一重内涵（普通人物，贴近日常生活的事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剧是更加个性化的戏剧，亦即更加人化的戏剧”。董健先生所说的“个性化”和“人化”就是其一直以来倡导的“现代意识”、“启蒙意识”，也即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意识、民主意识以及基于这些现代意识的道德准则。再次，在董健先生看来，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都是经典的正剧作品。[16]在当代中国戏剧界，董健先生的正剧观极具代表性，持类似正剧观者还有谭霈生先生、胡星亮先生等人[17]。

对中国当代戏剧学者来说，或许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过于迫切，现代意识从来被视为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或者说，实践生活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冲突均可由现代意识解决从而走向圆满。从世界观的角度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正剧性世界观。当中国当代戏剧学者带着这样的世界观涉足戏剧领域时，他们并不想（也意识不到）借“正剧”这一戏剧形式在“现代意识”的上空做一番精神上自由的翱翔，而只是拿“正剧”来表达他们对“现代意识”的膜拜甚至迷信之情。易言之，作为鼓舞人心的实践理想，“‘现代意识’是正确的、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这一观念像个“抓手”，牢牢地钳制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中国当代戏剧学者所表述的“正剧”，不是品尝和观照现代意识之有限的“悲剧性戏剧”，而是将它理解为宣扬和彰显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现代意识之“正剧性戏剧”。

还有一部分中国戏剧学者使用的“正剧”概念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联系在了一起。

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这样描述正剧：“正剧的外部表现特征，主要在于人物命运、事件结局的完满性。正剧性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也是正剧的审美本质所在。它不仅是指完美的收场、幸福的结局，其实质在于：既表现生活的肯定方面，又表现生活的否定方面，主人公也像悲剧人物那样追求着历史的必然要求，所不同者，这种要求在悲剧中不可能实现，而在正剧中则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而在正剧中，不合历史潮流的要求则被否定掉。”书中还写道，表现“主人公在坚持斗争的行动中内在精神的完满”的社会问题剧（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及表现“新旧两个世界的较量”的英雄戏剧为正剧的两个类型。[18]

事实上，从现代意识之个体解放（也就是获得自由）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是启蒙的后裔，其社会进化理论是启蒙理想的别种表述。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狄德罗、康德等人的自由、平等以及建立于此的普遍道德还只是抽象的观念。马克思把这些抽象的价值落实到具体的阶级和个人头上，他认为，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平等还有道德等就还只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而不是真正全人类所践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原则。一旦消灭了阶级，自由、平等，以及普遍理性的道德自然也就实现了。或许，鉴于马克思的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对启蒙思想的天然亲和力，中国学者才会把狄德罗的“正剧”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嫁接在一起，并把前者的启蒙道德理想替换为后者的共产主义理想。[19]

综上，现代以来的中国戏剧界在使用“正剧”概念时，或者直接取法于狄德罗，或者将“正剧”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相嫁接。中国戏剧界希冀拿“正剧”概念来表达的理想（现代意识或共产主义理想）均被理解为关于实践生活的绝对真理，而不是被理解为有限的实践理想。基于这样的正剧性世界观，现代以来中国戏剧界所理解、使用和表述的“正剧”为“正剧性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