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公元”

假设我们现在仍用国号纪年，今年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五十二年”。当然，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决定用传统的国号纪年。今年还可以是“民国八十九年”，这个纪年法还在中国东南的一个岛省内沿用着。还设想我们今天真的用上了国学大师章太炎考证和创用的“黄帝纪年法”，2000年则是“汉人开国之四千六百九十八年”，总之，假设中国人一如自己的祖先，全然不睬Y2K（Year 2000），哈！我们今天怎么过这个二度的“千禧年”？

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人群，人类完全可以现在决定：已经过到今天的日子，从此拉倒重来。二十五史上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这样做的。“改正朔，易服色”，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纪年。过完了“康熙六十一年”，还有“乾隆六十年”。一百年以前的中国人，不用十年代、一世纪、一千禧来计算时间。一朝一姓一帝的纪年，“法轮”翻转，这是臣民们的永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变的。

时间概念也是历史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纪年。日本把神武立国作为大和民族的纪元。阿拉伯民族把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公元622年）作为伊斯兰纪元。公年纪年，是由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开始的。耶稣活过了，耶稣又走了。一年，二年……信徒们后来高兴地听说，一千年后，耶稣会回来，他要作千禧年的审判。于是每一颗基督徒的灵魂都为此而时刻准备着。公元1年，正是中国的汉平帝元始元年。

“耶诞”，历史上这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习俗，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美洲、非洲、澳洲，也来到了东亚。当基督教成为一个广泛的世界宗教以后，这样的纪年方法才消除了它的民族性，变为一种全球性的习惯，成了全人类必须认同的铁定标准，号称“公元”。现在的世界各民族都接受了公元纪年。否则，“开除球籍”！去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无不忙着在自己的电脑里像捉老白虱一样捕捉Y2K“千年虫”。全球联网，不分彼此的时代，各人自家的电脑可以有不同的钟点，但人类必须拥有一个能够统得起来的时钟。

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全球化运动，中国人落后了。中国没有办法抢先把自己的纪年法推到全世界。一百年前，当中国人酝酿在国号之上用统一纪年的时候，本土宗教也做出过反应。针对西化分子要推行“耶诞”，用公元纪年，中国的信徒们也考证“佛诞”“孔诞”，要用释迦牟尼和孔子的生日来纪年。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不遗余力推行和建立“孔教”的“教主”。1910年清朝将亡之年，他提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他把1910年定为“孔子生二四六一年”。章太炎是反满的民族主义者，他提出的是“黄帝纪年”。但是，1911年的中华民国最终采用的不是“孔诞”“黄帝诞”纪年法，而是国号和公元并用的纪年法。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用国号，改而直接用公元纪年法的政权。

当代中国人计时已经完全西方化了。中国的铜壶滴漏，计时计刻，在四百年里完全改过来了。清朝以前，中国人用“时辰”计时。一天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夜安寝，卯时鸡鸣，“锄禾日当午”。这是传统计时制下的意境。1643年，明朝的最后一年，崇祯皇帝颁布了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和上海人徐光启编订的《崇祯新历》。这部天人相配的新历，非常精确，但并没有帮助“真命天子”挽回明朝，天下反而被满清夺了去。清朝顺治年，这部历法正式启用。历法中，第一次，中国人的一天也被划分为二十四格。十二时辰，一分为二。一时辰分成了二个“小时辰”，一天就分成了二十四个“小时辰”。“小时辰”后来就简称“小时”。二十四小时，是西方天文学的计时制度，我们用上了和基督教国家相配合的历法。

中国人现在周末也休息，更是明显地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最早在1601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介绍“星期日制度”：“列国之人，每七日一罢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圣殿，谒礼拜祭，以听谈道解经者终日。”《圣经》的“创世记”，记载上帝在七天里创生了万物，第七天休息。所以星期天教徒必须上教堂，礼拜上帝，这是铁的规矩。上海方言里，至今还把星期天叫作“礼拜天”。直到20世纪末，世界上还有许多基督徒商人在星期天大上门板，上教堂去。中国人不上教堂，但星期天的周末休息也已经是铁的规定。

“小时”“星期”“元旦”“世纪”“千禧年”，这些词汇已经刻在手表，载入日历，植入电脑，深入人心。如今谁再要像清朝不明事理的大臣杨光先那样赌气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把西方的历法制度都赶走，他无疑是有精神病。假设今天谁持有一张“民族主义航空公司”签发的“孔子生二五五一年正月甲午日午时登机”的飞机票，他敢坐？不知1900年的义和团拳民，和2000年的民族主义者是否想过：在20世纪排拒全球化，是和杨光先排外言论性质一样、程度不同的愚昧行为呢？

1600年，利玛窦从澳门辗转来到江南，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他。自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开始对话，以此为标志，中国人已经和西方文明打了四百年的交道。现在，第五百年的对话在21世纪又开始了。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尤其是最近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名物制度。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故我。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的制度，如时间制度，深深地植入了中国文化，就像中国餐馆开到了美国、欧洲各大城市的每个角落一样，为各国人民享受着。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从各民族走到一起以后，这世界就联为一体了。“公元”，没有太重的民族意义了。况且世界上再也没有不变的民族，不变的文化。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还在。我们中国人还是各种人群中相对细腻、相当敏感的民族。我们特别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我们还是世界上最会吃的民族，我们还是用筷子吃饭，吃米饭。但我们毕竟已经在20世纪中融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正和许多其他民族一起分享着人类共有的东西。虽然我们常常觉得人类当中，这种共有的东西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今天，我们至少有着一个普天同庆，天下一家的共同节日：2000年的千禧年。不错了！

（原载《上海文化》，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