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我国公职人员的态度和角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公职人员管理制度，相比国外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对公职人员的管理是严格且具有中国行政管理特色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2005年4月27日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就是一部规范公务员行为准则的法律。《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另外，为了促进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和改进公共部门的工作作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党风建设的需要，不断出台新的法律和政策，开展效能建设、整风肃纪反腐倡廉建设等一系列活动。比如201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包括总则、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实施与监督、附则等共18条。其中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事项，并列出52种“不准”的行为。“八大禁止事项”包括：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我国公职人员管理不仅有明确的规矩可依，更将“为人民服务”“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每位党员干部的为官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尽好为人民服务的天职。”就是表明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至高无上的事，既是使命又是职责担当。作为一个有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有历史责任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党员干部及全体公职人员主动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改善民生为己任，关注民生、惠及民生，做合格的人民公仆。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涌现出大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如焦裕禄、孔繁森、沈浩等同志，更有中国人民极其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这些优秀的国家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福祉、为国家和地方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就算是平凡的岗位也干出了感人的不平凡事业。当今，中国已经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国人都应铭记这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中华儿女。

经过“四风”整治、反腐肃纪、巡视督查等一系列活动，目前各地党风、政风有了重大的转变，公职人员作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在2016年抗洪抢险中涌现出很多感人的事迹。但是要看到一些公职人员中还存在一些不良的倾向，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反弹。比如，一些同志宗旨意识日趋消退，做工作形式主义过多；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只唯上、不唯实；一些人懒政怠政、工作飘浮现象突出，不愿意挑重担开拓进取。当前需要广大公职人员深刻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十三五”发展规划、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建设“五大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性教育和廉政教育，通过不断学习时政与省情、经济与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依法行政、科学人文素养、公共管理与服务、素质与能力提升等内容，增强“四个意识”、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法治意识。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以广大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基础，都需要以优秀的公职人员队伍为支撑。广大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要始终牢记公职人员的公仆身份，正确对待可以支配的权力。如果不能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甚至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欺压群众，还以权谋私、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就会极大地影响政府公信力和事业的发展，将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执政根基。只有认识和发现这些问题及原因，才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对策，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和真实的工作境遇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在公务员制度设计时就有所体现。比如说，我国的公务员不能适用现行的《劳动法》。在《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而公务员不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公务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有关劳动关系和人事关系上有特殊的规定，比如公务员的录取、处罚等，适用《公务员法》等法律、条例。从法律的规定看，我国公务员可能就会失去部分社会一般劳动者能够享有的劳动保障。另外，我国的政府职能和其他国家也有所不同，可以说，一般国家是有限责任政府，我国是无限责任政府，政府承担国家方方面面的事务管理，在所有事务管理中承担兜底的义务，反映到国家公职人员工作中常常是无条件承担工作重任，导致我国公职人员的责任、工作量、待遇常常出现严重不匹配的现象。作为各级党委政府也要体会基层公务员工作生活中面临的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等问题，不能遇事就一味问责追责，依纪依法从重处理。如何评价、激励、约束基层公务员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健全高效的公务员管理机制，提升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传统的精神、物质激励效用递减的背景下，部分公职人员出现迷茫和懈怠，认为收入与付出不匹配、责任和权力不对等，因此消极怠工和规避矛盾，这极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当前，出现了新一轮公务员、官员辞职的现象，社会上各界看法莫衷一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中规定，公务员可以辞去公职，但应当依照法定的情形、权限和程序办理。本来公职人员辞职，对于政府和公共管理系统来说，在一定范围是正常的现象，甚至起到“新陈代谢”的积极作用。任何人的职业选择是个人的自由，职业转换和人才流动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层次后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从古到今官员辞职都屡见不鲜。如果说辞职者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庸者，抱着混日子或追名逐利的不正确心态进入公职岗位，而如今自感管理严了、要求高了、太平官难做了，因而被迫辞职也未必不是好事。尤其在当下，从严治党、重整吏治，那些与“永做人民公仆”职业要求不符的人员离职恰恰是好现象。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职人员面临的可能是无经验可参照、无全方位信息可判断的困难和风险，这必然伴生出一定的失误，在工作中难免出现过错，如果社会不能给予适当的宽容，表现出一棍子打死的冷漠和苛责，谁还敢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自觉推进深化改革、敢打改革的攻坚战？越是处在一个风险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复杂性、风险性就越大，这就愈加需要社会营造宽容过错、包容失败的外部环境，给予公职人员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鼓励和支持。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对公职人员不能任人唯贤，或者因为社会上普遍对公职人员怀有偏见，就简单以成败论英雄，在舆论压力之下，不能给予公职人员合理激励，从而他们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评价评优、福利待遇等方面感觉不公，导致“心凉了”“没劲了”，因此决然离职，就可能造成公共部门的损失。个别辞职现象无碍大局，如果大量出现就是所谓“劣币逐良币”现象，留在公职人员队伍中的是大量的庸人，无法承担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职责，最终损失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也许目前个别公职人员辞职只是个案，还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媒体报道渲染的辞职潮现象。高烧不退的公务员报考热、事业单位招考热反映了公职岗位依然是社会最追崇的职业。就算有少数公职人员辞职，也是国家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深化的结果，是人员流动良性的反映，不必过于忧虑。而有些人认为公职人员权力巨大，公职绝对是令人向往的职业，满世界的人都想着给他们送东西行贿、请吃饭，他们的日子滋润着呢，还有什么感觉不好的理由呢？且不说以上观点是不是事实，就算是事实，估计绝大多数的公职人员站在大街上举着牌子“请送我东西吧”，也不会有人施舍他们。因为大部分的公职人员有的是事权（干活的权），而没有决定事的权力。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公职人员群体由于工作性质、身份、地位等的特殊性，任何一举一动总能引起他人的关注，何况发生的林林总总的腐败、乱作为等违法无序的事情刺激着社会的神经。如果觉得当了公务员就能够迅速“发家致富”那就真的错了，现在年轻公职人员的收入可能连迅速上涨的房价首付都难以支撑。但公职人员的职业优势在于社会地位高、工作和收入较稳定、退休待遇可预期等，尤其在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中国社会有着浓郁的“官本位”意识，学而优则仕，个人奋斗脱离贫苦从而光宗耀祖，为官从政无疑是历史上无数家庭和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打通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渠道。到了现代，这种价值观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从持续多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事业单位招考热”中也可窥见端倪，吃皇粮的公职人员还是社会普遍认同令人向往和热捧的“香饽饽”。社会总是存在矛盾和对立的因素，实现了“吃皇粮梦”的人群在其他人眼里是无比幸福的，也是遭人羡慕嫉妒恨的。

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中国社会种种思想在不断地冲突和博弈着，既有西方的普世价值影响，也有东方的哲学思想底蕴；既有传统的厚重文化传承，又有狭隘偏激的仇视。在这期间，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社会事务承担者的公职人员经历了各种苛责，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可能牵扯到公职人员，出现“天价鱼”公职人员要承担责任，来了“雾霾天”公职人员要被问责，倒霉的城管更不用说了，舆论已经把他们妖魔化了。笔者家孩子上小学时就曾发生一个事情，学校里一个男孩子说另外一个男孩：“你爸爸是城管”，结果对方怒了，“你全家都是城管！”两个孩子打了起来。所以，现代中国的公职人员的实际生存境遇远非大家想象的那么舒心，因此，出现公职人员甚至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辞职就不足为奇了。细细审视官员辞职这个一直备受瞩目和争议不断的现象，除了极个别特殊的、有些官员自身的原因外，需要探究辞官的普遍性动因，发现和思考辞官现象背后艰难的官场生态和深层次体制问题，方有助于社会冷静思考中国当前公共部门公职人员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生存状态和重要现实意义。

人们认识事物总应该理性地看待，辩证地分析平衡各种因素寻求最优方案。笔者在认识问题时总喜欢用平衡的观点探讨问题。比如，笔者认为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妻子、孩子、父母的平衡，家人和朋友的平衡，工作和休闲的平衡。在笔者的生活中，不平衡就可能出问题，当然，任何时段都有可能出现个别事务成为重点。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哈佛大学Robert Kaplan教授与诺朗顿研究院的执行长David Norton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一种绩效评价体系，推出平衡计分卡的管理方法，意图超越传统以财务量度为主的组织绩效评价模式，以使组织的策略能够更加科学和可持续。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的战略落实方面是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开展，并将四个维度作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实现企业管理中“战略制导”的可持续绩效管理，确保企业经营战略得到有效的执行。经过实践证明，作为一种新型绩效管理体系，平衡计分卡在现代企业战略执行力管理中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而在中国哲学文化元素中，中庸之道被奉为人生处世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强调人生不偏离，不极端，中正、平和，天人合一。在中庸之道的修行中，自觉地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教育，以实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完美人生。无论是西方现代的平衡积分卡管理思想还是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都凝练了对世界和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探索，用平衡的思想阐释中庸之道，或用中庸之道探讨现代社会价值的判断都可以拓展一片新的天地。那么，笔者就试图用平衡且中庸的思想来审视当代公职人员隐私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解开一个困扰社会的心结。