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博物学评论》寄予厚望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中国博物学评论》发刊在即，承主编和商务印书馆热情相邀，命有所言说。辞不获已，就借此机会在这里谈一点外行的一孔之见。

在许多人心目中，画画花草图案，做做昆虫标本，拍拍植物照片，这类博物学活动，和精密的数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博物学显得那么的初级、简单，甚至幼稚。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将“数理程度”作为唯一的标尺，用来衡量一切知识。但凡能够使用数学工具来描述的，或能够进行物理实验的，那就是“硬”科学。使用的数学工具越高深越复杂，似乎就越“硬”；物理实验设备越庞大，花费的金钱越多，似乎就越“高端”、越“先进”……

这样的观念，当然带着浓厚的“物理学沙文主义”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正确的。而实际上，即使我们暂且同意上述“物理学沙文主义”的观念，博物学的“科学地位”也仍然是可以保住的。作为一个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因而经常徘徊在“物理学沙文主义”幻影之下的人，我很乐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天文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中，有绘制星图，编制星表，以及为此进行的巡天观测等等，和博物学家“寻花问柳”，绘制植物或昆虫图谱，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近来博物学在中国渐呈“复兴”之势，关注博物学的人多了起来，许多与博物学有关的书籍也次第出版，有些还获得了相当好的销售成绩；在学术层面，有关博物学的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现了多篇。对于此事，刘华杰教授提倡鼓吹之功，实不可没。

中国是有博物学传统的，尽管中国古人所说的“博物”与现代西方传来的“博物”在语义上或许有所差别，但许多精神是一致的。就现实的社会功能而言，博物学也不仅仅是象牙塔中“学术怀旧”的题目，而是可以对我们当下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例如，博物学可以直接和环保、绿色生活之类的理念相通，这是容易想到，而且有目共睹的。但博物学无疑还可以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扮演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的角色；又如前些年我和刘兵教授、华杰教授的三人谈《博物学编史纲领》（署名“崔妮蒂”）中曾设想过的，以博物学的眼光和标准，将可以写出一部完全别开生面、与现今已有同类作品大异其趣的新科学史。

博物学在中国有其传统，这对于博物学的复兴固然是好事，但也会形成另一方面的某种挑战。由于博物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入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不需要太艰苦的专业训练，就可以涉足进来。这对于博物学走进公众生活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容易将各方面的博物学爱好者吸引过来；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从理论层面进行建设和提高，将博物学从亲近自然或怡情悦性的层面提升到真正的学术高度，也就显得尤为迫切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博物学评论》有厚望焉！

201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