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在学术领域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子传媒（当时主要是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概念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影响的观点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那么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信息论——“人—机对话”带出的理论

从字面上看，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8年，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发表了他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用以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申农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他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他还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

如果以打电话为例，主动打电话者便是“信源”。说者经过大脑的瞬间运作，利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系统，组织成表达意思的具体的言语，言语经过电话筒变成脉冲信号，这些过程便是“编码”。经过编码的信息所通过的电话线或无线的大气空间开始传播，这时被编码的信息载体便是“信道”。在接电话的另一端，通过电话筒又将被编码的信息还原为发出方的声音和内容，如果接电话者使用同一语言系统，那么理解只是瞬间的事情，如果对接电话者来说，传来的声音是外语，也许要经过有意识的头脑里的翻译过程，这些过程便是“译码”。当信息被接电话者理解之时，接电话者便是“信宿”了。在整个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声音受到各种其他信号或技术性问题的干扰问题，这便是“噪音”。这个模式已经意识到通信环境的问题。申农之后，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进一步提出了通信生态理论，为研究社会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系统平衡”带出的控制论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那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一文。这篇论文和他第二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应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20世纪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造成的时空跨越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的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

媒介形态本身含有无形的信息

循着这个思路，从传播学中发展出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即传媒形态的变化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和人。这是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有的研究者称这种研究为“技术主义范式”。这个思路从芝加哥学派到“三论”的阐发者，还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被论及，它的第一位专题研究者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以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英尼斯的学生和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传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他认为，媒介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的延伸，等等。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他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如果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媒介化——一个愈显独立的传播学研究领域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如何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

这种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的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的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都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