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有关人类学理解问题的讨论中曾经说过:“在不同的个案中，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它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一个真正的巫师写的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并不能感知一个当地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同感知。他所感知的是一种游离的，一种‘近似的’或‘以……为前提的’、‘以……而言的’，抑或诸如此类通过这种修饰语言所涵示的那种情境。”[1]

在对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南板县那多新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及过程后，我们也都面对一个是用“巫师”还是“几何学家”的眼光来审视手头的调查资料并进行写作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采用前者的眼光还是后者的眼光，我们都不可能做到。很难说有人类学者可以真正地成为“巫师”或者说真正地成为“当地人”，道理很简单:无论谁，包括从这个“当地”走出去读书、工作并成为人类学者的人也会因他离开这个“当地”后的各种经历而不再可能和那些依然在“当地”生活的人一样地去理解日常生活及各种仪式。现实生活总是芜杂的，不要说没有人能真正做到事无巨细地记录一切，就算可以做到，那也将是流水账而不是学术的探索。因此，无论呈现什么事物都要放弃一些东西，只是我们放弃的那些东西是我们认为无关宏旨的罢了。但许多时候，我们又很难确定我们认为无关宏旨的东西真的就是可以排除在外的。人的生活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所谓理性计算的东西，也有大量的情感内容。显然，纯粹的“几何学家”眼光是会丧失许多与体验、感受、情感以及生活意义相关的诸多问题的。或许，人类学者的眼光就在“巫师”与“几何学家”之间。但这样的说法毕竟是个理论性的说法，并不具有多少可操作性。

倒是“以……为前提的”、“以……而言的”说法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提示。那多寨的社会及文化我们必须要展示出来，哪怕知道这也只是我们眼中的那多寨，并不敢说我们就已经将那多寨全面细致地呈现出来了。我们准备“以处于国家边缘的角度而言的”、“以跨境民族的族群关系为前提”的视野来呈现我们眼中的那多寨，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思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身处国家边缘的少数人群的生存状况，他们是如何看待国家以及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的关系的。

那多新寨紧邻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龙镇勐宋村委会，离中缅边境线的直线距离约100余米，差不多可以说就是一个建在国境线上的寨子。

戍边的年轻战士，紧握钢枪，凝视远方，身后是飘扬的国旗。相信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国境线的一个经典印象。

在中国长达几万里的国境线上，这样的情景并非罕见。然而，在许多段国境线两边，人们操着同样的语言，身着同样的服装，自由地往来于默默地伫立着的界碑两旁，走亲串戚，谈婚论嫁。贩夫走卒间或其间也是一种边境图像，“摔一跤就出国了”并不是夸张。但是，山水相连、田地交错的地方居住着的人们不真的似麂子、鸟儿那样没有差别。国境线两边的人们因分属不同的国家而具有不同的身份，进而也有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方式。仔细去分辨，国境线两边人的笑靥也是有差别的，或自信或无奈。就是原本最没有差别的大地也会因分属不同的国家而留下不同的印记，一边是水库、柏油路;一边是小水塘、“水泥路”。云南省景洪市勐龙镇勐宋村委会和缅甸第四特区南板县景康乡那多村就是山水相连的。在边远的乡村，见到国旗就知道有小学校。除了国庆节等特殊的日子，人们并不常见到国旗。村委会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插着国旗倒不罕见，但村子里插着国旗确实不常见。所以，当我们看到勐宋村委会的村子里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就知道这里是边境地区了。中国最边远的哈尼族山寨上空飘扬的国旗，十分明确地表明这里是边境地区，但绝对不是国家的边缘。

也许勐宋村的村民们的话更朴实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么国家是真的要得呢。种地吃饭盖房子本来是自己的事，但国家还要给补贴呢。”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些话，使我们在对关于那多新寨的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和思考的时候，明确了这本民族志的主线——那就是那多新寨人的发展困境就是由于他们身处国家边缘。尽管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已经有不短的历史，理论流派也不断出现，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但是，在边境地区的村寨中进行的田野研究依然需要大幅度增加，至少，这样的研究可以在有关国境线两旁普通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寻找国家存在的意义。

也因为那多新寨处于边境线上，他们的生产生活都与相邻的中国村寨有着诸多的联系。即使我们不想做比较，那多新寨的村民也会把他们的生活和邻村的生活进行比较。在看到邻村有来自国家的诸多扶持政策和各种富民措施，孩子有良好的受教育的条件，年轻人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老年人有逐渐改善的医疗保障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完全无法相比。由此他们也会作出自己的思考:边境线两边的人都是一样的哈尼/阿卡人，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现在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国家。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哈尼族身处国家边陲，但他们并不边缘，而国境线这边的阿卡人却是真的处于国家的边缘。

在某些人类学家的视野中，类似的远离了国家或处于国家边缘的一些没有工业的，住在茅草屋中的生活是“绿色”的，是“闲暇”的，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原初丰裕”的。我们关于那多新寨的观察告诉我们，提出这些观点的人一定是无视住在茅草房中的人也会遭遇传染病的，茅草屋旁的“生态的”猪也会遇上瘟疫，都可能会大量死亡的情况的。事实上，茅草屋的存在所表明的是蜷缩其中的人们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或者说是缺乏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机会。此外，那种认为这一地区的山地民族都天然具有逃离国家的基本特点以及文明不能上山之类的表述，只能是在遥远的已经深切感受着自身的全景式统治的痛苦的某些西方学者的表述;只能是不知道抽象的国家并不存在，从而无视现实中不同的国家具有诸多实质性的差异的那些人的想象。因为，至少那多新寨的阿卡人并不抽象地拒绝国家，他们希望国家能够到场，或者说希望他们自身能够摆脱边缘，前提只是国家能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无休止的歧视乃至战乱。

[1]［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学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