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传播会成为研究对象

人离不开传播，如同人离不开空气一样，达到了察觉不到的地步。所以，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都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工业革命引发传播科技的发展

传播现象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马克思在电报刚刚普及的时候就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一百倍。”一位学者这样描写了19世纪末的情景：“由于有了电，尽管有距离或表现形式的障碍，传播（communication）还是能够发生。这个术语像魔术一样使一连串悠久的梦想招之即来，像天使一样给别离的恋人鸿雁传书，使之心心相印。‘传播’似乎比昔日面对面用语言守望相助的生活，不知要强多少倍。它犹如闪电一样迅捷、以太一样细腻、灵犀一样神气。人际关系逐渐经历一番重新描绘，成为用技术实现的远距离传输——在同一频道上接触、收听或关机，接收好消息或坏消息，或者呼叫说‘地球呼叫赫伯特，请进！’这个意义上的传播，把人的关系问题变成适当地调频或减少噪音的问题。”在电报、电话等通讯工具迅速传递消息的支持下，本来属于社会高级精神消费的报纸，也于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真正的大众传媒了。

城市人口的集中造就了规模化的信息需求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19世纪初，全世界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中。1848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英国1851年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半个世纪后，这两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就已经分别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生活的必需，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1862年，马克思就指出：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换句话说，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现象：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20世纪初五位传播学思想的先驱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 Cooley, 1864—1929）、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1857—1913）。

还有一位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唯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 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二十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和维持着社会。它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则通过教育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不是学者，但是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现象。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在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在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中，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传播学三个学派的端倪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对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名字所示的那样统一。就是学派本身，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后面将谈到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中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有待建设。”

不管怎样，传播学在20世纪40—50年代逐渐形成，60年代被承认为一门学科。它表现为一类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和社会传播现象的哲学和社会学分析、理论假设、模式和研究方法，以及一些突发奇想。我国目前的传播学教材，主要叙述的是美国经验—功能学派的理论，其他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虽然有所介绍，但处于边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