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灵政治与公共外交

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兴起，对国际关系最大的影响在于国际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包含社会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众多层面的关系总和。以往，人们在认识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运用一个著名的“牛顿主义”比喻：把国家看做是一个个的圆球，在一个凹陷的餐桌上相互碰撞。现在，情况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不仅在原来的游戏格局中增添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新的“参与者”，而且餐桌上圆球相互之间如何碰撞取决于圆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也取决于餐桌结构的动力，餐桌本身的结构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后牛顿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的时候，不能仅仅通过同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加强交往来解决问题，更要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体进行接触和交往。

公共外交就是在后牛顿主义世界观下，研究超越不同文明鸿沟的学问，然而，跨越不同文明群落的鸿沟的任务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分为不同的阶段和层次。沿着从技术到价值的次序，不同国家之间精神层面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1．信息以及信息管理

近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有一句名言：“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句话指明了信息与物质和能量具有不同的属性。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待另一个国家，首要的是获得一定的信息。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首先必须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具有顺畅的信息渠道。在信息社会里，神秘政治已经终结，但是由于受到个人兴趣、信息爆炸以及时间精力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人们并非能够完全掌握这些信息，必须依靠国家有意识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管理，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他们获得足够的信息。

所谓信息管理，是指对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存储、整理、开发、规划、利用的一种战略管理，以提供一次、二次和三次文献为主，有效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管理和提供的对象是编码化的显性知识。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对信息进行管理，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现象复杂多样性和信息的无序性与国际公众对该国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在特定的时间内获取所需要的特定信息成为可能，从而为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提供依据。

2．知识以及知识管理

知识，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其内涵和外延因使用者不同而异。根据1997年版《韦氏词典》的定义，知识是通过实践、研究、联系或调查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的认识的总和。因此，知识是由接触事物的信息所获得的见识的总和。张岱年先生认为：“能知与物相遇而能反映之，能辨其形容，便是‘知’。如目遇物而有所见。此‘知’即今所谓感觉。此知即是接，起于能所之相接。然人的所以知之能力，不惟能所遇物而辨其容，更能对于所知加以比较推究而深知其性质。”可见，知识是人类通过信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与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人的大脑通过思维重新组合的系统化的信息集合。瓦特从蒸汽使壶盖跳跃这一信息中分析出蒸汽机原理这一知识，牛顿从苹果落地这一信息中分析出“万有引力”这一知识；人们从“动物的异常”这一信息中分析出“地震前兆”这一知识，由此等等。经过人的分析、整合，信息成为适用于生存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识一个国家的文明或者文化，仅仅获得信息还不够，必须经过思维的整合和系统化、条理化，形成符合逻辑的知识。更进一步说，不同国家之所以对对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互不理解，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不同的知识体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网络化进程的加深，人们日益意识到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仅仅依靠信息管理所暴露出的弱势，比如仅仅关注表达知识的记录型信息的管理，涉及的仅是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却疏忽了对人类知识的主体——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而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最终起作用的是隐性知识。既然如此，沟通不同国家的相互理解，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知识的传播和管理。知识管理主要体现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数据、信息处理能力和人本身具有的创造能力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它注重非编码知识的载体——人的管理，特别注重挖掘人脑中的隐性知识和激发人的创造力，强调知识在国家之间的传播，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

知识管理是信息社会时代的必然要求，它是建立在信息管理基础上的（即对信息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开发和利用，以提供记录型文献形式为主，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管理和提供的对象是编码化的显性知识），更注重人脑中的非编码化知识（即隐性知识）的挖掘、优化、控制，转化为国家之间可以广泛共享与适当利用的、经过整合的显性知识，使知识合理流动，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3．价值以及价值管理

什么是价值？从哲学上来说，价值是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如果用非常浅显的日常用语来说，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好坏”意义，包含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祸福、荣辱、优劣、贵贱、有用无用、可爱可恨、妥当与否、值不值得、应不应该、重不重要、轻重缓急等，统统在内，都可以用好坏来表达；凡是需要加以“好坏”判断的，就属于价值问题，这就是所谓“价值观”特有的思想内容。价值观不同于知识、理论和科学系统，它主要不是表明人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做什么”，而是表明人们究竟“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是人们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选择的内心定位、定向系统。因此，国际关系的非物质层面除了包含信息关系、知识关系之外，还包括价值层面的关系。国家之间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除了利益上的争夺之外，价值观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人们关于任何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用以评量事物之（价值）轻重、权衡得失弃取的“天平”和“尺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评价标准系统。于是，一个国家通过一定的外交努力，说服其他国家承认本国价值观的合理性，并给予一定的尊重，是信息社会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过，从来源和基础方面看，任何人的价值观都不是凭空产生和改变的，归根到底它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和实践经历等特征。价值观的深层基础是主体的根本地位、需要、利益和能力等具体情况，是人的现实生活在头脑中的反映和积淀。因此，在国际关系之中实行价值管理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扩大彼此的交流，在互动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进而建立起必要的原则、准则来协调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显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域的扩展以及“全球心智圈”初具轮廓，“知识就是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变得日益突出，而且原来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路径和自由制度主义路径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开辟新的理论空间，用逻辑的力量进行回应，不断修补和提升理论。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首先将这些活动纳入一个“心灵空间”的总体视野，我们借用阿奎拉和隆费尔特（J.Aquilla and D.Ronfeldt）使用的一个名词“心灵政治”（noopolitik）进行分析。阿奎拉等人使用的“心灵政治”最早是受到了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皮埃尔·特利哈德·德·查丁在1949年创造的新词“心灵空间”（noosphere），意为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意识和智力活动超越生物圈的较高层次和领域，而且心灵空间将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代生态空间。阿奎拉和隆费尔特认为，针对国际智力圈的外交行为可以帮助美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比如互联网）创造一种环绕全球的、生机勃勃的思想网络。于是，“心灵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路径。

由于“心灵政治”更多的不是立足于国家，而是立足于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广大社会公众，因此，该研究路径要求国家行为体要同非国家行为体一样，在社会活动中注重发挥“软权力”的作用，通过媒体表达思想、价值、规范和伦理原则，尽量通过平等的协商、传播、交流和对话的方式同本国或者外国的民众进行沟通，说服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意图和目标，而不再像现实主义路径那样强调国家的活动依靠权力（特别是“硬权力”），国家是最高的权威，国家管辖之下的民众不能挑战国家的权威，权力是国际秩序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心灵政治”的研究路径与新自由主义更接近些，因为他们都强调发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作用，但不过分强调非政府组织（NGOs）和所谓的全球市民社会，可以看做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提升。另外，阿奎拉等人认为，“心灵政治”的研究路径与建构主义具有相似性，建构主义强调“观念性的因素”（ideational factors），比如社会认同、规范，认为这些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都是决定国际现实特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建构主义所讨论的问题与“智域政治”所讨论的问题是重合的。但是，由于建构主义处于成长完善的过程之中，并且在外交领域和国际战略领域还很少看到运用该理论路径进行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没有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路径，而是使用比较明确而形象的“心灵政治”的研究路径。

事实上，从外交样式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心灵政治”不过是把国际公众纳入了外交影响的范围，特别是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利益集团）日益挑战国家和政府的权威，政府必须学会运用协调、沟通、合作的方式而非控制、命令与指挥的方式与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和网络，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皆是如此。在国内社会，这种转变被称为是“社会治理的转换”，在国外则表现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有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大众传媒在引导民众的舆论方面发挥着比较显著的作用，但是很少关注“软权力”对国家战略的重要价值，或者说没有将“软权力”纳入国家外交战略以及外交行为的轨道。对外传播、教育文化交流、各种类型的研讨会、经贸来往以及所有的相互接触行为（官方的正式接触除外），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赢得信息优势都是大有帮助的。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活动并没有被很好地纳入一个理论的框架进行系统的分析，在国家之间的外交领域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沿着“建立全球心灵空间”（全球意识共同体）的研究路径，本书将集中探讨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开展针对其他国家“心灵空间”的公共外交工作，其针对的对象不是地理空间、生物空间、现实（权力）空间，而是“心灵空间”，努力获得其他国家民众（当然也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上对该国的理解、认同、支持甚至喜爱。说到底，本书研究的公共外交不过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国际民心工程”。既然公共外交不外乎赢得国际公众的“民心”，那么，一个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就不能凭借武力的方式，只能通过信息转换，依靠平等的协商和交流来获得他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